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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号那天，我还应该领取我在“私家”当差第一个月的第一笔薪水。关于这差事，他们事先没有向我征求意见，简直好像在我来到那里的第一天就把我送去当差。这显得很粗暴，我差不多应该反抗。这差事就在索科利斯基老公爵的家里。然而，当时一反抗就等于立刻和他们断绝关系，这虽然并不使我惊吓，但对于我的主要目的大有妨碍，因此我暂时默默地担任了这份差事，用沉默保持我的尊严。
我要首先解释一下，这位索科利斯基公爵是一个富翁，位居枢密院顾问官，但和韦尔西洛夫正在进行诉讼的莫斯科的那些索科利斯基公爵们并无亲属关系（后者一连好几代都是微不足道的穷人），只不过是同姓而已。但是，老公爵对他们发生极大的兴趣，特别爱公爵中的一个，也就是他们族中最长的辈分——一位年轻军官。韦尔西洛夫在最近还对老人的事务起到极大的影响。他是他的好友，却是奇怪的好友，因为我看出这个可怜的公爵很怕他，不但在我去当差的时候，而且似乎在整个和他发生交往的时候永远如此。但他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大家所指责的那桩不体面的行为，恰巧和公爵的家庭有关，但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钻了出来，由于她的介绍，我被安置到老人身边。他希望有一个“年轻人”到他的书房里去。再说，我后来发现，他也很想做点取悦于韦尔西洛夫的事情，那就是先向他走近一步，而韦尔西洛夫竟允许了。老公爵趁着他的女儿（一位将军的遗孀）不在时就这么办了，要不，她是肯定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
关于这个以后再说，但我要说的是，他对于韦尔西洛夫的奇特态度，使我在吃惊之余偏向于我的父亲。我意识到，既然对一个蒙受侮辱的家庭的家长韦尔西洛夫还存有敬意，那么外面传播着的关于韦尔西洛夫如何卑劣的议论就是离奇的，至少是有争议的。一部分说来，也就是这个情节使我在上差的时候不加反抗。我之所以愿意干这份差事，就是希望调查清楚这一切情形。
当我在彼得堡遇见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时候，她扮演着一个奇怪的角色。我差不多已经完全忘记她了，怎么也料不到她会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的。在这之前，我住在莫斯科的时候，也曾见过她三四次。在每次必须把我安置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在进入图沙尔寄宿学校的时候，或是在两年半以后我转入中学，搬到令人难忘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寓所里去的时候，她总会出现，天晓得她是从什么地方来，受了谁的嘱托。她一出现之后，就伴着我一整天，检查我的衣物，带我到库兹涅茨桥去，到城里去给我买一些日常用品。
一句话，整顿我一切的行装，一直到最后的书包和削笔刀为止。再加上一直对我唠叨，骂我、责备我、考问我，提出其他一些荒诞的男孩，以她的朋友家和亲戚家的男孩们做榜样，说他们全比我好。她甚至捏我，还推我，而且还推了好几次，弄得我很痛。
她把我安顿妥当以后，就失踪了，好几年来没有信息。现在，就在我刚来到彼得堡以后，她立刻又跑来安置我了。她是一个干瘪的，身材很小的女人，鹰钩鼻，一对小眼睛也锐利如鹰。她像奴隶一般，忠心侍奉韦尔西洛夫，崇拜他，像对待教皇一样，且带着深信。但是，不久之后，我就惊异地发觉，她一直是一位到处受大家尊敬的人，主要的是大家都知道她。老公爵索科利斯基对她特别敬重，他的家人也是如此；韦尔西洛夫的两个骄傲的孩子，还有法纳里奥托娃家的人，也都是这样。她以缝纫和洗涤一些丝制品为生，从店铺里揽一些活计。
我和她在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就吵嘴，因为她竟和六年前一样，马上对我唠叨起来。从那时候起，我们每天必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有时谈谈心，说说实话。到了一个月快完结的时候，我开始喜欢她，我觉得这是因为她有一种独立的性格。不过，我没有把这一点告诉她。
当时我就明白，我被派到这个有病的老人那里去做事，只是为了给他“解闷”，我的职务就是这个。自然，这使我感到屈辱，我立刻就想采取必要的措施。但是，不久之后，这个老怪物就给我留下一种意外的印象，似乎有点怜悯，所以到了一个月快完的时候，我竟奇怪地对他产生依恋的情感，至少让我放弃了做出粗暴举动的计划。他的年纪还没有过六十岁。这里发生了一整段的故事。在一年半以前，他忽然得了一个毛病。当时，他上什么地方去，中途发了疯，因此发生了和出乱子相近的情形，当时惹得彼得堡人们纷纷议论。像发生这类情形时应该这样处置似的，他立刻被送到国外去，但是，过了五个月之后忽然他又出现了，而且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不过把官职辞掉了。
韦尔西洛夫严肃地断言（而且露出热烈的样子），他并没有发狂，那不过是一种神经性的发作。我立刻注意到了韦尔西洛夫这种热烈的神色。不过我要说，我自己也几乎赞成他的意见。老人不过有时显得过于轻浮，似乎和他的岁数不相称，据说这是以前完全没有过的。人家说他以前曾在什么地方出过什么主意，有一次，他办一件人家委托的事情，办得十分出力。我认识他已有整整的一个月，怎么也看不出他有做参谋的特殊才能。有人注意到（虽然我还没有看出），他在发病以后，似乎特别想续弦，在这一年半内，他已屡次想实现这个想法。在交际圈里，大家全知道这件事情，也有人发生兴趣。但是，因为这倾向和公爵周围的几个人的利益不相适合，所以他们从四面八方对公爵进行监视。
他的家庭人数很少。他的太太已经在二十年前过世了，他只有一个独养女儿，就是那个将军的遗孀，现在每天在等候她从莫斯科来，她的性格是他深为惧怕的。但是，他有很多远亲，以他故世的妻子方面为多，他们差不多全是穷困不堪的。此外，他还有许许多多的养子和受他恩惠的养女，这些人都期待在他遗嘱里能分到一小部分遗产，因此大家全帮着将军夫人监督老人。
此外，他还有一个奇怪的脾气，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的，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可笑的，那就是承揽贫穷姑娘的出嫁之事。二十五年来，在接连着把她们嫁出去，不是远房的亲戚姑娘，便是他太太的堂弟兄的继女，或是他的干女儿，甚至连看门人的女儿也归他包办出嫁。起初他把她们收留到家里来的时候，她们还不过是小姑娘，由保姆和法国女人来把她们养大，后来又把她们送到最好的学校里去读书，最后预备了妆奁把她们嫁出去。这些事总是层出不穷。养女们出嫁后，自然又养出了一些女孩们，所有生下来的女孩们也忙着做他的养女，于是他又到各处去参与洗礼，她们又全来祝贺他的命名日。他觉得这一切是十分愉快的。
我到他那里去当差后，立刻看出老人的大脑里存着一个痛苦的信念（这是不可能看不出来的），那就是世上的人全都奇怪地看他，大家对待他好像不再像以前一样，不把他当作健康的人看待，甚至在最快乐的交际集会上，他也摆脱不了这种印象。老人开始多疑，开始在大家的眼睛中觉察出什么。大家还疑惑他是疯子的那个念头显然使他感到痛苦。他有时甚至带着不信任的态度偷看我。如果他打听出有人传播或证实关于他的这个谣言，那么这个心地并不恶毒的人会成为他永久的敌人的。
这个情况，我请你们记住。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这个情况，使我在第一天上决定对他不采取粗暴的手段；如果有时能博得他的欢心，或使他解闷，我甚至会觉得高兴的。我想，我这样自白应该不会有辱我的尊严。
他把大部分的钱放在事业上面。他病后还投资加入了一家很大的股份公司，这是一家十分可靠的公司。虽然由别人办事，但是他也露出很大的兴趣，出席股东会议，被选为公司的筹备委员，参加董事会，作冗长的演说，参与辩驳和吵闹，显得十分愉快。他很喜欢演说，因为这至少可以让大家看出他的聪明来。
总之，他甚至很喜欢在极秘密的私生活里，把含有深刻意义的东西或妙语用到自己的谈话里去。我很明白这个。他家内楼下设了和家庭账房相类似的机构，有一个官员在里面办事，主要是算账和记账，同时还管理着公馆的事务。这位官员还在外面兼任公家的差事。本来有他一个人就完全够的，然而依照公爵的意旨，又添上了我作为助手。但是我立刻被调到书房里去，经常没有一点事情可做，既没有案卷又没有簿册，甚至连装装样子的文件也没有。
我现在写这些，对往事早已醒悟，且在许多方面差不多像局外人一样，但叫我怎样形容当时郁积在我心中的忧愁（这忧愁现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主要的是怎样形容我当时骚乱的心情，这骚乱已达到了模糊的、热烈的状态，甚至使我整夜不眠。这是由于我的不耐烦，由于我自己给自己提出来的谜团。
要钱是一桩极讨厌的事情，即使讨薪水也是的，如果你在良心上觉得你十分不配领取它。然而，头一天晚上，母亲和妹妹就附耳微语，瞒着韦尔西洛夫（“为了不使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发愁”），打算把她不知为什么认为极珍贵的神像从神龛里送到典当里去。我每月的薪水是五十卢布，但我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够领到手里。我被介绍去做事的时候，人家没有对我说。三天以前，我在楼下遇到那个官员，向他打听：应该向谁领薪水？他露出一脸的惊讶，微笑着看了我一眼（他不喜欢我）：
“您也领薪水吗？”
我以为他会跟在我的回答之后补上一句话：
“这是为了什么？”
然而，他只是冷冷地说“一点也不知道”，便埋头到画横线的簿册里去。簿册里面插了一些文件和账单。
他不是不知道我也做点事情的。两星期以前，我整整做了四天的工作，这工作也就是他交给我的：那就是抄写稿子，而结果几乎等于重新编写过。那是公爵的一大套“意见”，准备送到股东委员会上去的。必须把所有这一切联结成完成的一份文件，还要修改和润色。我后来和公爵两人在这份文件上花了一整天的时候。他会和我很热烈地辩论，结果极为满意。我只是不知道，后来这份意见书送出去了没有？此外，关于他请我写的两三封生意上的信，我不必多提。
要薪水之所以让我觉得可恼，还因为我已经决定辞职，预感到我由于无可避免的情势不得不离开这里。那天早晨醒来以后，我在楼上的小屋内穿衣服，感到我的心跳得很厉害，虽然我觉得满不在乎，但是走进公爵家的时候，我重又感到了慌乱：
今天早晨有一个人要到这里来，是一个女人，我正希望从她那里，解开让我苦恼着的—切问题！那个女人就是公爵的女儿，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年轻的寡妇。我已经提起过她，她和韦尔西洛夫结下了不解的深仇。我终于把这名字写出来了！我自然从来没有见过她，也不能想象，我将如何跟她说话，并且会不会说话。但是我觉得（也许有充分的根据），她一来，就可以解开我心中有关韦尔西洛夫的谜团。我不能做到始终若无其事：我刚走了第一步，就这样胆怯和笨拙，这让我很烦恼，同时又十分好奇，而主要的是感觉很讨厌——这就是我当时所有的三种感受。那天的一切，我都记忆犹新！
我的公爵还丝毫不知道女儿就要来到，心想她大概在一星期以后才能从莫斯科回来。我是在头一天晚上，完全在偶然中得知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接到了将军夫人一封信，当着我对母亲说了出来。她们虽然附耳微语，并且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我猜到了。我自然没有去偷听，只是我不能不听下去。当然我看到母亲在得知这个女人即将来到的消息以后，忽然露出那种慌乱样子的表情。那时韦尔西洛夫没有在家。
我不想告诉老人，因为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我不能不看出他如何怕她的来到。他甚至在三天以前透露出来，虽然用的是畏葸和婉转的口气。他说他怕她来，是因为我的缘故。也就是说，他会因为我而受到攻击。然而，我应该补充的是，在家庭关系方面，他到底还保持着独立和家长的地位，尤其在处理银钱方面。起初我断定他完全是懦夫，但后来不得不重新断定，他虽然是懦夫，但身上到底有时还留着一股顽强的劲儿，如果不说是真正的勇气，至少也是一种倔强。有些时候，你几乎无从对付他的这种性格，虽然这性格在外表上看来是胆怯的。
随和的韦尔西洛夫后来对我很详细地解释过。我现在还要好奇地记起一桩事情，那就是我和他差不多从来不讲起将军夫人，好像故意回避似的：尤其是我在回避它，同时他那方面也避免谈论韦尔西洛夫。我简直可以猜到，如果我从那些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微妙的问题中对他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来，那么他是不会回答我的。
如果有人想知道我在这一个月中和他讲了些什么，我可以回答，实际上是什么都讲，并且所讲的尽是些奇怪的事情。我很喜欢他对我那种过分的坦白。我有时带着极大的疑惑审察这个人，对自己发问：“他以前在哪里当过委员？他应该进我们中学，插到四年级里去——就会成为一个极可爱的同学。”我也屡次对他的脸大为惊讶：他在外表上是极严肃的（几乎可以算漂亮），那干涩卷曲的头发是浓密的，灰白色的，眼睛睁得很大；他的整个身子是清痩的，身材也很好。但是，他的脸具有一种不愉快的、几乎不体面的特质，那就是会从特别的严肃忽然变为过分的戏谑，使初次见到的人怎么也料想不到。我把这些对韦尔西洛夫讲，他听着露出好奇的样子。他似乎想不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当时他含糊其辞地说，他在病后才发生这种现象，说不定还是'最近才变成这样的呢。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谈论两个抽象的话题，一个是关于上帝及其存在，也就是说上帝是否存在；还有一个是关于女人的。公爵虔信宗教，情感极强。他的书房内挂着一只大神龛，前面点着油灯。但是他会突然像中了邪似的，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说出一些奇怪的论调，显然想引起我的答复。一般讲来，对于这些问题，我是十分冷淡的，但是我们两人谈得还很融洽，永远带着诚恳的态度。甚至现在回想起来，所有的这些谈话都是极愉快的。他最喜欢的话题就是关于女人。因为我不喜欢这类话题，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交谈者。他有时甚至感到激愤。
那天早晨我刚走进书房，他恰巧谈起这一类的话题。我发现他的情绪很轻松，而昨天我离开他的时候，他还不知为什么露出极忧愁的样子。然而，我必须在今天，在几个人物来到之前，了结关于薪水的问题。我预料今天一定有人来打断我们（我的心是不会无端跳得厉害的），那时我也许不能提起钱的事情。但是，因为一直没有说到钱上去，我自然对于自己的愚笨大为生气。现在还记得，我为了恨他那个过分快乐的问题，竟把我对于女人的见解用十分热烈的样子，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我不喜欢女人，因为她们是蛮横无理的，她们是笨拙的，她们是不能独立的，她们穿着有伤风化的衣装！”我不连贯地结束了我那套冗长的议论。
“好人，饶了我吧！”他喊了出来，因为把我惹恼得更加厉害，显得非常的高兴。
我只在小事上肯让步、肯马虎，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从来不愿意退缩。在小事上，在交际方面的礼节中，随便人家怎样摆布我都可以。我永远诅咒自己的这个性格：由于那份迂腐的善心，我有时甚至准备附和任何一个交际场上的花花公子，被他客气的态度所迷醉，或者和一个傻瓜辩论个不休，这更是无可饶恕的了。这全是由于性格的不坚定，还由于生长在小地方的缘故。但到了第二天，我还是原来的样子。因此人家有时把我看成是一个只有十六岁的小孩。但是，我现在并不想获得坚定的性格，宁愿在小地方里更加缩得紧些，哪怕采取的是厌世的态度：“让我笨拙好了——但是我们再见吧！”这话我说得很认真，而且永远要如此说。但是我写出来却不是为了公爵的关系，甚至还不是为了当时那次谈话。
“我并不是为了使您快乐才说这种话，”我几乎对他喊叫起来，“我只不过是发表我的看法。”
“但是女人怎么会蛮横无理，而又穿得有伤风化呢？这真是新鲜！”
“她们是蛮横无理的。您走进戏院里去，到散步的地方去看看。每一个男子都知道朝右边走，碰了一下，就让开了。他朝右边走，我也朝右边走。女人，就是那些太太们，我说的是那些太太们，就一直朝我们身上撞过来，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我们，好像我们一定而且必须跳到旁边去让路。我准备给大脑有问题的女子让步，但是为什么竟成为她们的一个权利，为什么她们深信我应该这样做？这才是可气的事！我在遇到这类情形的时候，永远要唾一口痰。她们还要说，她们受了屈辱，要求平等。哪里还有什么平等，她竟然践踏我或是把沙土往我嘴里灌进去！”
“把沙土灌进你嘴里去？”
“是的，因为她们穿着有伤风化，这只有色鬼看不出来。法庭里审理风化案件的时候，便要关上了门，那又为什么在街上人更多的地方，竟会允许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情发生呢？她们在衣服后面公然衬着薄纱，为了表示她们是贵夫人，而且明目张胆！我不能不觉察出来，即使我不觉察，年轻人也会看到的，甚至刚开始发育的男孩也会看到的。这真是太卑劣了。尽管让那些老色鬼去欣赏，伸出舌头，跑来跑去的欣赏，但是还有必须加以保护的纯洁的年轻呢。因此我只好对她们唾痰。
她们在林荫路上走着，后面拖着一俄尺半长的尾巴，在那里扫拂灰尘。你在后面走着真是要命，除非赶到她们前头去，或是跳到一旁去，否则她们会把五磅的沙土灌进你的鼻孔和嘴里去的。再加上那些材料全是绸制的，她们竟在石头上拖三俄里远，仅仅为了出一出风头，而她们的丈夫在参政院里只领到五百卢布的年俸。就是为了这个才收受贿赂的呀！因此我只有对她们永远唾痰，大声唾骂，还要把她们痛骂一顿。”
虽然我把这次谈话写得带一点幽默的情调，还带着我当时特有的激愤，但那种看法到现在还是我的。
“居然不出乱子吗？”公爵好奇地问。
“我唾了一口就躲开了。自然她们会感到，但是并不露出神色，还是庄严地向前走，没有回过头来。有一次，我在林荫路上很认真地骂起那两个女人来，她们全拖着一条尾巴在后面。自然骂的不是脏话，不过说出尾巴是可耻的。”
“就这样说吗？”
“当然。第一，她们违背社会的准则；第二，她们扬起许多灰尘。林荫路本为大家而设：我走路，另外一个人也要走路，第三个人，不管是叫费奥多尔还是叫伊凡，全是一样的。我把这一些话全说出来。我不喜欢女人走路的那种姿势，尤其是从后面看。我把这话也说了出来，不过用的是暗示。”
“我的朋友，你这样会弄出严重的事情来的！她们会把你拖到法庭上去！”
“一点也不会的。没有什么可以控诉的！一个人在旁边走路，自己和自己说话。每个人有向空气里表示自己见解的权利。我说得很抽象，并不向她们说话。她们自己缠上来。她们开始辱骂，她们骂得比我还恶劣，骂我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应该禁止吃一顿中饭，又骂我是虚无派，要交给警察治我的罪。我之所以缠上她们，因为她们只有两个人，她们是软弱的女人。如果有男人在她们旁边，我会立刻溜走的。我冷静地对她们声明，让她们不要再和我胡闹，我将走在林荫道的另一边。为了向她们证明，我并不怕她们的男人，而且随时准备接受决斗，所以要在二十步外跟着她们，一直跟到她们家里去，然后就站在门前，等候她们的男人。我就这么做了。”
“真的吗？”
“当然，这是十分愚蠢的，但我当时很兴奋。她们在大热天里把我拖了三俄里路远，走到高等学校区里，走进一所木质的平房里去。我应该承认，那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房屋，从窗外看得见屋内有许多花，两只金丝雀，三条牧羊狗和装在镜框里的印画。我在街上门前站立了半小时。她们有三次偷偷地向外窥望，然后把窗帘放下来。终于从门里走出一个年迈的官员，身上穿的并不是晨服，而是普通的家常衣服。他立在门前，两手交叉放在背后，开始看我，我也看他。后来他把目光挪开，然后又看了一下，忽然对我微笑。我转过身就走了。”
“朋友，这有点像席勒笔下的情节呢！我一直觉得奇怪：你满面红润，露出健康的气色，但竟会对女人这样的厌恶！在你这样的年纪，女人怎么不能使你引起相当的好感呢？我在十一岁的时候，我的家庭教师就指责我，说我在夏园——建于 1704 年彼得堡的第一座花园，坐落在一个独立的小岛上，四周河水环绕，园中有大理石雕塑，对那些裸体的石像注视得太久了。”
“您是满心想让我到这里的什么约瑟芬·德博阿尔内（1763—1814，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第一任妻子，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后。约瑟芬以美丽著称，但据说也是一个放荡的女人）那里去，再回来把一切情况报告给您听。这是用不着的。我自己在十三岁的时候，就看见过女人的裸体，整个的裸体。从那次起就感到了嫌恶。”
“真的吗？但是，可爱的孩子，女人美丽的、新鲜的皮肤上会发出苹果的香味，哪里会使你嫌恶呢？”
“在图沙尔的寄宿学校里，也就是还在进中学以前，我有一位同学，名叫兰伯特。他尽打我，因为他比我大三岁。我尽侍候他，给他脱皮靴。他到教堂去行坚信礼（又称坚振圣事或坚振礼、按手礼，是基督宗教的礼仪，象征人通过洗礼与上主建立的关系获得巩固）的时候，修道院院长里戈亲自跑来，祝贺他第一次领受圣餐。两人流着眼泪互相拥抱。里戈把他紧紧地贴在自己胸前，还不停地变换动作。我也哭泣着，很羡慕他。后来，他的父亲死了，他离开学校，我有两年没有看见他。两年后，我在街上遇见他。他一定要到我那里去。我已经进了中学，住在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家里。有一天大清早他来了，掏出五百卢布给我看，叫我和他一块去。他虽然在两年前打过我，但永远需要我，并不是仅仅为了脱皮靴，而是他需要我做他的听众。他说，这钱是他配好了一把钥匙从母亲的小箱里偷出来的，因为根据法律规定，父亲遗下的钱应该都属于他，所以她也不能不给。他说，修道院院长里戈昨天到他那里去劝他，一走进来，站在他面前开始啜泣，向他描绘出可怕的景象，举手向天，‘但我掏出刀子来，说我要宰他’（他把“宰”字念成了“裁”字）。我们一边说一边走上库兹涅茨街去。路上他告诉我，他的母亲和里戈院长私通，被他撞见了，对于这一切他根本不加理会，他们所说关于圣餐的一套话，全是鬼话。他还说了许多话，我倒害怕起来。他在库兹涅茨街上买了一支双管枪，一个猎袋，装好的子弹、马鞭，还有一磅糖果。我们上城外去，路上遇见了捕鸟人带着鸟笼走来。兰伯特向他买了一只金丝雀。他在小林里把金丝雀放出去，因为它被关在笼内很久了，所以不能飞得很远。这时他就向它射击，但是没有打中。那是他第一次开枪。他早就想买枪，在图沙尔寄宿学校的时候就想过。我们早就幻想着有一把手枪。他好像要哭出来似的。他的头发黑得可怕，脸又白嫩，又红润，好像戴了面具；鼻子是长的，隆鼻梁，像法国人一般；牙齿是白的，眼睛是黑的。他用线把金丝雀绑在枯枝上面，离开两俄寸的距离，然后用双管枪瞄准好以后，朝那只金丝雀连开了两枪。它一下子飞散成一百根羽毛了。我们后来回到城里，到旅馆去开了一个房间，点菜吃，还喝了香槟酒。一个女人来了……我记得，我看见她打扮得那样讲究，穿了绿色的绸衣，使我十分惊愕。我当时全都看见了……就是我刚才跟您讲过的那件事情……后来我们又喝酒。他逗她，骂她，她坐在那里，一丝不挂，因为他把她的衣物都抢去了。她骂起来，吵着要衣服。他就用鞭子用力向她赤裸的肩膀上猛抽。我站起来，抓住他的头发，抓得那样巧妙，一下子把他扔到地板上去。他于是抓起叉子，戳我的腿。人们听见喊声，就跑了进来。我连忙跑走了。从那时候起，我一想到裸体的女人，就觉得讨厌。您信不信，她还是一个美女呢。”
在我说话的整个过程中，公爵的脸色渐渐从轻薄变为忧愁。
“我可怜的孩子！我永远深信，你的儿童时代有许多不幸的日子。”
“请您不必担心。”
“但是，你一个人在那里，是你自己对我说的，就算那个兰伯特也和你在一块儿。你把这一切形容得太好了：那只金丝雀呀，含泪行坚信礼呀，但是过了一年工夫，他说他的母亲和那个院长……唉，现下这个儿童问题简直太可怕了！这些金黄色的小脑袋，披着鬈发，那样天真烂漫地在你面前扑来扑去，望着你，露出光明的笑容和眼神，好像天上的天使或是美丽的小鸟，可是后来……后来发生的变化让人觉得，他们还是不要长大才好呢！”
“公爵，您真是太软弱了！好像您自己也有小孩。您自己不是没有小孩，而且永远不会有了的吗？”
“听着！”他的整个脸色在一刹那间变了，“正好有位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前天，嘿嘿！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西尼茨卡雅，在三星期以前，你大概在这里和她见过面的，你想一想，她在前天忽然对我说了一番让你想不到的话。当时我说如果我现在娶亲，至少我可以放心不会有孩子了，谁知她忽然对我说，甚至露出恶狠狠的样子：‘恰恰相反，您会有的，像您这种人一定会有的，甚至在第一天上就会生出来的。您瞧着吧。’嘿嘿！大家不知为什么缘故，都想我会忽然娶亲的。他们虽然带着恶意这样说，不过你得承认，还说得挺俏皮。”
“俏皮固然俏皮，但是未免可气。”
“亲爱的孩子，不能对每个人所说的话都觉得可气呀。我最器重的是，人们的俏皮话，现在显然已经不大听见了。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说什么话，难道还能算数吗？”
“您怎么了？怎么说？”我抓住了他的这句话，“不能对每个人都……就是这样的！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器重的，这是一条很妙的原则！我需要的就是这个。我要写下来。公爵，您有时会说出极可爱的话来。”
他露出满脸的笑容。
“不是吗？亲爱的孩子，真正的俏皮话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我是懂得女人的！你信不信，每个女人的生活，无论她怎样声明，总归是永远在那里寻觅服从一个什么人。你要注意，这是没有一个例外的。”
“说得对！说得妙！”我欢欣地喊。在别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曾用整整一小时的工夫，对这个话题进行哲学的思考，但是忽然似乎有什么东西把我咬了一下，我的脸涨得通红。我觉得我这样恭维他，是谄媚他的金钱。我一向他要钱，他一定就会这样想。我故意现在就把要钱的事提出来。
“公爵，我请您立刻就把这个月我应得的五十卢布发给我。”我像放排枪似的一下子讲了出来，激动得顾不上失礼了。
我记得（因为我把这天早晨的一切记得十分详细），我们中间当时发生了在现实的情形方面极坏的一个场面。他起初不明白我，看了我半天，不明白我说的是哪一笔钱。当时，他没有想到我会索取薪水，并且为什么要领薪水？他后来对我说他忘记了，在猜到的时候，立刻掏出五十卢布来，但是弄得很忙乱，甚至脸红了。我看出了怎么回事，便站起身来，坚决地宣布我现在不能接受这笔钱，显然人家所说的关于薪水的话是错误的，或者带有欺骗性的，为了使我不致拒绝这个位置。
我现在十分明白，我不应该领取什么薪水，因为并没有做出什么事情来。公爵吓坏了，竭力说我做了许多的事情，我还会做更多的事情，五十卢布太少了，他还要给我加钱，因为他应该这样做，本来是他自己还想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讨论我的薪水问题，但是“无可饶恕地全都忘记了”。我的脸涨得通红，最后宣称，就为了讲那桩送两个拖着尾巴的女人到高等学校区去的捣乱的故事，就凭这个而领取薪水，我觉得十分卑劣，我被雇来并不是为了给他解闷，而是为了做事，既然没有事情可做，就应该结束等等的话。
我简直想不到，在我说出了这几句话以后，竟会如此害怕。结果自然是我停止了辩驳，而他还是塞给我五十卢布。我收下了这笔钱，至今回想起来还会脸红！世事往往都是以卑鄙的结局而告终，而最糟糕的是，当时他几乎向我证明，我是无可辩驳地应该领取这笔钱的，而我还愚蠢得竟会相信他，而且似乎根本不能不取。
“亲爱的，亲爱的孩子！”他喊着，吻我，抱我（说实话，我自己不知为什么竟要哭出来，虽然一下子忍住了，甚至现在提笔写这些事的时候，我还会脸红），“我的朋友，你现在好像就是我的家人一样；你在这一个月来，好像成为我自己心头的一块肉！在交际社会上也不过是交际社会，别的没有什么。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的女儿）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我觉得骄傲，但是她经常，真是经常，我的亲爱的，经常给我气受……至于这些小姑娘们，她们是可爱的，还有她们的母亲们，每到命名节时，她们总是会来的，她们也不过把自己绣花的十字布送来，但是什么话也不会说。我那里聚集了她们的许多画布，足够可以做六十个枕头，绣的全是狗和鹿。我很爱她们，但是我和你差不多好像是一家人，不是儿子，而是兄弟。我最喜欢的是你在辩驳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文采。你读过书，你善于欣赏……”
“我什么书也没有读，完全没有文采，我不过随便拿起什么来读一下，最近两年来竟完全没有读，以后也不想读。”
“为什么不想读呢？”
“我另有目标。”
“亲爱的……那是很可惜的，如果在生命终结的时候，你将像我似的对自己说：我经受过一切，但是没有感受过任何美好的东西。（Jesai stout,mai sjenesais riendebon）那就太遗憾了。我根本不知道我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但是……我真是十分感谢你……我甚至想……”
他忽然止住了话头，似乎显得很颓丧，而且沉思起来。在极度的亢奋之后（他是时时刻刻，不知道为了什么，就会发生这种亢奋的），他通常会有一段时间仿佛失去了正常的思考能力，不能控制自己，但是很快就会恢复了原状，所以这一切并不危险。我们坐了一分钟。他那很肥胖的下唇完全垂了下去。……最使我奇怪的是，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女儿来，而且还带着十分坦率的样子。自然，我认为这是他心神不宁的缘故。
“亲爱的孩子，你不会因为我对你称呼‘你’而生气吧，是不是？”他忽然冲口问道。
“一点也不，老实说，起初，在最初的几次，我有点感到侮辱，也想对您称呼‘你’，但我认为这未免有点蠢，因为您对我称呼‘你’，并不是为了侮辱我呀。”
他已经不再听我说话，也忘了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了。
“跟我说说，父亲怎么样了？”他忽然抬起沉思的目光看着我。
我猛然一惊。第一，他称呼韦尔西洛夫为我的父亲，这是他从来不愿意的；第二，他提起了韦尔西洛夫，也是从来没有的事。
“没有钱，尽发愁。”我简洁地回答，但自己却好奇得要命。
“是的，关于金钱。今天在地方法院里开庭审理他们的案子。所以我在等候谢廖扎公爵，他会带着什么消息来的。他答应从法院里出来后，就直接到我家里来。他的命运全在这个案件上面。一共有六万或八万。当然，我永远希望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就是韦尔西洛夫），希望他好，大概他会胜诉，公爵恐怕什么也得不到。那是法律呢！”
“今天开审吗？”我惊愕地喊。
我一想到韦尔西洛夫甚至连这个也漏下来，没有通知我，真使我异常惊愕。“如此说来，竟没有对母亲说，也许对任何人也没有说，”我立刻想到，“他就是这种性格！”
“难道索科利斯基公爵在彼得堡吗？”另一个想法忽然使我震惊。
“昨天就来了。一直从柏林来，特地为了这个案子赶来的。”
这也是对于我极重要的一个消息。“他今天会到这里来，这个人，这个打他耳光的人！”
“那有什么？”公爵整张脸忽然变色了，“他照旧会传扬上帝的教义……也许……也许又会去寻觅小姑娘们，那些没有依靠的小姑娘们？哈，哈！现在这里又要出一个极有趣的笑话……哈，哈！”
“谁传扬教义？谁寻觅小姑娘们？”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你信不信，他当时像一片树叶似的黏贴在我们大家身上，问我们吃些什么，想些什么？几乎就是这样的。他吓唬我们，叫我们洗净自己的心灵。‘如果你信上帝，为什么不去做修道士呢？’简直提出这样的要求来了。这真是奇怪的观念！即使很对，那不太严厉吗？他最爱用恐怖的裁判吓唬我，吓唬得比谁都厉害。”
“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我已经和他住了一个月。”我一面回答，一面不耐烦地倾听着。他还没有恢复常态，说话慢吞吞的，前言不搭后语，让我懊恼死了。
“这些话他只是现在没有说罢了，但请你相信，事实确是这样的。这个人很有口才，那是无疑的，而且学问也很深。但他的脑筋是不是正常的呢？这个问题是他在国外住了三年以后才发生的。说实话，他使我十分惊愕……使大家都惊愕……亲爱的孩子，我是爱上帝的……我信仰，我尽我所能地信仰，但是我当时真的发了火。这使我使用了拙劣的手段，那是我故意在恼怒中做出来的，再加上我反驳的话在实质上是很坚决的，好像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我对他说：‘如果最高的生物是有的，确乎实质地存在的，并不是流转的、气体的形状，或是什么液体（因为这更难于理解），那么他住在哪里？我的朋友，这无疑是极愚蠢的，但所有反驳的话都归结到这一点上啊。这是关键。’他听了十分生气。他在外国时改信了天主教。”
“我也听说过他有改信天主教的想法，大概是瞎编的。”
“我以一切神圣的名义向你担保，这是真的。请你仔细看一看他……不过你刚才说他变了。想当初他把我们大家折磨得好苦！你相信不相信，他自己做出好像是圣徒的姿态，还出现他的神灵。他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行为报告给他。我可以发誓，确是如此！神灵，真是的！如果是修道士或者隐士，那也就罢了，但明明穿着燕尾服，而且什么都不在乎……竟会突然出现了神灵！这对于上流社会上的人来说，真是一个奇怪的愿望。老实说，也是一件令人感到奇怪而发生趣味的事。我并没有说什么：当然，这一切是神圣的，全会发生的……这一切是莫名其妙的，但是对于上流社会上的人来说，甚至是不体面的。如果在我身上出了这类的事情，或者对我有什么提议，我可以赌咒，我会拒绝的。我总不能今天在俱乐部里吃饭，然后突然去显灵吧！我真会让人家笑死的！当时我把这一切讲给他听……他还戴过修士禁欲用的锁链呢。”
我气得涨红了脸。
“您亲眼看见过锁链吗？”
“我自己没有看见过，但是……”
“那么我要对您声明，这一切全是虚伪的，是仇人们卑劣的诡计和谣言织成的，其实也只有一个仇人，一个主要的，无人性的仇人，因为他只有一个仇人：这个人就是您的女儿！”
公爵当时也跟着脸红了。
“我的亲爱的，我请求你，我坚持要求你，从此以后，永远不许在我面前把我女儿的名字和这件丑事一块儿提出来。”
我欠起身子。他有点儿失常了：下巴在哆嗦着。
“这件可恶的事！……我不相信它，我永远不愿意相信，但是……
人家对我说：你相信呀，你相信呀，我……”
仆人忽然走了进来，报告有客人来拜访。于是，我又重坐回我的椅上。
进来的是两位女客人——两个姑娘。一个是公爵亡妻的堂兄弟的继女，或是这一类的亲戚。她是他的养女，他已经分拨给她一笔妆奁，她自己也有财产（这个交代是为了将来做伏笔）。第二个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韦尔西洛夫，韦尔西洛夫的女儿，比我年纪大三岁，她和她哥哥同住在法纳里奥托娃家内，在这之前，我只见过她一次，是在街上偶然见到的，至于我和她的哥哥，在莫斯科倒有过一次冲突，也是偶然的（如果有机会，也许我以后会提起这个冲突，因为实际上这是没有价值的事）。这个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从小就被公爵特别宠爱（韦尔西洛夫很久以前就和公爵认识了）。此时，我被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弄得十分慌乱，她们走进来的时候，我甚至没有站起来，尽管公爵已经站起来迎接她们了；等我回过神来，想到站起来时，又未免更显得羞惭，所以仍旧坐着没有动。主要是因为公爵在三分钟以前那样朝我呼喊，弄得我非常的慌乱，还不知道我应该不应该离开这里。但是，老人照例完全忘记了一切，在一看到姑娘们的时候，脸上显出愉快的神情。他甚至带着变化得很快的脸色，似乎神秘地使出眉眼，在她们走进来之前对我匆匆地微语着：
“你仔细看一看奥林皮阿达，看得仔细些，再仔细些，以后我再告诉你……”
我用十分专注的眼神朝她看望，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她是那种身材不是很高的女郎，身体丰满，脸颊有特别的红晕。她的脸庞是十分有趣的，为唯物派人物所喜悦的。也许脸上有善良的表情，但是带着皱纹。她没有流露出特别的智慧，不过这是指最高的意义而言，因为从眼睛内露出了狡猾来。她的年纪看起来不过十九岁。总而言之，并没有一点显著的地方，如果是在我们中学里，会管这种姑娘为“枕头”（我写得如此详细，那仅仅是为了将来有用处的缘故）。
我在这之前所描写的一切，在表面看来，这么详细是没有必要的，但这一切都和后文有关，全有用处的，一切全会在相当的地方发出回响。我不懂得怎样去避免，如果沉闷，敬请不用去读它。
韦尔西洛夫的女儿却完全是另一种人。她身材很高，甚至有点瘦。一只椭圆的、特别惨白的脸，乌黑而蓬松的头发，眼睛黑而大，目光深邃，小嘴巴，嘴唇殷红。她走路的姿态是第一个不让我感觉讨厌的女人。不过她是柔弱的、单薄的，脸色不是十分和善，但极为端庄。她有二十二岁，容貌上差不多没有和韦尔西洛夫相似之点，但由于一种奇迹，在脸庞的表情方面和他特别相像。
我不知道她的相貌美不美，这是要看各人的审美观如何而定的。两人都穿得很俭朴，不必加以叙写。我等候着我会被韦尔西洛夫女儿的眼神或姿势所侮辱，因为我在和她的哥哥相接触的时候，他就把我侮辱了一顿。她不认识我，但自然听说我经常上公爵家里来。凡是公爵想做或正在做着的一切，立刻就会在他的亲属和那些“等待分遗产的人”中间引起关注，成为一件大事，何况他又突然对我产生了感情。我肯定地知悉公爵对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命运产生极大的兴趣，正在给她寻找未婚夫。但是，比起那些在十字布上绣花的姑娘们来，给她寻觅未婚夫就要难得多了。
然而，跟我的预料正好相反，韦尔西洛夫女儿在和公爵握手，并和他交换一些快乐的交际上的话语以后，特别好奇地看着我，看见我也正看着她，忽然带着微笑对我鞠躬。诚然，她刚走进来，所以用刚走进来的人的样子鞠了躬，但是她的和善的微笑，显然是出于礼貌上的。我记得，我当时有了特别愉快的感觉。
“这是……这是我的可爱的、年轻的朋友阿尔卡季·安德烈耶维奇·多尔……”公爵喃喃地说，在看见了她向我鞠躬，而我还坐着的时候。可是突然地把话头扯断了：也许因为把我介绍给她，实际上等于介绍弟弟给姐姐，未免有点不好意思。那个“枕头”也对我鞠躬，但我忽然十分愚蠢地发起火来，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充分表现出那种毫无意义的、故意装出来的骄傲——这全是由于自尊心在作怪。
“对不起，公爵，我不是阿尔卡季·安德烈耶维奇，而是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俄国人姓名中的第二组为父名，即表示其人为某某人之子，仅须在父亲的名字上加上“维奇”两字即可。书中主人公含怒说出的这句话，乃系强调他是多尔戈鲁基（名马卡尔）之子，而非韦尔西洛夫（名安德烈）之子。——译者注]
我生硬地断然反驳道，完全忘了必须向女客们还礼。就让这片刻的失礼见它的鬼去吧！
“但是……听着！”公爵喊了一声，手指叩击自己的额角。
“您在哪里读书？”一直走到我身前来的那个“枕头”在我的头上发出了愚蠢的、拉着长调的声音。
“在莫斯科的中学里。”
“啊！我听见过的。那边学校里教得好吗？”
“很好。”
我一直站着，好像兵士回答长官的问话一样。
毫无疑问，这位姑娘的问话并不机智，也没有技巧，但她竟会把我那愚蠢的举动给遮掩了过去，且使公爵的羞惭大为减轻。公爵已带着快乐的微笑倾听韦尔西洛夫女儿对他附耳说着什么快乐的话语，显然并不是在说我。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完全和我不相识的姑娘会自告奋勇，遮掩我那愚蠢的举动呢？再说也不能设想她就是这样对待我。这里面一定另有用意。她十分好奇地望着我，似乎希望我也去多多地注意她。所有的这一切，我后来才弄明白，我并没有弄错。
“怎么？难道就是今天吗？”公爵突然喊道，从座位上跳起来。
“这么说，您不知道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吃了一惊，“妙极了！公爵竟然不知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今天会来的。我们就是来找她的，我们猜想她乘的是早车，早就该到家了。刚才恰巧在台阶上遇到她呢。她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吩咐我们到您这里来。她立刻就来……那不是她来了吗。”
旁边的门开了，于是，那个女人出现了。
我已经从挂在公爵书房内的那张奇怪的照片上认出了她的脸：在这一个月内，我研究着这张照片。她进来后，我只在书房里停留了三分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脸。但是，如果我没有看见过她的照片，过了三分钟以后，有人问我：“她长得怎么样？”我会一时回答不上来的，因为我已经心醉神迷了！
在这三分钟内，我所记得的只是一个确实十分漂亮的女人。公爵吻她，又用手对她画十字。而她，可以说，一进来就开始打量起我来。我明显地听出公爵显然指着我喃喃地说些什么，带着小小的一种笑声，说关于雇用新秘书，还提起了我的姓名。她的脸似乎抽动了一下，难堪地朝我望着，露出傲慢无礼的微笑，使我忽然向前走了一步，走到公爵面前，一面哆嗦，一面喃喃地开口，但似乎牙齿在那里打战，一句话也没有说完：
“从今以后我……我现在有自己的事情……我要走了。”
我回转身就出去了。谁也没有对我说一句话，连公爵也没有说。大家只是瞧着。公爵后来对我说，我当时的脸色惨白得使他“简直吓坏了”。不过，这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