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不是一个自律自主的独立王国
——《瞥见死神：艺术写作的一次试验》

艺术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行为，甚至是反抗性的，哪怕它只是一种很弱的反应性的反抗，但仍然弥足珍贵。

看一幅画的时候，到底我们该投注多少时间、精神和注意力在上面呢？一些大师级的名作珍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艺术馆里，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游客排着队，有时候甚至由导游摇着小旗带进去看，通常大家就在围栏前对着画拍拍照，然后就走开了。这么看画，你会不会觉得就像是到此一游，跟到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拍个照就算了呢？

其实，真正要欣赏一些杰出的艺术作品时，所投入的时间和注意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那么，当你这么全身心地投入时，你到底在看什么呢？你又能看出什么呢？有一个绝佳的示范就是T.J.克拉克的这本《瞥见死神》，英文书的原名叫 The Sight of Death 。

T. J.克拉克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艺术史家，是当代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他是一个左派知识分子，很坚定地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瞥见死神》是他比较晚的一本书，跟他过去绝大多数严肃的学术题材著作不一样，比较像日记体，是对两幅画进行观赏的日记，难怪它的副标题叫“ An Experiment in Art Writing ”（艺术写作的一次试验）。但你不要以为它是像一些法国学者那样的实验性写作，其实他写得还是相当正经的，只不过不是那么严格规整的艺术史写作罢了。

T. J.克拉克是位英国学者，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过书。他最重要的著作是《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当年一出版就被认为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

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过去我们讲艺术史，一般是从人物到人物，从风格到风格，几乎把它们与社会割裂开来，直到艺术社会史研究的出现，才把艺术史与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联结，往往要谈到艺术家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他怎么样去迎合当时的人对艺术的某些预期，他与经纪人、赞助者、宫廷、观众或者买家之间又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网络里，然后把艺术家的这一面跟他的作品连接起来。

T. J.克拉克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不像过去我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机械化简单化地说某个艺术作品在某个社会阶段就反映了某种生产模式和生产力关系，他要谈的是一些艺术家怎么样既借用了当时社会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预期条件，又试图在作品里挑拨或者主动去回应这些预期，而这种困难的交互关系又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他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很值得大家尊重和注意的一项成就。

2000年1月初，T.J.克拉克来到位于洛杉矶的盖蒂研究所。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化艺术研究中心。这里的博物馆也是很有名的建筑物，也很出色。T.J.克拉克来这里做一个短期的访学研究，然后在盖蒂博物馆看到了法国大画家普桑 的两幅杰作，一幅是《宁静的风景》（ Landscape with a Clam ），另一幅则是从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暂借来的《画有被蛇咬死的男人的风景》（ Landscape with a Man Killed by a Snake ）。后来他就着迷般反复去看这两幅画，越看越深，越看越能看出门道，越看越能看出问题，并且把整个观看、思索、困惑、研究的过程都记录下来，然后整理成《瞥见死神》一书。也就是说，这本两百多页的书其实就只讲这两幅画。对于不熟悉西方艺术史的人来说，可能连普桑是谁都不知道，这本书好像很没意思，那我就来讲讲里面有意思的地方。

这两幅画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呢？《宁静的风景》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而《画有被蛇咬死的男人的风景》却很有名。这幅画真的挺迷人，是一幅很漂亮的风景图，有普桑那种典型的均衡的色彩和构图，当然也有很多的细节。

你仔细看的话，这幅画里最重要的就是有一条巨大的黑色蟒蛇，它咬死了一个人，把他缠绕住，仿佛跟那具尸体化为一体。画里有一个人看到这幅景象，觉得太过恐怖要逃跑，但他就像我们一样忍不住回头去看那个场景。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条又美丽又恐怖的蛇杀死了一个人的场景可怕得让我们想躲避，但我们为什么又总是忍不住被这种有点美丽的残酷、恐怖的景象吸引住而无法走开呢？顺着这个问题问下去，你大概就能在这幅画前待上半年时间，天天研究和做笔记了。

我们知道T.J.克拉克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除了搞艺术史的研究之外，还参与了很多实际的政治行动，并且做了大量的政治评论和理论的讨论。比如在写这本书的几乎同一时期内，他还和另外几个左翼知识分子于200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受折磨的权力：新的战争时代下的资本与景观》（ Afflicted Powers：Capital and Spectacle in a New Age of War ），正面谈论了当代社会格局下的政治环境。

这两本书好像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实并非如此。艺术真的有自律性吗？过去有一种想法认为艺术好像应该有一个独立的领域，脱离于政治之外。但是，T.J.克拉克过去几十年的工作推翻了这种想法，告诉大家这两个领域绝对是相关的。

但是，现在T.J.克拉克又面临另一个问题：有时候会不会政治谈得太多了，而把艺术吞没了？比如普桑的政治立场，T.J.克拉克说得很清楚，他完全不赞同。不赞同到了什么地步呢？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的时候，他曾经幻想要是发生革命了，他就要冲进博物馆把《画有被蛇咬死的男人的风景》毁灭掉——作为革命的一个象征。但是，他现在为什么又那么着迷于普桑的两幅画作呢？这是不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呢？假如你认为是的话，那就表明你果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看一个人时总是先看他的立场。以前老人家喜欢教训我们不要因人废言。

但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假如我们带着很多的成见去看艺术作品时，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穷尽它的一切呢？图像的语言是不是真的能够被我们用文字完全分析和翻译出来呢？假如是的话，图像世界还有什么理由存在呢？《瞥见死神》这本书好玩儿的地方就在于它用了两百多页试图告诉我们，无论你用多少语言和理论，用多少学者的眼光和研究的功底去分析这两幅画，你好像都没办法完全洞悉那个最吸引人、最神秘的核心。

这是不是表明艺术果真有一种超脱外在世界的影响，进入一个独立的自律自主的世界的可能呢？T.J.克拉克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渐渐被一些虚假观念包围，比如图画属于这个世界，是与世界的合作产物以及‘完全’属于某种图像体制之类的。这里‘完全’的意思就是它的每一寸华丽在实践中都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

他认为，本来图像的语言与可言说的讲述之间的距离感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东西，但在今天这个到处泛滥着标语、标签、推销和小型销售主题的世界，这种距离感又表现出一种抵抗的可能性。

这是什么意思呢？看看今天我们身边所有的影像，其实都是在售卖很多东西给大家。这些与其说是自律自主的影像，不如说是在为文造图，都是为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而诞生出来的。图像世界的确应该跟饱含意识形态的文字语言所讲述的世界保持一个距离，只是这个距离越缩越短了。

T. J.克拉克到底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把握住这个距离，甚至把它看成是一种具有政治力量的东西。艺术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行为，甚至是反抗性的，哪怕它只是一种很弱的反应性的反抗，但仍然弥足珍贵。

T. J.克拉克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图像所可能承载的批评性思考的行为展现，也就成了一种政治性行为了。”这句话有点复杂。简单来说就是当你面对艺术作品，觉得有什么东西你很难用言语去穷尽的时候，就说明现在这个饱含意识形态的言语世界出现了一道裂缝，出现了另一种可能，出现了一个反抗我们固有思维的机会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一幅画进行最纯粹的视觉分析，居然也有某种广义上的政治性。

（主讲　梁文道）

T.J.克拉克（Timothy James Clark，1943—），英国艺术史家，经常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196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1973年获得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研究院美术史博士学位，同年出版两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艺术史著作而一举成名。另著有《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等作品。 LRUCVOsHlm5xxr/zc9VZx6Soz+7iNnd/PSGMSKRZjhCc+pf3wNzX4zQ5jvpG0US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