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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事情并非如我所愿,我碰到的不仅仅是母亲和妹妹两人:虽然韦尔西洛夫不在那里,但是母亲身边正坐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她到底是外人。我那种出于宽容的心情顿时消失了一半。奇怪的是,碰到类似的场合,我的心境怎么会瞬息万变:掺一粒沙子或伤一根毫发,就足以冲散我的好心情,取而代之的则是坏心情。使我遗憾的是,我的恶劣的印象是不会很快就被驱散的,尽管我并不记仇。我走进去的时候,我瞥见母亲立刻匆忙地中断了她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之间好像很热闹的谈话。妹妹只在我到家前一分钟才下班回来,还没有从她的小屋内走出来。

这寓所一共有三个房间。中间的那间是大家平常起居的地方,或者称为客厅,是很大而且差不多是体面的。里面有柔软的红沙发,不过已经磨得很旧了(韦尔西洛夫不喜欢用沙发套),地上铺着一些地毯,还有几张桌子和没用的茶几。右边是韦尔西洛夫的房间,又小又窄,只有一扇窗。里面放着一张破旧的书桌,上面放着几本没用的书和纸张。书桌前有一只也很破旧的软椅,弹簧业已折断,有个尖角向上面高高地突起。韦尔西洛夫经常被它顶得发出呻吟,咒骂不已。

这间书房里还摆着一张柔软的、同样破旧的长沙发,上面铺了被褥,供他睡觉。他很厌恶自己的这间书房,看来他在里面好像什么事也不做,宁愿在客厅内闲坐上整整的几小时。客厅的左面有同样的一间小屋,母亲和妹妹睡在里面。客厅的入口连着过道,过道的尽头便是厨房,里面住着厨娘卢克里娅。她做饭的时候,烧焦的油味弥漫着整个寓所。有的时候,韦尔西洛夫为了这厨房的臭味,大声地诅咒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对于这一层我十分同情他。

我也讨厌这种气味,虽然它并不钻到我那里去。我住在上面屋顶底下的小屋内,要上那里去得爬一架很陡的、响声很大的小扶梯。我那里只有几样东西值得一提,那就是半圆形的窗户、极低矮的天花板、一只漆布面的长沙发。到了夜里,卢克里娅在这上面给我铺上被褥,还放好一个枕头。其余的家具只有两件:一张极简易的木板桌和一把有窟窿的木制椅子。

当然,我们家总还保存一点儿昔日舒适生活的痕迹,比如客厅里还有一盏很不差的瓷灯,墙上挂着一张好看的大木刻画——德累斯顿的圣母像,对面墙上悬挂着贵重的巨幅照片——照的是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铜门。客厅的角落里还挂着一只大神龛,里面有古老的家传的神像,在其中的一个神像上(唯一的一个),饰有镀金的宽大银袍,就是母亲打算拿去典押的那个。在另一个神像上(圣母像),饰有镶珍珠的天鹅绒长袍。圣像前挂着一盏油灯,每逢过节的时候便点上。韦尔西洛夫对于神像显然十分冷淡,那是指着那些神像的意义而言的。他看到镀金的像饰上反映出的油灯光,有时不过皱了皱眉头,显然有克制地稍稍抱怨几句,说这会损害他的视力,但他并不阻止母亲点灯。

我平常总是默默地、阴郁地走进去,眼睛向一个角落里看望,有时竟不和人招呼,而且到家的时间永远比这次早,由她们把饭送到楼上。现在我走进去的时候,忽然说:“您好呀,母亲!”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举动,虽说由于不好意思,这回我还是没法正眼看着她。我在屋子对面靠墙的地方坐了下来。我很疲乏,但并不想休息。

“这个没有学问的人还是跟过去一样,进门时一点规矩也没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对我叽咕起来。她以前也尽说些骂人的话,这在我和她之间已成为习惯了。

“您好呀……”母亲回答,由于我向她问候,似乎立刻显得慌乱了。“饭菜早就准备好了,”她补充地说,几乎露出惭愧的样子,“汤可能有点凉了,肉丸我立刻叫人送去……”她匆忙地站起身来,到厨房里去。也许在这整整的一个月内,我第一次突然感到惭愧,为了她这般匆忙地站起来,为我服务,因为到现在为止,这原是我自己要求她做的。

“谢谢母亲,我已经吃过饭了。如果我不妨碍你们,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下。”

“唉……没什么……怎么会妨碍呢?您坐吧……”

“您不要担心,母亲,我再也不会顶撞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了。”我坚定地一下子说了出来……

“哎哟,天呀,他可真是大量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喊道,“索尼娅(注:索菲姬的爱称),亲爱的,难道你还称他为‘您’吗?他究竟是什么人,要对他这样尊敬,而且还从他亲生的母亲嘴里发出来的!你瞧,你在他面前竟弄得这样局促不安,真是丢人!”

“母亲,如果您用‘你’来称呼我,我的心里会很高兴的。”

“唉……好的,好的,我会的,我会的,”母亲忙乱起来,“我……我不是永远如此的……从此以后我知道了。”

她满脸通红。她的脸有时确实非常动人的……她的脸显得坦白,但并没有憨气,有点苍白,少了点儿血色。她的脸颊很瘦,甚至陷了进去,额上开始剧烈地簇拥起皱纹,但在眼旁还没有皱纹,一双真诚的大眼睛总是闪出安静、平和的光彩,我从第一天就被这种光彩所吸引着。我还喜欢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忧愁或被压迫的样子,相反的,她的容貌甚至是快乐的,如果她不这样时常惊慌,有时她其实是白担心:完全为了不相干的事情从座位上跳起来,或者惊惧地倾听着某一个陌生人的谈话,必须在相信一切仍旧安排得很好的时候才安定下来。她的意思是说,既然“一切仍旧”,那么一切都好。只要没有变动,只要没有发生新的事情,即使甚至是幸福的事情也不要发生!……可以料到她在儿童时代是受过惊吓的。除了她的眼睛以外,我还喜欢她那张长而椭圆的脸庞,如果她的颧骨稍为狭窄一点点,不但在年轻时代,甚至现在她也会被人家称为美女的。现在她还不到三十九岁,但是在深栗色的头发里已经钻出许多白发来了。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十分激愤地看着她。

“对这个胖孩子还这么客气!而且居然在他面前哆嗦吗,你太可笑了,索菲娅。你使我生气,真是的!”

“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现在何必跟他这样呢?您大概是在开玩笑吧?”母亲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脸上似乎含着微笑。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骂人的话有时确实不能当真,不过她自然只是对母亲微笑(如果她真是微笑过的),因为她很喜欢母亲的善良,而且无疑地看出她当时为了我的驯顺的态度而感到幸福。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自然不会不感到,那是您自己攻击人家,而且就在我刚走进来说了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那句‘您好呀,母亲’的时候。”我终于认为必须回敬她。

“你瞧!”她立刻发起火来。“他竟把这当作功劳呢!必须在你面前跪下来,求你一辈子表示一次礼貌吗?而且这是不是礼貌呢?你走进来的时候,为什么朝角落里看望?难道我不知道你在她面前那样作威作福吗?你大可以对我说一句问候的话,我给你换过尿布,我是你的教母。”

“丽萨,我今天看见瓦辛了,他向我问起你来着。你认识他吗?”“是的,去年在卢加的时候认识的。”她很自然地回答,坐在旁边,和蔼地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对她提起瓦辛的时候,她的脸红起来。妹妹是个金发的女子,她的头发完全不像母亲,也不像父亲,但眼睛和椭圆的脸差不多和母亲一样。鼻子很直,不是很大,但还端正,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脸上的细雀斑,是母亲完全没有的。她和韦尔西洛夫相似的地方并不很多,无非是身段柔细,身材不矮,而且步伐里有一种优美感。她和我一点也不相像,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

“我认识他们三个月了。”丽萨补充着说。

“你说‘他们’(俄国农民或下等阶级称比较高一等的阶级中的人为“他们”而不称“他”,即使所指的仅只是一个人。——译者注)是指着瓦辛吗?丽萨?应该说‘他’而不应该说‘他们’。对不起,妹妹,我现在这样给你更正,我觉得很痛苦,看来对你的教育完全被忽视了。”“你在母亲面前说这种话,真是可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简直脸红了。“你瞎说,一点也没有忽视。”

“我一点也没有说到母亲的话!”我厉声地抗议,“您知道,母亲,我把丽萨看成第二个您。您培养出她那种和您自己一样的优美和善良的性格,您现在,直到现在为止仍是这样的,而且将来也永远是这样的……我只讲外表的光泽,所有那些交际社会的愚蠢玩意,不过是必要的愚蠢玩意。我所气愤的是,当韦尔西洛夫听见你称瓦辛为‘他们’而不称‘他’的时候,一定不会给你更正——他这么高傲,而且对我们冷淡到这样!这是我十分气愤的地方!”

“你自己是只小狗熊,还要教人家什么风度。以后不许你在母亲面前说‘韦尔西洛夫’,也不许在我面前说。我听不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眼中露出凶光。

“母亲,我今天领到了薪水,五十卢布,请您收下吧,这里就是!”我走过去把钱递给她,她立刻惊慌起来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收下这钱呢!”她说,似乎怕触到银钱。

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得了吧,母亲。如果你们两人认我是儿子和哥哥,那么……”

“我真是对不起你,阿尔卡季。我有点话要对你说,就是怕你……”

她用畏葸的、讨好的微笑说出这句话。我还是没弄明白,便打断她说:

“母亲,我顺便说一下,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和索科利斯基家的那场官司,今天法院开庭判决了,您知道吗?”

“哎哟,知道的!”她叫了声,吓得用双手叉在自己胸前(这是她常做的姿势)。

“今天吗?”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全身哆嗦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他会事先说的。他对你说了吗?”她转向母亲问。

“今天没有说,并没有说。我在这一个礼拜内真是害怕。哪怕输掉官司也好,我可以祷告一下,那样事情也就完结了,老是这样牵肠挂肚,真是要命。”

“他连对您都没有说吗?母亲!”我喊道。“这是什么人呀!这是他冷淡和傲慢的一个证据!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判决什么?究竟判决什么?谁对你说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抢过来说。“你说呀!”

“他回来了!也许他自己会说的。”我听见他在走廊里的脚步声,便通知大家,连忙坐在丽萨身旁。

“哥哥,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跟母亲过不去,对待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耐心一点吧……”妹妹小声对我说。

“我会的,我会的,我就为了这个才回来的。”我握着她的手。

他很愉快地走了进来,愉快得认为无须隐瞒自己的心情。一般地说,他近来已经习惯在我们面前毫不客气地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来,不仅在坏的脾气方面,甚至在可笑的方面,这是每个人都忌讳的事,而且也充分感觉出,我们能看透他的一切。据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说法,在最近一年内,他在服装方面已经马虎得多了:虽然总是穿得很体面,但是近来穿的是旧衣服,而且并不漂亮。诚然,他准备把一件内衣连穿两天,这甚至使母亲都大起愤慨。她们认为这是他的一种牺牲,而在这一群忠心相随的女人眼中,这简直就是一种苦行。他永远戴着那种黑色的宽边软帽。当他在门外摘掉帽子时,他那浓密却明显花白的头发便整把地在头上竖起来。我喜欢看他脱帽时露出来的头发。

“你们好呀,大家都聚在一块儿,连他也在内吗?”在外间里就听出他的声音。“大概在骂我吧?”

他心情愉快的一个标志,就是在他开始对我说俏皮话的时候。我自然没有回答。卢克里娅拿着一大包东西走进来放在桌上。

“胜诉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法院里打赢了,上诉是公爵们不敢的。运气转了过来!立刻借到了一千卢布。索菲娅,你把工作放下吧,不要累坏眼睛。丽萨,你做完工才回来吗?”

“是的,爸爸。”丽萨用和蔼的神色回答。她叫他父亲,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屈服的。

“你累了吗?”

“累了。”

“你把工作辞掉了吧,明天就不要去,完全抛弃了吧。”

“爸爸,这样我会觉得更坏的。”

“我求你……我最不喜欢女人出去做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怎么可以不做事呢?怎么能叫女人不做事呢?……”

“我知道,我知道,这一切很好,很对,我预先同意。但我主要指的是手工。在我看来,这也许是儿童时代一个病态的,或者不如说是不正确的印象。在我五六岁的儿童的模糊的记忆里,时常想起(自然带着嫌恶),一群聪明的女人围在一只圆桌旁边,摆出一副严厉和冷峻的样子,好像在开会选举教皇似的,而桌上放着剪刀、材料、剪样和时装图片。大家讨论、争辩,郑重而且迟慢地摇头,比量、盘算,准备裁剪。所有这些和蔼的脸庞,本来全是爱我的——竟忽然变得威严不可侵犯了。只要我淘一下气,立刻把我赶出去了。连我那可怜的保姆,甚至都会一面用手挟住我,不理会我的呼喊和拉扯,一面张大着眼睛瞧着,还倾听着,像听天上的鸟叫似的。正是这些聪明的脸庞,在开始裁剪前那副严肃和郑重的样子,不知为什么,甚至现在我想起来都感到痛苦的。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很爱裁剪衣服,无论这是如何的高贵,但我总归喜欢完全不做工的女人。你不要把我这话扯到自己头上去,索菲娅……你何必这样呢!女人即使不干活,就已经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了。这一点你也知道的,索尼娅。但是尊见如何,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一定要反对吗?”

“不,一点也不!”我回答,“那句女人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说得特别好,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把这和工作连在一起。人没有钱,便不得不工作,这一点您是知道的。”

“但是,现在够了。”他对母亲说。她的脸上当时露出笑容来了(在他对我说话的时候,她竟哆嗦了一下)。“至少在这几天里,不要让我看见你们做手工活,我求你们为了我这样做。阿尔卡季,你是现代的年轻人,一定有点社会主义思想。你相信不相信,恰恰是一直劳动着的平民最喜欢闲暇!”

“也许是喜欢休息,并不是闲暇。”

“不是的,就是闲暇,完全什么事也不做。这里面是含着理想的!

我认识一个永久的劳动者,虽然他并不是农民出身。他具有充分发达的大脑,能进行综合的思考。他一辈子,也许每天,用深挚的感情幻想着完全闲暇的生活,想把理想弄得那样的绝对,使幻想与闲暇的沉思弄到无限的独立和永恒的自由的地步。就这样,直到他积劳成疾,无法医治,最后死在医院里了。有时我真想认真地断定,所谓劳动愉快,是那些闲散的人、当然也是有美德的人空想出来的。这是上世纪末‘日内瓦思想’之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前天我从报上剪下一段广告,就在这里(他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这是那类数不清的‘大学生们’所登的广告,他们熟谙古典文字和数学,准备到外城去,准备住到阁楼上去,还准备到各处去。你们听着:‘某女教师愿为考生补课,保证可以考入任何一所学校(你们听着,居然是任何一所学校),兼授数学。’只有一行字,不过那行字倒是极古典的!通过补课考入任何一所学校,那是自然的,但是不是也补数学课?不,数学是特别的。这简直就是饥饿,这简直是受穷到了最后的阶段。那种外行的样子真是令人十分感动:显然她从来没有当过女教师,也不见得能够教什么功课。但是,她已经到了快要投水的地步,却还要花去最后的一个卢布去登报,说她会为考生补课,让他们考进任何一所学校里去,外加教授数学。”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应该帮她的忙!她住在哪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喊道。

“这类人很多呢!”他把地址塞进口袋里去了。“这个纸包里全是糖果之类的礼物——给你的,丽萨;还有您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索菲妞和我不爱吃甜的。也是给你的,年轻人。我亲自上叶利谢耶夫和巴列去买来的。我们已经‘挨饿很长时间了’,像卢克里娅所说的(其实我们这里谁也没有挨过饿)。这里有葡萄、糖果、生梨、莓浆蛋糕,甚至还买了上好的蜜酒,也买了胡桃。有趣的是,我从儿童时代到现在,老是爱吃胡桃,而且爱吃最普通的一种胡桃。丽萨很像我,她也像松鼠似的爱吃胡桃一类的东西。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许多儿童时代的回忆中,有时偶然设想自己在树林里的灌木底下,采摘胡桃的光景,真是最美妙不过的事情……日子已到了秋天,天气十分晴朗,有时空气十分清爽,你躲在无人处,溜进树林里,四处全是树叶的香味……我看出您的眼神里有点同感的样子,不是吗?”

“我的儿童时代的最初几年也在乡村里度过的。”

“怎么你好像一直住在莫斯科……如果我没有弄错。”

“他那时候是住在莫斯科安德罗尼科夫的家里,就是在我们到莫斯科去的那个时候。在这之前他住在乡下,在您那已经去世的姑姑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那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指着我接上去说。

“索菲娅,这里是钱,你把它收好了。他们答应过几天再给五千。”“这么说来,公爵们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问。

“一点希望也没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我永远支持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还支持你们一家人,可以说是你们的家庭的密友。虽然公爵们和我毫无关系,不过我总觉得他们是很可怜的。你不要生气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我不打算和他们分遗产,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您自然知道我的意思,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如果您最初就提议和他们均分,他们会停止诉讼的,当然现在已经晚了。不过,我不敢评论……我只是想,死者大概不至于会在遗嘱里把他们漏掉。”

“不但不会漏掉,而且一定全遗给他们,而只把我一个人遗漏掉。如果他会办事,把遗嘱写得像个样子。但是,现在法律站在我的后面,也就完了。我不能,而且不愿意和他们平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事情也就了结了。”

他甚至带着凶恶的神气说出这一套话来,这是十分少见的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不出声了。母亲好像不胜忧愁地垂下眼皮:韦尔西洛夫知道她赞成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意见。

“他忘不了在埃姆斯挨的那一记耳光!”我暗自想着克拉夫特送给我,正放在我袋内的那个文件如果落到他的手里,就会受到可悲的对待。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已经压在我的肩膀上。这个想法,再加上由于其他的各种因素,当然就把我给惹火了。

“阿尔卡季,我希望你穿得好一点。你现在穿得还不差,不过为了将来起见,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好的法国裁缝,这人做事很认真,而且很有审美观。”

“我请您永远不要对我提这种建议!”我突然吼了起来。

“怎么啦?”

“我当然不认为这是一种贬低,但我们对这种事的看法根本不会一致,恰恰相反,甚至会截然不同,因为再过几天,或是明天,我就不到公爵家去了,我不认为那里有什么事情可做。”

“只要你天天去,和他坐在一起,那就是你的差事!”

“这样的想法就是在贬低我。”

“我不明白,但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就不必问他要钱,只是去走动走动。要不你会使他伤心的。你应该相信,他已经离不开你了……但是,随你的便吧……”

“您说不要问他要钱,但是由于您所赐的恩惠,我今天已经做出了卑劣的行为。您并没有预先告诉我,我今天已经向他要了一个月的薪水。”

“你居然已经这样做了,说实话,我原想你不会向他要钱的。你们这班人现在真是机灵透了!现在是没有年轻人的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他很生气,我也十分恼恨。

“我必须和您解决一下……那是您迫使我的,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索菲極,你立刻把六十卢布还给阿尔卡季,你不要为了我和你这样匆忙地算账而生气呀。我从你的脸上猜到,你的大脑里现在有一个什么计划,你需要……一笔流动资本……或是这一类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的脸表示出什么,但是我怎么也料不到母亲会把这笔钱告诉给您,我当时求她不要说出来的。”我望着母亲,无法形容我当时是如何的气恼。

“阿尔卡季,宝贝,对不起,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能不说……”

“你不必为了她向我泄露你的秘密而恼怒,”他对我说,“她是好意,作为母亲,总有想夸耀一下自己儿子的孝心的。她不说,我也猜到你那有钱。你的一切秘密就在你那诚实的脸上写着呢。他有他‘自己的理想’,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对您说过的。”

“我的脸诚实不诚实且不要管,”我继续露出强硬的态度,“我知道您时常看得很透彻,虽然在其他一些事情上看不到鼻子以外,因此我对于您那种洞察世故的本领感到非常吃惊。是的,我有‘自己的理想’。您所表示的一切自然是偶然的,但是我不怕。说老实话:我是有‘理想’的,我不怕也不感到惭愧。”

“最要紧的是不要惭愧。”

“但是我永远不会向您泄露的。”

“你竟不屑于向我泄露。这大可不必,我的朋友,我知道你的理想的实在情形。总而言之,至少是这样。”

“我将躲到沙原中……”这是当时俄国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开头。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觉得,他想……成为罗特希尔德,或者是这类的人。他想向自我的伟大中躲藏。当然他会宽宏大量地给你我两人定下一份津贴(也许不会给我定的),但是无论如何只有我们看见他。他好像一弯新月,刚刚露出来,就下降了。

我在心里颤抖了一下。当然,这一切是出于偶然的:他虽然提起了罗特希尔德的名字,但一点也不知道,而且说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然而,他怎么会对我的情感下这样正确的定义呢?他怎么会猜出我要和他们脱离关系,独自退隐呢?他竟猜到了一切,因此想先下手,用卑劣的话语玷污事实的悲剧性。他很恼火,这是毫无疑问的。

“母亲!请您饶恕我这样大的火气,再说即使我不发脾气,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能看出我发脾气呢。”我假装笑起来了,努力想用玩笑把这个话题哪怕暂时中断一下。

“最好的就是你笑了。要知道,一个人用笑,即使用表面的笑也能取胜的,这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我说的是极正经的话。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他永远露出那种神色,好像他的大脑里有些很重要的东西,他甚至为了这桩事实感到惭愧。”

“我正正经经地请您谦虚一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你是对的,我的朋友,但是必须一劳永逸地说个清楚,免得以后再触到这个问题。你从莫斯科到这里来,是想立刻树起反抗的旗帜来的,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你的来意。至于说到你跑来,还是为了想用什么手段使我们感到惊异,我当然不会提它。你在整整的一个月内尽对我们嘶叫,同时你显然是聪明人,既具有这种性格,大可把嘶叫交给那些无从对人报仇的脆弱性格的人们。你自己永远把自己关闭住,其实你的诚实的态度和红润的脸颊已经直接证明,你大可经用完全的天真向大家正视。他犯了疑心病,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不明白他们大家现在为什么全成为疑心病了。”

“如果您连我在哪里生长都不知道,您怎么会知道人为什么会成为疑心病呢?”

“啊,这个谜底我猜着了,你是因为我会忘记你在哪里生长而生气呢!”

“并不是的,您不要把愚蠢的角色加在我身上。母亲,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刚才夸奖我,是因为我发笑了。让我们就来笑一笑,何必这样坐着呢!要不要我来讲关于我自己的笑话?况且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完全不知道我的冒险的生活。”

我的心沸腾着。我知道以后我们永远不会一块儿同坐着,我一离开家庭,便永不再进来——因此在这前夜,我真是忍不住了。他自己将我引到这种结局上去的。

“这当然是极有趣的,如果果真有很可笑的地方,”他用锐利的眼神向我窥视,“你在你生长的地方弄得有点粗野了,但是你到底还懂得礼貌。他今天很可爱,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你总算把这包东西解开了,真是好极了。”

但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皱紧了眉毛。她甚至不回头去听他的话,继续解开纸包,把糖果等东西放在刚送上来的碟子里。母亲也完全惊疑地坐在那里,当然明白而且预感到我们中间发生了不对劲的情形。妹妹又在我胳膊肘推了一下。

“我只是想对你们讲一讲,”我用极潇洒的神色开始说,“一个父亲第一次和他的可爱的儿子相见的情形,这事就发生在‘你生长的那个地方’……”

(法文,译为“一切风俗的画……”。这是一句还没有说完的话,全句应该是:“一切风俗的画都是好的,除了乏味之外。”这是伏尔泰的一句名言,引自由他所著的《浪子》中的序言)。”

“您不必皱眉,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的用意并不是您所想的那样。我要大家都发笑。”

“上帝会听见你这话的,我的亲爱的。我知道你爱我们大家……并不打算扫我们大家在今天晚上的兴致。”他好像装出来似的,不经意地喃语着。

“您是从我的脸上猜出我爱你们的吗?”

“有一部分是从脸上猜出来的。”

“我早就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脸上猜到她是爱我的。您不要这样凶狠地望我,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们还是笑一笑吧!最好还是笑一笑!”

她忽然匆忙地转身向我,锐利地向我看望了半分钟:

“你留神呀!”她用手指向我威吓,做得那样正经,似乎和我的愚蠢的玩笑并不相关,而是对于另一件什么事情的警告。“你不是已经想开始了吗?”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难道不记得我和您初次相见的情形吗?”

“我真是忘记了,我的朋友,我从全心灵里觉得对不起你。我只记得这似乎是很久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什么地方……”

“母亲,您记得不记得,您是否到我生长着的乡村里去过,大概在我六岁或七岁以前,您曾经到过这乡村里去没有?或者这不过是一个梦境,是我在梦中看见您初次在那里见到我?我早就打算问您,却老是延搁下去,现在是时候了。”

“当然了,阿尔卡季,当然了!是的,我在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家里做了三次客:第一次你才一岁,第二次你四岁,后来的那一次你刚满六岁。”

“这就对了,这一个月里,我尽想问您这句话。”

回忆如潮水般迅速涌上母亲的心头,使她突然变得满脸通红,动情地问我道:

“阿尔卡申卡(阿尔卡季的爱称),难道你还会记得我当时到那里去的情形吗?”

“我一点也不记得,也不知道,不过您的脸上有某种神情始终留在我的心里,此外还留下一个感知:就是您是我的母亲。我现在像在梦中看见着这个乡村,我甚至忘记了我的奶妈。我只记得这个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一点点,也只是因为她患牙痛,脸上永远被包扎着布的缘故。我还记得房屋旁边有些大树,大概是菩提树,有时在敞开的窗上有明亮的月光,开满了鲜花的小园,小径,至于母亲您呢,我只在一刹那间记得很清楚,那就在有一次在当地的教堂内行圣餐礼,您把我举起来接受圣餐,吻圣杯的时候。当时是夏天,鸽子从圆顶那里飞过,从这扇窗飞到那扇窗……”

“天呀!这真是这样的,”母亲挥着手说,“那只鸽子我也记得的,你在圣杯前面摇晃着身体,喊着‘鸽子,鸽子’!”

“您的脸,或者脸上的神情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所以过了五年之后,在莫斯科,我立刻认识您,虽然当时并没有人对我说您就是我的母亲。等到我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初次相见的时候,才把我从安德罗尼科夫家里带走。在这以前,我在他家里平静而且快乐地一连住了五年。他那所像官舍似的寓所我记得很详细,还记得所有的那些太太和姑娘们——现在他们全都老了。记得有一所住满了人的房屋和安德罗尼科夫自己。他亲自把粮食、家禽、梭鱼、小猪用麻包装着从城内运来,吃饭时代替他的那位一直露出骄傲样子的夫人给我们盛汤,我们整桌的人全都笑这件事情,他首先笑。那边的小姐们教我念法文,但是我最爱克雷洛夫(伊·安·克雷洛夫,俄国寓言作家)的寓言,背熟了许多篇,每天向安德罗尼科夫朗诵一篇,一直走进他的小书斋里去,不管他有事没事。就为了这寓言我和您认识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看,您开始记起来了。”

“有点记起来了,我的亲爱的,你当时曾对我讲……寓言,要不大概是《聪明误》里的一段?你的记忆力真不错呀!”

“记忆力,那当然了!我一辈子只记得这一件。”

“好的,好的,我的亲爱的,你甚至使我活泼起来了。”

他甚至微笑着,母亲和妹妹立刻也跟着他微笑了。坦诚的气氛渐渐恢复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把糖果摆在桌上,坐在角落内,继续用恶劣的眼神锐利地观察我。

“事情是这样的,”我继续说,“在一个良好的早晨,我儿童时代的好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跑来找我。她永远会突然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像在舞台上出现似的。她把我带出去坐在马车上,带到一所贵族的房屋,阔绰的寓所里去。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当时住在法纳里奥托娃夫人家里,在她的空房屋内,这所房屋是她以前从您的手里买下来的,她当时正住在国外。当时,我平常总是穿着短衣,但这一次她却给我穿上好看的蓝色的小洋服以及讲究的衬衫。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我身边张罗了一天,给我买了许多东西。我自己却在那些空房内走进走出,向所有的窗内看望自己。第二天早晨十点多钟的时候,我就这样在寓所里溜来溜去,突然完全出于偶然地走到了您的书斋里去。我在头天晚上,刚把我载来的时候就看见了您。但只是在楼梯上一瞥眼的工夫,您从楼梯上下来,上马车到什么地方去。那一次,您一个人上莫斯科来,因为您有许多时候没有来,而且逗留的时间很短促,差不多没有住在家里。您遇到我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时候,只说了一声:‘啊!’甚至连站也没有站住。”

“他特别怀念这事呢。”韦尔西洛夫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说。但她转过身去,没有回答。

“我像现在一样看见当时的您,那种健壮、英俊的样子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这九年来,您老得非常快,而且还变得丑陋了,请您恕我这句坦率的话。您那时候已经有三十七岁,但是我甚至会看您看出神来了:您的头发多么奇怪,差不多完全是乌黑的,露出平滑的光泽,没有一点点斑白色;胡须简直像在珠宝店里磨光似的,否则我是不会加以形容的了。您的脸呈雾白色,不是现在这种病态的苍白,而是和您的女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现在那种样子——前不久我有幸见到她。您那双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牙齿很洁白,特别在您笑的时候。那天我走进书房去的时候,您朝我全身看了一下,就是那样笑了出来。我当时的识别能力还不强,所以由于您的微笑,我的心也就高兴起来了。那天早上您穿着深蓝色的、天鹅域的上衣,颈上系着鲜紫红色的领结,漂亮的衬衫上镶着阿朗松花边,您站在镜子前,手里拿着一本簿子,在那里练习恰茨基(格里鲍耶陀夫喜剧《智慧的痛苦》里的主人公。——译者注)最后的一段独白,尤其是最后的一个呼喊:马车,给我备马车。”

“哎哟,我的天呀!”韦尔西洛夫喊道,“他说的都是真的!当时因为日列伊科生病了,所以在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家里的家庭剧场上演出时,由我扮演恰茨基这个角色。虽然我留在莫斯科的时间极短。”“您果真忘记了吗?”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笑了。

“他使我记想起来了!说实话,我在莫斯科的那几天,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大家在那时候还是那样的年轻……大家都是那样热烈地期待着……我当时在莫斯科偶然遇见了许多……但是,你继续说下去吧,我的亲爱的。这一次你做得很好,你会这样详细地提醒我……”

“我站在那里看您,忽然喊道:‘啊,真好呀,真正的恰茨基!’您忽然转身来,向我问道:‘难道你知道恰茨基吗?’问完之后,您就自己坐在沙发上面,开始喝咖啡,露出极好的心情,我真想上前去吻您几下。于是,我告诉您,在安德罗尼科夫家里每个人都读许多书,小姐们会背熟许多诗,至于《智慧的痛苦》里的几场戏,她们还经常互相练习对白呢,就上个星期,大家在晚上聚在一起,朗诵《猎人日记》(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代表作)。我还说我最爱克雷洛夫的寓言,背得出来。您叫我背了一篇,我就背了那篇《吹毛求疵的闺女》:‘待字闺中的姑娘想找个如意郎君。’”

“就是的,就是的,现在我全都记起来了,”韦尔西洛夫又喊了起来,“我的朋友,我现在很清楚地记起你来了:你当时是多么可爱的一个男孩,甚至是十分伶俐的男孩,我可以担保,在这九年来你也变坏了。”

当时,大家听了这话,包括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内,全都笑了。显然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那里开玩笑,为了我说过他已经显得苍老的带刺的话语,向我“报复”。大家都很高兴,他说得也太妙了。

“我在背诵的时候,您一直微笑着,但我还没有背到一半,您就叫我打住,按铃吩咐走进来的仆人请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过来。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立刻跑来了,露出那种快乐的神情,虽然头一天晚上我曾经看见过她,但现在差不多会不认识的。我就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面前重新背诵《吹毛求疵的闺女》,很顺利地背完了。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都微笑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甚至叫起‘好’来了。您热烈地说,我如果能背《蜻蜓与蚂蚁》(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那还不算稀奇,一个有头脑的男孩,像我那样的年纪,当然能背出内容清楚的寓言,可是这篇寓言不同:‘待字闺中的姑娘想找个如意郎君,本来算不上罪过!’”

“您听听,他是怎么念的:‘本来算不上罪过!’您当时是这么说的!总之,您当时非常喜欢。后来,您突然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讲起法语,她立刻皱紧眉头,对您反驳起来,甚至显出很激烈的样子。但是,因为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无论想做什么事,是不能反对的,所以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连忙把我带到自己屋内:给我重新洗脸、洗手、换衣服、抹油,甚至烫卷我的头发。到晚上的时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自己打扮得相当华贵,甚至连我都意料不到。她带我坐上马车走了。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上戏院,观看维托夫托娃家业余的演出。无数的蜡烛,华丽的吊灯,到处都是贵妇人、军人、将军和名媛淑女,巨大的幕布、一排排椅子,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情景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后面的一排上占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座位,让我坐在她的旁边。当然也有像我一样的小孩,但是我不向可地方看望,却带着沉重的心等候戏剧的开始。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出场的时候,我太高兴了,高兴得流泪了,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流出欢欣的眼泪?这一点,在后来的整整九年中,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奇怪!我用沉重的心观察喜剧的进行。我在这出戏里自然只明白她对他变心,而那些抵不上他一个脚指头的蠢人们却嘲笑他。当他在舞台上说出独白的时候,我明白他受了侮辱和冤屈,他责备所有这些可怜的人们,然而他自己是伟大的,伟大的!当然,在安德罗尼科夫家里的对白练习,帮助我的了解,但这也应该归功于您的演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第一次见到了演戏!在剧终时,恰茨基喊‘马车,给我备马车’的时候(您喊得太奇怪了),我从椅上跳起来,随着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我拼命拍起手来,用全力喊着:‘太好了!’我记得很真切,就在这一刹那间,好像有一只别针在我背后,在‘齐腰下面’戳了一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狠狠地捏了我一把,但是我并没有注意!在演完了《智慧的痛苦》之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立刻带我回家。‘你不能留在这里跳舞的,就因为你,我自己也不能留下啦。’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一路上在马车里对我叽叽咕咕地说着。那夜,我整夜说着梦话。第二天九点钟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书房门口,书房的门开着,但有人在里面坐着,您和他们正在接洽事务。然而,您突然坐车走了,整整一天不在家,直到深夜才回来,我竟没有见到您!我当时想对您说什么话,当然忘记了,其实也不知道想说什么,但是我热烈地希望见到您,越快越好。第三天早晨八点钟,您就上谢尔普霍夫那去了。当时您刚把图拉省的田产卖去,为了偿清债务,同时手里还剩下一笔不小的款子,所以您当时上莫斯科去,在这以前您因为害怕债主,本来是不敢去的。但是,其中有一个谢尔普霍夫的粗人,也是债主之一,偏偏不答应折半还清债务的办法。我问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她甚至没有回答:‘你不用问,后天我送你到寄宿学校去;你准备一下,把练习簿带去,书籍也收拾一下,自己学一学怎样收拾皮箱里的东西,你不能老这样游手好闲的呀。’总之,是婆婆妈妈的一套话,在这三天内,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不知对我说了多少遍!结果是我被送到图沙尔的寄宿学校去,一个天真烂漫的,恋上您的小孩,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即使我们那次的相见似乎是极愚蠢的事件,但是您信不信,在这之后,过了半年,我竟打算从图沙尔那里逃走出来找您呢!”

“你讲得很好,一切都给我清清楚楚地提醒了出来。”韦尔西洛夫说,“你所讲的故事里充满了某些古怪的细节,譬如说,关于我债务的事。且不说这些细节讲得有失体面,我只是不明白,你到底怎么知道这些详细的情节的?”

“怎么知道这些详细情节吗?我对您说,我在这九年来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要知道关于您的详细情节。”

“这样坦率真是罕见,这样消磨时间也真是罕见!”

他转了转身子,斜靠在圈椅里,甚至还微微地打了哈欠(是不是故意,我不知道)。

“怎么样?要不要继续讲?我怎样打算从图沙尔那里逃跑到您那里去?”

“不许他再说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不许他再说了,把他赶出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喊道。

“不行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韦尔西洛夫说,“阿尔卡季显然有什么企图,所以必须让他说完。让他说下去好了!他讲出来后,会感到肩膀上轻松些的。对于他来说,主要就是卸掉包袱。亲爱的,你开始讲你的新故事吧,不过所谓新的故事,是我随便说说的。你不要着急,我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我打算逃走,也就是说我想逃到您那里去,原因很简单。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记得不记得,就在我进校两个星期后,图沙尔给您写过一封信,不记得吗?后来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把这封信给我看过,它也是在去世的安德罗尼科夫的文件内发现的。图沙尔忽然意识到他向我收的钱太少,在信内‘威严地’地向您声称:在他的学校里受教育的全是公爵们和参政员的孩子们,因此他认为,收留像我这样出身的学生是会给学校丢面子的,如果不给他增加费用……”

“Moncher(法文,译为“亲爱的”),你可以……”

“哦,不要紧,不要紧,”我打断他,“我不过稍微讲一点关于图沙尔的事情。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过了两星期以后,您从县里给他回信,坚决地拒绝他。我记得他当时满脸通红地走进我们的教室来。他是个很矮小的,但很结实的法国人,有四十五岁,确乎是巴黎人,大概是皮匠出身,但很早以前就在莫斯科当上了一名编内法文教师,甚至有了职称,这是他引为十分荣幸的事。

他是一个没有高深学识的人。我们一共有六个学生,其中有一个是参政员的侄子。

我们住在他家里,完全像他的家庭成员,多半由他夫人照管。他的夫人是俄国某官吏的女儿,是一位很有礼貌的人。我在这两星期内对同学们显露傲慢的态度,以我那套蓝色的洋服和我的爸爸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作为夸耀的资本。

他们问:为什么我姓多尔戈鲁基,而不姓韦尔西洛夫。我完全不觉得惭愧,就因为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几乎用威吓的语气喊道。然而母亲却目不转睛地观察我,她显然愿意我继续说下去。

“这个图沙尔……我现在确切记得他是一个矮小的、暴躁的人,”韦尔西洛夫从牙缝里透出话来,“但当时人家介绍时说他为人很好……”

“这个图沙尔手里拿着信,走到我们那只橡木大桌子跟前。我们六人全坐在桌旁背诵什么。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肩膀,把我从椅上举起来,命令我把我的练习本带走。

“‘你的位置木是这里,而是在那边。’他把外间左面的一间小屋指给我看,小屋内放着一只简易的桌子,一把藤椅和一张漆布面的沙发,就像现在楼上我的那间小屋一般。我惊异地走到那里,心里十分畏惧: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粗暴过。半小时后,图沙尔从教室里出去,我开始和同学们互相使眼色,相对而笑。他们自然是在讥笑我,但我没有察觉到,还以为我们发笑是因为开心。这时,图沙尔恰巧跑了来,抓住我的头发,将我往外拉。

“‘你不能和体面的孩子们坐在一起,你的出身很卑劣,好比奴才一般!’他在我红润的胖脸上狠狠地打我,打得我好痛。他立刻觉得这十分有趣,于是又打了我第二下、第三下。我号啕地痛哭,实在感到莫名其妙。我整小时坐着,用手掩住脸,哭着,哭着,我怎么也不明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不明白一个像图沙尔那样并不凶恶的,甚至对于俄国农民的解放都深为赞成的外国人,何以会打像我这样的傻孩子呢。不过,我只是觉得莫名其妙,并不觉得受了侮辱,当然我还不懂得什么叫侮辱呢。我觉得我有点淘气,只要我能改过,人家就会饶恕我,我们又会忽然快乐起来,到院子里去游戏,过着十分愉快的生活。”

“我的好朋友,如果我当初知道……”韦尔西洛夫漫不经心地说,脸上露出一个有点累乏的人那种不经意的微笑。“这个图沙尔真是混蛋!不过我还是没有失去希望,希望你不管怎样,都能尽力克制自己,最终能饶恕我们的一切,我们又会过着极愉快的生活。”

他简直打起哈欠来了。

“我并不是责怪你们,完全不是的,而且您必须相信,我并不抱怨图沙尔!”我喊着,有点弄糊涂了。“再说,他也只是打了我两个多月。我记得,我尽想用什么方法平息他的怒气。我跑过去吻他的手,不停地吻着,不停地哭着。同学们笑我,看不起我,因为图沙尔开始把我当仆人看待,穿衣的时候命令我给他拿衣服。在这里,我的仆役的性格本能地显现了:我用全力讨好,一点也不感到侮辱,因为我还一点也没有明白,甚至至今还惊异,我当时怎么会这样愚蠢,竟不明白我和他们大家是完全不平等的。诚然,同学们当时已经对我解释许多,那个学校是很好的。后来,图沙尔竟发展到喜欢用膝盖撞我,比打我脸的次数还多。后来过了半年,有时甚至会爱抚起我来。虽然如此,每个月总要打我一次,提醒我,使我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不久,他也就让我和孩子们坐在一起了,并允许我们一起游玩,但是在整整的两年半中,图沙尔没有一次忘记我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区别,时常使唤我做事。虽然工作时间不很长,但依然把我当仆人一样使唤。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在提醒我吧。

“最初的两个月过去了之后,我又忍了五个月的时间,最后终于决定偷偷地逃跑,也就是说我试图逃跑。一般来说,我一辈子在决定进行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踌躇着的。在我躺在床上,盖上被窝的时候,我立刻开始想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单想您一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甚至梦见您。主要的是我老是热情地幻想着,您会忽然走进来,我奔到您身边,您带我离开那个地方,还到自己家里,那所书房里,我们又上戏院去看戏,等等。主要的是,我们绝不再分离——这是主要的!可是,每当早晨醒来时,男孩们的嘲笑和蔑视又忽然开始了,其中有一个竟然开始打我,强迫我替他取靴子;他用下流的话骂我,特别卖力把我的出身解释给大家听,供大家取乐。等到图沙尔本人出现的时候,我心里冒出了某种忍无可忍的感觉。我意识到他们永远没有饶恕我。我已经开始渐渐地明白,他们不能饶恕的究竟是什么,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我终于决定逃跑了。我幻想了整整两个月,终于下定决心了,那时候是九月。我等到星期六同学们都回家过周末的时候,就偷偷地收拾了一些必要的日用品,精细地打了一个包袱,身上带着两个卢布。我想等到天一黑就走。‘就从楼梯上下去,’我想着,‘走出去,然后就走了。’往哪里去呢?我知道安德罗尼科夫已经被调到彼得堡去,于是决定到阿尔巴特街去寻找法纳里奥托娃的房屋。‘今晚我先在什么地方随便过一夜,或者坐一夜,等到早晨再到那所房屋的院里去问: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现在在哪儿?如果不在莫斯科,那么在哪个城市,或者在哪个国家?人家一定会说的。我就走了,再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问别人:如果到某个城市去,应该向哪个城门出去,于是我就出了城门,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我要一直走下去,在树底下过夜,只吃一种面包,两个卢布的面包是能够吃很长时间的。’但是,那天星期六我竟没有跑成,只好等到第二天礼拜日再说了。很凑巧,礼拜日那天,图沙尔正好带着他的妻子出去了,整所房屋里只剩下我和阿加菲娅两人。我在煎熬中等待天黑,记得我当时坐在大厅的窗旁,望着满是尘埃的街道,木造的房屋和稀少的行人。图沙尔住的地方很偏僻,透过窗子可以望见城门:那是不是我要通过的城门?我幻想着。红红的太阳落下去了,天那样的寒冷,尖锐的风就像今天一样把沙子扬起。天色完全黑了,我立在神像前,开始祷告,不过是匆匆忙忙的,我的心里很急。我取了一个包袱,蹑着脚,从吱吱作响的楼梯走下去,非常害怕厨房里的阿加菲娅会听见我的声音。门用钥匙锁住,我打了开来,突然地——乌黑乌黑的夜在我面前露出黑漆的一块,像隐藏着无尽的、未知的危险,风把帽子从我的头上扯下来。正在我想走出去时,突然从行人道的那边传来了一个行人的嘶哑的、酒醉的、骂人的怒吼。我站了一会儿,望了望,轻轻地回来,轻轻地走到楼上,轻轻地脱了衣服,把包袱放好,然后僵直地躺在床上,没有眼泪,也没有什么想法。就从那个时刻起,我开始思索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就从那个时刻起,当我觉得我除了奴仆以外,还是一个懦夫的时候,才开始真正地、正确地成长!”

“也是从那个时刻起,我把你看透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甚至是那样突如其来的,使我完全没有准备。

“你不但当时是奴才,现在还是一个奴才。你具有奴才的心灵!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怎么不把你送去学皮匠呢?甚至是给了你一点恩惠,叫你学手艺!你猜谁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面前为了你请求的或要求的?你的父亲,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不但请求,甚至要求,不要把他的孩子们脱离下等阶层。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把你培植到了大学,由于他的缘故你获得了各种权利,而你竟不加以珍惜。小孩们逗他一下,他竟发誓向全人类复仇……你真是十足的混蛋!”

说实话,我被这一段粗暴的话弄得十分震惊。我站起身来,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没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说出了一番我闻所未闻的话。”我终于坚决地转过身,面对韦尔西洛夫,“我确实是奴才,所以不能以韦尔西洛夫不送我去充当皮匠便知足,甚至连‘权利’都没有使我感动,却需要整个的韦尔西洛夫,需要一个父亲……我要求的就是这个,那怎么还不是奴才呢?母亲,您那次独自到图沙尔那里去看我,我当时怎样接待您,这一切已经在我的心里放了八年了,但现在我没有工夫讲这个,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不让我讲。明天见吧,母亲。我也许还会和您相见。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你给说说看,假如我这个奴才怎么也不能容忍一个人在太太还活着的时候,又另娶一个太太,那便怎样呢?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就几乎在埃姆斯弄出这件事情来!母亲,如果丈夫明天娶了另一个女人,而您不愿意再和他生活下去,您就记住,您有一个儿子,他答应您将成为一个永远孝顺的儿子。您记住我这句话!到时我们可以一块儿走,不过有一个条件:‘要么跟他,要么跟我。’好不好?我并不请您现在就回答我,我知道,对于这种问题是不能立即回答的……”

但是,我无法把话说完,首要的是因为我太激动,太显得心慌意乱了。母亲脸色惨白,她的嗓音似乎断了:她不能说出一句话来。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大声说了许多话,我竟听不清是什么,还两次用拳头打击我的肩膀。

我只记得她喊着说,我的话语是“虚伪的,在浅薄的心灵里培养出来的,简直是挖空心思在编造”。韦尔西洛夫坐在那里,动也不动,态度很严肃,没有笑。我走到楼上自己屋内去了。最后送我走出屋子的是妹妹充满责备的目光:她在后面严厉地对我摇头。 VBxK8d3zA4I1hRQep+ywqj1V7cwsDzHhG/TfWf7ykB8i2F6pSbPMtY79JeGcQg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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