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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历史的视角上，人类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大时代，这是一个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增强的时代，疫情冲击后的世界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需要直面以下问题。
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滞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对世界各国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当前世界通货膨胀形势已经超越了以往所有宏观预测模型和方法的预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报告
指出，本次全球通货膨胀，特别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具有超预期性，超越了前期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所有的宏观模型所做的价格预测。传统经济理论模型所断言的经济增速、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偏差。即便在短期，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偏离了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这暗藏了一个很重要的推论：新冠疫情冲击带来了强烈的结构性冲击和预期性大调整。因此，经济学家基于传统经济理论进行的预测出现偏误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思考。
基于这样的预测偏误，对于当前通货膨胀的形势和根源，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依然强调通货膨胀冲击具有暂时性，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开始改变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与斯蒂格利茨之间，以及欧洲学者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之间存在争论。这种争论具体体现在：当前通货膨胀带来的冲击是不是短期的？导致通货膨胀的核心原因是新冠疫情还是过量的刺激政策？新冠疫情的影响消除之后，通货膨胀的基本模式是否会回归过去的常态？此外，争论还体现在当前冲击会不会由结构性冲击转化成非结构性冲击，特别是在预期上产生重大影响。
自1991年开始的全球化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全球组织价值链和资金全球流动追寻高收益两大逻辑构成。但是，其背后的基础是国际组织的多边协议。在这些多边协议下，各国需要让渡一部分国内政治权利，这限制了国内调整经济的空间。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提供援助，但是要接受结构调整政策。现有国际治理体系不能解决全球化的收益分配问题，导致了各国内部团体对全球化进程不满，针对全球化的国内政治议题不断涌现。在这种国内政治议题日益主导的逆全球化趋势下，未来的全球化“黑天鹅”事件会越来越多，全球化的过程会不断充满震荡，不确定性加大，各种关税、非关税壁垒会此起彼伏。
在这些壁垒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全球虽然不会走向全面“经贸脱钩”，但未来会出现大量以国家安全为名义的“科技脱钩”威胁。这种“科技脱钩”导致全球价值链面临重大重构风险，各国都需要准备“备胎”。这样的不确定性将会长期影响国际投资，降低现有国际价值链的效率。因此，我们需要看到：
首先，目前逆全球化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在加速，必须对逆全球化的加速有一个深度的认识。新冠疫情完全消失之后，逆全球化并不能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有所放缓，反而可能滑向深渊。其原因在于全球停滞还将持续，全球化红利会持续减少，目前的分配模式所带来的摩擦可能反而会加剧。新冠疫情将很多的社会情绪、矛盾全面释放出来，使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抬头，导致国际摩擦、地缘政治博弈等不确定性表现进一步上扬。在这种情况下，要消除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一些国与国之间传统体系的隔阂，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其次，人类还没有找到处理和治理逆全球化的良方。过去的100多年，人类已经历四次逆全球化，其解决的方式都不是软着陆，而是产生了激烈碰撞。现在各国提供的方案能不能满足各利益方的诉求，值得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最后，针对新冠疫情之后的全球化治理已经有很多药方，但这些药方很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成为问题本身。比如，近年大国之间的冲突、贸易战、技术战、人才战，表面上像是在解决问题，实则是饮鸩止渴，反而成为滑向深渊的催化剂。
第一，即使摆脱新冠疫情的冲击，实现疫情常态化、病毒与人类共存，就像“9·11”恐怖袭击事件直接导致全球安保成本急剧上升一样，后新冠疫情时代也一定会带来防护成本和健康成本的增加。虽然从核算角度看，相关成本有些将推动GDP上涨，但应当认识到，如果没有新冠疫情，人类无须支付这些成本，无须投入大量的物资和人力从事相关领域的生产和服务。因此，这就是额外的成本。
第二，逆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逆全球化不是新冠疫情导致的，而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产物。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多国对于传统分工体系，也就是过去30年以垂直分工为主体的供应链、价值链的构建进行了全面反思，各国更加注重安全而非单纯的效率。基于此，各主要经济体都在构建自身内部大循环，为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制定“备胎”计划。将来，我们大概率会看到全球分工的重构，全球供应链会变短变宽，各种“备胎”计划会源源不断推出。这些举措一定会导致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因此，即使新冠疫情的影响消除，逆全球化的现象也不会停止，反而可能在大国博弈中加速。这一趋势会导致各国生产成本增加。
第三，《巴黎协定》之后，各国纷纷签订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协议，使全球进入了绿色转型的新时代。绿色转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各种乱排放、大量排放的行业通过成本显化开展技术替代，以减少对全球气候的干扰。因此，绿色转型首先是一个成本概念，其后才是技术创新概念，最后才是绿色转型之后的收益效用分配的概念。近年来，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基本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绿色成本大幅上涨，各国会把相关指标作为重要政绩，有些国家绿色金融规模的增长速度达到两位数。但是，这也表明世界经济的成本在增加。
第四，地缘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增强。过去几十年间，在战争逐步减少时，大国之间的博弈、区域之间的冲突已经常态化，因此，地缘政治带来了防务成本的增长。虽然防务成本增长有可能在短期内提振GDP，但是大量的防务成本特别是战争消耗的成本一定是人类的负担而不是进步的动力。因此，地缘政治环境恶化导致全球防务开支的急剧上涨，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战争和政治冲突，而没有用于生产性活动，相关成本是难以估量的。
第五，世界各国进入高债务时期。应对高债务必须要有解决方案。如果按照现有的产权格局承认债务的必须偿还性，则人类历史上解决债务问题有两种很重要的方法：一是大危机，通过破产来解决债务关系问题；二是大通货膨胀，国家通过大规模印发钞票，征收通货膨胀税来解决政府债务问题。
综合上述五方面因素，加上全球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未来一段时期，在各种不确定性相互叠加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或将在大变局中步入新阶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红利的释放以及对世界先进技术的学习、消化、再吸收，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并未实现V形反弹，反而陷入了较为长期的低迷状态，由此导致中国外部需求显著萎缩，出口增速下滑，全球化红利消退。并且，以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为标志性事件，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趋势开始出现并呈现加剧态势，全球贸易环境有所恶化，全球贸易规则进入重构阶段。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或呈现进一步加剧的势头，外部环境更趋于复杂严峻，从而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挑战。
不仅如此，2021年中国的GDP规模已经超过美国GDP规模的3/4（见图1-1）。未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顺利推进的情况下，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体量将不断增大，中国的GDP规模大概率将超越美国，中国也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超越过程中，伴随着西方政坛部分政客新冷战思维的回潮，美国必然会对中国超越的态势做出反应，甚至挑起争端以阻碍中国的发展，从而使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中国或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复杂外部环境。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发展潜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和触发“新冷战”风险，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图1-1 中德日三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