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出版说明

《共同犯罪论》是我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的一部著作，也是唯一的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刑法专著——围绕某一专题展开的学术论著。该书的主体部分写于1987年上半年，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9月份开学之初，我就把博士学位论文的初稿交给了导师高铭暄教授。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约28万字，在出版前又作了修订，增加到45万字。博士学位论文是在1988年3月答辩通过的，一直到1992年6月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8月又重印过一次，现在在坊间已不见本书的踪影。《共同犯罪论》（第一版）出版以后，1994年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共同犯罪是刑法学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最为精致，甚至是烦琐的一个论题。我对共同犯罪问题的关注并非来自兴趣，而是起因于本科阶段刑法总论的考试。我大约是在大二的下学期开始学习刑法的，任课老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三杨”之一的杨敦先老师，另二杨是杨春洗老师和杨殿升老师。我们都知道，我国第一部刑法是于1979年7月1日通过并于1980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而我是在1979年9月开始学刑法的，这时刑法刚颁布2个月、尚未实施。当时根本就没有刑法教科书，甚至连刑法讲义也没有。杨敦先老师当时正值盛年，除在校内讲课以外，还承担着社会上普及刑法的使命。杨老师一手拿着刑法条文，一手拿着刑法宣讲提纲，给我们讲授刑法总论。当时我国刑法学随着刑法的颁布刚刚复苏，资料十分匮乏，对刑法的理解也局限在法条释义上。杨老师的讲课紧密结合司法实践，注重刑法的实践理性。我的感觉是，好像我们学完刑法就要到法院办案，十分实用。而我当时对形而上的法理正有兴趣，因而刑法学得并不扎实。果然，考试时出了问题：我对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从犯、胁从犯和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这两套分类法混淆，因而在进行案例分析时答案错被扣分，刑法总论的考试只得了一个良好。这对我的上进心是一个不小的挫折。及至硕士研究生时开始专攻刑法，我下决心非把共同犯罪问题搞清楚不可。因此，我最初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以共同犯罪为题的，例如我的第一篇论文《论我国刑法的间接正犯》[载《法学杂志》，1984（1）]和第二篇论文《论教唆犯的未遂》[载《法学研究》，1994（2）]等。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经高老师同意，将题目定为共同犯罪。共同犯罪是刑法教科书的二级标题，现在以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难以想象的，通常选择刑法教科书的三级标题，甚至四级标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在为我的本书写的序中，马克昌教授曾经回顾了德、日、苏等国家刑法学界的共同犯罪学说史，以日本而论，大塚仁的《间接正犯研究》（1958年）、西原春夫的《间接正犯理论》（1962年）、西田典之的《共犯与身份》（1982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都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而这些都是刑法教科书的三级标题，可见日本共同犯罪研究的深入程度。在我写共同犯罪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国外的资料还十分罕见，我只能翻故纸堆，从图书馆的阴暗角落翻检民国时期的论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联论著，以及零星介绍过来的现代外国刑法论著。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了对共同犯罪的理论跋涉，这是一种与故纸堆中的故人的学术对话，在写作的那段时间，我分明感到精神上的寂寞与孤独。现在看来，本书也只是达到了当时学术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水准。当然，本书在出版以后对司法实务还是具有一定影响的，因而受到欢迎与好评。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资料的陈旧，论证的粗疏，都是难以原谅的。我想，现在让我再写一遍，我一定能比过去写得更好。可是，历史是无法更改的，今天我也没有能力再作大的修订。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是根据1997年刑法和此后的司法解释，对本书作了有限的补正。在本书（第一版）出版以后，我又对共同犯罪的某些专题作过研究，例如共同犯罪与身份、间接正犯等。这些成果未能在第一版中得到反映。为使读者对我国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修订过程有所了解，我在本书末附录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晚近刑事立法中的共同犯罪现象及其评释》[载《法学》，1993（1）]。该文主要是对1979年刑法实施后单行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进行了评述。另一篇是《历史的误读与逻辑的误导——评关于共同犯罪的修订》（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该文主要是对1997年刑法就共同犯罪修订的内容进行了评述。上述两文，对于完整地理解我国共同犯罪的立法演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俗话曰：“时过境迁”。这里的“时”是指时间关系，这是的“境”是指空间关系。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之中，时过境迁意味着这种时空转换的必然性。对于我来说，物理上的时空变化是难以抗拒的，精神上则难免有时空停滞的效应。某一个时期，对于我们来说，是永远定格的，它不会时过境迁。博士学位论文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定格的时点的载体，翻检它就会令人想起那艰难的求学年代。

谨识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科研楼609工作室
2006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