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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夫特以前在什么地方供过职，同时还给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帮忙（有报酬地帮忙）办理一些私人的事务，这些事务是在本职工作之外承接的。我认为极重要的是，克拉夫特既然和安德罗尼科夫特别接近，一定知道许多在我看来十分有趣的事。我从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那里知道，她是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太太。我上中学时住在他家里许多年，她是安德罗尼科夫的亲侄女，在他家里长大，很受他宠爱。我就是从她那里知道，克拉夫特甚至“被委托”把什么东西转交给我。我已经等了他整整的一月了。
他住在小小的寓所里，一共有两间屋子，完全是独立的。因为他现在刚回来，甚至连仆人都没有，皮箱虽已打开，但没有收拾好。东西在椅子上乱放着，沙发前面的桌上摊放了手提包、旅行小箱、手枪等物件。克拉夫特走进去的时候，露出十分忧虑的神情，似乎完全忘记了我。他也许没有觉察出，我在路上没有和他谈过话。他立刻动手寻找什么，但是偶然朝镜子看了一下，就止了步，仔细端详自己的脸，有整整的一分钟之久。我虽然看出了这个特别的样子（后来也记得十分清楚），但我自己心里也很忧愁，有点混乱。我没有力量集中自己的思想。有一瞬间，我忽然想就此走开，把一切事情就这样搁下来。实际上，这一切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就是自找麻烦吗？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也许只是由于一种情感的作用，竟浪费许多精力到没有价值的琐碎事情上去，同时自己前面还有重要的任务在等候着。但是，从杰尔加乔夫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来看，又显然表明我没有能力去干大事。
“克拉夫特，您还要到他们那里去吗？”我忽然问他。他慢吞吞地转身向我，似乎不大明白我的意思。我坐到椅上去了。
“您饶恕了他们吧！”克拉夫特忽然说。
我自然觉得这是嘲讽的话，但我在仔细看了一眼以后，在他的脸上看出了一种奇特的，甚至惊人的朴实，甚至使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会这样正经地请我“饶恕”他们。他把一张椅子放在我身边，自己也坐了下来。
“我知道，我也许是一切自尊心的混杂物，别的什么也没有，”我开始说，“但我并不请求饶恕。”
“也完全不用向任何人请求啊。”他轻轻地正经地说。他说话总是轻言细语，显得慢吞吞的。
“就算我归罪于自己……我是喜欢归罪于自己的……对不起，克拉夫特，我在您这里尽是胡说八道，请您饶恕我。请您告诉我，难道您也是这个小组织里的人吗？我想问您的，就是这个。”
“他们不比别人愚笨些，也不比别人聪明些；他们是疯子，和大家一样。
“难道大家全是疯子吗？”我转身问他，不由得露出好奇来。
“现在好一点的人全是一些疯子。只有那些不上不下和无能的人才寻欢作乐……不过，这些都不值得讲的。”
他一边说，一边似乎向空中看望，刚开始说了几句，又停住不说了。特别令人惊愕的是他声音里的一种忧伤。
“难道瓦辛也和他们在一起吗？瓦辛这人是有智慧的，而且有道德的观念！”我喊着。
“道德的观念现在完全没有了，突然一点也没有，主要的是好像从来没有过似的。”
“以前没有吗？”
“最好不必去谈它。”他说着，显然露出疲乏的样子。
他那忧郁、严肃的样子打动了我。我为自己的自私而羞惭，就开始说一些他比较愿意听的话。
“现在的时代，”他自己开始说，在沉默了两分钟以后，还是向空中看望着，“现在的时代……那是以黄金为核心和冷漠的时代，嗜好粗蛮、懒惰，没有能力做事，需要一切现成东西的时代。谁也不去沉思，不大有人会体验出理想来。”
他又刹住了话头，沉默了一会。我倾听着。
“现在大家砍伐俄罗斯的树林，破坏它的土地，使它变为荒原，供卡尔梅克人作为牧地用。要是出现一个怀有希望的人，种起树来，大家全笑了：‘难道你能活到那个时候吗？’另一方面，那些期待幸福的人们议论着千年以后将会有什么情形。贴近现实的理想完全丧失了。大家好像住在客店里，准备明天离开俄罗斯，大家都得过且过……”
“等一等，克拉夫特，您说‘有人顾虑千年以后的情形’。那么您的绝望……对于俄罗斯命运的绝望……难道不也是一样的顾虑吗？”
“这是……这是一个极紧要的问题，只有这一个问题是紧要的！”他气愤地说，迅速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哎哟，是的！我竟忘记了！”他忽然用完全不同的声音说，惊疑地看着我。“我叫您来是为了点事情……看在上帝的面上饶恕我吧。”
他好像忽然从梦中醒来，几乎感到惭愧，从放在桌上的皮包里取出—封信，递给我。
“这就是我要转交给您的。这个文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他开始神情专注地用极干练的神色说着。后来过了许久之后，回想起来，我还对于他这种能力深为惊愕：他竟能在这种时候，那样和蔼地关心别人的事情，那样安静而且坚强地讲述着这件事情。
“这是斯托尔别耶夫所写的一封信，正是他死后留下的遗嘱，才引发了韦尔西洛夫和索科利斯基公爵们的官司的。这案件现在正在法院里审理着，大概结果会于韦尔西洛夫有利，因为法律站在他的后面。然而，立遗嘱的人在两年前所写的这封私信里，自己表示出他的真正意旨，或者不如说是愿望，所表示出来的大概于公爵们有利，而于韦尔西洛夫不利。至少索科利斯基公爵们在辩论遗嘱时所根据的几点，在这封信里可以取得有力的支持。韦尔西洛夫的对手可以出许多钱换来这个文件，虽然它并没有法律上的决定的意义。承办韦尔西洛夫事务的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即安德罗尼科夫）把这封信保存在自己手里，在死前不久时候，把它交给我，吩咐我‘仔细保存着’，也许他预感到自己要死了，因此为这个文件担心。我现在不愿意判断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对于这件事情的用意，说实话，我在他死后曾处于一种痛苦的迟疑不决的状态中，那就是叫我如何处置这个文件，特别在这案件快要在法院中裁决的时候。但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把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她是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生前很信赖的人。在三星期以前，她写信给我，坚决地让我把这份文件转交给您。这大概（她的说法）和安德罗尼科夫的意旨相合的。瞧，就是这封信，我现在能够交给您，我觉得十分高兴。”
“请问您，”我说，被这样突如其来的新文件弄得惶惑了，“现在叫我怎样处置这封信呢？叫我怎么办呢？”
“这是您的自由。”
“那是不可能的，我并不自由，您自己也晓得的！韦尔西洛夫正等候这笔遗产……您知道，他没有这笔遗产的帮助会完蛋的……但是忽然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文件！”
“它只存在在这里，在这间屋子里。”
“真是这样吗？”我认真地望着他。
“如果您在这件事情上自己不能想出怎样处置的办法，我还能给您出什么主意呢？”
“但是，我也不能把这个转交给索科利斯基公爵们，否则我就会断绝韦尔西洛夫的一切希望，成为背叛他的人……从另一方面说，我把它交给韦尔西洛夫，就会把无辜的人们推到贫穷的处境当中，同时又使韦尔西洛夫处在陷入两难的境地：要么放弃遗产，要么沦为窃贼。”
“您把事情说得太严重了。”
“请问：这个文件在法律上有没有最后的决定的性质？”
“不，没有的。我是一个不成名的法律家。对方的律师自然会知道如何利用这个文件，从这里面取出一切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来，但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却认定，这封信即使呈上去，也不会有很大的法律意义，所以韦尔西洛夫总归会打赢官司的。这个文件也不过能起到所谓良心上的作用……”
“这就是最重要的啊，”我插上去说，“因此韦尔西洛夫会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
“他也许会把这文件销毁，那时候便可免除一切的危险。”
“您有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他会这么做，克拉夫特？这就是我想知道的：我也就为了这事才上您这里来的！”
“我觉得，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上都会这样做的。”
“您自己也会这样做吗？”
“我并不领取遗产，所以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好吧，”我说，把信往口袋里一塞，“这件事情现在暂时这样了结。克拉夫特，您听着：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曾经告诉我许多事情，她说，您，只有您一人能够把半年前韦尔西洛夫和阿赫马可夫一家人在埃姆斯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告诉我。我等候您，像等候太阳，它一直在我身上照耀着。您不知道我的处境，克拉夫特。我求您把所有的事实全告诉我。我一定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尤其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知道！”
“我真奇怪，怎么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自己没有告诉您。她可以从安德罗尼科夫听到一切的。不用说，她自然已经听到过，而且也许比我知道得还要多些。”
“安德罗尼科夫自己对于这件事情都弄不清楚。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就是这样说的。大概这件事情谁也不会弄明白。在这事上，连魔鬼都感到棘手的！我知道您当时自己在埃姆斯……”
“我并不知道事情的全过程，但是所有我知道的，我很愿意讲出来，只是不知道能不能使您满意。”
我现在不想把他所讲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只是简单扼要地写出大概的内容。
一年半以前，韦尔西洛夫通过索科利斯基老公爵的介绍，成为阿赫马科夫家中的朋友（大家当时全住在国外，在埃姆斯），他先是给阿赫马科夫本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是一位将军，年纪并不很老，但是在结婚后的三年内，因为好赌，已经把他夫人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丰厚的嫁妆都输光了，又由于不节制的生活曾经中过风。
他神志清醒以后，到国外养病，渐渐地好转了。至于为什么住在埃姆斯，那是因为他前妻所生的女儿住在那边的缘故。这位姑娘是有病的，年约十七岁，得了肺病，但是听说相貌十分漂亮，脾气却有点古怪。她并没有嫁妆。他们照例把希望寄托在老公爵身上。据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是善心的后母。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姑娘和韦尔西洛夫特别要好。
当时他还在宣传一些“狂热的思想”。按照克拉夫特的说法，是宣传一种新生活，“怀有一种极崇高的宗教的情绪”——这个奇怪的，也许是嘲笑的说法，出自安德罗尼科夫之口。我是后来听人说的。然而，有趣的是大家后来都不喜欢他了。将军甚至很怕他。克拉夫特完全没有否认那个谣传：韦尔西洛夫成功地使这位有病的丈夫确信，他的妻子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对于年轻的索科利斯基公爵怀有好感（公爵当时已经离开埃姆斯到巴黎去了）。他当然不是直接地说出来，却“照例”用些谗言、诱导的话语以及各种转弯抹角的花样，“他对于这个是很拿手的”。克拉夫特这样说。
总而言之，克拉夫特认为他是一个骗子和天生的阴谋家，而且宁愿认为他是这种人，也不愿把他当作确乎怀有高尚的或独特思想的人。
我在听克拉夫特介绍之前就已经知道，韦尔西洛夫起初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但后来却渐渐地和她闹翻了。这场把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从克拉夫特那里打听出来，但是说到他们两人在友谊以后发生互相的仇恨，这是大家都可以证明的。
后来出了一桩奇怪的事情：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有病的女儿显然恋上了韦尔西洛夫，或是迷上他身上的什么惊人之处，或是被他滔滔不绝的言论燃起了激情，或是出于我不理解的原因，但大家都晓得韦尔西洛夫有一个时候差不多整天在这个姑娘旁边逗留着。结果是姑娘忽然对父亲宣布，她愿意嫁给韦尔西洛夫。
这事确曾发生过，是大家都能证明的，克拉夫特呀、安德罗尼科夫呀、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呀，甚至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有一次在我面前也说过的。大家还说，韦尔西洛夫不但自己愿意，而且甚至坚持地要求和姑娘结婚，又说这两个年龄不相当的男女，老男少女的结合是互相情愿的。但是，这个想法却把当父亲的吓坏了。他随着对于以前深爱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嫌恶程度的增进，几乎开始崇拜他的女儿，特别是在中风以后。可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自己成为反对这婚姻的最激烈的人。于是发生了许许多多秘密的，十分不愉快的家庭的冲突、辩论、气恼，总之是一切丑恶的事情。做父亲的看见他心爱的、被韦尔西洛夫“弄得神魂颠倒”（克拉夫特的说法）的女儿那股顽强劲儿，开始让步了。但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仇恨难消，继续反对。正是这一点开始把人们引入迷津，谁也弄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下便是克拉夫特根据所得的材料而做的猜测，但到底不过是猜测而已。
韦尔西洛夫好像用了别出心裁的、巧妙而且无懈可击的手段给年轻女郎一个暗示，仿佛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之所以不赞成，是因为她自己爱上了他，对他吃醋，追求他，实施各种阴谋，而且已向他表示过爱情，现在准备烧死他，因为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总之，全是这一类的话。最糟糕的是，他好像把这话也对那父亲，那个“不忠实”的妻子的丈夫“暗示”过，还说公爵不过是消遣罢了。家庭里自然开始了整个的活地狱的情景。根据另一些传说的材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很爱自己的女儿，现在被人家造谣中伤，还加上对有病的丈夫的感情起了裂痕，便陷入悲痛中了。
不过，同时还有另一种说法，令我痛心的是，不但克拉夫特深信这种说法，而且我自己也相信的（对于这个我已经听见过了）。有人说（据说是安德罗尼科夫从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里听到的），韦尔西洛夫在这之前，也就是在和年轻女郎产生情感之前，曾向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表示过爱情，而她呢，本来是他的好友，甚至在一段时间很称赞他，但经常不相信他，反对他的言论，对于他这一次的爱情表白，竟以非常激愤的态度回应，恶毒地取笑了他一顿。他预料到她丈夫将有第二次中风，因此径直向她提议，让她做他的妻子，但她简直把他从身边赶走了。所以现在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看见他如此公开地想和她的女儿缔结婚姻，必然对他恨之入骨了。
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在莫斯科把这一切告诉给我听的时候，她同时相信这两个说法，也就是把这两个传说合在一起：她确信这两种情况可能兼而有之，可谓是la hai nedansl'amour（法文，译为“爱恨交加”），双方都在恋爱中受到自尊心的挫伤云云。总之，有点像某种极微妙的爱情瓜葛，外加上卑劣的阴谋。但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自己从小就被爱情小说填塞得十分饱满，日夜诵读着，虽然她具有很好的性格。结果她心中浮现出了韦尔西洛夫显明的卑劣行为，虚伪和阴谋，阴暗而且讨厌的一些东西，被揭发出来了，尤其因为结局确实非常的悲惨：那个可怜的热情似火的女郎服毒自杀了，据说吞食了含磷的火柴。
不过我甚至到现在还不知道最后这个谣传是否确实，至少大家都在竭力掩盖此事。姑娘只病了两星期就死了。因此吞食火柴的事便成为疑案，但克拉夫特坚信着。姑娘的父亲不久也死去了，据说是因为忧伤引起了第二次的中风，不过这至少是在三个月以后的事了。女郎出殡以后，年轻的索科利斯基公爵从巴黎回到埃姆斯，在花园里当众打了韦尔西洛夫一记耳光，但韦尔西洛夫并没有提议决斗，相反却在第二天就出现在散步的地方，好像没事人似的。当时大家全不理他了，在彼得堡也是如此。韦尔西洛夫虽然有些相识的朋友，但完全在另一个圈子内。他的交际场上的朋友们中间，大家全责备他，虽说很少有人了解全部的底细，只知道年轻女郎殉情和挨耳光之类的事。可能充分了解情况的只有两三个人，而知道得最多的是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他早就和阿赫马科夫家有事务上的关系，特别是为了办一件事和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接近。但是，所有这些秘密他甚至都瞒着家人，只对克拉夫特和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泄露了一点，而且还是出于必要的原因。
“主要的是现在有一个文件，”克拉夫特最后说，“是阿赫马科娃夫人最怕的。”
以下就是他针对这个文件所讲的情况：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一不谨慎，在老公爵（也就是她的父亲）到国外治疗他的中风病的时候，极秘密地给安德罗尼科夫写了一封对她的名声极为不利的信（她十分信任他）。据说，那时候在日渐痊愈的公爵身上确实出现了一种乱花钱的倾向，几乎是恣意挥霍自己的钱财。他在国外开始买一些完全无用却很昂贵的物品，比如绘画、花瓶之类；还赠送或捐出一大笔款子，也不知做什么用，甚至还捐给当地的各种机关里。他几乎用巨款胡乱地从一个俄国的纨绔子弟手里买下一处已破产的且涉讼经年的田产。
后来，似乎还真有开始续弦的念头。就为了这一切事情，在父亲病中没有离开他一步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给律师和“老朋友”安德罗尼科夫写了一封咨询的信：“依照法律能不能宣告公爵应受到监护，或者属于民法上无权处理家务的人？如果可以，那么如何可以做得不出乱子，使任何人不能加以责备，同时还要顾及父亲的情感……”等等的话。
据说，安德罗尼科夫当时给她做了一番解释，劝她不要贸然从事。后来公爵完全康复了，也就不能再抱有这种见解，但是那封信还留在安德罗尼科夫手里。如今他已经死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想起了这封信：如果它在死者的文件内被发现，落到老公爵手中，他一定会把她永远驱逐出去，不肯遗给她财产，而且在他活着的时候，也不会给她一个戈比的。一想到自己的亲生女儿竟然不相信他脑子健全，甚至打算宣布他人疯了，这个如同绵羊一般温顺的人，立刻就会变成像野兽一般凶狠。而她由于赌徒丈夫所干的好事，自从守寡以后就落到一贫如洗的地步，只好依靠她父亲一人。她希望从他那里取得一笔新的妆和第一次一样阔绰的妆奁。
克拉夫特不大知道这封信的下落，但他指出，安德罗尼科夫“从来不撕碎有用的文件”，此外，他虽然足智多谋，但也“心慈手软”。（克拉夫特既然如此敬爱安德罗尼科夫，但对于他仍具有十分独到的见解，简直让我感到吃惊。）但是，克拉夫特到底相信，那封有损名誉的信件会落到韦尔西洛夫的手中，因为他和安德罗尼科夫的遗孀及子女极为接近。大家都知道她们一定已经把死者遗下来的所有文件立刻全都交给韦尔西洛夫处置了。
他还知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已知道那封信在韦尔西洛夫手里，而她怕的就是这一点，心想韦尔西洛夫会立刻把这封信送到老公爵那里的。她从国外回来后就在彼得堡寻找这封信，到安德罗尼科夫家里去过，现在还继续寻找，因为她到底还存着希望，也许这封信并不在韦尔西洛夫手里。她到莫斯科去，也专门为了这个目的，恳求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在存在她那里的文件里寻觅一下。关于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这个人，以及她和死者安德罗尼科夫之间的关系，是她新近回到彼得堡以后才打听出来的。
“您以为她没有在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那里找到吗？”我问道，我有自己的用意。
“如果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甚至对您都没有透露出来，那么也许并没有在她那里。”
“那么您以为这文件在韦尔西洛夫手里吗？”
“大概是的。但我不知道，一切都有可能的。”他说着，露出显著的疲乏。
我停止再盘问下去，而且还有什么意思呢？主要的一切已经被我弄清楚了，虽然里面有许多缠搅不清的地方，但我所惧怕的一切都已被证实了。
“这一切像一场梦，荒唐透了。”我说，露出深刻的忧愁，起身去拿帽子。
“您很珍爱这个人吧？”克拉夫特问，就在那一刻，我在他脸上看出了明显的深深的同情。
“我早就预感到，”我说，“不会从您这里完全弄清楚的。现在剩下的希望就是阿赫马科娃了。我也只能指望她了。我也许要到她那里去，但也许不会去。”
克拉夫特带点惊疑的神色看着我。
“再见吧，克拉夫特！为什么要钻到不喜欢您的人们那里去呢？还不如断绝一切！”
“然后呢？到哪里去？”他带点儿阴郁地问，朝地下看着。
“到自己天地那里去，到自己天地那里去！断绝了一切，到自己天地那里去！”
“到美国去吗？”
“到美国去！到自己天地那里去，到自己一个人那里去！我的‘理想’就在这里啊，克拉夫特！”我欢欣地说。
他似乎好奇地看着我。
“您有这个地方，有‘属于自己的天地’吗？”
“有的。再见吧，克拉夫特，我很感谢您。这样打搅您，真是抱歉之至。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上面，要是在我自己的俄国持有您这样的看法，那我一定要打发所有的人都见鬼去：滚你们的蛋，你们尽管耍阴谋，互相争斗，与我有什么相干呢。”
“您再坐一会吧。”他突然说，在已经把我送到门前的时候。
我有点惊异，回转身来，又坐了下来。克拉夫特坐在对面。我们相视而笑——这一切现在仍然历历在目。我应该很清楚，当然我对他的举止好像有点奇怪。
“克拉夫特，我喜欢您的一点，那就是您是极有礼貌的人。”我忽然说。
“是吗？”
“因为我自己不大懂得礼貌，虽然我愿意懂得它……不过也没什么，受别人侮辱也许更好，至少可以使我摆脱爱别人这种不幸。”
“您每天里最喜欢哪一个时间段？”他问，显然没有听我说话。
“哪一个时间段？我不知道。我不喜欢晚霞。”
“是吗？”他有点特别好奇地说，但立刻又沉思起来。
“您又要到哪里去吗？”
“是的……我要离开这里。”
“很快吗？”
“难道到维尔诺去还需要手枪吗？”我问他，完全没有别的意思，甚至连用意也没有！随便地问，因为那支手枪正在我眼前闪耀了一下，同时我又难于说出什么话来。
他转过身来，盯着手枪。
“不，我没有什么用意，只是出于一种习惯。”
“如果我有手枪，我要藏到什么地方去，把它锁起来。你知道，这真是会诱惑人的！我也许不相信自杀会传染的，但是如果这东西尽放在眼前——有的时候真是会诱惑你的。”
“不要说这些……”他说着，然后从椅上立起来了。
“我不是讲我自己，”我补充地说，也立了起来，“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即使给我三条性命，我也会嫌少。”
“您就好好地活下去吧。”他似乎脱口说了出来。
他精神恍惚地笑了笑，真是出人意料，居然径直走到前屋里去，好像要赶我走似的，当然，他并没有注意自己所做的事。
“希望您诸事成功，克拉夫特。”我说，在已经走到楼梯上的时候。
“有这个可能。”他坚定地回答。
“再见吧！”
“这也有可能的。”
我现在还记得他最后投向我的那个目光。
他就是这样的人，几年来使我的心为他而跳跃的，就是这样的人！
可是，我期待从克夫特那里得到什么呢？难道是这些新闻吗？
我从克拉夫特家里出来，很想吃东西。天色已近黄昏'，但我还没有吃饭。我就在彼得堡区的大马路上，走到一家小饭馆里去，为了只想花二十戈比，至多不过二十五戈比，再多是我当时无论如何不肯花的。我要了一份汤，记得吃完以后，就坐在那里向窗外看望。屋内有许多人，发出烧焦的油味、小饭馆的餐巾味和烟味。
在我的头上，一只鸣声难听的黄莺，阴郁地、沉思地用鼻子撞啄着笼底。隔壁的弹子房里发出喧嚷的声音，但我却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夕阳的晚霞（我不喜欢晚霞）勾起了我一些新的、意料不到的、完全和那个地方不适合的感觉。我眼前老是恍惚地看到母亲静谧的眼神。她的可爱的眼睛，一个月来尽这样畏葸地偷看我。
最近以来，我在家里时常发脾气，多半是针对她的。我想对韦尔西洛夫说出一些不逊的话语，但是不敢，因此依照我的卑劣的习惯，只好去折磨着她。我甚至把她吓得太厉害了：她时常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走进来的时候，用那种哀求的眼神望着我，生怕我做出什么激烈的举动来……很奇怪的是，我现在在饭馆里第一次认真地思索为什么韦尔西洛夫对我称“你”，而她却对我称“您”。我以前也曾惊异过，且生出于她不好的印象，但是现在似乎想得特别深，于是一些奇怪的思想一个跟着一个流到我的大脑里来。我坐在那里许多时候，坐到天完全黑为止。我也想起妹妹来……
对于我来说，这是关键的时刻。无论如何我必须作出判断！难道我没有判断的能力吗？既然他们都鄙弃我，那么跟他们决裂又有什么困难呢？母亲和妹妹怎么办？她们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抛弃的——不管发生什么变化。
这是事实：这个人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就是说，还在我年幼时匆匆一现，便成了我命中注定的推动力，我就从这里起开始有了意识。如果我当时没有遇见他，也许我的才智，我的思想的方式，我的命运一定会是另一个样子，尽管命运注定了我拥有这样的性格，尽管我终究避免不了这种性格。
但结果却发现，原来这个人只是我的幻想，儿童时代的幻想。我自己将他虚构成这样，其实他是另一种人，远比我想象中的低下。我现在来找的是一个纯洁的人，而不是这个人。我在婴孩时，在看到他的那个短短的瞬间，竟永远地爱上了他，但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个“永远”是应该消失的。
如果将来篇幅允许的话，我会描写我们第一次会面的情景：这是一个极空虚的故事，里面找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但我在那里竟堆砌成了整整一座金字塔。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在被窝里开始建筑这金字塔，那时我一面睡着一面可以哭泣与幻想——哭些什么？想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哭人家把我抛弃了？哭人家折磨我？但是人家只折磨我一点点，只有两年，在图沙尔的寄宿学校里，那时候他把我塞进去以后，就永远走了。之后就没有人折磨我，相反地，连我自己都骄傲地望着同学们。我真是看不惯这种自怨自艾的孤儿的样子！最令人作呕的是那些孤儿们所扮演的角色，那些私生子，那些被遗弃的，总之是一切无价值的、一点也不使我怜惜的人们，忽然庄严地在群众面前排列着，开始哀怜地却又像教训似的呼号。意思是说：“你们瞧人家这样对待我们！”我真想把这些孤儿们痛揍一顿。
在这龌龊的公式化的社会里，谁也不明白沉默会显得比这个还要体面十倍：何必去呼号，更不值得埋怨。既然你们已经开始埋怨，那么只能说明，你们这些私生子活该这样。这就是我的看法！
然而，可笑的并不是我以前“躺在被窝里面”幻想的那种情景，而是我为了他跑来，还是为了这个被虚构成的人，而几乎忘记了我的主要目的。我跑来帮他打破谣言，击败敌人。克拉夫特所说的那个文件，这女人写给安德罗尼科夫的信，她那样惧怕着，害怕它会摧毁她的命运，使她陷入穷困境地的那封信，她猜到已落在韦尔西洛夫的手里——原来并不在韦尔西洛夫手里，而是缝在我身旁的口袋里！我自己缝的，全世界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关于那个文件原来在浪漫派的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手里“保存”着的，她认为必须交给我而不应该交给别人，那只是她的看法和她的主意，我不必加以解释，也许以后我会顺便讲一下，但我得到了如此意料之外的武器后，就不由得想来彼得堡了。当然我只打算暗中帮助这个人，既不想挺身而出，也不愿露出热烈的感情，更不希望他的恭维和拥抱。我是永远不愿意责备他什么的！我爱上了他，从他身上创造了一个荒诞的理想。这是不是他的错呢？我甚至，也许并没有爱他！他那古怪的思想，他那好奇的性格，他的一些阴谋和奇遇，还有我母亲在他身边的那件事情。所有这一切，似乎是已经无法阻止我行动了。我幻想中的偶像已经打碎，或许我已经不能再爱他，这就够了。那么，阻止我的究竟是什么？我究竟陷在什么东西上了？——这才是问题。结果证明：愚蠢的只是我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我并不要求别人诚实，自己却要诚实。我应该承认，缝在口袋里的那个文件，使我引起了不仅是想跑来帮助韦尔西洛夫的热烈的愿望。现在这对于我是太明显了，但我当时一想到就脸红起来。在我的眼前闪现着一个女人的影子，她是骄傲的、上等社会的人物，我将和她当面见到。她会看不起我，笑我，像笑老鼠一样，甚至根本想不到我是她的命运的主宰。这念头在莫斯科就使我心醉，尤其在我坐在到这里来的火车上时。上面我已经自己招供出来了。
是的，我恨这女人，但是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猎物一样。这一切都是真的，确乎是事实。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孩子气，我甚至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幼稚。我现在描写的是我当时的感受，那就是我坐在小饭馆里，在黄莺底下，决定当天晚上和他们决裂时，大脑里想到的一切。对于我刚才和这女人相见的一幕情景，忽然使我的脸上泛满了羞惭的红晕。可耻的一个相遇！可耻的、愚蠢的印象，而主要的是，更可以证明我没有办事的能力！我当时想，这只能证明我连在愚蠢的诱惑前面都站不住脚，然而自己刚才还对克拉夫特说，我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事情，即使我有三条性命，我也会嫌少的。
我骄傲地说出这句话来。我把我的理想抛弃，而被拖进韦尔西洛夫的事情里去，这多少可以原谅。但我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东西乱窜，在每一件琐碎的事情上都会被吸引着。这自然是我自己的愚笨。倒霉的是，我竟鬼使神差地跑到杰尔加乔夫那里去，说上一大堆愚蠢的话，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瓦辛还要教训我，说“我的前面还有五十岁的年月，所以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地方”。他的反驳是很好的，我同意，且说明他具有无可争辩的智慧。它的好就在于它是极普通的，而极普通的一切是永远到了以后才能了解的，那就是在聪明或愚蠢的一切全已尝试过的时候。但是，我自己还在瓦辛之前就早已知道。我在三年前就已经对这个想法有了深刻的感悟，甚至不止于感悟。“我的理想”有一部分是包括在这里面的。这就是我当时在饭馆内思索着的一切。
我由于走路和思考而感到了疲乏，在晚上七点钟回到谢苗诺夫团的驻地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十分厌烦。天色业已黑暗，气候起了变化。本来很干燥，但突然刮起了一阵讨厌的彼得堡的风，这些恶毒的、尖锐的风，朝我的背上吹着，把周围的灰尘和砂土卷起。有多少脸色阴沉的平民百姓，办完事或干完活后匆匆赶回自己的角落里去！在这群人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自己的阴郁和烦恼，也许并没有一个共同的、一致的思想！克拉夫特说得好：大家全是一盘散沙。我遇见一个小孩，年纪那么小，不由得使人奇怪：这么晚了，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独自出现在街上？他似乎迷路了。一个村妇停下脚步，倾听他说话，但一点也没有弄明白，便摆着手走开，只留下他一个人在黑暗里。我想走过去，但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怕起我来，往前面跑开了。我走到家门时，决定以后永远不上瓦辛那里去。我走上楼梯的时候，我很希望遇见家人，却不希望韦尔西洛夫在家，因为我打算在他回家之前对母亲或我的可爱的妹妹说些亲切的话。我在整整的一个月内，差不多没有对她们说过一句特别的话。巧得很，他真的没在家……
我在这“笔记”里将这个“新人物”牵上舞台的时候（我说的是韦尔西洛夫），先顺便简单地介绍一下他的无可重轻的履历。我这样做，是为了使读者容易明了些，又因为我无法预见在下文的叙述中，该把这份履历插在什么地方去。
他在大学里读过书，然后就加入骑兵营的卫队里去。后来和法纳里奥托娃结了婚，便辞职了。到国外去旅行，回国后在莫斯科过了一段吃喝玩乐的日子。妻子一死，就到乡下去，并在那里发生了和我的母亲的那段情史。后来在南方什么的地方住了很长时间。在欧洲战争时又服军役，但没有到克里木去，一直没有上前线。
战争结束后辞职到国外去，并带着我的母亲同去，但把她留在柯尼斯堡。可怜的母亲有时带着恐怖的神情摇着头，讲述她当时如何一人带着小女孩住在那里有半年多，又不通晓当地的语言，好像在树林里一般，后来弄到身上没有一文钱。最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跑来找她，把她送回哥罗德省的某个地方去。
后来，韦尔西洛夫又当过第一届仲裁委员，据说十分尽职，但不久之后又离职，到彼得堡去办理各种私人的民事案件。安德罗尼科夫永远称赞他的能干，很敬重他，不过说他不了解他的性格。后来韦尔西洛夫又放弃了这件事情，跑到国外去，长期住下去，住了几年。开始和索科利斯基老公爵发生特别亲密的交情。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经济状况有两三次起了根本的变化：有时完全陷入窘境，有时忽然发了财，又抬起头来。
现在，在我的笔记已经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决定把“我的理想”讲述出来。我用言语来描写，还是它产生以来的第一次。我决定对读者讲述出来，同时也是为了往后行文的明了起见。再说，如果我没有说清到底是什么在推动我、鞭策我采取一步步的行动，那么不但是读者，就连笔者我，也会难于解释这些行为。
由于我的无能，再加上我又属于“沉默型”的人，所以又陷入前面自己取笑过的小说家的“文采”里去了。在走进我在彼得堡的那段恋爱史和我在这里经历的各种可耻的意外事件的门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交代是必要的。但不是“文采”引诱我沉默至今，而是事情的实质，也就是事情的困难程度。即使是现在，在一切都已过去的时候，我仍感到要讲述这个“思想”，还有着无法克服的困难。
除此之外，我必须把这思想写成当时的形式，那就是它当时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的，而不是现在，这已经是新的困难。有些东西几乎是无法言传的。那些最简单、最清楚的思想，恰恰也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思想。如果哥伦布在发现美洲以前开始把自己的理想讲给别人听，我深信人们有许多时候会不了解他的。人们当时也真是没有了解啊。我说这话，并不打算把自己和哥伦布相提并论，如果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除了感到惭愧，别的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