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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更趋复杂，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显著的下行压力与严峻挑战。正如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针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在未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起步阶段的“十四五”时期，想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还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需要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到21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2020—2035年中国人均实际GDP要翻一番，2035—2050年中国人均实际GDP要再翻一番。由此测算可知，未来30年的年均实际GDP增速要达到4.6%左右。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增速在经历了反弹后开始呈现持续下滑的态势。2019年，中国GDP增速降至6.0%。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GDP增速进一步降至2.3%。
中国经济之所以在经历了长达30余年10%左右的高增长之后增速开始出现持续下滑，主要原因在于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动力显著减弱。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来看，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分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主要衡量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人口、体制改革、全球化以及技术进步等红利的集中释放，四大生产要素均显著改善，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不过，最主要的贡献还是来源于资本和劳动。根据增长核算的测算结果，1979—2009年间，资本和劳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占到85%，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近年来，资本和劳动两大支撑经济增长的“老动力”开始减弱。就资本而言，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均陷入长期的低增长状态之中，导致中国的外部需求减少，“出口—投资”联动机制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减弱，从而导致资本积累增速放缓。另一方面，受产能过剩、地方政府与企业债务问题以及民间投资积极性减弱等因素影响，国内投资需求较为疲软，拖累资本积累增速。就劳动而言，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深化的影响下，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2012年开始缩减，从而导致劳动供给增速下降。在支撑中国经济增长“老动力”减弱的同时，“新动力”还有所不足，在此情况下，近年来中国对“老动力”的依赖程度反而有所提高。增长核算结果表明，2010—2019年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至90%以上，相比之下，“新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没有显著提升，尤其是TFP的贡献率反而由正转负。究其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的扩张与资本积累的增长，导致大量信贷资金配置于低回报的领域，加剧了资源错配，从而抑制了TFP的增长，也阻碍了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展望未来，在“老动力”继续减弱而“新动力”尚有所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预计2020—2050年中国年均GDP增速将下降至3.5%以下，从而难以完成人均实际GDP翻两番的任务。就“老动力”而言，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伴随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体量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其资本存量会逐步接近稳态水平，这就会导致资本积累速度不断放缓。再加上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高债务与民间投资积极性不足等问题，资本积累速度下滑幅度会加剧。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中国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50年中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将比2020年减少约20%，老龄化从长期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将十分显著。就“新动力”而言，人力资本方面，中国经济的人力资本质量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提升速度逐渐放缓，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TFP方面，随着中国逐步接近世界发展前沿，技术追赶效应对TFP增速的提升作用将显著减弱；产业、总需求与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也将从资源配置效率层面影响TFP增长。未来TFP增长需要更多依赖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综上可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或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老动力”减弱而“新动力”有所不足的动力转换期，潜在增速将呈现趋势性下降，难以保证2020—2050年完成人均实际GDP翻两番的任务，这也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要追求经济增长与结构的协调，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不过，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一系列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诸如实体产业内部供需结构失衡、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及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房地产发展与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结构性失衡等，都严重困扰着中国经济发展。更为突出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尚未摆脱对房地产与债务的依赖，从而导致增长速度与质量之间的矛盾难以破解，增强了经济发展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陷入“稳增长”和“防风险”的两难之中。
就对房地产的依赖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就成为带动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其不仅能够直接推动GDP的增长，而且能够通过带动钢铁、水泥、家电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间接推动GDP的增长。回顾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运行与房地产调控历程可以看到，每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政府就会依托房地产来稳增长。
虽然房地产能够在短期内带来GDP的增长，但是经济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会推高房价，催生房价泡沫化风险。国际经验表明，一旦房价泡沫破裂，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会挤出生产性资本并且抑制创新，从而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与增长质量的提升。因此，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出发，需要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但是，这就会以牺牲短期内的经济增速为代价，甚至带来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
可见，由于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存在依赖，中国经济很容易陷入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矛盾之中。
就对债务的依赖而言，目前各界重点关注的是高债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但普遍忽略了中国的高债务问题恰恰是经济增长对债务的依赖所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成为杠杆率（债务总额/GDP）上升幅度最大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从结构上看，杠杆率的上升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升高所致，中央政府和民营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幅度并不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内部和外部需求的显著萎缩，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承担了“扩内需”和“稳增长”的任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主要借助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债务融资，从而导致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张。
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主要源于房价上涨背景下贷款购房行为的增加，这反过来也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从而拉动了短期经济增长。因此，债务扩张对于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速起到了显著的支撑作用。但与房地产类似，长期内债务的过快增长将导致负债主体的偿债压力过重，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甚至还可能触发大规模债务违约，引发经济与金融危机。
因此，房地产与债务均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但正是由于对房地产与债务的依赖，也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矛盾之中。如果更注重增长质量，那么在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势必要遭受较大冲击；如果更注重增长速度，那么对房地产和债务的依赖不仅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还会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概率，不利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因此，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从根本上破除对房地产与债务的依赖，否则将增大经济发展风险，从而使中国经济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
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任务与目标。然而，由于存在初次分配失衡和再分配逆向调节作用不足等一系列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一直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长期位于0.4以上，财产基尼系数更在0.7以上。
贫富差距直接表现为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偏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2019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3左右，社会结构更趋向于“金字塔型”的失衡结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呈现新变化，即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出现了较快下滑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速过快所致。在此期间，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也较快，只不过增速低于高收入群体，从而导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不过，从2015年开始，居民收入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增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的下滑速度更快。2015年以来，高收入群体（收入排在前20%）的收入增速基本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虽有波动但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中等收入群体（排在中间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显著下滑，2018年已经下降至3.1%的低位。2019年，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回升至8%，但依然低于低收入群体（14.6%）和高收入群体（8.2%）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也低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水平（8.9%）。
未来要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中国还将面临一些新的阻碍，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增速下滑将对中等收入群体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众所周知，中低收入群体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而高收入群体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工资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速密切相关，但对于财产性收入而言，经济增速下行阶段由于资金“脱实向虚”倾向加剧，反而会推动部分房产与金融资产升值。因此，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背景下，受到影响最大的将会是中低收入群体，这会逐渐拉开中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二是中低收入群体背负的债务压力持续攀升。近年来，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速度较快，截至2020年上半年，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达到59.1%，与2010年年末相比，近十年间杠杆率攀升了31.8个百分点，债务规模增长了4倍。
从居民债务的分布来看，债务负担最重的是中低收入群体
，由此会使得偿债支出占据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大，从而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三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未来养老与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负担将持续加重，从而相对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获得感与幸福感。
总之，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既要破除长期以来导致贫富差距的体制机制问题，又要妥善应对新问题，这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