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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是经济保持长达40余年的高增长。1978—2020年GDP平均增速高达9.3%
，使得中国从贫困落后的低收入国家迅速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与“发动机”。二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从普遍绝对贫困到全面脱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三是经济运行格局从“高增长、高波动”转向“高增长、低波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稳健性与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四是平稳实现了经济体制转轨，没有出现苏联与东欧国家在转轨阶段所经历的经济大幅衰退，为世界提供了罕见的经济转型成功范例。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处于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但已经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四个现代化”目标首次正式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改革开放之后，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其中的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五大在“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十七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与之前“富强民主文明”相比增加了“和谐”的要求，将社会建设内容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将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之中。
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通过回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有以下四点重要变化
：
第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党的十九大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较以往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有所拓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一直在变化，从最早的“四个现代化”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是在不断扩展的。从最早更加注重经济与政治建设，到对社会和谐与人民福祉改善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一系列变化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更加具体。党的十九大首次从两个阶段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进行了战略安排，勾勒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对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进一步细化；与党的十九大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表述相比，在经济发展层面增加了“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重要表述。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站在开启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不断具体化，为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
第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这一宏伟目标，这与以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明显不同。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已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跨越。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需要进一步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就需要切实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从而能够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经验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拓宽途径，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
第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征更加确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与西方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需采取有效举措扎实推动。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要依法保护合法收入，规范和调节高收入，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提高居民收入、消费能力、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住房条件等的同时，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社会融入程度、工作满意度等，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强乡村发展活力，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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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是丰富的，而且在不断地演变和完善，但其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不变的，就是要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相适应、相协调，从而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因此，经济发展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为核心的基础。要真正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需要在未来30年中完成以下阶段性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突出体现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上，如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总需求结构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城乡与区域结构的失衡，等等。其中，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是最关键的问题，也是造成其他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比如，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会导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收入偏低，而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经济体中消费的核心力量，由此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会使得一个经济体的消费率（消费支出总额/GDP）偏低、对服务业的需求较弱，从而导致总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
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必须有效解决中国的收入结构失衡问题。如果说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低”）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核心任务，那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中”）将成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核心任务。从国际经验来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实现现代化也尤为重要。根据瑞士信贷银行数据统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迈向现代化的韩国与日本，中产群体占比分别高达45%和60%。相比之下，巴西、俄罗斯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中产群体占比不超过10%。
2019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已达4亿以上
，虽然规模相当大，但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有待提高。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依然“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因此，在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从而能够有效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
。
2020—2035年是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层面对该阶段提出了明确要求。在经济建设层面，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相比，其重要变化是增加了“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两大新要求。从中国以往的“三步走”等发展战略来看，通常是以经济总量或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作为迈上新台阶的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编制规划《纲要》时可以在认真测算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量化目标”
。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也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要求相对应。党的十三大报告中的“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目标，就明确提出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与党的十三大“三步走”战略相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实现时点提前到2035年，这既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制度优势显著的判断，也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等价于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平均值或中位数，对这一概念的理解需要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结合。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指的是中等发达程度或中等现代化水平，是距离美日英等高度现代化国家还有一定距离的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尽管当前对于中等发达国家的界定尚没有明确的标准，但能够测算出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的大致范围。首先，从数量上看，2019年全球高收入国家共有70个左右，而发达经济体仅有39个，中位数可以列在第35位或第20位。其次，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水平来看，2019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门槛值为1.24万美元左右，而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水平最低为2万美元，平均水平高达4.8万美元。剔除卢森堡、新加坡等体量偏小的经济体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水平也在4.1万美元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开的信息，2019年全球经济总量约为86.6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GDP总量为51.74万亿美元，占比约为60%。全球人均GDP约为1.146万美元，而发达国家人均GDP高达4.8万美元，是发展中国家的9倍，也是全球人均水平的4.5倍。除美国外的发达国家人均GDP约为4万美元。联合国根据人文发展指数将各个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划分为“很高”“高”“中等”“低”四类，其中，发展程度处于“中等”和“低”的均是欠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程度“很高”的均为公认已实现高度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英国等。由此，可以将发展程度处于“很高”和“高”之间的发达国家视为中等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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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测算，2019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约为2.5万美元。按照这一标准，如果中国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在通货膨胀率为2%、汇率不变的基本假设下，中国人均GDP水平将达到2.7万美元左右。如果考虑到人民币汇率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升值，届时中国人均GDP水平或将达到3万美元以上。由此可见，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能够较好地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到21世纪中叶，中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要客观地看到，由于中国人口多的特征，即使届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均GDP距离美日英等当前公认的高度现代化国家还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把到2050年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更加适宜。2019年，剔除经济体量过小（以GDP规模在全球前30位为标准）的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平均水平为4.7万美元。按此标准测算，在通货膨胀率为2%、汇率不变的基本假设下，中国如果到2050年实现人均实际GDP翻两番，那么人均GDP水平将达到7.5万美元左右。若发达国家按照名义GDP增速2%测算，届时人均GDP平均水平将在8万美元左右。
考虑到未来30年中国高质量发展会推动汇率升值等因素，人均实际GDP翻两番将能够实现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目标。届时中国的经济体量将大幅超过美国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自从2010年步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以来，中国何时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迈上1万美元台阶；202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继续稳步上升，距离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只有不到20%的差距。根据刘哲希和陈彦斌的预测，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有望在2023年前后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
不过，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判断不能简单以一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或超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为标准。这是因为，近年来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在不断放宽，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值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之比已经从1988年的2.8上升至2018年的3.7，由此容易掩盖一个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真实差距”，从而低估“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经济体的核心启示在于，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或中高收入的发展阶段时，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与劳动等要素投入。由于资本与劳动存在边际回报递减的特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此时，一个经济体要想进一步保持可持续发展，从而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就需要显著提高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如果难以实现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即使人均国民总收入能够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未来也可能重新跌至高收入经济体标准以下或者只是在标准上下徘徊，难以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俄罗斯、巴西与阿根廷都是典型案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主要是依靠资本和劳动驱动，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以上。
“十三五”时期，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下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下降，但经济增长对资本的依赖度依然较高。因此，中国需要正视在“十四五”时期末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任务的重要性，切实推动经济增长动力有效转换。
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在2035年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创新能力指数排在前10位的国家，2019年人均GDP的平均水平高达约5.4万美元，是中国的5倍之多。另据《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瑞士连续第11年位居榜首，瑞典、美国、英国、韩国分别位列第2~5位；中国为第12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超过日本、以色列、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如果将创新型国家前列界定为创新指数前10位的国家，就意味着中国在研发强度上要达到前10名水平，研发强度就必须从2020年的2.2%上升至2035年的3.34%。按照2020年不变价计算，到2035年中国研发总规模将达7.003万亿元，这就要求未来15年的研发支出每年增速达8.03%左右。过去15年我国研发支出的平均增速为17.7%，因此这个速度要求并不高。
如果以美国的研发总量和强度作为参照系，2035年我国研发支出规模将是2019年美国研发投入的1.83倍，而同期我国GDP总量将达206万亿元，是2020年美国经济总量的1.02倍（如果美国经济增速按2.5%计算，那么到2035年其经济总量将达到30万亿美元，按照人民币2020年不变价格即为203.5万亿元）。因此，如果按照美国的研发强度，中国经济总量所需的研发强度达2.8%左右即可，但这个强度所需的人均GDP增速为4.3%。如果按照这一增速进行倒算，到2025年我国的人均GDP水平将达到创新型国家前10名的40%左右。
此外，从研发支出结构来看，我国在试验发展方面的支出规模已超过美国，但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支出规模仅为美国同期的约45%和25%。其中，中国基础研究在全部研发支出中占比为5%，美国为近17%；中国应用研究在全部研发支出中占比为10.8%，美国为近19.6%。可见，在我国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加大基础研究规模和投入力度，优化研发支出结构，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调整期和世界经济动荡调整的关键期。根据上述测算，我国关于2035年基本完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设定，还是具有较强合理性的，但这一合理性必须立足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一系列实质性改革，积蓄新的增长动能，加快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转变，以此推进战略调整、重构与深化。我国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一是要推进技术创新，启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新的技术红利；二是要推动改革，把改革贯穿到今后一段时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之中，实现第二轮制度红利；三是要构建人才强国、教育强国，推动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四是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积极构建合作平台，塑造新的竞争力，突破价值链和分工链重构的瓶颈，依托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新一轮全球化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