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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五十九年（一九八四）三月十八日，晚上九点多，两个头戴鸭舌帽的持枪男子闯进了西宫市的一处住宅。格力高-森永案拉开了序幕。
格力高社长江崎胜久（时年四十二岁）的母亲住在他的隔壁，两名男子首先闯入了其母的住宅，胁迫江崎社长的母亲，拿到了江崎社长住宅的备用钥匙。所以，虽然他的住宅安装了塞科姆警报系统，两名嫌犯仍然成功地入侵了。
当时，江崎社长和妻子、孩子都在家中。嫌犯先将江崎社长的妻子和长女用红色胶带捆住，使之无法动弹，然后走向浴室。此时，江崎社长正在和长子、次女一起洗澡。嫌犯用手枪威逼，把孩子们留在现场，只带走了赤身裸体的江崎社长，将他押上了家门口由第三个嫌犯驾驶的红车，就这样将其绑架。
其后，江崎社长的妻子奋力摆脱了束缚，拨打一一〇报警称“家里进了强盗”。从嫌犯侵入江崎社长母亲家里到其妻报警，中间不过短短半个小时。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嫌犯居然避开了警报系统，将一个成年男子绑走！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京都和大阪交界的岛本町度过的，也就是格力高-森永案发生的舞台——北摄地区
。我家在国铁沿线，从家里就能望见疾驰而过的国铁列车，也就是当初嫌犯要求从车窗扔出现金的国铁。家里父母亲如今还常念叨，说嫌犯的老巢也许就在附近。因为这是发生在老家的案件，所以能参与采访我一直觉得与有荣焉。但是每次看到资料中狐狸眼男的画像，还是忍不住打个哆嗦，恍然觉得，他是不是正在什么未知的地方，窥探着我们这些重新调查此案的人呢？案发时我才五岁，可时至今日，那种惊恐可怖的感觉还记忆犹新。
平成二十三年（二〇一一）新年伊始，我们开始逐步接触案发当时的搜查员，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
按照手边的地址簿挨个去寻访当时的干警和搜查员才发现，因为平成七年（一九九五）的阪神大地震，很多人已经搬走，另有些人生病住院，还有数人刚刚去世。我懊恼不已，痛感这次采访迟了好多年。
有一位刑警从案件发生之初就参与了调查，可追诉时效未满就故去了。拜访他家时，我们有幸翻阅了他的遗物，他生前使用的记事本上，赫然贴着狐狸眼男的画像。记事本里不但认真地夹着嫌犯遗留下的物品的物证照片，还细致记录了案件发生之后，记事本主人一日不曾休息，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的情况。这位搜查员的妻子还说：“那个案子始终令人难以释怀。作为调查人员的家属，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我也觉得懊恼。我丈夫即使在天国也会不甘心吧。”所以，丈夫去世之后，这名妻子仍然坚持把格力高-森永案的新闻报道做成剪报，放入遗物箱中。
另一名搜查员说：“虽然有时也想着‘要是能跟当初的同事一起再调查一遍这案子该多好啊’，但事已至此，不得不认输。就让我把这个遗憾带进坟墓吧。”就此三缄其口。他们恐怕时至今日还未摆脱这桩旧案的影响，依旧焦灼不已。
在这困难重重之际，终于有人同意给我们讲讲案发之初的调查情况了。那人就是兵库县警搜查一科的二把手开发彻也先生。听说他已经退休，现在每周三次跟警局的老同事们聚在一起下围棋，兴致颇高。
三月初一个下雪的日子，我拜访了开发先生位于神户市高台的住宅。他后来还当过搜查一科的科长，看起来历任负责兵库县警相关采访的记者都常来他家拜访，因为就连接待访客的房间屋顶都被香烟的烟雾熏黄了。
三月十八日，案发当晚，开发先生在县警总部收到了有案件发生的通知：“西宫警察局辖区内发生了抢劫案！”最初还以为是普通的抢劫案，等获悉案发现场是格力高的江崎社长家时，一下子引起了轩然大波。
“要是一般的抢劫案，我这个做副手的就去现场了。可是这回的被害人是大企业老板这样的重要人物，所以搜查一科的科长去了现场，而我就留在了局里。”
最先到达现场的西宫警察局的搜查员没找到偌大的江崎家的大门，只得翻越围墙进去。向报警的江崎社长的妻子询问家人的方位，她回答说：“我丈夫在跟孩子们一块儿洗澡。”于是警察跑去浴室，发现只有孩子们在，社长本人却不见了。孩子们已经吓傻了，就算问他们爸爸怎么了，回答也是不得要领。社长会不会藏在家里的什么地方呢？结果在家中遍寻无果。大家这才明白，江崎社长被绑架了。
可是江崎家的大门等进出口无一处损坏。在调查嫌犯是怎么进入宅邸时，江崎夫人提醒说：“我婆婆就住在旁边。”于是警察来到江崎社长母亲的家里，果然发现窗玻璃被打碎了，江崎社长的母亲被人用电话线捆了起来。这才知道，嫌犯是先侵入了江崎社长母亲的家，威逼她拿出备用钥匙，然后用备用钥匙顺利打开了江崎社长家的门。
案发当时，留在搜查总部的开发先生怎么也想不通嫌犯的目的。
“最初一直搞不清楚这到底算什么类型的案件。嫌犯侵入时，江崎夫人曾说过‘要钱的话给多少都行’，结果嫌犯却说‘我们不要钱’。
“要是绑架案的话，就该由搜查一科负责，可如果涉及社会闲散人员管理、企业敲诈恐吓等案件，就是防暴警察和搜查二科的职责所在了。根据嫌犯的目的，该投入的警力是不同的，遗憾的是，我们还摸不清嫌犯的目的所在。当时我们只清楚一点，那就是江崎社长浑身赤裸地被绑架了。”
翻看当时的通信指令资料，记录下这些信息的字迹笔走龙蛇，充满紧张感。
“西宫警察局通信指令来电
发生持枪抢劫案
西宫市二见町 甲子园口150米处 110报警人 江崎”
晚9点42分 “紧急调集指令
机动搜查队、机动鉴证人员 出动。
着防弹背心”
“确认武库川堤坝上车辆的车牌号码”
“悄无声息地，把长女的双手用红色胶带绑缚在身后”
“正在洗澡的男主人、浑身赤裸 遭到绑架”
“联络大阪府警进行部署”
兵库县警于当晚十时许开始紧急出动。西宫警察局也开始了排查。开发先生回忆说：“大家都确信嫌犯是乘车逃窜的，所以开始排查车辆。可是嫌犯既没露出什么马脚，又因为是晚上，没有目击证人，所以排查很难推进。西宫虽然在兵库县内，但离大阪也很近，嫌犯非常可能向东逃窜到大阪，所以我们也联络了大阪警方。”
大阪警方接到兵库县警联络后，也行动起来。可是此时距嫌犯侵入江崎社长家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嫌犯团伙已经逃脱了。
载着江崎社长的车辆到底去了哪里呢？后来的调查显示，嫌犯的去向与兵库县警的判断一致，的确是向东逃往了大阪方向。当时江崎社长听到了一声：“收费七百日元。”如果是从西宫上的高速，那就是在吹田或茨木的出口下的高速。
若是现在，路上一定有监控车流的相机等摄影设备，总能捕捉到蛛丝马迹，可惜监控摄像头在当时还没有普及。
囚禁江崎社长的防汛仓库。当地的人都不会留意这里
江崎社长被带下车，囚禁在大阪府茨木市安威川沿岸的一个防汛仓库里。
仓库里堆着防汛用的沙袋等物品，光线昏暗。仓库的管理者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根本没有人留意这个仓库。昭和五十六年（一九八一）仓库建好那年我去过一次，后来虽然保管着钥匙，但一次也没去过。听说有人被囚禁在那儿，真是大吃一惊。”
就这样，江崎社长被绑着，推进了这个即使在当地也无人留意、不惹人注目的防汛仓库。
隔天，三月十九日凌晨一点，西宫警察局成立了“江崎社长绑架案专案组”。
凌晨一点十五分，位于大阪高槻市的江崎格力高董事长宅邸接到了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男子指示董事长前往高槻市真上北自治会的釜风吕温泉的告示牌前面的电话亭。在指定的电话亭里，发现了一个褐色信封，里面的纸上用打字机打出如下文字。
人质在我们手里 准备 10亿现金 和 100 kg黄金
开发先生回忆说：“收到恐吓信，我们总算大概知道了嫌犯的目标——绑架，要求赎金。可是现金金额过于巨大，又要求大量金条，这些实在太重了，根本无法运走。所以当时我们甚至觉得这是一种愚弄。”
与此同时，江崎社长自己家里也接到了电话。从三月十九日到二十日的短短两天里，电话竟然有十七通之多！
当时驻守在江崎社长家的一名西宫警察局的搜查员回忆说：“案发当日，我是西宫警察局的值班刑警，和凶案组的另外两名搜查员一起到了江崎社长家里，可谓阵势强大。我们跟兵库县警总部的（搜查一科）特警组一起执行反侦查工作。厨房有部电话，特警组守在那里。我们则负责客厅的电话。嫌犯索取黄金的时候，还问了江崎太太‘有没有黄金’。可是如此巨大数额的黄金，当然不可能有。跟家人、公司商量后，最终准备了钞票。”
他还回忆说：“可能因为犯罪团伙捆绑社长家人的时候动作比较柔和，并不粗暴，所以江崎太太电话里的应对还比较硬气。电话打进来的时候，特警组拿着纸提示江崎太太问这问那，尽力拖延时间。”
通常，发生绑架案的时候，各家报社会达成一个“报道协议”。协议的目的是避免泄露警方动向以致危及人质的人身安全，报社会放弃对案件相关报道的完全控制权，接受由警方统一提供的调查经过等信息。
可是这次，在发现要求赎金的纸条之前，各家报道媒体就已经刺探到了案件相关情况，纷纷聚集在案发地江崎社长家门前。报社为第二天的早报而准备的案件报道已经写好并付印了，电视、广播的新闻也均已播出，想要撤回已发出的新闻是绝无可能了。
实际上，从收到嫌犯索要赎金的要求开始，开发先生就已经协同刑事部部长、宣传科科长准备起草报道协议了。凌晨三点，搜查总部决定将案件性质更改为“以赎金为目的的江崎社长绑架案”，并试探记者们对签订报道协议抱有何种态度。
“一开始我们判断就是普通的抢劫案，媒体也马上就关注到了。通常在媒体注意到以前，就会收到要求赎金的勒索，我们也能提前为报道协议做好准备。可是这次案件已经被报道出去，覆水难收了。尽管如此，抱着被绑架为人质的江崎社长人身安全第一的原则，虽然已经报道了第一波新闻，但我们还是拜托媒体签订了报道协议。”
针对已经公开报道的案件，希望媒体签订报道协议，各家报社颇觉为难。但报社各分局局长集体商讨的结果，还是在次日早晨七点三十分签订了格力高-森永案的第一次报道协议。
对位于大阪府高槻市的江崎格力高董事长宅邸的电话，警方已经做好了反侦查和追踪的准备。与此同时，各个电话局都有警察严阵以待，等待嫌犯再次打来电话。
傍晚六点二十三分，电话响起。听声音判断，来电的居然是江崎胜久社长本人。后经鉴定发现，原来嫌犯事先写好内容，胁迫江崎社长照读并录音。“到茨木的寿餐厅，八一局七五〇〇号。中村你一个人去那里等！”
截至晚七时许，同样内容的电话共打来五次。与此同时，警方的反侦查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锁定了电话打出地点就在大阪京桥站附近。
晚七点三十分，搜查员们暗中埋伏在寿餐厅。可是当晚没有接到关于进一步指令的电话。
因为指定的现金交付地点是在大阪府内，所以开发先生作为兵库县警搜查一科的二把手，直到后来江崎社长逃脱，都一直坚守在大阪府警总部。
到了二十日白天，嫌犯们才给被关在茨木市防汛仓库的江崎社长穿上了短裤和外裤。二十日晚上，嫌犯们短暂离开后又折返，让江崎社长录制了录音带。江崎社长已经被迫读过一次纸上的内容了，这次让他读的是“不给钱的话我就会被杀”。
随后，嫌犯们就离开了仓库。
不过，嫌犯们告诉江崎社长，他的长女M也被绑架了，如果江崎社长自己逃脱了，就会给女儿带来危险。所以，即使独自一人，江崎社长也不敢轻举妄动。
案发第四天即三月二十一日，距嫌犯离开已经超过十五个小时了，江崎社长终于在下午二点十分从防汛仓库逃了出来。嫌犯们在进出的门上加了一把新的挂锁，但实际上仓库还有另一个出口。据说在江崎社长敲墙的过程中，螺丝松了，所以他最终打开了门。
下午二点十五分，江崎社长逃进了防汛仓库旁边的国铁大阪货物总站，并寻求帮助。
发现江崎社长的工作人员说：“他当时像喝醉了一样，走路摇摇晃晃的，直到走得很近了才出声求助。头发乱蓬蓬的，光着脚，很紧张，一看就知道出的不是小事。他穿着破旧、不合身的湿裤子，脸上带伤，手上垂着捆行李用的绳子，嘴边还有胶带的痕迹，说着‘救救我’‘有人要杀我’‘他们要是知道我跑了，会杀了我女儿的’。卡车开动时，他俯下身体，不让外面的人看到。我觉得那些不是疯话，谁也不可能有那样的演技。”
到了货物总站的事务所，江崎社长借用电话，自己拨打了一一〇报警。
“我是被绑架的江崎。快来！”江崎社长的声音慌张、惊恐，甚至难以听清。大阪府警接到电话时甚至一度以为是骚扰电话。
接着，江崎社长又打给自己家里。据说他得知长女M一开始就没有被绑架，平安无事，忍不住放声痛哭。
江崎社长逃脱后，三点多一点，犯罪团伙紧接着打电话到格力高的董事长宅邸，内容是之前在防汛仓库强迫江崎社长自己录音的话：“不给钱的话我就会被杀。”
由此可见，此时嫌犯们还不知道江崎社长已经逃脱。
守在江崎社长家里的西宫警察局的搜查员回忆江崎社长逃脱时的情形说：“自从江崎社长被绑架，我已经埋伏在他家里四天三夜了，期间没有睡过觉。从窗帘和地板的缝隙，看到阳光射入，才知道天亮了；看到飘起小雪，心想外面一定很冷吧。那种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越来越担心江崎社长的人身安全，所以社长逃出来、打电话给家里的时候，所有人都欢天喜地的。
“说几句题外话，特警组的人离开时走的是玄关，但案发第一天就过来的我们接到的命令是要悄悄离开。所以我们只好爬墙，翻过三重围墙才到了大路上。结果被巡逻的警车发现，押上了警车，到车里我们才表明了身份。虽说是当成笑话来讲的，但想起来当时胡子乱蓬蓬、脏兮兮的，肯定特别可疑。外面聚集着大量的媒体，我们也想着怪不得给了我们这个指令呢。”
本来江崎社长自行逃脱，大家都觉得这个案子就此解决了。可是之后犯罪团伙仍然一再威胁江崎格力高公司和社长本人。
四月二日，江崎社长家收到了恐吓信，勒索六千万日元现金，信中称：“四月八日星期日下午七点，在西宫市熊野町的麻美咖啡店等。”至于具体交付地点，信中要求持报纸广告作为接头暗号。信封里附有江崎社长被囚禁时被迫录制的录音带，还有被装在眼药瓶里的盐酸。
虽然江崎社长没有理会嫌犯的要求，但兵库县警和大阪府警怕嫌犯有所行动，为了以防万一，还是于八日当天出动了大批警力，在麻美咖啡店周围和新干线、名神高速等地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嫌犯并没有进一步动作。后来才知道，当天嫌犯暗中窥探着店里的情形，掌握了咖啡店里的状况。
此时，报社收到了嫌犯寄来的第一封挑战书。信封上的邮戳显示为四月七日，寄件人写的是“江崎胜久”。信是用打字机写的：
致 笨蛋警察们
你们也 太笨了吧
那么多人 什么也干不了
真要是专业的话 来抓我们呀
对你们来说 障碍太多了
这样吧 给你们点提示
江崎家里 没有我们的同伙
西宫警察局 没有我们的同伙
防汛联盟 也没有我们的同伙（略）
就先说这些吧
还抓不住我们的话 可就是浪费 纳税人的钱了
什么县警的总部长 都得走人吧
同样内容的挑战书，也被送到了甲子园警察局。报社收到挑战书，便刊发了出去。
其后，犯罪团伙就自称“怪人二十一面相”，或讥讽警察，或透露一点案件的线索，向电视台、报社、杂志社寄送数封挑战书。这些挑战书由收件单位分别报道了出去。
挑战书均用打字机打好、印刷，文字之间稍留间隔，明明奇特又令人感到恐怖，可内容上多有戏仿当时流行的电视广告语的内容，也有很多按照七五调的规则合辙押韵的句子。这种行文风格让人忍不住猜想，难道他们之中有广告撰稿人吗？这些挑战书，成功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
甚至有些报社懊恼不已：为什么人家把挑战书都发给了别的报社，却没有寄给我们呢？新闻记者和读者，完全被嫌犯牵着鼻子走了。
四月九日，江崎社长时隔多日回到总公司上班。
他在公司门口对记者说：“感觉非常不错。能到公司上班，心情大好。”当被问及关于嫌犯是否想起了什么时，他回答说：“一点也没有。我想尽快忘记此事。不愿再想起不愉快的事情。”
可是接下来的四月十日，案件进一步升级，格力高居然连续遭遇纵火。
晚上八点五十分左右，大阪市西淀川区的江崎格力高总公司，工厂一角失火。加班的员工前脚刚离开，马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厂房全部烧毁。
有目击者发现，工厂附近的路上停有可疑车辆。那是一辆神户牌照的白色丰田皇冠，有两名男子钻进了车内。驾驶座上的男子大约三十岁，副驾驶座上是一名四十岁左右的烫发男子。
与此同时，距离江崎格力高总公司三公里远的淀川对岸的子公司“格力高营养食品”内，车库里的一辆轻型货车起火。目击者称，有一名身高一米七左右、戴棒球帽和白色口罩的男子随后逃走。
接下来的四月十一日，江崎社长家里接到了一个男子打来的恐吓电话：“这下知道厉害了吧！以后给我小心点！”
虽然江崎社长“不愿再想起不愉快的事情”，可如今被嫌犯再三针对性挑衅，也不得不认清其恐怖之处。
从纵火案的第二天开始，兵库县警就在江崎社长家周围部署了全天警戒，并为保护社长的家人配备了警力。
所有纵火现场都发现了挥发性物质，这起连环纵火案和江崎社长绑架案的关联不言而喻。
警察厅将这一系列案件指定为“大范围重要一一四号案”，警方全力以赴，力图侦破此案。
至此，以兵库为中心发生的系列案件就转移到了大阪，也就是说，调查的重心转移到了大阪府警这边。
案发当时，兵库县警搜查一科的调查官田口肇作为格力高-森永案负责人，坚守在西宫警察局的搜查总部，准备彻查此案。
田口先生现已退休，和妻子二人住在神户市内的自家住宅。他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走一万步，体格结实，绝对看不出来已经有七十九岁。
我去拜访时，他腰杆笔直地来开门，镜片背后透出当过刑警的人独有的那种锐利的视线。然后他把靠垫拿到玄关处，跟我说起此案。
“像那种大范围的案件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互相配合起来很不容易。
“原本以为是兵库县的绑架案，大阪府警这边也没那么积极。可是发生了格力高总公司和子公司的连续纵火案，案发现场转移到了大阪，大阪警方就脱不了干系了。说起大阪府警，那是跟东京的警视厅
并驾齐驱的全国第二大警察局，他们自己也一直以西部枭雄自比，颇有自豪感。
“后来嫌犯又让把现金拿来拿去，涉及的警局就更多了。最后连京都和滋贺也牵扯了进来，案件波及四个府县，就连警察厅也介入了。
“其间，四地的调查官和管理官会定期开会，我也会参加，交流信息。可是那会儿大家还是各怀心事、各据山头啊。各家都不愿意把自己掌握的信息和盘托出，希望案件是在自己这里取得突破进展。
“每逢得到了什么有力证据，总想着‘多亏了我的线索才得到的呢’。当然了，刑警的本性就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破案，反正我自己当时并没有要跟其他地区的警察一起破案的想法。”
江崎社长的绑架案中，嫌犯索要赎金，所以立案侦查时此案表面看起来是为了金钱。可是，在格力高总公司和子公司纵火案相继发生后，调查的方向不得不转向了“与格力高的恩怨”这条线索。
迄今为止，从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嫌犯对江崎家以及格力高公司都了如指掌。绑架江崎社长时，对其长女直呼其名让其闭嘴：“M，安静！”还给格力高的公司客户寄恐吓信，要求用客户的名字刊登报纸广告等等，此种事例，不一而足。
兵库县警由此判断，嫌犯可能是格力高的公司员工、离退休员工或有业务往来的人员。因此，兵库警方投入了大量警力，调查格力高公司的相关人员，对格力高总部的员工逐个调查取证。
同样，大阪府警也派出搜查员对格力高总部员工进行调查取证。
当时大阪府警负责调查格力高相关人员的搜查员在此次采访中称：“江崎社长是唯一见过嫌犯的目击证人，可他却不愿多说一句。我觉得他可能没有知无不言。”他还认为：“会不会是在公司调整的过程中触犯了哪些业务员的利益，江崎社长因此招致怨恨呢？”时至今日，这名警察仍然坚持格力高公司内鬼犯罪说。
然而，兵库县警的搜查员对江崎社长和格力高公司的印象与大阪府警这边截然不同。
在格力高总公司负责调查离退休员工的一名搜查员，当时在工作笔记中写道：“关于江崎社长。夫妇俩节假日的时候总是一起去打网球或高尔夫。不像是会因公事结怨的人。”格力高负责人事的员工也全面配合，调查顺利进行。
另外，当时蹲守江崎社长家里的搜查员也断言：“我一直跟他的家人呆在一起，确信江崎社长没有一丁点隐瞒。”
全程跟进调查的兵库县警搜查一科调查官田口先生也说：“我跟江崎社长谈过多次，并不认为他隐瞒了什么。既没有不配合调查，也没有一点说谎之感。另外，如果说嫌犯跟社长相识，那么监禁他的时候防备措施就不可能那样薄弱，眼睁睁让他跑掉。因为江崎社长逃走，岂不就意味着他们自己要束手就擒？”跟大阪府警比起来，兵库县警跟江崎社长和格力高总部的信任关系更加牢固。可是，案发之初，大阪和兵库警方分别多次对同一批案件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似乎也给被调查人员增加了很大负担。假如警方产生了他们对调查的态度不太好的印象，可能也与此有关。
对社长本人的怨恨、对格力高公司的怨恨，甚至是历任社长时期遗留下来的纠葛，对这类人际关系的调查进行得非常深入，可最后仍然没有找到跟嫌犯相关的线索。
案件被指定为“大范围重要一一四号案”后，召开了第一次联合调查会议。其后，四月十六日，在茨木市安威川的曙桥旁，发现了装有盐酸的红色塑料容器。容器上贴着的纸写着：“ 盐酸危险（略） 江崎格力高 江崎胜久” 。
这是最早暗示投毒的事件。
此案遗留了很多线索和物证。
首先是嫌犯给在浴室光着身子遭到绑架的江崎社长穿的衣物。后来的调查中，通过收款收据发现，案发当日下午一点左右，有人在大阪府枚方市一家叫作“泉屋楠叶店”的超市购买了同款内衣。
大量的恐吓信和挑战书也留下了很多线索。信中的文字是用老式铅字打字机敲上去的，字体是九磅细圆Gothic体，字间距45毫米。
与恐吓信一起送来的还有录有江崎社长声音的录音带，桥边放着的装有盐酸的塑料容器也是证物之一。
警方调查了这些物证，逐一排查购买者，可结果仍然没能追踪到嫌犯。
兵库县警搜查一科的原二把手开发先生指出，大量消费时代使证物调查陷入死胡同，恐怕也是案件不了了之的原因之一。
“本来调查物品和车辆，哪怕遗漏一件都会功亏一篑。可当时就是那样的时代，有一些无论如何都难以掌握的线索。如果是面对面买卖，跟顾客有过简短的对话，店家可能还多少会有些印象。”
然而当时刚好是从面对面买卖向大型超市转型的时期，自助式购物大行其道。大型超市又不像传统当面交易那样有账本可查，超市收银员很难对顾客留下印象。另外，监控摄像头也不像如今这么发达。试图通过量产、量销的商品顺藤摸瓜找出嫌疑人，实在是不太可能。
开发先生还回顾说：“负责调查的警察是否抱有这是自己的案子的自觉性也至关重要。随着案发现场向大阪转移，要维持下属的干劲实在很困难。”
他接着说：“因为大阪是勒索金交付的指定地点，所以大阪警方要保持干劲儿还相对容易一些吧。兵库这边只是最初的绑架案的发生地，还有后来含有氰化物的有毒点心被可疑男子放在了兵库的便利店里，此后就没有其他事件案发地在兵库了。
“要展开对物品和车辆的种种调查，本想全部由搜查一科的搜查员负责的，可是光凭这点人手，不知要干到猴年马月去。所以只好从其他科甚至交警当中借调警力。可是，就算支援的警察报告说‘这辆车的主人是清白的’‘那个人还得再调查’，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到底该信几分呢？其中，恐怕也不乏敷衍了事、凑数交差的调查人员吧。”
随着案发现场逐渐向大阪转移，大阪府警也加入到案件调查工作之中。兵库县警就更加有必要保持干劲，全力以赴、踏踏实实地进行物证调查。
开发先生还指出，大范围联合调查的难处，除了各自为政的想法外，还有一重顾虑：“万一提供了奇怪的信息而被嘲笑可怎么好呢？”
比如兵库县警在其后的十月，就遭遇了全家便利店甲子园店中森永制果的糖果被投放了氰化物的恶性事件。监控摄像头拍下了可疑男子的影像，但据说这一信息没能第一时间分享给其他地区的警方。
“录像里的男子到底跟案件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也不确定，所以有了顾虑，想着先自己调查一下，后来才将信息提供给大阪府警。大阪府警跟兵库这边分享信息的时候，也有数次延误。
“把录像里男子的影像信息告诉大阪府警后，那边的负责人大喜过望，一迭连声地说‘太好了，太好了，这下就能抓住他了’，结果关于男子的信息倒是搜集了不少，可最后都无功而返，无法找到跟嫌犯的关联之处。
“共享信息、联合调查之所以难以开展，除了大家都想各据山头、彼此争功之外，当时也有那种不想因为提供了无厘头的信息而遭嘲笑的想法。”
令开发先生倍感遗憾的还有，伴随大范围调查而出现的信息管理的问题。
过于注重保守秘密，严格限制相关警察数量，其结果就是手头的警力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大范围调查的难点之一就在于，随着加入调查的地区越来越多，信息该在多大范围内流通，就变得很难判断了。警察厅加入后也要考虑他们的想法。但我总觉得在有可能抓捕嫌犯的案发现场，应该尽量调取、使用全部警力。
“虽然也有说法称，滋贺县警的巡逻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贸然对格力高案的可疑车辆进行盘查，导致其脱逃，可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这种举动，和明知自己追捕的是格力高案犯而这般行事，性质截然不同吧。事到如今，我还是觉得当地警察对本地道路最熟悉，还是应该由滋贺县警投入警力。”
开发先生用自己喜爱的围棋举例，这样总结说：“上位者的职责，就是在决定大方向时负起责任来。跟下围棋一样，如果一直采取守势，则必败无疑。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应该能做到即使考虑到最坏结果，仍然决定放手一搏。格力高案中，大家在案发现场各自奋战，可是上面的指挥系统不良。大家本来应该上下一心、齐心协力的。”
“嫌犯挟持重要人物、索要赎金，这种欧美的犯罪类型，日本警方其实还是第一次遇到。具体该如何应对，大范围调查该怎样展开，我觉得这些都给日本警方留下了很多教训。”
如今，跟案发之时相比，不会被监听的数字无线通讯设备、满大街随处可见的监控摄像头等各种新型办案工具层出不穷，调查的环境大为改善了。此外，DNA鉴定、微物证据调查的准确度也跟当时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是今天发生同类案件，那么根据嫌犯留下的大量物品，追踪嫌犯的线索一定会大大增加。
可是，这次的采访中，很多当时的搜查员都提到“兵库和大阪警方各据山头、互相隐瞒证据”等等。我们也听到“各地区警力分别对同一名案件相关人士进行调查”“过于重视保密导致未能最大限度利用警力”等反思。我们不由得想到，正是垂直管理的组织壁垒，为案犯大开了方便之门。
把对方视作对手，在切磋钻研的过程中产生竞争，这虽然有助于推进调查，但缺乏合作、各自为政的最终结果，就是在应该尽早撒开案件调查大网的时候却无法调配足够警力，贻误战机，同时也导致刑警们敏锐的直觉和高超的手腕不得充分施展吧。
写下这些，我所采访的搜查员恐怕会叱责说：“刑警查案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即使对其他人不完全满意，每位刑警也会想着‘这也不算太坏’，尽职尽责地开展调查，一步步逼近真相。我们心里都是这样想，只是嘴上不说出来罢了。”
可是，追溯这桩二十七年前的旧案，受访的各位原搜查员甚至是他们的遗孀，至今仍对此案念念不忘，人们不难感受到他们为案件未能侦破而产生的自责、懊悔之情，也令人对案件各环节中表现出的信息共享的缺失、合作精神的欠缺感到深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