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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群体的演变/文明的巨大演变导致民众思想的转化/近代对群体力量的信仰/此信仰改变了各国的传统政治/大众阶层是如何登场的，其威力又是如何彰显的/群体力量的必然结果/群体只扮演毁灭者的角色/群体导致了过于陈旧的文明的解体/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群体研究之于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重要性。
文明演变之前的那些巨大动荡，比如罗马帝国的灭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看似乎起因于一些重大政治变革，如外族入侵或王朝覆灭。然而，在对这些事件进行更为仔细的研究后，我们发现，这些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其后往往暗藏着真实的原因，那就是民众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真正的历史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广度和强度令我们震惊的历史事件。唯有那些能引发文明更迭的事件才是巨大变革，而它们都发生在思想、观念和信仰中。
难忘的历史事件都是人类思想中不可见变化之可见结果。那些重大历史事件之所以难得显现，是因为在一个种族中，没有比世代相传的内心思想更稳定的东西了。
当今时代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人类思想正在发生演变。这一演变基于两个根本因素：一是人类文明的所有要素赖以生存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念被颠覆了；二是由于现代科学和工业的种种发现，人们得以创造全新的生存条件，创立新的思想。
过去的思想虽然已经被部分破除了，但仍然十分强大，而替代它们的思想尚未形成，当今是一个过渡和无政府状态时期。
这个时期必然会有些混乱，说不准哪天会发生什么。未来社会将以什么样的根本思想为基础？我们还不知道。但从现在起，我们很清楚，建立未来社会，必须对一股新的力量——也是现时代最强势的力量——加以重视：群体的力量。
众多昔日被认为正确的思想如今已消亡，众多政权也相继被革命摧毁，而在这些废墟之上，唯有这股力量在上升，并且似乎马上就要吞没所有其他事物。当我们的一切古老信仰摇摇欲坠、正在消失时，当旧的社会支柱相继崩塌时，唯有这种力量无惧任何威胁，其威力有增无减。我们正在进入的确实是 群体时代 。
将近一个世纪前，各国传统政治以及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导致所有事件的主要因素。群体的意见几乎不受重视，甚至往往微不足道。如今，传统政治、君主的个人倾向以及他们之间的对抗不再重要，群体的声音反而成为主流，支配着君主的行为，他们会尽力听取民众的意见。民族的命运不再取决于君主的意愿，而是群体的心理。
大众阶层出现在政治生活中，其实就意味着他们逐渐成为领导阶级，这是我们现今转折期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大众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的表现，其实不是普选，普选在很长时间里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一开始就容易被操纵。群体力量是逐渐产生的，起初是因为某些思想的传播，渐渐扎根于人的头脑里，而后通过个体逐步结成社团，从而将抽象概念变成具体行动。群体通过协作最终形成思想（这些思想即便不是十分正确，至少也是坚决维护其利益的），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创立协会，令所有政权相继让步；他们还成立劳工联合会，这些组织无视经济法规，争取权力决定自己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他们向政府议会派出一些代表，这些人既无任何法案创制权，也无任何独立性，常常只是为他们的推选委员会充当代言人。
如今，群体的诉求越来越清晰。这些诉求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彻底摧毁现有社会根基，重返原始共产主义——文明诞生之前所有人类群体的正常状态。限制劳动时间，剥夺矿产、工厂和土地的所有权，平均分配所有产品，消灭所有社会上层，维护大众阶层的利益，等等。这些就是群体的诉求。
群体极其缺乏推理能力，却非常适合行动。通过现行组织，他们的力量变得无穷大。我们所见的那些新信条很快就会拥有古老信条的威力——那不容争辩的专横统治权。群体的超然权利将取代君王的神圣权利。
那些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作家完美地诠释了有产阶级的特征：思想有些狭隘，目光有些短浅，怀疑论不够深刻，常常自私得有些过头。面对茁壮成长的新生力量，他们彻底慌了，为了遏制思想的混乱，他们绝望地求助于过去曾藐视的教会之道德力量。他们跟我们谈论科学的失败，从罗马忏悔回来后要我们去遵从已发现的真理之教诲。但是，这些新皈依者忘了，现在已为时过晚。即便上帝的恩泽真的还能触动他们，对某些人也并不具有同样的效果，因为群体并不关心困扰这些新教徒的种种忧虑。如今，群体再也不需要他们过去就不想要同时想要竭力消灭的那些神了。无论是神力还是人力都不可能使河水倒流。
科学大厦没有倒塌，而且它并非一无是处。无论是在当前的思想混乱中，还是在新的力量趁着慌乱不断壮大的情形下，它承诺要给我们真相，或者至少教给我们那些我们的智力能够理解的各种关系之知识。它从未向我们承诺和平与幸福。它对我们的情感毫无兴趣，听不见我们的哭泣。我们得好好跟它相处，因为任何东西也带不回那些被它赶跑的幻想。
存在于各民族的普遍现象向我们显示，群体力量在迅速增长，我们不敢冒昧假设这一力量很快就会停止增长。无论它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都必须承受。
任何反对群体力量的论述都是一派胡言。当然，群体的登场可能是西方文明走向没落，即彻底回到混乱的无政府时期的标志之一，每个新社会在诞生前似乎都要经历这些时期。可是我们又如何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呢？
直至今天，彻底摧毁过于陈旧的文明成了群体最明确的职责。其实并不是从今天起此职责才出现在世界上。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所依赖的道德力量失去威力时，它最终就被那些无意识且粗暴的群体解体了，称这些群体为野蛮人一点都不为过。文明向来都是被少数有知识的精英创造和操控的，而绝非群体。群体只具有毁灭的力量。他们的统治始终代表野蛮阶段。文明包含固定的规则、纪律，从本能向理性的过渡，对未来的预见能力，高度的修养；而自由散漫的群体总是显示他们绝对达不到这种状态。他们以其独有的摧毁力如细菌般蚕食弱者或加速尸体的腐烂。当文明的大厦摇摇晃晃时，把它推倒的永远是群体。这时，群体的职责便出现了，一时间，“人多势众”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真理。
我们的文明，情况也一样吗？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但也是我们尚且无法弄清楚的。
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心甘情愿地忍受群体的统治，因为一些冒失的手已经相继推翻了可能阻挡他们的所有障碍。
我们开始大谈群体，而对于群体，我们知之甚少。职业心理学家因为生活远离群体，始终不了解他们，而他们在关注群体时，却又从犯罪的角度研究群体的犯罪类型。或许存在犯罪群体，但也有诚实的群体、英勇的群体，以及许多别的群体。
群体犯罪只是心理学研究的个别情况，如果只研究群体犯罪，就无法深入了解群体的心理结构，对个体也一样，如果只描述个体的恶行，那也无法了解他的心理构成。
不过，说真的，世界上的所有统治者、所有宗教或帝国创始人、各种信仰的传教者、杰出的政治家，以及较低层次的人类小集体的普通首领，他们都曾是非自愿的心理学家，对群体的心理具有本能的但往往很正确的认知；也正因为对群体十分了解，他们才能轻而易举地成为统治者。拿破仑对他所统治的国家的群体心理有着极其深入的了解，但他有时完全低估了某些异族群体的心理。
正因为这种低估，他在西班牙，尤其是在俄国发起战争时，他的势力受到打击，很快就被打败了。
如今，了解群体心理成了政治家的最后对策，当代政治家并不想统治群体，这太难了，但他们至少也不愿受大众任意摆布。
只要我们对群体心理稍做深入的了解，我们就会明白，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除了强加给他们的观点，他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形成任何看法。我们不能用理论上公正的一些规章制度来管理他们，而是要探究他们会为什么东西所感动和吸引。比如，如果某个立法者想制定一个新的赋税制度，他会选择一个理论上最公正的税制吗？绝不会。对群体来说，最不公正的，事实上有可能是最好的。如果它同时又是最隐蔽的，看上去又不沉重，那它就是最容易被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间接税不管高到什么程度，总能被群体接受，因为消费品的税每天是零碎交纳的，不会妨碍他们的生活习惯，不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假如我们换一种税，比如对工资或其他收入按比例缴税，一次性付清，即使按理来说比间接税要轻十倍，也会激起群体的一致抗议。因为，不显眼的一笔笔小小的日常税换成了一笔相比较而言有些高的数额，就会显得特别多，因此到了缴税的那天便会感到吃惊。这笔税钱如果是一点点存在那里的，再一起付，就不会显得那么沉重。这种经济手段体现了一定的远见，而群体不具备这样的素质。
这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它的合理性很容易被感知。它也逃不过像拿破仑这样的心理学家。但是，立法者因不了解群体心理而看不出这一点。经验还不足以充分地告诉他们，人类决不会按照纯理性的具体规定行事。
许多其他的实用性研究都可以从群体心理学入手。对群体心理的认知犹如一道强烈的闪电，许多完全不可理解的历史、经济现象都因此受到启迪。我有理由证明，最著名的现代历史学家泰纳
之所以有时并不十分了解法国大革命时发生的事件，就是因为他从未想到要研究群体心理。在研究这个复杂历史时期时，他是以自然主义的写实方法为指导的，但是，在自然主义者要研究的现象当中，几乎没有道德力量的位置。而构成历史真正推动力的，正是道德力量。
如果仅从实用方面考虑，研究群体心理是值得尝试的。如果研究出自纯粹的好奇心，那就更值得一试了。了解人类行为动机，与辨别一种矿产或一株植物同样有趣。
我们对群体心理的研究或许只是一个简短的综述，一个我们的研究工作简要的概括。我们只能要求它提供一些启发性的观点。其他人将沿着这条沟深挖下去。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在一片尚未开垦的土地上开辟一条沟壑。 [1]
[1] 只有极少数作者专注于群体心理学的研究，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样，他们只是从犯罪的角度研究群体。我在本书中只用了一章论述这个主题，因此，关于这个特殊的问题，读者可查阅塔尔德先生和西盖勒先生的著作《犯罪群体》。这部作品不仅包含作者的个人观点，还含有一个可供心理学家参考的犯罪行为汇编。而我对群体犯罪和道德所做的推论与这两位作家的结论完全相反。
在我的《社会主义心理学》这部著作中，您会看到支配群体心理的那些法规所产生的某些后果。这些法规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应用。A.格瓦尔特先生是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的院长，他最近成功地将我们曾讲到的那些法规运用到一项对音乐的研究上，他称这些法规为“群体的艺术”。“您的两部著作，”这位著名教授在给我寄他的论文时写道，“给我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问题以前被我视为是难以解决的：所有的群体都拥有令人惊讶的感受音乐的能力，无论这部音乐作品是当代的还是古代的，是本土的还是外国的，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只要它是由好的乐队演奏的，指挥家是富有激情的。”格瓦尔特先生令人赞叹地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说明，“一部作品一直未受到某些杰出的音乐家的赏识，因为他们只会在工作室里孤自读乐谱，而它有时一上来就能被一群完全没有音乐素养的听众理解”。他还对为何那些审美感受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进行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