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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展格局下，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伴随过去4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一，步入经济大国行列。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就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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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经济结构看，过去粗放式发展模式积累了大量结构性问题，问题大量集中在产业结构、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与区域结构等方面。“在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资源安全供给、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等约束强化，将压缩经济增长空间”
。经济增长空间的压缩表明，传统数量型高速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在这种情况下，亟须重塑发展格局，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国际竞争环境看，在过去的40多年中，我国凭借工业成本优势推动中国制造在全球地位的确立，但“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
。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我国制造业传统成本优势不复存在，曾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出口加工贸易逐渐由我国东南沿海向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特别是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趋势不断明显，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对外依赖较大、经济结构失衡、潜在风险加大等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不断累积加剧，并伴随着外部压力增大，日益成为束缚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
从综合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角度出发，打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外循环协同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大势所趋。“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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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是改革开放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伴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的快速变化，逆全球化出现，新兴经济体竞争加剧，以及大国经济博弈下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开始凸显，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面临的风险和困难加剧，迫切需要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新格局。
纵观历史，我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紧密联系在一起。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全球化进入加速期，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好顺应了全球化浪潮，而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也吸引着发达国家的潜在投资者。正是在全球化浪潮兴起的背景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矛盾尚未充分显现。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WTO以及《中美贸易发展框架合作协议》的签订，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好。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的需求一致，为我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提供了较宽松的国际环境。我国经济通过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本不足的缺陷，通过对外贸易驱动国内工业发展，引进技术进而在“干中学”中促进技术升级。一系列有利于我国开放发展的世界经济环境为我国扩大投资、经济增长提供了供给和需求方面的支持，也是我国传统经济模式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条件所在。
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
。“逆全球化”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生存环境。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发生新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使得发达国家转变其全球化经济策略，“逆全球化”现象逐渐出现。这使得国际范围内的贸易争端不断加剧、投资壁垒不断加高加厚，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在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主导下，美国政府实施了大量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行政干预等措施，并且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对我国制定了“卡脖子”的问题清单。美国是我国主要的国际直接投资（FDI）来源国，其对外政策的转变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投资和贸易水平，进而制约传统外资利用型经济驱动方式的增长潜力。由此，推进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显得迫在眉睫。
在此背景下，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次重要讲话，不仅系统说明了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和主要战略举措，而且将“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列入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系列理论成果，成为指导我国“十四五”规划和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和基本战略遵循。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地理解这一战略思想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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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因此，这一战略抉择本质上是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调整、国内高质量发展步入新阶段、国内发展主要矛盾出现新情况和新规律的一次必然战略调整和战略再定位，而不是在偶然事件冲击下的应急措施；是新阶段中国发展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内生产物，而不是单纯外部条件影响形成的产物。它不仅关乎我国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构建强大的经济基本盘，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局之际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中，必须把它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时段战略框架中进行把握。
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大变革时代各种危机和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在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结构性、趋势性调整的必然选择，更是底线思维在新阶段、新环境中，以及面临新挑战和新机遇时的新应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这决定了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重心转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在进一步开放中重新布局开放的模式，更好地统筹发展与风险、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新发展格局是在危与机并存的新发展阶段化危为机、转危为机的必然战略选择。我们不仅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准确看到国内经济大循环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挑战与机遇之间的辩证关系，还要准确研判国内外环境演变的新趋势和新规律，从中寻找到化危为机的战略路径。
新发展格局是遵循现代大国经济崛起的一般规律的产物。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大国经济发展史都表明，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任何经济大国的成长都需经历由弱到强、由“以外促内”转向“以内促外”的必然调整，大国经济崛起最为关键的标志就是构建出安全、可控、富有弹性韧性、以内为主、控制世界经济关键环节的经济体系。我国从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向强调内需拉动、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符合大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
早在2006年和2011年我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一五”规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对“两头在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要求“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新时代面临的新格局、新挑战、新规律和新使命，提出了一系列以内需拉动和创新驱动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替代“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模式；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对三期叠加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梳理；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201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三五”规划），要求“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提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作为关键词；201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因此，党中央在2020年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在过去十多年持续探索的基础上，对以往各种政策构想和战略思维所进行的全面提升和综合。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与新常态理论、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高质量发展理论一脉相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不仅具有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更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中国经济过去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为全面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奠定了供给基础、需求基础和制度基础。新冠疫情及全球经济格局的加速变革，为全面启动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供给层面，中国已建立了全世界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国内产业相互配套，规模效应、范围效应以及学习效应在产业体系中全面展现，产业链具有较好的自我循环能力。同时，“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智造”“中国创新”转变，国内各经济主体拥有基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政府主导下的基础研究和技术赶超体系、庞大市场诱导下的商业创新体系，为中国创新注入了自我创新的内生动力。
在需求层面，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不仅具有14亿多的世界最大人口规模，更具有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都位居世界前两位，并具有快速增长的潜力。由此可以看出，外需和内需的关系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
在制度和机制层面，改革持续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发挥，统一公平的全国大市场也在各类基础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改善营商环境等举措的作用下逐步形成，国民经济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基本实现畅通。相对稳定、相对独立、富有效率、良性互动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党中央在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经济复苏保卫战取得阶段性成果之际，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把握了化危为机、趁势而为的战略时点。这不仅有利于形成转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共识，而且可以借助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通过快速复工复产进行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合理布局。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总生产循环理论来把握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内涵和边界。
一是要对国内经济大循环做出准确定义和理解，避免理论和战略上的杂音。所谓国内经济大循环，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内的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为载体，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补充和支持，以国民经济循环顺畅、国内分工不断深化、总体技术水平不断进步为内生动力的资源配置体系。而国际经济大循环则是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基础，以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依托，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为表现形式，基于比较优势的各经济体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经济循环体系。因此，并非如有些观点所认为的，国际经济大循环等同于自由的经济循环，国内经济大循环等同于封闭的经济循环。事实上，各种国外的经济主体和要素都可参与到我国国内经济大循环之中，只要其落脚点在于我国国内分工和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其目的在于满足我国国内需求和提升国内的生产力与竞争力。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相对接，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在开放中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国内经济大循环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不是进行简单联通，而是在全面联通的基础上，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双循环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但与传统“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相比，在开放的方式、路径、落脚点、目标以及内外之间的关系上都进行了重大调整。
二是在国民经济的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中，生产环节依然具有先导性和决定性作用，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国内大循环畅通的核心。
三是要明确再生产的矛盾运动不仅体现在价值总量的匹配上，还体现在产品的结构性匹配上；不仅体现在静态总量与结构的匹配上，还体现在动态扩展的匹配上。因此，推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需要多维度的调整和改革。
其次，充分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基本政治经济学原理，梳理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决策的基本命题和核心内容。
一是坚持以生产力作为判断战略调整的核心标准。中国发展战略究竟是“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依托，以外促内”，还是“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以内促外”，必须根据我国分工体系和技术发展的阶段与需要来判断，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进步、综合国力提升和国民福利改进为标准。现阶段提出新发展格局，其重要原因在于，在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兴起的大变革时代，“两头在外”的外向型战略不仅难以快速提升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反而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制约因素。
二是必须理解资本在世界经济循环中的逐利本质，洞悉帝国主义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本质，从根本上认识到目前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趋势性和必然性。中国无法单纯依靠国际经济大循环实现生产力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依赖国际经济参与的深化不仅难以从根本上突破比较优势带来的低水平技术锁定效应，也难以解决在大国博弈中遭遇的“卡脖子”问题。中国竞争力的提升必须根源于内部循环畅通和技术进步。
三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仅体现为技术进步，还体现为分工体系的拓展和深化。基于此，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调整不仅体现在新型创新体系的构建上，还体现为在大循环畅通下分工体系中各种生产组织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因此，新型科技体系与企业家创新活力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核心要素。
四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不仅体现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改革和完善，更体现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新发展格局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激发新发展活力。
我们应该根据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发展变化，来布局新发展格局的实施路径和重点举措。
其一，应针对各种理论上的噪声和杂音进行准确的理论批判，通过理论上的梳理和构建尽快形成思想上的共识。旗帜鲜明地反对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就是闭关锁国、发展内循环就会导致内卷化的观点；避免战略问题战术化和项目化，避免把新发展格局战略决策等同于“出口转内销”等短期应急举措；避免将任何举动都戴上双循环的帽子，过于泛化使用新发展格局概念。
其二，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防控工作进入新阶段。在“因时因势决策，科学精准防控”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国内经济复苏，抓住国内经济大循环快速启动和全面梳理的战略时机。
其三，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规律，把握国内经济循环面临的痛点、断点和堵点，判断出各类风险及其传递方式，完成好“六稳”“六保”工作，保证经济基本盘的稳定和安全，防止受外部冲击出现系统性风险。
其四，紧抓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全面落实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揽子政策，通过有效扩大内需弥补中美经贸摩擦、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深度下滑带来的外需收缩缺口，在总需求与总供给相对平衡的前提下，逐步通过全面深化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开放格局重构来缓解战略转型带来的冲击。
其五，全面对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其六，全面启动核心技术攻坚战，改革科技创新体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把握创新驱动这个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核心动力源。
其七，以高水平开放迎接未来格局的变化，在统筹开放与安全的基础上进行开放格局和开放模式的调整，依托国内经济大循环和技术创新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要想把握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构想，就需要我们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住未来一段时期的关键定位。首先，在打赢新冠疫情阻击战和持久战的基础上，走出疫情困局，使国民经济在率先复苏中步入常态化；其次，在国内方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最后，在国际方面，抵挡住美国遏制战略对于中国的冲击，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期间改变目前不对称冲突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