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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真的算不了什么：高尚的考虑将一切小节全都忽略，而实力感又满足了我的一切。我在一种欣悦的状态中走了出去。我走上街后，准备引吭高歌。很凑巧的是，这是一个美妙的早晨，阳光、过客、喧哗，来来往往的车辆，人群充满了喜悦。“难道这个女人没有侮辱我吗？我怎么会忍受得了这样的眼神，这么傲慢的微笑，而在我这方面竟没有发生抗议，哪怕是极愚蠢的抗议呢？”
必须注意的是，她跑来就为了对我施加侮辱，其实她从来没有看到我。在她的眼睛里，我是“韦尔西洛夫派来的人”。当时她深信，后来的许多时候也深信，韦尔西洛夫把她的整个命运掌握在手里，他有办法，如果他愿意，可以利用一个文件立刻把她陷害。至少她这样疑惑着。这里涉及的是生死的搏斗。然而，现在我并没有感到侮辱！也就是说，侮辱是有的，但我没有感觉到它！哪里会有这种感觉呢！我甚至觉得高兴。我本来准备仇恨她的，现在却觉得甚至开始喜欢她了。
“我不知道，蜘蛛会不会恨它想去捕猎的苍蝇？一只可爱的小苍蝇！我觉得猎物是招人喜爱的，至少是可以爱的。我就爱我的敌人，譬如说，她这样美丽使我觉得喜欢。太太，您这样傲慢，庄严，使我觉得很喜欢，如果您驯顺些，便不会有这样的愉快。您唾我的面孔，而我还感到胜利，如果您果真把真正的痰朝我的脸上吐去，我也许真的不会生气，因为您是我的猎物，是我的，而不是他的。这念头是多么令人陶醉呀！在私下里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远比公开的主宰要愉快得多。如果我是亿万富翁，我大概会以穿破旧的衣服为乐事。我乐意人家把我视为一个极渺小的，几乎是在行乞着的人，乐意人家推我，看不起我，因为对于我来说，只要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就足够了。”
上面的话就是我当时喜悦的想法以及许多我所感受的诠释。我不过要补充一句，就是现在在这里写出的文字中显得浅薄些，实际上我而是深沉得多，羞愧得多。也许即便现在，我的内心也远比我的言行还显得羞愧些。但愿如此呀！
也许我坐下来写这些，反而显得很糟糕：因为人们内心远比表达出来的言辞要丰富得多。你的想法，即使是坏的，寓于心中时总是比较深刻些，但一用文字表现出来，便显得可笑些，不连贯些。韦尔西洛夫跟我说过，只有坏人才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形。他们不过是说谎，因此觉得很容易。我而是要努力写出全部的事实，这就十分困难了！
在十九日那天，我又迈出了另外“一步”。
我自从来到彼得堡以后，口袋里第一次有了钱，因为我把两年来所积蓄的六十个卢布全交给了母亲，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我在几天以前就决定在领到薪水的那天“试着”做早已想做的事情。我昨天就从报上剪下一个地址——“彼得堡地方法院执行吏”发布的公告，说到“九月十九日，正午十二时，在喀山区某段某街某号门牌拍卖列勃列赫特夫人动产”，还说“清单、货价和所售财产可以在拍卖之日观看”云云。
时间已经有一点多钟，我就按照地址步行前去。我已经有三年没有雇过马车——我自己下了这个决心（否则也不会攒下六十卢布来的）。我从来没有到拍卖场上去过，我还不肯这样做，虽然现在这“一步”不过是一个尝试，但我早已决定，即使要做这个尝试，也要在我中学毕业之后，在跟所有的人断绝来往、躲进自己的壳里。然而，我还没有钻进自己的“壳里”，我还没有自由，因此我打算仅以试验的形式走这一步，也就是说，只是为了看一看，几乎好像是幻想一下，然后就不再去做，也许有许多时候不去做，一直到正正经经地干起来的时候为止。在一般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愚蠢的拍卖，但对于我来说，竟等于哥伦布乘着去发现美洲的那艘船的第一根木材。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我一到那个地方，就走到公告上所指的那所房屋深深的院落，走到列勃列赫特夫人的寓所里去。这个寓所一共有一间前屋和四间不高不大的房间。有一群人站在前屋旁边的第一间屋内，居然有三十人左右。其中一半是做买卖的，另一半从外貌上看来不是好奇的，便是爱好的，或是列勃列赫特派来的。也有商人和犹太人，他们全看中了金器。还有几个人穿得很“齐整”。在这些先生们当中，有些人的面貌甚至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右面的房屋，在敞开的门里，恰巧在两扇门的中间，放着一只桌子，所以要想走到那间屋里去是不可能的。里面放着被查封的准备拍卖的物件。左面还有另一间屋子，但是门虚掩着，虽然时时刻刻开着一条小缝，看得见有人从里面窥望，大概是列勃列赫特夫人那一大家子中家庭成员，自然在这时候总有点害臊的。佩戴徽章的执行吏先生坐在门旁桌后的椅上，主持拍卖物品。我到场时，拍卖已经进行了一半。我一走进去，就挤到桌子那里。这时，正在拍卖铜烛台。我开始观看着。
我张望了一下，心里立刻想：我能在这里买些什么？这个铜烛台我现在能派上什么用场？会不会达到我的目的？事情应该这样做吗？我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呢？我一面想着这一切，一面等候着，感觉有点类似在赌场前的情形，那时你还没有下注，但是走了过去，想下一下注：“愿意就下注，不愿意就走，这是我的自由。”此刻我的心还没有怦怦直跳，但似乎微微地沉住，而且哆嗦着——一种未免有趣的感觉。然而，犹豫不决的情绪很快地开始压迫你，你的眼睛有点眩晕了；你伸出手来，取了一张牌，然而是机械地，几乎违反了意旨，似乎另外有人在牵动你的手；你终于决定了，下了注，那时候已是另一种伟大的感觉。我并不写拍卖场上的情形，我只写我自己：还有什么人会在拍卖场上感到心跳呢？
有的人兴奋着，有的人沉默着、期待着，有的人买了以后又后悔。我甚至不去怜惜一位先生，他由于没听清楚，犯了错误，竟把一只银牛奶壶当作真正的银器买下来，出了五个卢布，其实只值两个卢布。这甚至使我感到异常的快乐。执行吏拍卖对象是不分类别的：在烛台之后接着是耳环，在耳环之后接着是羊皮枕，跟着就是小箱，大概为了花样不同，或是为了适应参与拍卖的人们的要求。我没有站到十分钟，起初挤过去想买那个枕头，后来又想买小箱，但是在将下决心的时候都打住了：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完全不适合自己。未了，执行吏手里终于发现了一本纪念册。
“家用的纪念册，红皮装，用过的，里面有水彩画和铅笔画，套子用象牙雕成的，有银扣环——价值两个卢布！”
我挤了过去。这纪念册从外观上看还很漂亮，但在象牙雕刻上有一个地方有损伤。只有我一人走过去看，大家都不说话，并没有竞争者。我本来可以打开扣环，把纪念册从套子里掏出来，看一看货色，但是我没有去使用我的权利，只是挥着颤抖的手，意思是说：“看不看都是一样的。”
“两卢布五戈比。”我说，牙齿似乎又打战了。
东西卖给我了。我立刻掏出钱来，付清了，抓起纪念册就走到屋子的角落里去，在那里把它从套子里掏出来，激动地、急急忙忙地仔细察看它：抛开封套不算，那东西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大小像小型的信纸，薄薄的，边上涂着的金色业已磨损，简直就是以前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姑娘们常备的那类册子。里面用炭笔和水彩颜色画着山上的庙宇、爱神、池塘和戏水的天鹅。还有一首诗：
我将踏上遥远的征程，
永远和莫斯科分离，
辞别了亲爱的人儿，
在驿道上奔驰。
（这首诗居然会在我的记忆中存留着！）我断定这回我是“失算”了：如果还有谁也不要的东西，那就是这本纪念册了。
“不要紧，”我暗自下了决断，“第一次赌牌总是要输的，这甚至是一个好兆。”
我真的感到快乐。
“啊哟，我来迟了！到了您手里了吗？您买下了吗？”一位穿着蓝大衣的先生在我身旁喊了起来。从外表上看，他显得很阔绰，服装也讲究。他来迟了。
“我来迟了，啊哟，真是可惜！多少钱？”
“两卢布五戈比。”
“啊哟，真可惜！您可以让给我吗？”
“我们出去说。”我微语着，心都揪紧了。
我们走到楼梯上。
“十个卢布让给您？”我说着，背后感到一阵冷气。
“十个卢布！您怎么啦？”
“买不买随您啦。”
他瞪着眼睛望我。我穿得还好，完全不像犹太人或收买旧货的商人。
“您省省心吧。这是一本不值钱的旧纪念册。谁需要这东西？封套实际上并不值钱。您是不能卖给任人的。”
“但您还想买呢。”
“我是出于特殊的情况，我昨天才知道：也只有我一个人呀！您是怎么啦？”
“我本来应该要二十五卢布，但毕竟把握不大，担心您不会买，所以我只要了十个卢布。这是很公平的交易。我一个戈比也不能再让了。”我转过身走了。
“我出四个卢布，”我已经走上院子里去，他追过来，“五个！”
我没出声，继续走着。
“给您，拿去吧！”他掏出十个卢布，我把纪念册给他。
“您要知道，这是很不公道的！两个卢布买进，十个卢布卖出！”
“为什么不公道？这是市场！”
“什么市场？”他生气了。
“有了需要，就成为市场。您如果不需要它，四十戈比我也卖不出去的。”
虽然我一脸认真，没有发出哈哈的笑声，但内心却大笑不已，并非由于欢欣，而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有点透不过气来。
“您听着，”我完全按捺不住地喃喃说着，但是露出友善的态度，心里十分喜欢他，“您听着，巴黎那个已经故世的詹姆斯·罗特希尔德身后遗下了十七亿法郎的财产（他点点头），他还在年轻时代，因为偶然比别人早几小时晓得贝里公爵被杀的消息，立刻去通知应该通知的一些人，就是这么一件小事，一转眼就赚到了几百万——人家就是这么干的！詹姆斯的致富实际上是因为及时得到了拿破仑一世在滑铁卢战败（1815）的消息，而不是提早得知贝里公爵被害的消息。”
“那么，您是罗特希尔德吗？”他愤恨地对我嚷嚷，就像对一个傻瓜喊叫似的。
我匆忙地从屋内走出来。仅仅一步，就赚到了七卢布和九十五戈比！我承认，这一步路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儿童的游戏，但他到底和我的想法相吻合，不能不使我激动万分……不过，情感是不必加以描写的。一张十卢布的钞票已放在背心口袋里，我伸出两个指头去摸它——就这样走着，没有将手拿出来。我在街上走了一百步路，就将那十卢布掏出来看了看，看过之后，就想吻它。一辆马车忽然在一所房屋的大门前面按响喇叭。看门人开了门，一位太太从房屋内走出来，坐上马车。她年轻美丽，服装阔绰，穿着绸缎和天鹅绒，后面拖着两俄尺长的尾巴，显得很有钱。忽然一只漂亮的小皮包从她的手里溜出来，落在地上；她已经坐上车了；仆人俯下身去要捡拾那件东西，但我连忙跳过去，捡了起来，递给那位太太，微微地举起帽子（那是大礼帽，我打扮得像阔少年，还不算坏）。太太拘束地，但带着愉快的微笑对我说道：“谢谢，先生。”马车走了之后，我吻了吻那张十卢布的钞票。
这一天我必须去见叶菲姆·兹韦列夫，他是我以前的中学同学，但半途辍学，转入彼得堡某专科学校。他本人并不值得加以描写，我和他也没有发生过亲密的交情。但是，我在彼得堡设法找到他，因为他能够立刻把克拉夫特（我极需要见到的一个人）的住址告诉我，在他从维尔诺城一回来的时候。兹韦列夫前天告诉我，他今天或明天就会回来的，所以今天我必须走到彼得堡区去，但是我并不感到疲乏。
兹韦列夫（他也是十九岁）临时住在他姑姑家，我在他姑姑的院子里遇到了他。他刚吃过饭，正在院子里像踩高跷似的走来走去。他立刻告诉我，克拉夫特昨天已经回来了，住在以前的寓所里，就在彼得堡区，他自己也想赶紧见到我，以便把一点要紧的话告诉我。
“他还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叶菲姆补充了一句。
因为在现在的情形之下见到克拉夫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请叶菲姆立刻领我到他的寓所里去。那寓所其实离得很近，只有两步路，就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但是兹韦列夫说他已经在一小时之前见过他，他已经上杰尔加乔夫家里去了。
“那我们就上杰尔加乔夫家里去吧。你为什么总是畏畏缩缩？这么胆小？”
克拉夫特真会在杰尔加乔夫家里坐得很长久的，可是我怎能在那里长时间等他呢？我并不是怕上杰尔加乔夫家去，而是不想去，虽然叶菲姆已经拉我去了三次。他说出那句“胆小”的话时，永远露出对于我来说十分难堪的微笑。这里并不是胆怯，我预先声明。如果我怕，也完全是怕别的事情。这一次我决定前去。这也只有两步路，我在路上问叶菲姆：他是不是还有跑到美洲去的计划？
“也许还要等一等。”他带着轻松的微笑回答。
我不大喜欢他，甚至完全不喜欢他。他的头发是白色的，还有一张肥胖的、过于白净的脸，甚至白得不大雅观，近乎孩子气。身材甚至比我还高，但是只能把他当作十七岁的孩子看待。我和他没有什么话可讲。
“那里怎么样？难道永远有一群人挤着吗？”为了在心中有底，我向他探听。
“你干嘛老是这样胆怯？”他又笑了。
“滚你的蛋！”我生气了。
“并没有一群人，来的全是一些朋友，全是自己人，你放心吧。”
“是自己人，不是自己人，关我什么事！我难道在那里是自己人吗？为什么他们会相信我呢？”
“是我带着你去，也就够了。他们甚至都听说过你的。克拉夫特也会介绍你的情况。”
“喂，今天瓦辛去吗？”
“不知道。”
“如果有他，我们一走进去，你就推我一下，把瓦辛指给我看。刚走进去就指，你听见没有？”
我已经听到关于瓦辛的许多事情，对他早就发生了兴趣。
杰尔加乔夫住的是一所小侧屋，坐落在一个商人妻子的木房子的院子里。这间侧屋由他独自租住。一共有三间清洁的房屋。所有的四个窗子全用帘子挡住。他是一位技师，在彼得堡有工作。我在无意中听说，他在省里弄到了一个私人的肥缺，现在就要准备到那里去。
我们刚走进了豆腐干大小的前屋，就听到一阵谈话声：大概他们正在热烈地辩论着。
我果真露出了一点不安，当然，不习惯于社交，甚至包括任何的社交。我在中学里和同学们用“你”的称呼，但几乎和谁也没有深交。我给自己弄好了一个角落，就住在这个角落里。但使我不安的并不是这个。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和人们发生辩论，只说一些极必要的话语，为了使人家不能对我有所判断，主要的是：不参与辩论。
在一间不很大的屋内聚了七个人，如果包括太太们，那就是十个人。杰尔加乔夫有二十五岁，已经结婚。他的夫人有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女亲戚。她们也住在杰尔加乔夫家里。屋内的陈设也很简单，家具已经够用，甚至很清洁，墙上挂着一张石印的照片，角落里的神像没有金属饰物，油灯却点燃着。杰尔加乔夫走到我面前，跟我握了握手，让我坐下。
“请坐，这里全是自己人。”
“随便坐呀。”一个容貌姣好，穿得很朴素的年轻女人立刻补充说。她微微地向我鞠躬之后，立即出去了。她就是他的夫人，看样子大概也在那里辩论，现在走出去喂孩子吃奶。但是屋内还留下两位太太：一个身材矮小，二十来岁，穿着黑衣，也不算难看；另一个也二十来岁，身材瘦削，目光机灵。她们坐在那里，听得很起劲，但是没有参与谈话。
至于男子们，却全都站着，除了我之外，只有克拉夫特和瓦辛坐着。叶菲姆立刻给我指出他们两人，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克拉夫特。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去和他相互认识。克拉夫特的脸型让我过目不忘：它并没有一点特别的美，可是具有和善的、文雅的相貌，虽然时常显露出一种自尊感。他的年纪大约有二十六岁，身体很瘦，中等身材，金黄头发，脸色是严肃的，但极柔和。不过，如果你要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脸，也许甚至是极其平庸的脸，换成他那张我觉得十分招人喜爱的脸？那么，我的回答一定是不愿意。因为他那张脸上有一种神情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那种精神上过分冷静，那种类似于不自觉的藏而不露的傲气。不过，我当时大概不能进行如此精确的判断。我现在才觉得我当时这样判断，也就是说，在已经出了事之后。
“您来了，我很高兴，”克拉夫特说，“我这里有一封信，和您有关系的。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然后请到我家里去。”
杰尔加乔夫中等身材，肩膀宽阔，头发乌黑，胡须很长。他的眼神里透出一种机灵，显得老成持重。他虽然多半时间沉默着，但显然在左右着大家的谈话。瓦辛的脸庞并不使我惊愕，虽然我听人家说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一双淡灰色的巨大的眼睛，脸很爽朗，但同时似乎有点过分坚强，让人觉得不好相处，但眼神是极聪明的，比杰尔加乔夫还聪明些，深刻些，比屋内的一切人都聪明些。然而，也许我现在有点夸张。其余的人当中，我只记得两张年轻人的脸：
一位脸色阴郁的高个子，蓄着乌黑的胡须，话很多，年纪在二十七岁左右，是什么学堂的教员，或是和这一类相近的人；还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穿着俄罗斯式的长褂，脸上有皱纹，一直沉默着，属于爱倾听人家说话的一类人。后来才晓得他是农民出身。
“不对，这问题不应该这样看，”蓄着黑胡须的教师开始说，显然重新恢复之前的辩论。他比大家都显得兴奋，“我并没有说到数学的证据，但是这个观点，即使没有数学的证据，我也相信的……”
“你等一下，季霍米罗夫。”杰尔加乔夫大声打断了他的话。“刚走进来的人们是不会明白的。瞧，事情是这样的，”他忽然对我一个人说（说实话，如果他有意考一考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或是让我说话，那么他这种手段是很巧妙的。我立刻感到这层，而且做好了准备），“您瞧，这个克拉夫特先生，他的性格，他的坚定的信念是我们大家早已知悉的。他由于一个极其平常的事实，做出了使大家惊异的极不平常的结论。他表示，俄罗斯民族是二等的民族……”
“三等的。”有人喊道。
“二等的民族，它的使命只是给卓越的民族当材料，在人类的命运中，它本身没有自己独立的角色。克拉夫特先生根据自己这种也许有道理的推论，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每个俄罗斯人将来一切的事业会被这个观念所麻痹，那就是说大家必将无所作为，并且……”
“对不起，杰尔加乔夫，这话不应该这样讲。”季霍米罗夫又不耐烦地抢上去说（杰尔加乔夫立刻让他讲）。“因为克拉夫特做了一番认真的研究工作，根据生理学得出像数学一样正确的结论，他也许花了两年工夫去研究，才得出自己的这个观点（我却会安然地，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的），为了这个理由，也就是为了克拉夫特那种忧患意识和严肃的态度，这个问题应该作为一个不寻常的现象来看待。由上述种种引出了问题，但克拉夫特却无法理解应该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于是必须从事研究它，即研究克拉夫特不了解的一切，因为它已成为不寻常的现象。必须解决的是，研究这个现象是不是应该看成单独的事件，属于研究室的，还是在其他场合下也会正常地重复出现的一种属性？为了共同的事业，这一点值得注意。关于俄罗斯，我会相信克拉夫特的观点，甚至可以说，也许很高兴：如果这个观点能为大家所理解，就等于解去了人们身上的束缚，让人们放手去行动，给许多人摆脱爱国主义的偏见……”
“我并不出于爱国主义……”克拉夫特似乎带着一些紧张的神情说着。这一番辩论大概是他并不喜欢的。
“是不是爱国主义，那是可以放在一边的……”本来很沉默的瓦辛开口说话了。
“但是请问，克拉夫特的结论怎么会削弱人们对全人类事业的追求呢？”教师喊着（他一人喊叫，别的人发言都是轻声轻气的）。“即使俄罗斯被判列入第二等，但是不单为了俄罗斯，也可以工作的。如果克拉夫特停止信仰俄罗斯，他怎么还能成为爱国主义者呢？”
“何况他又是德国人。”又有一个声音发出来。
“我是俄国人！”克拉夫特说。
“这个问题是和事情没有直接关系的。”杰尔加乔夫对打断争论的人说。
“你们应该走出狭隘的思路，”季霍米罗夫不去听任何人的说话，“如果俄罗斯不过是供比较卓越的民族利用的材料，那为什么它不去充当那个材料呢？这还是一个十分体面的场合。为什么不安于这个观念，以扩充自己的课题呢？人类正面临着变革的前夜，变革业已开始了。只有盲人才会否认当前的课题。如果你们对俄罗斯失去了信心，就离开它，为未来工作——为未来的还不知晓的民族工作，这民族一定是以全人类组成，没有种族区别的。俄罗斯将来总也有死亡的一天。任何民族，哪怕是最有才智的民族，其活力也只能保持一千五百年，或两千年。两千年和两百年不都是一样的吗？罗马人并没有生气勃勃地活到一千五百年，也变成了材料。他们早就没有了，但是他们留下了思想，这思想融入到人类的命运里去，成为未来的一个组成部分。怎么能对人说，没有事情可做呢？我设想不到会有无事情可做的局面！你们就去为人类做事，其余的一切不必多管。如果仔细环顾，事情太多了，生命是不够用的。”
“必须按照自然和真理的法则生活下去！”杰尔加乔夫夫人从门后说。门缝开了一点，看得见她站在门旁，胸前抱着婴孩，乳头被遮掩着。她正在热心地倾听着。
克拉夫特一面听，一面微笑，终于似乎露出有点疲倦的神情，然而十分诚恳地说：
“我不明白，既然一个人的心智受其指导思想的支配，既然他处于主导思想的影响之下，那他怎么还可能靠这思想之外的东西生存呢？”
“但是，如果有人用逻辑的方式，数学的公式对你说，你的结论是错误的，全部思想都是错误的，你没有丝毫的权利，使自己脱离公众的有益的事业，单只为了俄罗斯是注定沦为第二等民族，如果有人对你指出，只要抛弃了狭隘的视角，你的前面将有无尽的天地开展出来，代替了狭隘的爱国主义的观念……”
“唉！”克拉夫特轻轻地摇手。“我已经对您说过，并不是为了爱国主义……”
“显然这里有点误会，”瓦辛忽然插嘴说，“错误在于克拉夫特并不仅仅只有逻辑的结论，他的结论也已变为情感了。不是每个人的天性都一样，有许多人的逻辑结论有时会变为强烈的情感，把整个身体全把握住，很难加以驱逐或改造。为了救治这种人，必须变更这情感的本身，除非用其他的、力量相等的情感来代替才行。这永远是很难的，在许多情形下是不可能的。”
“错啦！”那个好争论的人大声喊起来。“逻辑的结论本身就会把偏见分析开来。合理的信念也能产生情感。思想从情感里出来，在人的心里扎根，组成新的情感。”
“人的性格是各异的！有的很容易变更情感，有的困难些。”瓦辛回答，好像不愿继续辩论。但是我对于他的理论深为赞赏。
“您说得很对！”我忽然把坚冰击破，把脸转向他，对他说起话来。“必须把别的情感插进去，以代替这个情感。四年前，在莫斯科有一位将军……你们瞧，诸位，我并不认识他，但是……说实话，他本人或许就不值得尊敬……再加上事情本身也可能显得荒唐，但是……他的孩子死了，实际上是两个小姑娘，相继得了猩红热死去……他忽然垂头丧气，一直在那里悲伤，悲伤得没了人形，看都不能看了，结果是半年之后就一命呜呼了。他为了这事而死，那是一个事实！那么，当初该怎样做才能使他获得新生呢？答案是用同等力量的情感！应该把这两个小姑娘从坟墓里给他掘出来，还给他就行了，必须用这类的方法。可是他死了！但是，当初也可以对他提出极好的理由：那就是生命是即刻就过去的，大家都会死的，还可以从年鉴中找出统计的数字，有多少小孩死于猩红热……当时，将军已经退役……”
我打住话头，一面喘气，一面向四周看望。
“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有人说。
“您举出来的事实，虽然和这件事情不是同类的问题，但终归有点相像，可以说明问题。”瓦辛对我说。
我在这里应该供认，为什么我对于瓦辛提出的关于“理想——情感”的理论深为赞赏，而且还应该承认令我十分羞愧的事。是的，我怕上杰尔加乔夫家里去，虽然并不是由于叶菲姆所猜想的那个原因。我知道他们是辩证派（也就是说他们或他们一类的人都是一样的），也许会击破“我的理想”。我深信自己，我绝不会把我的理想向他们泄露出来、直说出来，但是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或他们一类的人）自己会对我说出些什么，使我对自己的理想失去信心，甚至在我并没有对他们提起它一个字来的时候。在“我的理想”里还有一些我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不愿除我以外，有什么人去解决它。
在最近两年来，我甚至停止读书，怕碰到于“理想”不利，会使我震动的地方。现在，瓦辛忽然一下子把问题解决，使我感到了无比的安慰。说真的，我到底怕什么呢？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辩证法，又能把我怎么样？那里也许只要我一个人明白瓦辛所说的关于“理想——情感”是什么！推翻某个美好的理想还不够，必须代以同等力量的美好的情感。否则，无论如何我也不愿和我的情感分离，会在我心里推翻这个观点，哪怕用强制的手段，不管人家怎样说。再说，他们能给予我什么以代替它呢？因此我可以勇敢些，我必须大胆些。我一面对于瓦辛的话深为赞赏，一面感到惭愧，觉得自己是个不中用的小孩。
这里还有一件可耻的事。使我开口说话打破僵局的，并不是那种想夸耀我的智慧的讨厌的情感，而是那种想“博取欢心”的愿望。这种想博取欢心的愿望，为的是使人家承认我是好人，开始拥抱我，或做出类似的行为（总之，恶劣透顶）。现在想来，我认为在我一切羞耻事件当中，它是最卑鄙的。很久以前，我就在猜想，自己心中怀着博取别人欢心的愿望，这就是我躲在角落里这么多年的缘故，虽说我对此至今不后悔。我知道，我应该在人们面前装得阴郁些。在遭遇到一切耻辱以后，唯一使我感到安慰的，那就是我的“理想”到底还藏在我的心中，没有泄露给任何人。有时我会心惊胆战地想到，在我对任何人泄露我的理想之后，我的心里将忽然一无所有，我将和大家一样，也许会把理想抛弃，因此我才珍惜它，爱护它，生怕乱说出来。但是现在，在杰尔加乔夫家里，我几乎第一次跟他们接触就不能自我克制。当然，我什么也没有泄露，但是竟无可恕宥的乱说起来。结果出了丑。现在回想起来，真令我难堪呀！不，我是不能和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即使现在，我还是这样想，我这话还将管用四十年。因为我的理想，需要一个角落。
听到瓦辛的夸赞，我就立即迫不及待地想继续往下说了。
“据我看来，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情感……如果这情感来自信念……但愿任何人都不要为此而去责备他。”我对瓦辛说。我虽然说得很活泼，但好像并不是我在说，倒是像别人的舌头在我的嘴里转动着。
“真的吗？”一个声音立刻抢上来，用嘲讽的口气说。这声音就是打断杰尔加乔夫的话，对克拉夫特喊他是德国人的那一位发出来的。
我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所以把脸转向教师，好像刚才是他对我呼喊似的。
“我的信念是，我对任何人都不敢批判。”我哆嗦着，已经知道我要栽跟头了。
“何必这样高深莫测呢？”那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声音又传出来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我盯着教师。他沉默着，含笑打量着我。
“那您呢？有吗？”那个小人物又喊了一声。
“说来话长……我的理想一部分就是希望人家给予我休息。在我有两个卢布的时候，我还要独立地生活着，不受任何人的管束（您不要着急，我知道人家反驳我的是什么话），什么事情也不做，甚至为了人类的伟大的未来，就是克拉夫特先生被请去工作的那个事业也不去做。个性的自由，也就是我自身的自由，应该放在前面，别的我不想知道。”错误就在于当时我生气了。
“您在宣传饱食终日的奶牛式的安宁，是不是？”
“就算是吧。奶牛不会侮辱人的。我不欠任何人钱，我给社会缴税，为的就是使人家不偷我，不打我，不杀我，谁也不敢再向我有所要求。也许我个人还有其他的理想，愿意为人类服务，我会做的，也许比所有其余的宣传家还要多做十倍。不过我不许任何人要求我做，命令我做，像命令克拉夫特似的。即使我连手指都不举起来，那也是我完全的自由。由于爱人类而四处奔波、上蹿下跳、讨好别人，还感动得挥洒热泪——这只是一种时髦的举动。我何必一定要爱我的邻人，或是爱你们的未来的人类。这人类我是永远看不见，他们也不会知道我。他们照样会化为灰烬，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和记忆（时间在这方面是毫无意义的）。到那时候，地球照样变成冰石，在无空气的空间和无数同样的冰石一同飞翔。那就是无意义到不能想象的地步！这就是你们的学说！请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做正直的人？何况，既然一切都只是瞬息即逝？”
“咦！咦！”那个声音又喊出来。
我神经质地、恶狠狠地把这一切倾倒出来，把所有的绳索都扯断了。我知道我会栽跟头出丑，但由于害怕反驳，所以慌不择言。我意识自己好像把思想往筛子里撒放，一点也没有连贯，放过了十个念头，跳到第十一个念头上去，但是我忙着说服他们，抢先击倒他们。这对我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我准备了三年的工夫！但奇怪的是，他们忽然沉默下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全都听着。我继续对那个教师说话。
“事情正是这样。顺便提一下，有一个极聪明的人曾经说过，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做个高尚的人？’要知道，世界上有三类小人：第一类是天真烂漫的小人，他们相信自己的卑劣行为是最高尚的、最正当的行为；第二类是有羞耻之心的小人，也就是对于自己的卑劣行为感觉羞耻，但由于决心已定，所以还是要把卑劣的行为做到底；第三类是真正的小人，纯粹的小人。你们听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同学叫兰伯特，他在十六岁的时候对我说，他一有钱，他要做的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把面包和牛肉喂给狗吃，听穷人的孩子们饿死；在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当柴烧的时候，他要买下一整家木材厂，堆在田野里，把田野烧热，但是一块木柴也不给穷人们。这就是他的情感！你们叫我怎样回答这纯粹的小人的问题：‘为什么他一定要做个高尚的人呢？’尤其是现在，在你们改造成这种样子的现代，因为像现在那样糟糕的时代从来没有过。诸位，我们的社会里一切事情全是模糊不清的。既然你们否认了上帝，否认了功绩，那么还有哪一种因循守旧的思想，哪一种毫无生气的、盲目而愚蠢的思想，会使我按你们的方式去行事，而不让我做对自己更有利的事呢？你们会说：‘对于人类的合理的态度也就是有利于我。’但是，如果我认为所有的这些合理，所有这些军营式的组织，这些‘法郎吉’（“法郎吉”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的学说。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资本主义的文明就是奴隶制的复活。但他不主张废除私有制，而是幻想通过宣传和教育来建立一种以“法郎吉”为其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不合理的呢？既然我在世界上只活一次，那我才管不了这些事情，也管不了未来的一切！就让我自己来关心我的利益吧：这样会快乐些。千年以后，你们的人类将成为什么样子，于我又有什么相干，如果依照你们的法典，我不会取得什么，既没有爱情，又没有未来的生活，更不承认我的功绩？不，如果这样，那么我要用十分无礼的方式为自己生活下去，哪怕以后大家全都完蛋！”
“一个极好的愿望！”
“不过，我随时准备跟大家一块完蛋。”我补充说。
“那更好！”（插话的还是那个声音。）
其余的人仍旧沉默着，大家全张望着，都看着我，但屋子里的各个角落渐渐地开始笑了起来，尽管笑得很轻，大家一直看着我的脸发笑。只有瓦辛和克拉夫特不笑。蓄黑胡须的人也发出冷笑，他盯着我，倾听着。“诸位，”我全身哆嗦，“我无论如何不肯把我的理想对你们说出来，但是相反地，我要问你们，用你们的立场问你们。你们不要以为是用我的立场，因为我爱人类，也许要胜过你们总体总和的千倍以上！你们说，你们现在应该说，因为你们在那里笑。请你们说：你们用什么来吸引我，使我跟随你们？请你们说，你们用什么来证明你们那里更好些？你们将怎样处理我的个性在你们组织里的反抗？诸位，我早就想和你们相遇！你们会有组织，公共的住所，Sri ctenéces saire（法文，译为“一切最起码的必需品”），无神论和不生儿育女的公共妻子，这是你们的结局，我是知道的。就为了这一切，为了你们的合理主义给我保障下的这点儿蝇头小利，为了一块面包和一点暖气，你们要把我的全部的自由夺去！请问，如果我的妻子被人家夺走，你们会不会压抑住我的个性，使我不把仇人的脑袋砸破吗？你们会说，在那时候我自己会聪明些。但是妻子对于这种有理性的丈夫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如果她多少还有点儿自尊的话。要知道，这是不正常的事情。你们不感到羞耻吗？”
“您对于妇女方面是专家吗？”传出那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可恶的声音。
刹那间，我真想扑过去，用拳头朝他身上揍一顿。他的身材不高，头发带点栗色，脸上长着雀斑……不过，真是见鬼，我干嘛要去理睬他的外貌！
“您放心吧，我还从来没有跟女人发生过关系呢。”我厉声说，第一次把脸转向他。
“一个珍贵的报告，但是有太太们在场，也许应该说得客气一点才对！”
突然，大家纷纷活动起来，开始挑拣自己的帽子，打算走开。自然不是为了我，而是因为时间到了。他们这种对我沉默的态度，使我感到十分羞惭。我也跳了起来。
“请问您贵姓，为什么尽朝我身上看着？”教师忽然朝我身边跨了一步，带着极卑劣的微笑。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不，平民的多尔戈鲁基，以前的农奴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的儿子，我以前的主人韦尔西洛夫先生的私生子。诸位，你们不必着急，请放心，我这么说绝不是希望一下子博得你们的欢心，使我们大家感动得像小犊一般痛哭号叫！”
顿时爆发出一阵极不礼貌的大声哄笑，以致把隔壁睡熟的婴孩吵醒，哇哇地哭了。我愤怒得浑身颤抖。他们一个个和杰尔加乔夫握手，走了出去，对我则不屑一顾。
“我们走吧。”克拉夫特推了我一下。
我走到杰尔加乔夫跟前，使劲地握他的手，又用力摇了好几次。
“库德留莫夫（指那个棕红头发的人）老惹您生气，请您原谅。”杰尔加乔夫对我说。
我跟克拉夫特走了出来。我毫不知耻。
当然，现在的我和当时的我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我继续“毫不知耻”，在楼梯上就赶到瓦辛面前，把克拉夫特丢下，像丢下二等人物一般，用极自然的态度，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问道：
“您大概认识家父吧？我指的是韦尔西洛夫。”
“说实话，我并不认识他，”瓦辛立刻回答（并不像那些识趣的人们，在和刚受了耻辱的人说话的时候，做出那种虚伪的客气的样子），“但是，我对他略有所知。我见过他，也曾听过他说话。”
“既然听过他说话，那么自然是知道的，因为您那么聪明！您对他有什么看法？请恕我这样冒昧地发问，但是我认为这是极重要的。那就是您怎样想，您的意见是十分必要的。”
“您对我的期望太大了。我觉得这人能够给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也许还能够履行这要求，但他对任何人都不做解释。”
“说得很对，太对了。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但他是不是一个纯洁的人呢？您对于他的信天主教有什么看法？我忘记了，您也许不知道……”
如果我不这样慌乱，我自然不会把这类问题平白地向从来没有说过话，只不过听见过的那个人身上乱说。但使我奇怪的是，瓦辛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疯狂！
“这件事情我听见过，但不知道究竟对不对。”他仍旧安静地，心平气和地问答。
“没有那回事！这话是不确实的！难道您以为他会信仰上帝吗？”
“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正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在那些骄傲的人当中，有许多是信仰上帝的，尤其是那些有点瞧不起世人的人。许多强者好像全有一种天然的需要，就是发现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还要崇拜什么。那些强者有时很难承受自己的力量。”
“这大概很对！”我又喊起来。“只是我想弄明白……”
“这里的原因极为明显：他们为了不愿对人们崇拜，所以选择了上帝。崇拜上帝是不会感到耻辱的。他们当中会生出热诚信仰的人，说得确切些，会生出热烈地愿意信仰的人。但他们将愿望视为信仰本身。这类人当中，以后感到失望的也会特别的多。我觉得韦尔西洛夫先生具有极诚恳的性格的特质。”
“瓦辛，”我喊道，“您使我高兴！我所惊异的不是您的智慧，让我惊异的是，以您这样纯洁的人，比我站得那样无限高的人，怎么会和我在一起走路，那样自然而且客气地说话，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瓦辛微微一笑。
“您太恭维我，那只是因为您过于喜欢抽象的谈话的缘故。您大概在这之前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沉默了三年。我在三年内准备着说话……您自然不会把我视为傻子，因为您自己太聪明，虽然我的行为是笨得不会再笨了，但是您会认我是一个小人！”
“小人吗？”
“是的，一定是的！请您说，您会不会暗中看不起我，因为我说了我是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还自夸是一个农奴的儿子？”
“您把自己折磨得太厉害了。如果您认为说错了，只要第二次不说就好了。您的前面还有五十年的时间。”
“我知道我应该和人们少说话。一切荒唐行为中，最卑鄙的就是博取别人的欢心。我刚才已经把这话对他们说过，现在又要博取您的欢心！但这里是有区别的，有没有呢？如果您明了这个区别，如果您能够了解它，那么我要感谢这一时刻。”
瓦辛又微微一笑。
“如果您愿意，可以到我家里去坐坐，”他说，“我现在有了工作，很忙，但是您来坐坐，会使我觉得快乐的。”
“我刚才从您的容貌上判断出，您是过于坚强，而且是不好相处的人。”
“这也许很对。我认识令妹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那是在去年的时候，在卢加……瞧，克拉夫特停下来了，好像在等候着您。他得转弯了。”
我紧紧握了握瓦辛的手，跑到克拉夫特面前去。我和瓦辛说话的时候，克拉夫特一直在前面走着。我们默默地走到他的住宅那里去。我还不愿意，而且不能和他说话。克拉夫特的性格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态度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