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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不住，坐下来写在我生命史上最初所走的几步路的历程，其实不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有一样我确乎知道：我现在不写，以后就再也不会坐下来写我的自传，甚至我能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写。除非成为卑鄙的偏爱自己的人，才能无羞耻地写自己的事情。可是现在我忽然想把从去年起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全都一字不落地记载下来，那是由于内心的需要而想这样做：我被一切发生的事情震愕得太厉害了。我单只记载一些事件，努力避开一切枝节，主要的是避开文采修饰上的美。一个文学家写作了三十年，临到末了还完全不知道他写了这许多年究竟为了什么。
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打算做文学家，把我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的生动描写拖进他们的文学市场上去，我认为那是不雅观和卑鄙的事情。但是，我恼恨地预感到，如果完全不描写情感，不加进一些思想的叙述（也许甚至是极庸俗的思想），似乎也办不到。可见，一切文学写作，都会对人产生坏的影响，哪怕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而从事写作。我的思想也许是很庸俗的，因为凡是自己珍贵着的一切，在旁人看来，很可能认为并没有任何价值。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就把这几句话作为序言吧！以后，这一类的话是不会再有的了，现在讲到事情本身上去。最聪明不过的办法就是着手做什么事情，甚至是随便做什么事情。
我起初写作，那就是说，我想从去年九月十九日起，开始我的记载，那天我第一次遇见了……
但是，这么早就解释我遇见了什么人，尤其是在什么人还不知道的时候，未免显得过于庸俗。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庸俗的格调：既然决定躲避文采上的美，而自己却从第一行起就陷进这种文采里去了。此外，为了有条理地写点什么，似乎单靠一种愿望还嫌不够。我还要声明，欧洲的文字中似乎以俄文最为难写。我现在把我所写下来的一些话重读了一遍，感到我比所写的还聪明得多。一个聪明的人所表示出来的一切，怎么会弄得比他自身所做过的一切还愚蠢得多呢？在这最近的厄运当头的一年来，我在自己身上，且在我和人们言语的交流上，屡次看出这一点来。
我虽然从九月十九日起开始记载，但还要加上两句话叙明我是什么人，以前到过什么地方，在九月十九日早晨，我的大脑里发生什么样的想法，即使只是一部分的想法。这是为了使读者容易了解些，但也许还为了使我自己更清楚些。
我是个中学毕业生，今年二十一岁。我姓多尔戈鲁基，我的法律上的父亲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是韦尔西洛夫家以前的农奴。这样，我就是婚生子了，实际上我是私生子。我的出身丝毫没有疑惑的地方。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二十二年以前，地主韦尔西洛夫（也就是我的父亲），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来到图拉省他自己的庄园上来。我猜想，这时候他还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从我的儿童时代起，对这个人就感到十分惊愕。这个人对于我的心灵和习性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甚至也许会长久地影响到我的整个将来，甚至直到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个人还有极多的地方完全是一个谜。关于这件事情，我以后再说。这是不能就这样讲述出来的。即使我的这本书上不讲到这些，也会写出这个人的许多事情来的。
那年他正好二十五岁，他的妻子死了。她姓法纳里奥托娃，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并不很富有。她生下了一男一女。关于这个很早就离开他的夫人的情况，我知道得并不完全，因为缺乏材料。在韦尔西洛夫的私生活中有许多情节为我所不知悉，因为他永远对我十分傲慢、沉默、不注意，虽然有时在我面前露出似乎使人惊愕的柔顺。但是我要预先表白出来的是，他一生挥霍了三份产业，而且是很大的产业，总价值一共有四十万，也许还多些。现在他自然身无分文。
他当时到乡村里来，“天晓得是为了什么”——至少他自己以后这样对我表示。他的小孩子们照例不在他身边，而是在亲戚那里。他一辈子就这样的对待他的子女，婚生的和私生的都一样。在这庄园上有极多的农奴，其中有一个花匠名叫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为了一劳永逸起见，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人像我这样一辈子会如此恨我的这个姓了。这自然很傻，但是实在是这样的。每当我第一次进入什么学校，或者遇到一些按照我的年龄报出自己姓名的时候，总而言之，每一位教师、家庭老师、学校监督、神甫——甚至随便什么人，只要问起我的姓，听到我是多尔戈鲁基，不知为什么，总认为必须补上一句话：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每次我必须对那些无聊的人们解释：
“不，平民多尔戈鲁基。”
这“平民”两字开始使我发疯。我在这里作为一个稀奇的事例似的说出，我并不记得有什么例外——大家都这么问的。有些人显然并不需要问，而且我也不知道，这对于他们究竟有什么需要？但是大家都问，无一例外。问的人听见我是平民的多尔戈鲁基，照例用迟钝的、呆傻而冷淡的眼神向我扫射了一下——这眼神证明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问——就走开了。同学们问起来时，比其他人更显得侮辱。老生们盘问起一个新生来真是非同小可！一个慌张的、羞惭的新生在第一天进校时（无论进什么学校），都会成为众人的牺牲品：大家命令他，戏弄他，像对待仆人一样对他。一个强健肥胖的男孩忽然站在自己的猎物前面，用长久的、严厉的、骄傲的眼神观察了他有几秒钟。新生默默地站在他面前，如果不算懦怯，便斜眼看了他一下，等着下面会出现些什么动静。
“你姓什么？”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不，平民的多尔戈鲁基。”
“啊，平民的！傻瓜。”
他的话很对——姓多尔戈鲁基而不成为公爵——那是最愚蠢不过的事。我把这愚蠢拉在自己身上，并没有一点错处。后来我很生气的时候，有人问：
“你是公爵吗？”
我永远回答：
“不，我是以前的农奴，农奴的儿子。”
后来，在我气到极点的时候，对于“你是公爵吗”这个问题，我有一次竟这样坚定地回答：
“不，平民的多尔戈鲁基，我的以前的主人韦尔西洛夫先生的私生子。”
我在读到中学六年级的时候想出了这句话，虽然不久就深信自己是愚蠢的，但终归不会立刻停止做出愚蠢的行为的。我记得有一位老师（不过也就是他一个）发现我“充满了报复和自尊的观念”。一般来说，大家总带着一种阴郁的态度来看待我的这种举动。后来有一个同学，一个很尖刻的家伙，我和他只谈过一次话，他带着严肃的神色，但目光稍稍避开我，对我说：
“这样的情绪，自然给您带来极大的声誉，无疑地，您有可以骄傲的地方。但是，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上，到底不会因为我是私生子而十分庆幸的……而您提到它简直就像过命名节似的！”
从那时候起，我停止了夸耀自己是私生子。
我再重复一句，用俄文写作是很难的。我已经写满了三大页，讲我如何一辈子为这个姓生气，但是读者一定已经猜想出，我的生气就是因为我不是公爵，而是平民的多尔戈鲁基的缘故。然而，对于我来说，再解释一次，再加以辩白，那就更加显得可耻了。
除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以外，在这一群人数还很众多的农奴中间，有一个姑娘，在她十八岁的时候，五十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忽然表示想娶她。大家都知道，在农奴制度时代，农奴间的婚姻是必须经过主人准许的，有时甚至必须遵照主人的意思。当时住在庄园上的是一位姑姑，不过她并不是我的姑姑，她自己也是地主。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辈子都称呼她为姑姑，不仅仅是我，大家都这样，甚至连韦尔西洛夫的家里也是这样叫她，虽然她和这家实际上几乎没有亲戚关系。她就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她当时在同省同县内还有三十五个灵魂（即农奴）。并不是让她管理，而是为了住得邻近的关系，让她监督韦尔西洛夫的田产（田产内有五百农奴）。这监督我听说抵得上一个有学问的总管而有余。然而，关于她的知识如何，于我丝毫不相干。我抛开了一切的思想、谄媚和恭维，单想说，这个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是一个极正直的，甚至古怪的人。
她不但没有阻止忧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想和那位姑娘结婚的倾向（有人说，他当时是很忧郁的），相反地，不知为了什么，还竭力加以鼓励。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这位十八岁的女仆就是我的母亲）是个举目无亲的孤女。她那去世的父亲在世时，很尊重多尔戈鲁基，还为了什么事情十分感激他。他也是农奴。六年前，他临死时，在弥留之际，甚至在断最后一口气的一刻钟以前——因此在必要时可以当作谵语看待，况且他以一个农奴的资格，也无权做到——把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叫了来，当着全体农奴的面，还有神甫在场，指着女儿，响亮地、坚决地对他说出最后的遗言：“你把她养大以后，就娶了她吧。”这是大家都听见的。至于说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我不知道他后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娶她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带着极大的愉快，或者只是为了履行义务。十之八九，他会露出完全冷淡的神色。他这人在当时已经表现得“与众不同了”。他并不见得是博学的人，或是通达文理的人（虽然完全通晓教会祷告的仪式，尤其知道几位圣徒的行述，但多半由于听来的），也不像那类农奴的空论家；不过具有固执的，有时甚至是冒险的性格；他说话带着热情，判断事物时不留转弯的余地；他是“恭恭敬敬过日子”——按照他自己的奇怪的说法——那时他就是这样的。自然，他得到了大家的尊敬，但同时有人说，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在他不当农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大家都把他当作一个圣徒和受了许多苦难的人了。关于这个，我是确实知道的。
至于我的母亲，虽然管家坚决地主张把她送到莫斯科去学习，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把她留在自己身边，一直到十八岁。她传授给她一点技能，那就是教她缝纫、裁剪，甚至姑娘走路的模样，还教她读一点书。至于写字，是我母亲从来不曾写得好的。在她看来，她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这段婚事是早已决定了的。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她认为极好，且极妥当。她上教堂结婚的时候，露出在这类情事时可能有的最安静的神色，因此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当时称她为一条鱼。关于我母亲当时的性格，我都是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里听来的。在这个婚事以后过了整整的半年，韦尔西洛夫就回到乡村里来了。
我只想说，我永远无从知道，也无从满意地猜到，他和我母亲之间的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十分愿意相信他去年自己脸上怀着红晕对我所说的话，虽然他讲这一切的时候神态十分自然而又“俏皮”。他说这里并没有任何的爱情，一切就是那样发生的。我相信是那样的，俄文里“那样”这个字眼是巧妙无穷的。但是，我到底永远想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发生了关系的？
我自己一生最恨这些讨厌的事情，自然，这里并不仅仅只是我一方面无耻的好奇。我还要声明，我一直到去年为止，几乎完全不知道我的母亲。我从小就被送到别人手里，为了韦尔西洛夫的舒适起见。这话以后再说。因此我怎么也不能想象出来，她那时会有什么样的容貌。如果她并不怎样美丽，那么当时像韦尔西洛夫那样的人，所能贪图于她的是什么？这问题对于我来说，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它能显现出这个人极不寻常的一面。我是为了这一点而打听的，并非为了出于龌龊的心理。
他自己，这个阴沉的、城府极深的人，他那种和蔼的坦白，不知是从哪里取来的（好像从口袋内取来的），在他看见这是必要的时候——他自己对我说，他当时是一个极“年轻的小笨狗”，倒不见得是感伤的。的确是那样的。刚刚读了《苦命人安东》和《波琳卡·萨克斯》两部文学作品，对于当时少年那一代所具有的前进的意识，受到深邃的影响。他说他当时也许受了《苦命人安东》的影响才到乡村里来的。
他说这话时态度异常严肃。这个“愚蠢的小狗”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形式和我的母亲发生爱情的。我现在可以想象得到，即使我只有一个读者，也必将向我大笑，把我看作一个极可笑的少年，在保存了愚蠢的天真之后，还要管闲事，研究和解绝不能理解的一切。是的，我确实还不能理解，虽然我并非由于骄傲而承认这句话，因为我知道，一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如此的没有经验，那真是愚蠢到家了。不过我要对这位先生说，他自己也并不理解，且向他证明出来。
固然，我对于女人一点也不懂，而且还不愿意懂，因为我一辈子不去注意这种事情，并决定这样做。但是，我确实知道，有些女人用她的美貌，或者用一种不知道什么东西，在一瞬间把人迷住了。但对于另一种女人，必须用半年的工夫加以琢磨，才能明白她的心。要看清这类女人，并和她谈恋爱，仅仅是准备做一切事情还不够，必须还要具备某种天赋。我深信这个，虽然我一点也不知道。不然的话，那就应该一下子把所有的女人全降到普通的家畜的水平，并只照这种样子把她们畜养在自己身边。也许有许多人想这样做。
我从几方面肯定地知道，我的母亲并不是美女，虽然我没有见过她当时的照片（这种照片还在什么地方保存着）。以，对她一见钟情是不可能的事。韦尔西洛夫要是单纯为了无聊的“消遣”起见，可以选择别的女人，这种女人是有的，而且还没有结婚，例如安菲萨·康斯坦丁诺芙娜·萨波日科娃，一名婢女。作为一个因为读了《苦命人安东》才到乡下来的人，倚仗地主的特权，破坏自己农奴婚姻的神圣，应该感到十分可耻的，因为，我再重复一句，他在几个月之前，也就是在二十年以后，还十分严肃地提起过《苦命人安东》。但是，安东那里被夺去的不过是一匹马，而这里却是一个妻子！
一定发生了一些特别的情形，因此萨波日科娃小姐输了（据我看来还是赢的）。去年，有一两次我缠上他，在可以和他谈到所有这一些问题的时候（因为并不是随时都可以和他谈论的），发现他虽然见过世面，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他却好像还在那里装腔作势。至少我记得有一次，他带着屡次和我施展出来的交际社会上常见的厌烦神色，很奇怪地喃喃说出，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女人，不见得会使人爱——恰恰相反，完全不是这样，却会忽然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使人怜惜，是不是为了性情的驯顺，否则是为了什么呢？但这是永远没有人知道的，不过会使你永久加以怜惜。一旦怜惜，便产生了爱恋……“总之，我的亲爱的，有时是会弄得摆脱不了。”这是他对我说的话。如果确实如此，我不能不认为他当时并不是愚蠢的小狗，像他自己给当时的他所下的评价。这正是我想要知道的。
然而，他当时就对我说，我母亲爱上他，是由于她的“奴性”。他居然还想出根子在农奴制！他为了伪装而撒谎。他的撒谎违背了良心，违背了正直的性格！
我说出这一切，自然似乎是为了恭维我的母亲，其实我已经声明过，我对于当时的她并不知道。不但如此，我知道，她从小时候经历过的，以后又一辈子留着的那个环境和可怜的见解是如何的崎岖难行。因而灾害形成了。说到这里，应该顺便更正一下——我跳进云端里，忘记了一桩事实，是应该首先提出来的，那就是：他们是一直从灾害上开始的（我希望读者不会这样装腔作势，竟不能一下子明白我想说什么话）。一句话，他们是按照地主对待农奴的方式开始的，虽然萨波日科娃小姐落了选。
但是到了这里，我又要加进一些话，预先声明，我并不自相矛盾。因为，天呀！像韦尔西洛夫这样的人，在那个时候，即使在意乱情迷的时候，他又能和我的母亲这样的女人说出什么话来呢？我从那些好色的人们那里晓得，男女之间在苟合的时候，经常会完全不说话。这自然是十分奇怪，也十分恶心的。但是，韦尔西洛夫在和我的母亲发生关系的时候，大概也不会不是这样开始的，即使他不愿意这样做。难道是从向她解释《波琳卡·萨克斯》开始的吗？但他们两人和俄国文学没有发生一点关系，相反地，根据他所说的话语（有一次他打开了话匣），他们躲藏在角落里，在楼梯上互相等候，一有人走过，便像皮球似的跳开，涨红了脸，“魔王似的地主”竟会因为看见了最普通的擦地板女人而发抖，即使他握有农奴制度下的一切权力。
虽然开始是按照地主对待农奴的方式，而结果弄得不尴不尬，实际上简直无从加以解释，甚至弄得扑朔迷离。连他们的爱情进展的范围都成为一个谜，因为韦尔西洛夫这类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在达到目的之后立即抛弃。但结果并不如此。一个好色的“小狗”（他们全是好色的，毫无例外，无论是进步人士还是守旧派）和一个容貌很好的、轻薄的女仆（其实我母亲并不轻薄）犯下一两次罪过，本来不但可能，而且也避免不了，尤其以他那种年少鳏居的浪漫处境和他那游手好闲的生活上看，是会如此的。但是爱一辈子——那是太过分了。我不能担保他爱她，然而他一辈子把她拖来拖去——这倒是真的。
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不敢直接对我的母亲提出，虽然我去年和她很亲近，因为我是一只粗暴的、不知感恩的小狗，认为人家在我前面做了错事，所以和她毫不客气。问题是这样的：她自己以一个业已结婚半年的人，素来被屈服在合法婚姻的一切见解之下，被屈服得像一只无力的苍蝇，而且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尊敬并不亚于一个什么上帝，她自己怎么会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做出这种罪孽来呢？我的母亲本来并不是一个淫荡的女人。相反地，我现在可以预先说，有像她那样纯洁的心灵，而且以后一辈子如此，甚至是难以想象的。除非用下面的理由加以解释，那就是她在不记得自己的情形时做下了的。
这并不是律师们现在替自己的凶手和小偷们说话的意思，而是她当时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加上她相当的天真，所以在劫难逃，被悲剧性的命运给控制了。谁知道呢，也许她真的爱上了……他的衣服的式样，巴黎的发型，他的法语，一定是的，她对法语一窍不通，还爱上了他坐在钢琴旁唱出的情歌，爱上了从来没有见过和听过的一切（他的容貌是很美的），把所有他的一切，连同衣服式样和情歌全都一股脑儿爱到了痴迷的地步。
我听说，在农奴制度的时代里，农奴中的女郎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形的，而且还是一些最诚实的女郎。我明白这个，如果有人单只用农奴制度的权利和“奴性”的处境来解释，他便是一个混蛋！这个年轻人会不会有这许多直接的诱惑的力量，把一个在这之前还是非常纯洁的女人，主要是把完全和自己不同类的女人，完全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土地上引诱到如此明显的灾难上去？到毁灭上去？我想连我母亲始终都是很清楚的，不过在当初走上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毁灭上面去。这些“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们永远是如此的，即使知道是毁灭，还要往里钻。
他们犯下了罪孽以后，立即忏悔。他很俏皮地对我讲，他会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肩上痛哭一场——他特地为了这件事情叫他到书房里去，而她——她当时躺在自己那间农奴的小屋内晕倒了……
但是，关于那些问题和丑事的详细情节大可不必多讲。韦尔西洛夫在把我的母亲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那里赎身以后，不久就离开那里，从我业已叙写的那个时候起，开始把她带在身边，除非他必须出门较长时间。那时他多半把她交给姑姑照顾，也就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在遇到这类事情时，她永远会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他们在莫斯科住过，也在其他各村各城住过，甚至住在国外，最后在彼得堡住下来。所有的这一切以后再说，或者不必去说。我要说的，只是母亲在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分开以后，我就出世了，再过一年，我的妹妹生下来了，后来隔了十年或十一年，又生下了我的小弟弟，一个有病的男孩，活了几个月便夭亡了。我母亲的美貌随着这次难产而丧失，至少人家这样对我讲：她很快就显得衰老、憔悴。
但是，他们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关系到底一直没有断绝。无论韦尔西洛夫一家人住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在一个地方连续住了几年，或者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一定会把自己的情况告知“家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有点庄严的、近乎严肃的关系。
在贵族的风俗内，在这样的关系上面一定还要掺进一些滑稽的成分，我知道，但是这里并不如此。他每年必寄来两次信，不多也不少，而且每封信的内容都差不多。我看过这些信，里面极少提到关于私人的事，相反地，尽可能地只是一些庄严的汇报，只谈一些最一般的事件和最一般的情感（如果可以这样形容情感）。最先汇报的是自己的健康，然后又问人家的健康，最后是一些祝愿、庄重的问候和祝福，这就完了。大概就在这共同与毫无个性中，包含着一切体面的举止和这阶级内待人接物的礼节的谙熟。
“谨向尊敬的，优雅的夫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致以极谦卑的鞠躬……”“向优美的子女致以永无缺憾的父母的祝福。”子女们的名字则依他们出生的次序，全都逐一写下来，我自然也在其内。我还要说的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竟固执得从来不把“可尊敬的大人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称作自己的“恩人”，虽然在每封信中一定会写出谦卑的鞠躬致敬的话，一面还向他请求恩惠，希望上帝降福于他身上。回复给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信，很快地就由我的母亲寄出去，信的内容也总是写得跟他差不多。韦尔西洛夫自然没有参与通信。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从俄罗斯的各处，从城市中，从修道院里——他有时在那里住得很长久——寄这些信来。他成为所谓的云游'人了。他永远不开口提出请求，但是三年内必回家居住一次，一直停留在母亲家里。我母亲永远有一所单独的住宅，和韦尔西洛夫的住宅分隔开来。关于这一点，容我以后再说，在这里单只说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并不横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却谦逊地安身在围墙后面的什么地方。他住的时候并不久，有时住五天，有时住一星期。
我忘记说，他很爱很尊重自己那个“多尔戈鲁基”的姓。自然这是可笑的愚蠢。最愚蠢的是他喜欢他的姓，就是因为还有多尔戈鲁基公爵的缘故。真是一个奇怪的思路，完全倒转来了！
如果我说全家都聚在一处，那么自然是除去我不算。我好像被抛弃了，从生下来就被安置在别人手中。但这里并没有一点特别的用意，只是不知为什么竟弄成了这样。母亲生我以后，年纪还轻，姿色还美，所以他需要她，有了哭吵的婴孩在旁边，自然会妨碍一切，尤其在旅行中。因此竟弄得我在二十岁以前几乎没有看见过我的母亲一面，除去两三次偶然的机会以外。这情形的发生并非是母亲的意愿，而是由于韦尔西洛夫对人十分傲慢。
现在开始讲另外一件事。
一个月之前，也就是九月十九日前的一个月，我在莫斯科决定和他们大家断绝关系，专心致志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写着这句“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话，因为这句话差不多会指出所有我的主要的思想——就是我赖以活在世上的一切。“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以后有许多话可说。这理想从中学的第六年级起，在充满了幻想的离群索居的日子中，和多年的莫斯科生活中就形成了，从那时候起也许一刻也没有离开我。它占据了我的一生。在这之前我就生活在幻想中，可以说，从儿童时代起，我就生活在某种特色的幻想天国里。但是，自从发现这个主要的、占据我整个心灵的一切的理想之后，我的幻想就显得牢靠起来，一下子铸成了一定的形式，从当初的愚蠢变为有理性的了。中学不妨碍幻想，也不妨碍理想。
我还要补充的是，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我的学习成绩很差，但在七年级以前，我永远名列前茅。这也就是为了这个理想，在于我从中得出的也许是不正确的推论。因此，不是中学学习妨碍了理想，而是理想妨碍了中学学习，妨碍了我上大学。我在中学毕业后，不但打算立刻跟所有的家人断绝关系，而且想在必要时，甚至和整个世界断绝来往，虽然我当时只有二十岁。
我给一个合适的人写了一封信，通过他转告彼得堡，请他们完全不必管我，再不要寄生活费给我，如果可能的话，就完全忘记了我（那自然在人家还有点记得我的时候），最后还说我“无论如何”不上大学。在我的前面有两条无法回避的路：或是上大学继续求学，把准备实施的理想再延期四年；或是立即实施我的“理想”。我毫不畏惧地选择了后者，因为我具有数学公式似的深信。韦尔西洛夫，我的父亲，我一生中只见过他一次，在一瞬间，在我只有十岁的时候（就在这一刹那间已使我感到震惊）。
韦尔西洛夫亲笔答复我那封并不是写给他的信，唤我上彼得堡去，答应安排我去私家当差。这个严肃而傲慢的人，对待我那样的侮慢，而且漫不经心，既生下了我，又把我扔在外面，不但完全不认识我，甚至从来也不加以忏悔（谁知道呢，也许对于我的存在只具有模糊的、不正确的见解，因为后来发现我在莫斯科的生活费并不是他付的，而是别人付的）。现在，这个人忽然想起我来，竟亲笔写信来唤我。这样的传唤使我感到荣幸，解决了我的命运。
奇怪的是，他的信中有让我感到高兴的地方（只有一页很小的信纸），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大学，并不叫我变更计划，也不责备我不愿意读书。总之，并没有提出父母方面在这类事情里照例有的任何想法。不过，这也正是他很坏的一面，因为更加表示出他对我的不关心。
我决定去，是因为这绝不妨碍我的主要理想。“我先看看以后的情形再说我盘算着，“我先和他们暂时来往，也许只要用极短的时间。一旦我发现这一步，虽然是有条件的，而且是很有限的，但如果使我和主要的理想越离越远，我就立刻和他们断绝关系，抛弃一切，钻进自己的硬壳里去。”就是钻进硬壳里去！“像乌龟似的钻进硬壳里去。”这比喻我很喜欢。“我将不是一个孤独的人，我继续思量着，在最后的几天内，在莫斯科像疯子似的走来走去。
我现在永远不会是一个孤独的人，像现在以前那些可怕的年头似的。我的理想和我在一块儿，我永远不会叛变它，甚至即使我很喜欢他们大家，他们能给予我幸福，我能和他们住上十年！”就是这个印象，我预先说在前面，就是我在莫斯科就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和目的的双重性，到了彼得堡还一刻也不曾离开我（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彼得堡有没有这样的一天，我不把最后的期限放在前面，以便和他们断绝关系以后，独自走开）。就是这双重性，大概成为我一年来所干出的许多不谨慎的举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成为我干出许多龌龊的事情，甚至许多卑劣的、愚蠢的举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父亲，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在我从莫斯科动身走的时候，还在火车上时，这念头就把我迷醉了。父亲不父亲，还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也不喜欢温柔，但这人以前并不愿意知道有我的存在，不把我放在眼里，而我却同时在这些年来对他有着深深的幻想（如果可以这样形容幻想）。我从儿童时代起，每一个幻想总有他的影子：环绕着他飞翔，以他为最后的目标。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恨他，还是爱他，但是他充实了我未来的一切，所有我对于生活的打算，而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伴随着我一天天长大。
促使我离开莫斯科的，还有一桩有力的事实，一个诱惑，一想起它，我的心在动身前的三个月内就开始跳跃了（那时候还没有想到彼得堡去）。另外，我被吸引到这片茫茫人海之中，还有一个原因，即我能在其中直接主宰和支配别人的命运，而且还是那个人的命运！然而，我心里沸腾着的，并不是残酷的，而是宽宏的情感。这是我要预先声明的，免得从我的话里发生了误会。韦尔西洛夫会心想（如果他肯想着我），来的是一个小孩，少年以前的中学生，完全不谙世事。但是，我已经知道他的一切底细，而且身上还带着一个极重要的文件，为了它（现在我是确实知道的）他会牺牲几年的生命，如果我当时能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他。我觉得，我设置了不少谜团。关于这一切，将来有极充分的时间来写的，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提起笔来的。不过这种写法，真是像梦呓或浮云。
为了完全转到十九日那天上去，我暂时简单扼要地说说，我遇到他们大家的时候，就是韦尔西洛夫、母亲和妹妹（妹妹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们正处于困境中，几乎是贫穷或是到了贫穷的前夜。关于这层我在莫斯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所看见的总是料不到的。我从孩童时候起，就惯于把这个人，这个“我的未来的父亲”，几乎在一种光芒中想象着，始终觉得他无论在哪里，都应该立在第一等的位置上面。韦尔西洛夫从来不和我的母亲在一个寓所里居住，永远给她另外租房子。自然这样做是由于他那种极卑鄙的“体面”而起的。但是，现在大家都住在一起，谢苗诺夫团驻地的一条胡同里，一所木造的偏房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抵押完了，所以我甚至暗中瞒着韦尔西洛夫，把我的神秘的六十卢布都交给母亲了。所谓“神秘”，因为这钱是从每月拨付给我五卢布的零用费中积了两年才积下来的。这积蓄就从我的“理想”形成的第一天开始的，因此韦尔西洛夫不应该知道这笔钱的事情。我怕的就是这个。
不过，这点帮助也只是杯水车薪。母亲工作着，妹妹也替人家缝衣服，而韦尔西洛夫还是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尽闹别扭，继续保存着许多以前富贵时的习惯。他尽唠叨着，尤其在吃饭的时候。他的一切举止完全是专制的、暴虐的。但是，母亲、妹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以及去世的安德罗尼科夫全家（安德罗尼科夫是一位科长，同时兼管韦尔西洛夫的事情，于三月前死去了，他的家庭内有无数的妇女），却像偶像似的崇拜他。
我不能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我看出他在九年以前比现在漂亮得多。我已经说过，在我的幻想中，他似乎被围在一种光芒中，因此我不能想象到，从那时起，仅仅过了短短的九年，他竟会显得这样苍老，这样憔悴。我立刻感到了忧愁、怜惜、惭愧。对于他的观察，成为我刚到那里之后所产生的第一个最痛苦的印象。然而，他还不是老人，他只有四十五岁。我细看下去，发现他那清秀容貌，甚至有比在我的回忆中残存的一切还可惊愕的东西。当年的光辉黯淡下来了，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也没有过去那么漂亮了，但是生活似乎在这张脸上刻下了比以前有趣得多的痕迹。
我是很明白的，在他所经受的挫折中，贫穷只不过占了一二成，除了贫穷，他还要面对某种十分严重的情况——且不算那场还有希望打赢的遗产官司。这官司是韦尔西洛夫在一年前和索科利斯基公爵家打起来的。韦尔西洛夫有在最近的将来取得价值七万，也许稍微多些的田产的希望。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个韦尔西洛夫一生挥霍完了三笔遗产，现在又有一笔遗产来救他了！案件在近期内就要由法院裁决。我就是为了这个赶来的。当然，仅仅凭这个希望，谁也不会借钱给他，没有人肯用未来的希望做抵押借款。因为举债无门，所以他只好先熬着。
韦尔西洛夫也没有上可人家里去，虽然有时整天不在家。他已经有一年多被社会赶出了社交圈。这段历史不管我如何努力探索，在主要的情节方面我是调查不清楚的，虽然我在彼得堡住下了整整一个月。韦尔西洛夫有没有错？这对于我十分重要，我也是为了这个跑来的！为了一个谣言，好像说他在一年以前在德国做下了一桩极低微的，而在“交际圈”的眼光中却认为最坏不过的捣乱行为，甚至仿佛希望他当时在大庭广众中挨了索科利斯基公爵家人的耳光，而竟没有要求对方出去决斗。就为了这谣言，大家全都躲避他，其中还包括那些他善于结交的达官贵人。就连他的子女们（合法婚姻所生的）——儿子和女儿，也都躲避他，不跟他住在一起。
诚然，儿子和女儿借着法纳里奥托娃一家人和索科利斯基老公爵（韦尔西洛夫以前的知己朋友）的帮助，在上流社会里鬼混。我在这整整的一个月内审察他的结果，看出他是一个骄傲的人，并不是社会把他从自己的圈子里赶走，而是他自己把社会从他身旁赶走——他露出了那种独立不羁的神色。但是他有没有权利露出这种神色，这是使我感到慌乱的！我应该用最短的时间打听出一切的真相，因为我就是为了判断这个人而来的。我还把自己的力量瞒住他，但是我必须或是承认他，或是完全推开他。最后的一层我感到很难受，也很痛苦。我必须完全承认：这个人是我所珍视的！
我暂时和他们住在一个寓所内，工作着，勉强忍受，不做出粗暴的举动，但也快无法忍受了。住了一个月之后，却使我与日俱增的坚信，无论如何，我不能要求他做最后的解释。这个骄傲的人一直立在我的面前，成为一个谜团。这个谜团使我深感侮辱。他和我甚至很亲密地开玩笑，但是我宁愿争吵，也不愿开这样的玩笑。我和他所谈的话永远含有暧昧的意义，老实说，他的口气里永远露出奇怪的讪笑。起初，在我从莫斯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就用不正经的态度接待我。我怎么也不能明白，他为了什么要这样做。固然，他做到了在我面前显出高深莫测的姿态，但我自己也不肯低首下气请他对我正经一些。再加上他有一些奇怪的派头，使我不知道怎样对付。简单地说，他对待我，就好像对待一个极不成熟的少年，这是我几乎不能忍受的，虽然我也知道会这样。因此，我自己也不说正经话，我等候着，甚至差不多完全停止说话。我等候一个人，这个人来到彼得堡以后，我就可以完全知道一切的真相。我的最后的希望就在这上面。总之，我已经准备和他完全断绝关系，并采取了一切措施。我很可怜我的母亲，然而……“不是他，便是我”——我想这样向她和我的妹妹提议。甚至日子我都定下了，但我暂时还要去当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