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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就是成为罗特希尔德。我请读者保持安静，以严肃的态度认真听我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的理想就是成为罗特希尔德，成为和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富豪；并不是普通的富豪，而是像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富豪。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出于什么原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以后再说。我首先要证明，我的目的可以达到。
事情是很简单的，所有的秘诀全在于：坚持不懈和锲而不舍。
“我们听见过的，”有人会对我说，“这不是新奇的事情，德国每一个父亲都会把这套话对自己的子女说，但是你们的罗特希尔德却只有一个人（即巴黎已故的詹姆斯·罗特希尔德，我讲的就是他），而父亲却有几百万呢。”
我可以回答说：“你们虽然听说过，但你们却什么也没有听出来。诚然，有一点你们说得有理：如果我说这事情是很‘简单的’，那就是我忘记了补充说这也是最困难的。世界上一切宗教和道德都归属到一句话：‘应该从善和避恶。’似乎是再简单也没有了吧？但是你去做一件什么善事，再去避免你的一件恶行，你试一试看，行不行？这里也是如此。”
就为了这原因，无数的父亲在无数个世纪内会重复地说出成为整个秘密的这两句话，而罗特希尔德只有一人。也就是说：无论怎样，父亲们所重复的完全不是那个意思。
关于坚持不懈和锲而不舍，他们无疑是听见过的。但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所需要的不是庸人的坚持不懈，也不是庸人的锲而不舍。
只要他这个父亲是庸人（我并不单指着德国人），只要他有家庭，他生活得和大家一样，费用和大家一样，义务和大家一样，你就不会成为罗特希尔德，而只能成为庸人。我十分清楚地了解，我只要一做了罗特希尔德，或者甚至只要希望成为罗特希尔德，这本身就表明，我已经超越了社会。
几年以前，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有一个乞丐死在伏尔加河上的一艘船里。他穿着破烂的衣服，向人们行乞，大家都知道他。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衬衫里缝着三千卢布的钞票。前几天我又读到一段乞丐的故事，他以前具有正当的身份，到各酒店里去伸手讨钱。后来他被逮捕，发现身上有五千卢布。从这类情形上面可以直接引出两个结论来：第一，要坚持不懈地积蓄，即使所积蓄的是一分一角的数目，渐渐地就会取得巨大的成果（时间是无关紧要的）；第二，即使是最简单的赚钱方法，只要锲而不舍，就能确保成功。
也许有很多人是可尊敬的、聪明的，又有自制能力的，但无论他们怎样拼命，手里总归不会有三千到五千块钱的，同时他们又很想有这笔钱。为什么这样呢？答案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们中间的任何人，尽管都有这种愿望，但毕竟没有一个人的愿望会如此强烈，譬如说，在确实找不到其他赚钱方法的情况下，甘愿去做乞丐，他们也达不到如此顽强的程度——哪怕做了乞丐以后，也不会把头几个讨来的戈比给自己或自己的家人买一块面包。然而，在这种积蓄的方法之下，也就是在行乞的时候，为了积下这许多钱，只好吃面包和盐，别的不能吃。至少我这样了解。上面所说的两个乞丐一定是这样做法的，那就是只吃一样面包，而且露宿街头。毫无疑问，他们并没有打算成为罗特希尔德；他们不过是纯粹的阿尔巴贡或普柳什金（阿尔巴贡，法国作家莫里哀所著《吝啬鬼》中的主人公；普柳什金，俄国作家果戈理所著《死魂灵》中的人物，也是一个吝啬鬼），不过如此。但是，即使完全用其他方式，有意识地赚钱，如果要成为罗特希尔德，所需要意愿和意志力实不少于这两位乞丐。庸人是不会有这种力量的。在世界上，力量有许多不同，特别是意志和意愿的力量就更是如此。有的热度只能把水烧开，有的热度则能够把铁烧红。
这就等于修道院，等于戒律僧的修行。这里是情感，而不是理想。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一辈子穿着粗麻布，吃着黑面包，而身上却带着这许多钱，合不合乎道德？是不是变态？这些问题以后再说，现在单讲达到目的的可能性。
在我发明了“我的理想”之后（当初它已经处于炽热的状态），我就开始试验自己能否受得了修道院和戒律的生活？为了这个目的，我在整整的第一个月内只吃面包和水。每天吃不到两磅半的黑面包。为了履行这件事情，我不得不哄骗聪明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和对我极好的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我坚持要把饭菜端到我的房间去，这使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很生气，也使极有礼貌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生疑。我在房间里简直把饭菜扔掉：把汤倒在窗外荨麻丛里或别的地方，把牛肉拿去喂狗，或包在纸里，放到口袋中，然后到外面去扔掉，还有其他相类似的行动。由于送进来的面包很少，远远没有两磅半，我便偷偷儿自己添买—点。
我把这一个月熬受过去了，不过肠胃有点失调。从第二个月起，我便在面包以外添了一道汤，早晚喝一杯茶。老实告诉你们，我就这样度过了一年，身体感到完全健康和满足，而且精神饱满，为此我在暗中感到欣悦。我不但不对于这些饭菜生出一点惋惜的意思，反而感到高兴。
一年后，我深信我能忍受任何斋戒，便开始和他们一样吃起来，又到外面和他们同食了。我在满足了这个试验以后，就做第二个试验：在应该付给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赡养费以外，我每月还领到五卢布的零用钱。我决定只用去这笔钱的一半。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试验，但是过了两年多，我来到彼得堡的时候，口袋里除去其他的钱以外，还放着七十卢布，是唯一的这样积蓄起来的。这两个试验的结果对于我是十分重要的：我确认了我的愿望可以达到很高的程度，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再重复一遍，整个“我的理想”也就蕴涵于此，其余的只不过是细节而已。
但是，即使是细节，我们也不妨研究一下。
我叙写过我的两次的经验，前面已经提过。我在彼得堡做了第三个试验——到拍卖场去，一下子赚到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自然这不是真正的试验，不过是游戏，开玩笑而已。我只想提前干一点点未来要干的事，试一试我怎样走法，怎样开始行动。至于真正地着手进行，最初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决定暂缓到我完全自由的时候。我很明白，我无论怎样，最先总应该把中学念完（大学是我决定放弃的，前面也已经说过了）。无疑地，我心中是带着火气来到彼得堡的：我刚中学毕业，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忽然看见韦尔西洛夫的事情重又把我的注意力给吸住，使我想进行的事无限期地延缓了！但是，我虽然带着火气而来，到底对于我的目的是完全放心的。
我诚然缺乏经验，但我在连续三年都在周密的考虑，不可能有什么迟疑。我上千次地想象过我将怎样开头，现在我好像从天而降似的，忽然出现在我国的两大都市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我选择都市作为我的事业的发轫地，但出于某种考虑，我更看中彼得堡）。我就这样从天而降，完全是个自由人，不受任何人约束，身体健康，口袋里有一百卢布，作为最初的流通资本。没有一百卢布是不能开始的，因为没有它，甚至连取得最初步的成就也将遥遥无期。
除去这一百卢布以外，大家已经知道，我有的是勇敢、顽强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完全离群索居，并且严守秘密。离群索居是很重要的：我至死也不喜欢和人们有任何的私交或结盟。总而言之，我决定一个人实行我的“理想”，这是必需的条件。人们对于我是极难忍受的，我会在精神上感到不安，不安就会妨碍我实现自己的目的。一般说来，在现在以前，关于我应该如何和人们交往这一层，在我一切的幻想中，总是设想得很聪明，但是一接触到实际，就永远显得愚蠢了。我要愤慨地、诚恳地承认这一层，我永远会在言语上自己招出自己来，而且总是那样的忙乱，因此决定和人们少来往，从而让自己能够独立自主，心境平和，目的明确——这是稳操胜券的关键。
不管彼得堡的物价如何可怕，我一成不变地决定，伙食的费用绝不超过十五戈比。我知道我会守住这句话的。关于吃的问题我想了许久，而且想得十分周到。譬如我决定连着两天只吃面包和盐，而在第三天上花去两天内积蓄下的东西。我觉得从健康上来看，这比永远吃十五戈比的最便宜的素斋更为有益。
至于居住方面，我需要一个角落，简直就是角落，仅仅是为了在夜里能够睡觉，在天气十分不好的日子能够躲避一下。我决定住在大街上，必要时准备宿在夜店里，那边除了住宿以外还供给一块面包和一杯茶。我会把我的钱藏起来，为了在我的角落里或夜店里不被偷去，甚至连窥看都窥看不到，我可以保证的！“担心别人偷我的东西？我还担心自己会去偷别人的呢。”有一次我在街上听见一个过路的人说着这句开心的话。当然，我只是以他的谨慎和机灵自比，偷窃则不敢想。不但如此，还在莫斯科时，从生出了这“理想”的最初一天起，我就决定连开典当或放高利贷的事我也不干：做这种事情的是犹太人以及那些既没有头脑又没有毅力的那些俄罗斯人在干。开典当或放高利贷这种事太一般了。
至于说到穿着，我决定准备两套：一套是普通的，一套是讲究的。备好以后，我相信可以穿得很长久。我用两年半工夫特地训练穿衣，甚至还发现了秘密：为了使衣服永远新颖，而且不旧，应该用刷子刷得越勤越好，每天刷五六次。我可以有根据地说，呢子是不怕刷子的，只怕灰尘和泥土。如果从显微镜里观察，灰尘就等于石头，刷子不管怎样硬，差不多还是羊毛。我同样地学会了穿靴：秘诀在于走路时应该留神一下，用整个靴跟放下去，尽可能地不要歪到旁边去。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学成了，以后就会无意识地这样走的。靴子用这种方法穿起来，平均地计算，会多穿三分之一的时间。这是两年来的经验。
接下来就开始研究如何行动了。
我的打算是这样的：我身边有一百卢布，彼得堡有许多拍卖场，平价的商店，买卖旧货的小店和许多等钱用的人，所以在花了一个价钱买下了一样东西以后，即使用稍微高些的价钱，是不会卖不出去的。我花了两卢布零五戈比的资本买下了纪念册，转手卖出，赚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的纯利。
这样的巨大利润赚来并不冒险：我从买主的眼神中看出，他是不会不买的。当然，我很明白这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但我就在寻觅这类偶然的事件，就为了这个，决定住在街上。即使这类事件是很稀少，那也无所谓。我主要的原则，第一是不冒什么危险，第二就是每天在我的日用消耗所费去的最小限额以外多少赚一点，为了使积蓄没有一天间断。
有人会对我说：这一切全是幻想，您不了解世俗阶层，刚起步就会上人家的当。但是〖我有自己的意志与性格，街头的学问也和其他的学问一样，只要坚持不懈，肯下功夫，只要有才干就能掌握。我在中学时，一直到七年级为止，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因为我的数学成绩极好。何必把经验和街头的学问推崇到偶像的程度，而一定预言必遭失败呢！只有那些在任何事情上从来没有经验、没有开始生活过、没有准备好在一切上面忍受着的人们，才会永远说那些话。“一个人撞破了鼻子，那么别的人一定也要撞破它的。”不，不会撞破的。我有刚毅的性格，只要肯下功夫，什么都可以学会。如果你自强不息，始终保持敏锐的眼光，不断地思量与计算，在无限制的行动和奔走中，最后还是不懂得每天该如何去多挣二十戈比，——这难道可以想象吗？
主要的是，我决定永远不贪赚大钱，永远只做一个很安静的人。在赚到了一两千卢布以后，我自然不能不放弃掮客和街头转卖的营业。我自然还不大晓得交易所、股票、银行业务等等的把戏。但我知道，而且像知道我有五个指头一样地清楚：到适当的时候，我会跟别人一样熟悉并精通所有这些交易所和银行业务。这种学问很简单，只要实际去做就能够学会。难道这种事还需要许多智慧吗？根本用不着所罗门的智慧！只要有刚毅的性格就行：技能、娴熟和知识就会自己找上来的。只要不让“愿望”中断。
最要紧的是不能冒险，而这一点恰恰只有性格刚毅的人才能做到。不久前，当我在彼得堡的时候，恰巧有一种铁路股票在市场上发行。凡是来得及购买的人们全赚了许多钱。有一段时间股票价格大涨，一个来不及购买或是贪心的人，看见我手里持有股票，也许会向我提议把股票卖给他，另外加上几成的利润。我是一定会立刻卖给他的。大家自然全都笑我：意思是说再等一等，就可以赚十倍以上。话是不错，但我的利润已经放在口袋里，牢靠得多，而你们的利润还在空中飞翔。有人会说，这样是不会赚到许多钱的。对不起，你们错了，我国所有的科科列夫、波利亚科夫、古博宁（这三个人都是十九世纪俄国的资本家，他们出身于社会的底层，最后都成了俄国的第一代富豪）之流都错了。你们应该知道这个真理：在赚钱方面，尤其是在积蓄方面，坚持不懈和锲而不舍远远胜于猎取暴利，即使是百分之百的暴利。
法国革命以前不久，有个姓洛伊的人来到巴黎，搞了一个在计划上很伟大的事业（后来在实践过程中惨遭失败）。整个巴黎大为震动，大家抢着购买洛伊的股票，甚至到了非常拥挤的程度。许许多多的银钱在全巴黎像从麻袋里倒出来似的，倒进那所认购股票的房子里去。
但那所房屋也容不下这许多人，于是人们就挤在街上。各种身份、地位和年龄的人都有：无论是资产阶级、贵族，还是他们的子女、伯爵们、公爵们、娼妓，全都像被疯狗咬了似的，挤成了激愤的、疯疯癫癫的一群，什么爵位、阶级的偏见、骄傲，甚至名誉和声望全被踏成一堆烂泥。为了取得几张股票，大家肯牺牲一切（连妇女也包括在内）。后来改到街上办理，但是没有地方写字。有人向一个驼子提议，暂时把他的驼背借来当桌子用，以便填写购买申请书。驼子同意了，购买人数的多少是可想而知了。
过了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大家全破产了，一切都破灭了，整个的理想飞散成灰，股票失去了一切的价值。谁赚了钱？唯有驼子一个人，就因为他没有买股票，却取得了现钱。我就是那个驼子！我有力量不吃东西，一分一分地积到七十二卢布。我的力量还够用在临到大众全被狂热包围的时候，自己立定脚跟，宁愿赚取牢靠的银钱，而不想发大财上面。我只在琐碎的事情上斤斤计较，但是在大事情上便不是这样了。
我时常觉得，我的性格不足以使我忍受小小的不适，甚至在产生了“理想”之后也是如此，但在大的忍耐上永远是够用的。早晨在我出去办事以前，母亲递给我冷却的咖啡的时候，我很生气，对她说了一些粗暴的话语，然而我这人竟能在整整的一个月内单靠一些面包和水生活下去。
总而言之，不赚钱，不学会如何赚钱是不自然的事。同样不正常的是：在没有间断的平平稳稳的积蓄中，始终留意观察，头脑清醒，克己节俭，不断狠下功夫，在毅力越来越坚强的时候，却不能成为百万富翁。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不正常的。乞丐用什么赚到钱——不就是用执着的性格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吗？难道我还比不上乞丐？最后，即使我达不到任何目的，即使我的计划不对，即使我要失败，我要弄得一团糟但我还是要做，而且勇往直前，因为我愿意这样做。我在莫斯科时就这样说。
有人会对我说，这上面并没有一点“理想”，一点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我说，最后一次说，这里有无数的理想，无数新的东西。
我预感到一切反驳的话是多么的平庸，我在叙述“理想”的时候，也是多么的平庸。我究竟说了些什么呢？连百分之一的意思都没有表示出来：我觉得我的表达太琐碎、太粗糙，而且空洞，甚至对于我的年龄来说，也显得太幼稚了。
现在只剩下对于“为了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合乎道德”等等的问题加以答复，那是我答应过我要回答的。
我担心的是，我会一下子使读者失望。我一面担心，一面又感到快乐。让大家知道吧：我的“理想”所追求的目的，并没有任何“报复”的情感，并没有一点儿拜伦式的东西——既没有弃儿的诅咒和哀怨，也没有私生子的眼泪。没有，真的没有。总之，要是我的笔记落到一个浪漫主义的太太的手里，她准会大失所望。我的“理想”所追求的整个目的——就是孤独。
“但是，要达到孤独的境界，根本不必拼命去当罗特希尔德。这跟罗特希尔德有什么关系呢？”
“关键就在于我除了要达到孤独的境界之外，还需要拥有实力。”
我得先说明一下：读者也许会对于我如此赤裸裸的自白吓得一大跳。他会憨厚地问自己：作者怎么不会脸红呢？我的回答是，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出版，大概要过了十年以后才会有读者，在一切已经显示到那种程度，一切都已经过去，且能证明用不着去脸红的时候。所以如果我有时在笔记里对读者说话，那不过是一种语调而已。我的读者是虚幻的人。
不是的，我的“理想”并不是起因于我私生子的身份，尽管我的这种身份曾在图沙尔学校里遭到奚落，也不是起因于儿童时代的凄惨的岁月，不是报仇，也不是反抗的权利。成为我的“理想”的开端，一切的责任全在于我的性格。
我觉得，我从十二岁起，那就是从产生正确的意识的时候起，就不再爱人了。并不是不爱，只是觉得他们讨厌。有时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我感到十分忧伤，因为我甚至对于亲近的人也不能把一切表示出来，也是说虽然我可以这样做，但我不愿意。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总是克制住自己，不说出来。我忧伤，还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不喜欢说话，不善于交际。
另外，我早就看到自己身上有一种特点，几乎是从小时候就有的，那就是时常责备别人的不是，过于喜欢责难别人，但在责难别人之后，又立刻冒出一个念头，一个使我感到痛苦的念头：“可能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我的错！”我时常无缘无故地责备自己。为了不去解决这类问题，我自然寻觅孤独。再加上我无论怎样努力，但在与人交往中却得不到任何教益：我发现，至少所有和我同龄的人，所有我的同学们，他们在思想境界上都比我低，我不记得有一个例外。
是的，我是阴郁的，我不断地把自己关闭起来。我时常想离开社会。我也许要给人们做好事，但时常找不到一点对他们做好事的理由。人们并不好得可以令我如此关注他们。他们为什么不直率地、坦白地走上前来，为什么一定要我自己钻到他们那里去呢？这就是我时常问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这一点可以用我已经做过的一百件傻事来证明。我会对坦率的人报以坦率，而且会马上喜欢上他。我就是这样做的。但他们立刻欺骗我，带着讪笑把我拒之门外。那些人里最坦率的，得数那个幼年时打我最凶的兰伯特，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坦率的小人和坏蛋，而且他的坦率只是由于他的愚蠢。这些就是我来到彼得堡时的想法。
我从杰尔加乔夫那里出来的时候（天晓得为什么我会撞到他那里去），走到瓦辛身旁，用激越的欢欣的心神夸奖他。但是怎样呢？我就在那天晚上觉得我不大喜欢他了。为什么？就因为我一夸奖他，便在他面前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了。
然而，情况似乎应该相反：一个公平而豁达的人，以至于不惜损害自己而夸奖别人，这样的人在自身的尊严方面，几乎是超出任何人之上。这我是明白的，但到底不大喜欢瓦辛，甚至很不喜欢。我特意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读者已经知晓。我甚至带着悲苦和酸涩的情感回想起克拉夫特来，为了他亲自把我送出门外，这样一直到了第二天，在关于克拉夫特的一切已经完全解释清楚，不必再生气的时候。从中学的最低年级起，同学里只要有人在功课方面，或在尖刻的回答方面，或在体力方面超越过我的，我立即停止跟他来往和说话。我并不是恨他或希望他倒霉，不过是背转身去不理他。我的性格就是如此。
是的，我一辈子渴望拥有实力，拥有实力加上孤独。我甚至还在年纪那样小的时候就幻想着它。在那种时候，如果有人弄明白我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准会对我当面发笑。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严守秘密的原因。是的，我努力幻想，至于无暇谈话；人家从这里判断我为人孤僻，又从我的心神不宁的样子推断出对我更为糟糕的结论。可是我白里透红的脸颊却证明了我的心智的健康。
我最幸福的时刻是在躺下来，钻进被窝里，独自处于完全孤独中，四围无人行走，且无声音，开始重新创造另一种方式的生活。最疯狂的幻想力伴着我一直到“理想”的发现为止。那时候一切的幻想由愚蠢而即刻变为合理，由小说的幻想的形式变为现实的推理的形式。
一切都汇合成一个目的。这些幻想以前就不很愚蠢，虽说它们有许许多多，成千上万。但也有是我所喜爱的……但这里就不列举了吧。
拥有实力！我深信有很多的人，如果知道我这种“毫无价值的家伙”竟会想拥有实力，会觉得很可笑。但是，我还要使他们惊异：在我的最初的幻想里，那就是几乎从儿童时代起，我就一直想象自己出人头地，永远高人一等，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如此。我再补充一句奇怪的自白：我的这个想法也许到现在为止仍未改变，而且我还要声明，我并不请求饶恕。
我的“理想”及其力量就在于：金钱是唯一的手段，它甚至会把微不足道的人变成高人一等的人物。我也许并非微不足道，但我从镜子里知道我的外貌会阻碍我，因为我的外貌是普通的。但是，如果我富有如罗特希尔德，那样的话，谁会来理会我的脸呢？只要我吹一声口哨，还不是有成千上万的美貌的女子争相投怀送抱吗？我甚至相信，到头来她们自己都会打心底里把我看成是一个美男子。我也许十分聪明。可是即使我聪明十分，社会上也总会找到聪明十二分的人——我就糟了。
然而，如果我是罗特希尔德，那么，那些比我聪明的人还能在我身边发生意义吗？人家不会让他们在我身边说话的！我也许会说俏皮话。但是我身旁有了塔列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著名的外交家——他圆滑机警，权变多诈，云谲波诡，是一位毫无原则的政客）、皮龙（法国作家，其著作以善于挖苦讽刺，并以此享誉文坛），我就被遮掩住了。不过只要我成为罗特希尔德——哪里还会有皮龙和塔列朗的地位？金钱自然就是一种专横的威力，同时也是最高的平等，它的主要力量就在这上面。金钱会使一切的不平等归于平等。这一切我还在莫斯科时就已经十分明白了。
你们自然会在这种想法中只会看到无耻的暴力，看到渺小的人胜过才智之士。我承认，这种想法肆无忌惮（因此才甜蜜诱人）。但是，随它去吧，随它去吧！你们以为我追求实力，一定是为了压迫和复仇吗？因为凡是庸人一定会这样做的。不但如此，我相信有好几千位天才和聪明人，如果忽然把罗特希尔德的几百万压到他们身上来，他们立刻就会受不了，就会做出像最庸俗的人那样的行为，把人们压迫得比谁都厉害的。我的理想并不是这样。我不怕金钱，它不能压倒我，也不让它来压我的。
我不需要金钱，或者不如说，我所需要的不是金钱，甚至不是实力，我只需要实力可以取得，没有实力便无论如何不会取得的一切：那就是孤独的，而又心平气和的力量的感觉。这就是全世界奋斗着的自由的完全定义！自由！我终于写出这个伟大的名词……是的，独来独往的力量意识既迷人又美好。我有力量，我很安静。霹雳握在朱庇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的手中，但他是很安静的。时常会听见他发霹雳吗？傻瓜会觉得他睡着了的。但是如果把一个文学家，或是乡下傻女人放在朱庇特的位置上，那准会没完没了地打雷！
我推想着，只要我有了实力，我会完全不需要它。我可以使你们相信，我自己会到处自愿居于最后的位置上面。如果我是罗特希尔德，我会穿着旧大衣，拿着洋伞。街上人家推搡我，为了不被马车压倒我，我必须跳越过泥浆。这有什么要紧呢？在这种时刻，只要意识到我自己就是罗特希尔德，我甚至会高兴的。我知道我家里的饭菜也许为任何人家及不到，我家里有第一等的厨子。只要我知道这也就够了。我吃下一块面包和一片火腿，我会被我的感觉塞饱的。我甚至现在都这样想。
不是我想钻到贵族阶级里去，而是它想钻到我那里来；不是我追求女人，而是她们像水似的流来，向我提出女人所能提出的一切。“庸俗的女人们”会跑来弄钱，而聪明的女人们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想了解我这个高傲、内向、对一切都很冷漠的怪人。我对这两种女人都会亲切相待，也许会给她们钱，但不会向她们索取什么。好奇会产生爱情，也许我就是在煽情。但我可以向你们担保，她们离开的时候，除了一些礼品，其他的一无所得。在她们眼里，我只会变得更加有趣。
……有了这种感觉我也就够了。
——引自普希金《吝啬骑士》中男爵的一句独白
奇怪的是，我还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迷恋上这种情景了（不过，这是真实的情景）。
我不愿意，也不会压迫和折磨任何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想害某一个人，害我的仇敌，就没有人来阻止我，大家会为我效劳，这也就够了。我甚至不会对任人报复。我永远惊异，詹姆斯·罗特希尔德怎么肯接受男爵这个封号的？既然他没有这个封号就已经高出世上的任何人，那又要这个封号做什么？图些什么？“让那个傲慢的将军尽管和我在驿站上等候马匹的时候侮辱我。如果他知道我是谁，他会自己跑来套马，跳过来扶我坐到我那朴素的马车里去的！
报上登载着国外有一位伯爵或男爵，在维也纳的一个铁路车站上当着众人面前，给当地的一位银行家穿鞋，而那位银行家竟庸俗得让他这样做。让那个可怕的美女（确是可怕的，有这类女人的）——就是那位高贵阔绰的贵族太太的女儿，在轮船上或什么地方和我偶然相遇时，斜眼看着我，翘起鼻子，带着一副轻蔑不屑的神情暗暗纳闷：瞧，这个卑微、难看的小人物，怎么敢到头等位置上来和她并坐，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或者一份报纸？但是，如果她知道坐在她身旁的是谁！她会知道的，一知道，就会自己坐到我身旁来，那样的驯顺、畏葸、和蔼，寻觅我的眼神，为了我的微笑而喜悦……”我故意把这早期的图画插进去，以便更明显地表现我的理想。但这些图画是黯淡的，也许是平淡无奇的。只有现实才能证明我想法的正确。
有人会说，这样过日子是很愚蠢的：为什么不住旅馆，不置备阔绰的房屋，不宴请宾客，不制造声势，不结婚呢？但是，这样一来，罗特希尔德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会成为和大家一样的了。而我“理想”的全部魅力，它的全部精神力量，也就会消失殆尽。我还在儿童时就背熟了普希金笔下那位“吝啬的骑士”的独白，就理想方面而言，比这句独白更高明的话，普希金再也没有写出过！我到现在还坚持这个想法。
“但是，您的理想太低贱了，”有人会不屑地说，“金钱与财富！怎么能跟造福于社会、慈善的事业相提并论呢？”
然而，谁知道我将怎样利用我的财富？这一点旁人哪能知道呢？这几百万金钱从众多贪婪、肮脏的坏人手里，汇集到我这个清醒而刚毅、洞明世事的苦行者手里，这有什么不道德、有什么卑劣可言呢？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对于未来的幻想，所有这些预测，这一切现在还只像一篇小说。也许我白白地记载下来，还是留在脑子里面的好。我也知道，这些文字也许谁也不会读的，即使有人读到，他又是否会相信我也许吃不消罗特希尔德的那几百万的金钱的呢？并不是因为金钱压迫着我，而是完全另外的意义，完全相反的意义。
在我的幻想里，我已经屡次把握住将来的那个时间，那时我的意识会得到十二分的满足，而实力似乎还远远不够。于是，不是出于无聊，也不是出于无端的烦恼，我会将所有我的几百万金钱送给人们，让社会去分配所有我的财富。而我呢，我要重新和低微的人们混在一起！也许甚至将变为那个死在轮船上的乞丐，区别就在于，我的衬衫里不会发现有什么缝着的东西。
我手里曾有过几百万，是我把它白白扔掉了。仅仅这个意识，就会如乌鸦一般在我的旷野里喂饱我的。根据《旧约全书》记载：时逢连年大旱之际，先知以利亚奉耶和华之伞，住在约旦河边，当时有乌鸦每天将饼和肉叼给他。我现在还乐于这样想。是的，我的“理想”就是一座堡垒，我永远而且在任何情形之下会躲藏在这里面，避开一切的人们，即使我成为死在轮船上的乞丐！这就是我的史诗！你们要知道，我所需要的，恰恰是我的完整的邪道的意志，仅仅为了向我自己证明，我有力量去拒绝它。
毫无疑问，有人会反驳说，这只是诗意的幻想，如果几百万的金钱一到我的手中，我便永远不会轻易放走，也绝不会变为萨拉托夫的乞丐。也许我不会放走，我不过是描绘我大脑里的一个理想。但是，我要正经地补充：如果我在财富的积蓄上达到了罗特希尔德所有的数目，那么我会真的把这笔财富捐给社会的（但如果不到罗特希尔德的数目便难于实行了）。我也不会捐出一半，因为那样便成为一种庸俗的举动——我不过穷了一半，如此而已。要捐就完全捐出去，连一个也不剩，因为成为乞丐以后，我会忽然比罗特希尔德富有一倍的！如果没有人明白这意思，那不是我的错，我不会加以解释。
“这是苦行主义，是出于渺小和空虚的幻想！”人们会断言说，“这是才华匮乏和中庸之道的胜利”。是的，说老实话，一部分是才华匮乏和中庸之道的胜利，但不见得是软弱无能的胜利。我真喜欢设想自己是一个才华匮乏的、中庸的人，站在世界面前，微笑地说：你们是伽利略和哥白尼，查理大帝和拿破仑，你们是普希金和莎士比亚，陆军元帅和军法官，我不过是庸才和私生子，但到底比你们的地位高，因为你们自己是自愿的对此服从的。
我承认，我把这种幻想推到了极致，甚至抹杀了教养的作用。但是我觉得，要是一个人没有教养，甚至品行卑劣，那就更妙了。这种夸张的幻想，当时甚至影响到我在中学七年级的成绩。我停止了求学，正是因为狂热的相信：没有学识似乎更能增添理想的美。现在我已经改变了这一信念，因为学识对于理想并没有障碍。
诸位读者，难道思想的独立，哪怕一丁点儿独立的思想精神，对你们都有如此难堪的重负吗？凡是具有美好的理想的，即使是错误的理想，也是有福的！但是，我信仰自己的理想。我不过是表述得不太好、不够娴熟、过于幼稚。当然，十年以后我会叙述得好一些。且把这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吧！
我的“理想”写完了。如果写得庸俗和浅薄，那是我写作技巧的拙劣，并不是“理想”的过失。我已经提醒过，最普通的理想是最难了解的。现在我要补充的是，甚至连叙述也难些，况且我所插写的还是以前的形式里的“理想”呢。对于理想来说，还有一条相反的法则：那些庸俗的、仓促形成的理想会被了解得特别迅速，而且一定会被群众、一定会被整个街头所了解的。不但如此，还被认为十分伟大，而且极有天才，但只是在它出现的那天。便宜的东西是不耐用的。很快就被人理解的东西，只能表明它的平庸。
俾斯麦（奥托·冯·俾斯麦，德国著名的外交家，以实现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为己任，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口号：“解决伟大的时代问题，不是靠言辞，不是靠表决的多数，而是靠铁和血。”因此，他也被称为“铁血首相”）的理想在一刹那间就成了伟大的理想，而俾斯麦本人也成为英雄了。然而，这样的迅速恰恰是值得怀疑的。我不妨等候俾斯麦十年，到那时再看他的理想所剩下的是什么，那位首相老爷自己还剩下些什么。我把这段与本题无关的话插进去，自然不是为了比喻，而同样是为了纪念（纪念我如何为太粗心的读者做解释）。
现在我要讲出两件荒唐事，以此彻底结束关于“理想”的表述，免得它再来干扰故事的发展。
夏天的七月里，到彼得堡来的两个月前，在我已经完全自由的时候，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请我到三一镇去一趟，找一位搬到那里居住的老处女办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并不很有趣，所以不必详细描述。
我当天回来时，在火车中看见一个容貌很丑的年轻人，穿得还不差，就是不大干净，脸上粉刺极多，皮肤浅黑，头发乌黑，属于那类邋遢的小伙子。他十分引人注目，因为每当火车到一个大站或小站，他都一定下车去喝伏特加酒。在旅途快结束的时候，他的身旁组成了一群极无聊的快乐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商人，也喝了一点酒，特别赞美这年轻人不断喝酒，而始终清醒着的本领。
还有一个年轻人在旁听了很满意。这人很愚蠢，说很多话，身上穿着德国式的服装，发出极难闻的气味。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听差。这人甚至和喝酒的年轻人打得火热，火车一停，必请他起身：“现在该去喝伏特加酒了。”于是两人便勾肩搭背地走了出去。
喝酒的年轻人几乎不说一句话，但是坐在他身边和他交谈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只是听大家说话，不断地嘻嘻笑着，直笑得口水四溅，而且还时不时——但总是出人意料地发出一种像“哎——唷——唷”之类的声音。这时他还把手指按在鼻子上面，显得十分滑稽。这把商人、听差和所有的人都逗乐了，于是大家放肆地大笑起来。有时人们在笑什么是不清楚的。
我也走了过去，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有点喜欢这个年轻人。也许因为他太明显地破坏大家所公认的成为公式化的一些礼节。总之，我不认为他是傻瓜。当时我就和他交谈起来，而且显得十分亲近。下火车时他约我在晚上九点钟左右到特维尔林荫路上去玩。原来他以前还是大学生呢。
我到了林荫路上，他教会了我怎样恶作剧。我们两人在所有的林荫路上走来走去，等到时间稍晚一点，看见了独身走路的正经女人，如果四周附近没有人，便立刻去缠住她，与她同行。我们不和她说一句话，他走在她这边，我走在她那边，我们好像完全没有看见她似的，用极安静的神色开始进行极不体面的谈话。我们不加掩饰地说着下流话，而且说得心安理得，好像应该这样似的，讲得那样细腻，把各种龌龊的难堪的话都描述出来。
那些话是一个最龌龊的色眯眯的人最龌龊的想象都想不出来的（所有这些知识我自然还是在学校里获得的，甚至在中学以前，但只是话语，不是行为）。女人很惧怕，想赶快地走开，但我们也加紧了脚步，继续我们的谈话。那位受害的女人无计可施，她又不能喊：因为没有证人，要去控告，又似乎有点奇怪。
我们在这种恶作剧中混了八天工夫。我不明白我怎么会喜欢这样做。其实我并不喜欢，不过是随随便便地做着。我起初觉得这种举动十分别致，似乎超越了陈腐的常规，再加上我素来就对女人比较反感。有一次我对那个大学生说，卢梭在他的那本《忏悔录》里就承认过，他在少年时就喜欢偷偷躲在角落里，暴露出身体上通常遮掩住的部位，就这样等候走近过来的妇女们。大学生用“哎——唷——唷”的声音回答我。
我看出他粗蛮得很，而且对于任何一切都不大感兴趣。我本来指望他有深藏不露的思想，但什么也没有。我找不到他的可独特之处，有的只是令人压抑的单调。最后的结局完全出人意料：有一次，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在林荫路上缠住了一个行色匆匆而且有点慌张的姑娘，她年纪很小，也许只有十六岁，或者还小些，穿得十分干净、朴素，也许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着，现在做完事情以后回家去，家里有一个贫穷的，守寡的老母，还有一些小孩。然而，又何必怜香惜玉呢。刚开始时，那姑娘听见我们说下流话，便加快了脚步，低下头，脸上蒙着面纱，害怕得瑟瑟发抖，但她忽然停了步，把面纱拿下，露出一张并不难看，却极瘦削的脸（我记得还清楚），眼里闪出一种神采，对我们喊道：
“你们真是下流极了！”
我猜想她也许会哭出来的，可事实却正好相反：只见她挥起那小小的瘦弱的手臂，给了那位大学生一记耳光，而且打得干脆利落，就那么啪的一声！他骂了出来，想扑过去，但我拦住他，姑娘逃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的时候，我们立刻吵起嘴来。我把我在这些日子里郁积在心头的不满全都说了出来。我对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笨蛋、庸俗的人，头脑空空，没有半点思想。他对我破口大骂（有一次我曾对他讲过我是私生子的身世）……于是，我们吵翻了，互相对唾了几口痰，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了。那天的晚上我很激愤，第二天还稍微有点气，到了第三天就完全忘记了。虽然后来有时我还想起这个姑娘，但不过是偶然的，一瞬间就过去的。只是到了彼得堡以后，在两星期以前，我忽然想起了整个的这幕话剧。
一想起来，忽然使我感到惭愧，眼泪简直就从我的脸颊上流了下来。我自己折磨了整个的晚上，整整的一夜，现在还有点余痛。起初我不能了解，那时何以会这样卑劣而且这样耻辱地堕落下去，主要的是怎么会忘却这个事件，不惭愧，不后悔。现在我才理解到其中的原因应该归咎于那个“理想”。我可以简单地直截了当地说，一个人大脑里有了一点呆板的、永恒的、强烈的“理想”，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似乎离开了世界，退到沙漠中去，他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会轻易地从主要的东西旁边溜走的。甚至所留下的印象也是不正确的。主要的是永远可以找到借口。这段时间，无论我怎样折磨母亲，怎样羞辱妹妹，我似乎总会这样开脱自己：“唉，我是卑贱，但我毕竟有‘理想’，而她们对此却一无所知。”“理想”能够使我忘掉我的卑贱以及曾经受到的侮辱，但它似乎也能掩盖我的一切丑行。可以说，它既减轻了一切，同时又把一切在我面前遮挡住了，但对于事物的理解却如此分不清是非。当然，这甚至会损害到“理想”本身，更不要说其他的了。
现在再讲第二件荒唐事。
去年四月一日，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过命名日。晚上来了几个宾客，并不很多。阿格拉费娜忽然气喘吁吁地走进来，宣布在厨房前的外间里有一个被遗弃的婴孩在那里啼哭，她不知道该怎样处置。这新闻使大家感到惊奇。大家走出去，看见一只菩提树皮制成的小箱，小箱内有一个三星期或四星期大的婴孩啼哭着。我提起那只箱子放到厨房里，立刻发现了一张折叠好的纸条：“亲爱的恩人，请你们帮助这个已受过洗礼的小女孩阿林娜吧，我们和她将永远替你们向上帝的宝座寄送我们感恩的泪水，祝您命名日快乐。两个你们不相识的人。”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是素来受我尊敬的，但这一次却使我感到愤怒：他露出了极严肃的脸色，决定立刻将小女孩送到育婴堂去。我觉得很悲痛。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俭朴，没有儿女。为了这，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永远觉得快乐。我谨慎地把阿林娜从小箱内抱出来，举到肩上。小箱里发出一种冲鼻的酸味，那是吃奶的孩子久不洗澡后常有的气味。
我和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争论了几句以后，忽然对他宣布我愿意把这小女孩收留下来，归我收养。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虽然具有温和的性格，这时却带着一点严厉的态度表示反对，后来虽然用玩笑的话收场，但把婴孩送到育婴堂去的意思却仍旧没有改变。不过事情倒依照我的意思做了。我们同一个院子里，不过在另一间侧屋里，住着一个很穷的木匠。这人年纪已老迈，喜欢喝酒。他的妻子却还不是很老，而且十分强健。他们结婚后，始终没有生育子女，在八年以后才生下了唯一的小孩，也是女孩，而且由于奇怪的幸运，也名叫阿林娜，但不久以前死去了。
我说“幸运”，因为我们在厨房内争论时，这女人一听到这件事情便跑来张望，晓得她也叫阿林娜，十分感动。她还有奶水，便解开衣襟，给婴孩吃奶。我缠上她，求她把婴孩抱回家去，还说我可以每月给她钱。她怕丈夫会生气，只答应收留一夜。第二天早上丈夫答应了，还讲好每月给他八卢布。我立刻把第一个月的钱预付给他，他立刻把它拿去喝酒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还微笑着答应替我向木匠作保（那笑容依然显得怪怪的），每月八卢布将由我如数交付，绝不拖欠。我为了使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安心起见，想把我的六十卢布交给他保存，但是他没有收。不过他既然知道我有钱，也就很相信我。我们两人一时的争吵，被这次互相的礼让抹平了。
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一句话没有说，但对我怎么会生出这种照顾小孩的心来感到奇怪。我特别珍重他们那种有礼貌的样子，因为他们两人并没有露出一点取笑我的意思，反而把这事情看得十分正经，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我每天跑到纳斯塔西娅·罗季沃诺芙娜那里去，每天去三次，过了一星期还当面交给她三个卢布，背着她的丈夫偷偷给她的。我又花了三卢布置备了小被窝和尿布之类。但过了十天以后，阿林娜突然病了。我立刻请医生诊视，他开了张什么处方，我们便用他的这个药方去折磨这个小生命，整整忙乱了一夜，可第二天医生却说，我们请他请迟了，面对我的哀求（大概还附带着责备），他用正直的推托的口气说道：“我不是上帝。”这小女孩的舌头，嘴唇和整个嘴上面都盖了一层细碎的斑疼。到了晚上她便死了，一双大黑眼一直盯着我，仿佛已经明白什么似的。
我不明白我当时何以没有想到给这死去的孩子拍一张照片。但是，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相信，我不但哭了，而且简直出声号叫了一晚，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不得不跑来劝慰我，而且无论她还是她的丈夫，依然没有一点儿笑话我的意思。那个木匠钉了一口小棺材，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用布在棺材的四周镶上褶边，还放了一个美丽的小枕头。我买了鲜花，撒在婴孩的身上。就这样把我的可怜的婴孩送出去了。你们相信不相信，我至今还没有忘掉这个婴孩。
过了一些时候，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甚至引起了我的很多想法。当然，阿林娜并没有花去我多少钱，连棺材、殡葬、医生、鲜花，还有付给纳斯塔西娅·罗季沃诺芙娜等费一概在内，一共用去了三十卢布。在我动身到彼得堡去的时候，韦尔西洛夫寄给我四十卢布做路费，我又在临走时卖了一些小东西，这样就把这笔钱给补上了。因此我的整个“资本”等于还是原封不动。“但是，”我心想，“如果我今后再这么偏离自己的路，那是走不远的。”
从大学生的那段故事里可以判断出，“理想”会把你的印象弄得模糊不清，能引导人超越日常的现实。从阿林娜的那段故事里却发生了相反的情形，那就是任何的“理想”都无力把人（至少是把我）迷失到这样的地步，使我面对某种令我压抑的事件而不肯毅然偏离自己的路，不肯为这一下子放弃我花了多年心血为“理想”所做的一切。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