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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傍晚，玉莲和往常一样，把裁缝店的门板上好，把手头的活儿再干上一会儿，关上灯，便会到后屋去休息。她刚上好门板，坐在缝纫机前，把一条要修改的裤腿裁掉一截。这是傍晌一个客户送来的裤子，裤腿长需裁掉一截，裤子明显被穿过了，长出的部分被踩脏了，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人体味道。
玉莲偏过身子，刚把裁好的裤子放在缝纫机下，老冯敲了一下门便推门而入了。老冯是玉莲的上线，他说不定就会在某个时间冒出来。玉莲是报务员，上级有需要发的情报，都是经过玉莲的发报机发出去的。有时她也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开收报机，接收上级的指示。老冯这次出现明显有些慌张，他用力地带上门，还向自己的身后看了看，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他脑后关着的门板。他有些气喘地说：要快，咱们这一支出事了。说完把要发送的电文递到玉莲手里。
老冯说的“支”，玉莲明白，指的是他们这个地下交通站。玉莲是这个交通站的最底层，老冯上面还有一条线，但玉莲从来没有见过。地下工作有严格的组织规定，不能越级越线和外界联系，老冯经常说的“我们这一支”，指的就是她、老冯还有老冯的上级，上级的上级算不算在内，她就有些说不清了。
老冯递给她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发布内容，她看了一眼。她知道这是一份重要情报：老枪出事了，建议王专员马上撤离。老枪是老冯上级的代号，老冯以前也经常提起老枪这个人，但她从来没有见过，只是老冯嘴里的一个代号而已。她知道这封电报十万火急，电报发晚了，也许上级就会有危险。地下工作的危险她是懂的。听老冯说，某某情报站被敌人破获了，情报人员被俘，被俘后的情报人员有的被害，有的进了监狱。不论怎样，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现在危险又出现在他们这支上，弄不好，他们的情报站都不保了。她转身进了里间，把门带上。每次她发报时都这样。老冯在外面放哨，她从床下先找出译电本，再从角落里把发报机拖出来，插上电源，呼叫一个指定的频率，对方有了应答，她就可以发报了。今天也不例外。她还没有把电文译成波斯码，老冯就在外面狠狠地砸了两下门，并推门而入道：来不及了，他们已进胡同了。她有些蒙，不知如何是好地望着老冯。老冯一把拉开她，又把她推到门外去，命令似的道：快走，出门左拐。老冯的话她不能不听。她看了一眼床上放着的译电本，还有刚拖出来没有接上电源的发报机。她手里还攥着老冯交给她的那张字条，她刚译了一半。最后她又看了一眼老冯。老冯这时已经顾不上她了，把发报机抱在怀里，正打开后窗。裁缝店的后面就是一条河，河两边还长了几棵树。老冯要是能跑过河去，一切就都安全了。
她扭头向外跑，出了门，不论向左还是向右，都能走出这条胡同，出了胡同，就是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了，到了大街上就四通八达了。她依照老冯的吩咐，出了裁缝店向左拐。老冯一定是从右面来的。让她没想到的是，还没等走出胡同口，对面有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想必这就是要抓她和老冯的人吧。她就是一个交通站的报务员，日常就是个裁缝，平时哪见过这个阵仗。她见前面来人，转过身又向后跑去，跑几步，对面又出现了几个人。其中一个高个子喊着：就是她了，捉活的。然后上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她扭住。她知道自己被捕了。
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连夜她就被带回了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以前她听说过，可从没和这些军警打过交道。警备司令部的人马不停蹄地对她进行了审讯。审讯的人对她还算客气，没打她，没骂她，只用两个汽灯照着她，让她睁不开眼。她顿感浑身乏力，头昏脑涨。她不知道老冯跑了没有，也不知道发报机和译电本在哪里。她做交通员前，是受过培训的，比如如何保守秘密，遵守交通员的规则，等等。敌人审讯她，她是不会轻易说出组织秘密的。她跑出门时，把那封电文塞到嘴里，一边嚼着一边奔跑，敌人抓住她时，她已经把那份电报咽到了肚子里了，也许敌人因为没有证据才没给她上刑吧，她这么想。坐在对面审讯她的人，她一个也看不清，只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对方问：你要老实交代，你到底是什么人？
她说：我是玉莲裁缝店的裁缝。
对方问：你是交通员，负责往来电报是不是？
她说：不是，我不知什么电报，我就是个裁缝。她的声音很小。
对方猜透了她的身份，她就不想说什么了，把头耷拉在胸前，任由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她的双眼，遮住了照向她的灯光。
审问她的那个人似乎困了，不停地打着哈欠。他点了支烟，一边吸着烟，一边望着她。她看不见对方，只是感觉。后来审讯室跑进来一个人，冲审问她的人嘀咕了几句什么，她就被两个士兵押送回牢房了。说是牢房，其实就是简单的一排房子，有窗子，有门。窗子被木条钉上了，门上有锁。屋里的地面上胡乱地扔了几捆草，她被粗暴地推到了一间房子里，门就在外面被锁上了。她打开两捆草，一头就扎在那上面。窗外的亮光透过木条的空隙，规则地映在墙上。她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累，又饿又渴。她想起了老冯，她跑出去的那一刻，老冯已把发报机抱在了怀里，后窗已经被推开。只要一跃，老冯就能逃出那间房子了。
想起老冯，她心里又多了一层安全感。他是她的上级，不能不想办法救她。不知过了多久，她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冯抱着发报机，游过那条小河，一路向北奔跑而去。老冯越跑越远，跑进了一片油菜花地。油菜花金灿灿的，老冯在花地里还唱起了歌。在梦里，她想，老冯终于安全了。
第二天一早，她被房门的响动声惊醒。门开了，一名士兵的半个身子探了进来，在地下放了两只碗，一只碗里装着清汤寡水的半碗粥，另一只碗里放了一个窝头。她清醒过来，又一次意识到自己被捕了，是被关押在这里的。看来这就是她的早餐了。其他房间里也有了杂乱的响动，还有人为了争抢吃食，发出相互咒骂的声音，不远不近地传到她的房间里。
以往每天这个时候，她也差不多起床了。她会走到门外，卸掉窗外的门板，她小小的裁缝店就算开工了。裁缝的身份是掩护，裁缝店是老冯出面盘下来的，她顺理成章地成了裁缝，却有两份工作。一是裁缝，靠这个身份，接些活路，不仅能养活自己，有时还能接济一下老冯。老冯经常对她说，组织经费紧张，生活只能靠自己想办法。当然另一个最主要的身份，就是党的地下交通员，传送情报，成为党的耳目口舌。
她此时没心思吃饭，也吃不下去，想着老冯为救她，一定在外面想着办法，没有了她，老冯是怎么把那份重要情报传送出去的？她更不知自己何时才能安全出去，望着半明半暗的房子，心里也阴晴雨雪的。
玉莲除了被捕当天晚上遭到审讯之外，一连几天并没有人再提审她，除了一日三餐有把守的士兵从门缝里给她送吃食，似乎他们把她遗忘了。
第一天，她几乎一夜未睡，想着他们在审讯她的样子，她的周围还摆了许多刑具，想起那些刑罚，浑身就怕冷似的缩了起来。加入组织时，她是宣过誓的。地下组织有地下组织的规矩，比如严守组织的纪律，保守组织的秘密，等等。她知道，组织的秘密她是不能说的，但想起那些刑罚，还是不由得紧张，不知自己能够坚持多久。好在这两天他们并没有审讯她，但她知道再次审讯是迟早的事儿，那些刑具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不知何时就会落下来。
被捕后，也许是第三天，或是第四天，一天中午时分，门突然开了，外面站了两个士兵，皱皱眉头，把她端详了一遍，其中一个说：放风了。起初她不知道“放风”是什么意思，站在那里没动，警觉地打量着门口那两个士兵。其中一个士兵又说了一遍，还做了一个手势。这次她明白了，拖着腿一步一步向外挪去，几天没有活动，腿似乎不是自己的了。她走出长长的走廊，又拐了一个弯儿，就来到一个院子里。院子不大，在墙角还有两棵树，不伦不类地长在那里。久违的阳光慷慨地洒在她的身上。她眯着眼睛，望了一会儿太阳。院子里已经有其他人在放风了。有老有少，他们都新奇陌生地打量着她。半晌她才明白过来，这里只有她一个是女人。他们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她别过头去，尽量不和这些人对视。突然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以为自己在做梦。她揉了揉眼睛，再次望过去，离她不远处，站着的果然是老冯。
没想到，老冯也被捕了。那天晚上老冯让她出门向左拐，还是被他们抓到了，后来她发现，无论自己向左拐还是向右拐，都会被抓到的。被抓到时，她想过老冯。老冯当时让她跑，自己带着发报机会从后窗跑掉的。盘下这处房子做联络站时，老冯仔细勘察过地形，门前是胡同，走出胡同才连着马路。窗后就是那条河，近在咫尺，只需几大步，就到了河边。她被敌人抓住时，以为老冯一定安全转移了，正在外面想办法营救她，没想到却在这里见到了老冯。她有些吃惊，不可思议地打量着老冯。
老冯和她的目光对视之后，像不认识她似的。她也把目光虚虚地从老冯身上移开，手里攥了两把虚汗，本以为老冯脱离了危险，她有机会被营救出去，现在可倒好，老冯和她一样也被捕了。
余光处，她看到老冯游移身子，在她眼前不远处蹲了下来，老冯的鞋带开了，蹲在那里认真地系鞋带。老冯突然说：你指认我是你的上级。老冯说这话时，屁股都没抬一下，还在那里系着鞋带。她以为老冯是在和别人说话，打量了一圈儿，发现只有自己和老冯最近。老冯又说：他们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你指认我就算立功了。你就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我把所有都扛下来，他们会放你出去的。
她听着老冯的话，惊愕地睁大眼睛，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老冯为什么没有跑掉，是怎么被他们抓住的，许多困惑一股脑儿缠绕在她的脑海里。
老冯说：电报还没有发出去，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咱们两个只有你会发报，只要你指认我，你就自由了，就能出去完成还没有完成的任务。她当然知道那份十万火急的电报还没有发出去，电报中提到的“让王专员转移”还没完成，许多同志还处在危险之中。
老冯说到这儿，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补充道：发报机被我扔到河里了，不远，在第二棵树下，往水里走两步就能捞出来。老冯说完，也系完了鞋带，站起身来还拍了拍手，若无其事地从她眼前走过。
她有些蒙，放风结束被带到房间里，脑子里一时还没有转过来。老冯把发报机扔到了河里，他们向上级传送的情报还没有发出去。那天晚上，她打开译电本，还没有把那份重要的情报翻译完，老冯就命令她向外跑了。敌人还没出现，老冯就感到了危险的临近。现在她终于梳理清晰了，老冯这是命令她完成传送那份情报的工作。要是想出去，她必须指认老冯，把所有自己知道的秘密都推给老冯。
果然半天后，她又被两个士兵带到了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很特殊，没有窗子，只有门，墙角摆了一张桌子，地上扔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稍后她才看清，那堆东西里有皮鞭、木棍，还有一些不认识的铁具面目狰狞、张牙舞爪地卧在她面前。桌子后坐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旁还有一个年轻人，打开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也拧开了，随时记录的样子。那个军官模样的人，上上下下地把她打量了一遍，掏出一支烟来，不急不慢地吸了两口。他操着外地口音：想好了没有，你不想对我们说点儿什么吗？我们对你手下留情，你也不能把我们当外人呢。进门时跟在她身后的两个士兵，此时就站在那堆刑具面前。
突然听到隔壁的审讯室里，传来老冯的叫喊声。老冯此时发出的声音，和平时一点儿也不一样，尖厉、恐怖、痛苦，她不由得缩紧了身子，又想起老冯对她说过的话。老冯是她的上级，所有的一切她都要听老冯的。她清了清嗓子，就按照老冯的命令说了，然后她就被带回了牢房。
昏天黑地的，不知又过了几天，又是那两个士兵，再一次打开她那扇门，带着她，走出长长的走廊，又经过他们放风时来过的那个院子，似乎还经过一个兵营，又经过几个院子，终于来到一扇大门。门卫让她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那扇大门就打开了，随后又在她身后关上。才几天时间，她望着外面的世界，觉得是那么陌生。脑子清醒一些之后，想着还有没完成的任务，便快步地向裁缝店走去。还是那条胡同，熟悉的一切，她远远地看到了裁缝店那扇门，直到走近，才发现裁缝店的门已经被封上了，钉着厚重的木条，有几根钢钉还歪倒在木条上，被封的门上贴着封条。她知道，这个联络点不能再用了。
她是夜半时分才从河里把发报机捞出来的。她站在一棵树下，有些不知所措。电文的内容她还记得，他们内部出现了叛徒，让上级马上转移。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电报内容。她当时心里一阵紧张，只想着快点儿把电文翻译出来发出去，好让上级安全转移。发报机又回到了手中，她突然又想起译电本，当时离开屋子时，译电本就放在床上。老冯当时急得几乎把她推出房门，她只带走了一缕空气。在暗夜里，回头望着那间联络站，她明白，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走进去了，译电本在哪里，老冯没有交代，是不是老冯把它连同发报机一起丢到了水里？她把发报机藏好，又一次走进了河里，仔细地梳理着河道。淤泥、腐烂的树棍，都在她的双手和双脚间被梳理过了一遍。她从找到发报机的地点开始向四周扩散，一遍又一遍寻找，直到东方发白，还是一无所获。她又冷又怕，真想回去问问老冯，译电本到底放在哪里？可惜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老冯了。离开时，她听到审讯室里还传出老冯的喊叫。老冯的叫声让她感到更加恐惧。她又想到了那些刑具，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刑具他们一定都给老冯用上了，她把所有的一切一股脑儿都推到了老冯的身上，敌人一定想在老冯那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秘密，他们不会轻易放过老冯的。老冯还能活着出来吗？她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就是个叛徒，出卖了老冯。
她知道，没有了译电本，手里的发报机就是一堆废铜烂铁。她突然哭了起来，为自己不能完成的任务。她想，上级接收不到她传达的秘密，会有怎样的危险。她真的无助了，望着东方日渐亮起来的天际，真想一头扎到河里。
玉莲是三年前来到这座城市的，之前她在解放区，是名积极分子，组织妇女支前，还要救治从前线转移过来的伤员。后来她被区委书记选中，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那里接受了三个月的接发报技术训练。当然，她还学习了许多关于组织的纪律和秘密守则等相关条例，这一切她都牢记于心了，然后就被老冯带到这座城市里，成了交通站的一名联络员。起初她对这座城市是陌生的，有了裁缝店做掩护，认识了许多邻居，还有胡同以外的人，她逐渐对这座城市熟悉起来。有空的时候，她也会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组织的纪律她是知道的，不和任何人有深入接触，包括那些邻居，最多就是面熟，点头之交而已。
裁缝店的工作她一点儿也不陌生，在解放区时，她就是支前模范，缝缝补补的事儿驾轻就熟，没多久，裁缝店在她的操弄下就有模有样了。有时裁缝的活儿都接不完，得加班加点地工作，不过，她总能在规定的时间里把活儿完成。街坊邻居找她来的都是小活儿，也挣不了几个散钱，她总是节衣缩食，有时见到老冯，还会把攒下的钱用布袋包好，塞到老冯的口袋里。她知道组织困难，节省一点儿是一点儿。老冯对她的工作很满意，有时过来传送情报，完毕后会口头表扬她几句。老冯来裁缝店并不勤，有时三天五天，有时十天半月来上一回。有时街坊邻居碰上，她就称呼老冯为表哥。这是老冯教给她的。
现在裁缝店不能再用了，她就没有地方去了。走在街上，她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她。她不由得一次又一次回头，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她现在身无分文，两手空空，想着还没有发出去的电报，人就焦虑了。晚上她夜宿在河边的一片草地上，仍能不远不近地看到那间裁缝店。此时裁缝店的轮廓在她眼里陌生起来。仰躺在地上，满天都是繁星。突然她想起老冯之前交代过，联络点出事儿了，可以激活下一个联络点。有一次老冯还带她到另外一个联络点去看过。那是一片公墓，在城郊的半山坡上，公墓前有几块石头，石头上刻着“西郊公墓”四个大字。当时，老冯指着西郊的“郊”字告诉她，激活这个联络点的方法，就在那块石头下，把联系上级的字条放在石头缝里即可。这几天经历的事情，让她几乎忘了这个联络点。一想到这个备用联络点，她立马精神起来，不再焦虑了；想着即将联系到的组织，人也不再孤独了。
她是在黎明时分来到西郊公墓的，看到门口立着的那几块石头，心里温暖得要死要活。联系组织的信，她是在山下殡葬一条街上，向一家卖纸钱的店要了一小片烧纸，又借了人家的笔写成的。内容简单：上级被捕，我失联了，等待指示。玉莲。她本名叫王玉莲，当上交通员后，老冯说：你得有个代号，每次接发报，上级是要认人的。她想了半晌，说：我就叫玉莲吧，这名字好记。叫别的名字也是个名字，很容易弄混。老冯琢磨了一下，点了点头就算同意了。
借着黎明的微光，她把写好的字条塞在了西郊公墓“郊”字下面的石头底下，还不放心，拿出来又查看了一遍写好的字条，再次放进去。见四下无人，她离开了西郊公墓。一天后的下午，她又一次出现在公墓附近。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她在街上捡了一个破袋子，顺手拿起了一个瓦片。正值春天，满世界都是绿油油的一片，野菜长得到处都是。她装作挖野菜的样子，一点儿一点儿地接近墓地前那几块石头，此时她的心是紧张的、兴奋的。她多么希望在那块石头下接收到组织留给她的指示呀，从此她就是个有组织的人了。这么想过了，人就不再孤单，仿佛上级已经给她派来一个联络人，就像老冯那样，隔三岔五地出现在她的面前，通过电台，联络上级，沟通情报，这样的日子是多么踏实和美妙啊。她终于把手伸到了石头底下，心里突然一抖，那张字条果然不见了。放字条的地方是空的，组织终于派人拿走了那张字条。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每天她都装作挖野菜的样子，去接近那块石头。第一天那块石头底下是空的，第二天也是如此。这几天，她总是看见公路门前有一个做保洁的年轻人，拿着扫把在那里扫来扫去，还不时地向她这里张望一眼。她很紧张，总怕自己的秘密被发现，她不敢再接近那块石头，目光却没有离开过那块石头。最后她还是找到了机会，趁那个年轻的保洁工离开的当口，快速地走到那块石头下，把手伸进去。结果，那里还和原来一样，什么也没有。她有几分失望，可转念一想，她那张字条一定传递到上级的手里了，上级是要研究的，或者对她下一步的安排还没有想好，等待是必需的。这么想过之后，她的心又一次踏实了下来。
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更加隐蔽，此后她不是每天都去公墓门前了，也不装作挖野菜的样子了。有时她会带几张烧纸，走进公墓，这里坐坐，那里看看，然后拐弯抹角地来到那块石头前，在不经意间把手伸到石头底下。那里仍什么都没有，她仔仔细细地摸过一遍，确实没有联系她的字条。
有一次她正接近那块石头时，那个年轻的保洁工径直走了过来。之前她并没有发现他，他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他突然礼貌地对她打着招呼：你好，来扫墓呀。她慌乱地点着头，脸热得跟开水烫过一样。年轻的保洁工大方地对她微笑着，看样子他和她年龄相仿，很干净的一个小伙子。她心里不再慌乱，竟对他有了一丝好感。小伙子问：你要找的墓地在哪里呀，要不要我带你去？她一下子难住了，好在这两天她是转过了几遍墓地的，起初慌乱之后，还是回答道，在山上的第二排。小伙子又点了点头。目光扫过那几块石头，用扫把扫过去，石头下面干干净净的，根本不用他扫，但他还是扫了。这几下就像扫在她的心上，令她心惊肉跳。她慌乱地离开了。
从此，她白天不再去那个公墓了，改为晚上去。晚上的公墓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山下殡葬一条街上还有几家店铺开张营业，纸幡和纸钱在店铺门前的风中摇曳着。她又一次接近那块石头，那里仍空空如也，就连周边的几块石头底下她也摸过了，仍没有发现只言片语。有一次，她发现半截纸片在空中飘荡着，她追过去，一阵风吹来，那半截纸片飞到了空中，飘飘荡荡，再也看不见了。她坐在地上哭了起来，胡乱地想着组织留给她的字条，有可能被大风吹走了，或许让小动物叼走了。
一天夜里，她又一次留下了一张字条，放在石头下时，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后她才离开。如果上次她和组织联系有了失误，这次一定不会失误的。满怀希望地，她又开始了下一轮的等待。
汪守道是这家公墓的工作人员，平时负责接待吊唁者，打扫公墓周边的卫生。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地下组织的联络员。他负责应急联络，在地下组织工作中，应急联络并不是日常。两年前这个联络点启动过一次，是一个联络点的电台坏了，无法和组织取得联系。他帮助联络点和上级取得了联系，上级又给联络点送来了一台新的发报机。更多的时间里，他都是在被动中等待。多年养成的习惯，他总是会在每天不固定的时间里，到公墓门前那几块石头下转一转，看一看。几天前，玉莲留在石头下的字条他就收到了。按照他的联系渠道，他找到了他和上级的联络点，可一连几天却没有人来接头。
在后面的几天里，他又接连找到了玉莲留在石头底下的字条，不留痕迹地取了出来，一次又一次往返他的联络点，却仍没有见到接头人。他意识到联络点出现了问题。此时他还不知道，因为叛徒的出卖，整座城市的联络站都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他心急如焚，按照规定的地点和时间，一次又一次往返他的联络点，可每一次都空手而归。他心里是绝望的，不知道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为了安全，地下组织都是采取单线联系，每个联络点都有自己的固定联络人，对他们这些联络人而言，只有一条和上级沟通的线，如果这条线断了，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汪守道早就发现了玉莲，起初以为她就是一个凭吊者，后来她连续出现在他的视线里，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接连两天，他都潜伏在公墓门口的一片小树林里，他发现了貌似挖野菜的玉莲。玉莲一次又一次地接近那几块石头，虽然她做得很隐蔽，她离开后不久，他就在那块石头下发现了字条。相同的情况，一连出现了几次。他确定玉莲就是自己人，可他不能站出来，这是组织纪律。他知道玉莲一定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才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和组织取得联系，可他却无能为力，组织纪律不允许他和她直接联系，他在暗处，爱莫能助。他一次又一次地观察着玉莲，发现她是个年轻清秀的女人。有两次，他故意接近玉莲，想把真相告诉她，可组织纪律约束着他，让他一个字的秘密也不能透露。他只能把她的秘密一次又一次地从石头下拿出来，找到没人的地方偷偷地烧毁。这个秘密留在他身上，是非常危险的。自从做地下组织工作，他谨慎又谨慎，这是作为一个联络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看到玉莲一次又一次地把字条放在石头下，他心急如焚，可又帮不上忙。他理解玉莲，和组织联系不上，心里该是多么急切呀。有时玉莲会一天几次接近那块石头，这是作为地下工作者的大忌。后来为了阻止玉莲接近那块石头，他长时间地在那几块公墓前的石头旁转悠，可玉莲不远不近地守在附近并没有放弃的意思。
又一天，玉莲乔扮成凭吊者，手臂上挎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着几个供果。他又一次出现在公墓前，远远地看到了她。他以为她会再一次接近那块石头，而她却向公墓大门走来，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半大的流浪小子，冲玉莲冲了过去，一下子就把她手里的篮子抢了过去。公墓里经常发现偷食供品的人，有人是抢，有人是偷。许多死者家属对这个现象非常不满意，找到了公墓管理部门，抗议者还给管理部门写过信。公墓虽人手有限，还是对公墓加强了管理。他正在远处打扫着卫生，看到这一幕把扫把扔下，不管不顾地冲了上去，他很快就追上了那个半大小子，抢回了玉莲的篮子。那个半大小子本来就心虚，见有人出来帮忙，便落荒而逃了。他提着篮子和那几个供果，来到了玉莲面前。玉莲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地站在原地。这是他第一次仔细打量着她。他把篮子还给玉莲道：对不起，让你受惊了。这时他多想把真相告诉玉莲啊，可是他却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份和组织的秘密。保护自己就是保护组织的安全。
玉莲认认真真地把他看了一遍，半晌才道了一声谢谢。她转身向公墓里走去。她一连几天装扮成挖野菜的人，自己都觉得这种扮演非常拙劣，这一次她把自己打扮成凭吊者，不料却意外地成了他们正面接触的小插曲。这次她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墓地。在这里她没有要凭吊的人，这里走走，那里看看。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她在公墓的第二排，随便找了块墓碑，在前面蹲了下来，把几个水果摆在石碑前，又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确认没有人注意她，她才又挎起篮子，向公墓外走去。此刻他已经离开了那里，公墓前静静的，一个人也没有。她左顾右盼，一点点地接近那块石头。她把手伸进缝隙里，这一次那里不再是空的，她发现了一个硬硬的纸片。她喜出望外，把那张纸片死死地抓在手里，头也没回，快步地向山下走去。
这张纸片自然是汪守道放在里面的。玉莲离开公墓，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迫不及待地打开那张字条，上面写着的一句话让她彻底绝望了。字条上的十几个字她都不认识似的，一连看了几遍。那十几个字钉子一样扎在她心里。她来来回回在心里念着那十几个字：我也和上线失去了联系，请耐心等待。就这十几个字，无疑是在宣布她和上线联系的失败。
从那以后连续好多天，她都茫然失措，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干什么。自从成为组织的联络员，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还会和组织失去联系。现在她张皇不定，不知下一步自己该做些什么。
现实让她清醒过来：远离这座城市，通过其他办法再和组织取得联系。可自己离开了，万一组织再和自己联系怎么办？她很快否定了自己的念头。她要在这里等待下去，一直到组织联系自己为止。她这么想过了，心就坚定了下来。要生存，就必须有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组织只教会了她接收电报的技术，显然这个技术现在是用不上了。她只能用裁缝的身份去找份工作了。这座城市的裁缝店并不少，每一片大街小巷，都有几间不大不小的裁缝店。她询问了几家，几家店都是小本生意，没有能力雇工，她只好失望地离开。
她终于来到了一家纺织厂，这家工厂的门口贴着一张招工广告，风吹雨淋，那张广告纸已经破损严重了。她在厂门口找到了门卫，看门的一个老头儿，正在那里打盹儿。听了她的来意，老头儿慢腾腾地起身，把她带到了一间厂房里。在车间里，她看到这里都是女工，都在流水线上忙碌着。很快她就成了纺织厂的一名女工。
汪守道看着玉莲取走那张字条离开，心里难过得想痛哭一场，为自己没能及时联系上组织。从那以后，他有好多天没有再见过玉莲，但他知道，玉莲还会回来的。
玉莲果然又去过公墓几次，依然空手而归。虽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她知道组织上的人就在她的身边，比如那个通知她、和组织失联的人，现在和她一样，也在寻找组织。她还想到了老冯。要是没有老冯的命令，也许自己现在还在敌人的监狱里。想到老冯，她心里羞愧万分，为了换取她的自由，老冯牺牲了自己，可她在外面却一事无成。这么想过之后，她心里万念俱灰，更加觉得对不起老冯和组织了。想哭又找不到地方，她便把复杂的情绪压在心底，整个人变得很颓废，干什么事情也不上心，一直惦记着公墓那块石头下的信息。后来她又去了几次公墓，不仅在“郊”字下面探索了好一阵子，其他几块石头也没有放过，结果那里都空空如也。当她怅然若失地离开公墓时，每次都会看到那个年轻的保洁工。这一次他向她走来，她突然有些慌乱，觉得自己的动机被别人发现了，可转念一想，自己什么也没有拿到，别人又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动机呢？那个年轻的保洁工立在她面前不远处，一直盯着她的眼睛，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她想离开，身子都转过去了，保洁工说了一句话：今天降温了，该添件衣服了。他唐突的话，让她一直摸不着头脑。此时是夏天，温度很高。她只穿了一件外衣都觉得热得难受，怎么会降温呢？她又转过身去，不明真相地看了他一眼。保洁工还是用刚才的眼神看着她。保洁工见她没有反应，转过身，一边清扫着道路，一边自言自语：这天该下场雨了。她下意识地抬头望了望天，天空晴朗，不见一丝云彩。她用怪异的目光又望向那个保洁工。保洁工已经远去了，只留给她一个背影。
这是她在这段时间里最后一次见到那个保洁工，以后她又来过几次，他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她现在已经是纺织厂一名熟练的女工了，住在纺织厂提供的宿舍里，每天三班倒地上班。日子一年一年地过去，回想起以前的身份，她总觉得是做了一场梦，梦醒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她又想起老冯，恍若也在梦里出现过。她来到这座城市似乎就是为了纺织女工的身份，她现在经历的一切，仿佛上辈子就曾经历过，这让她感到梦幻。
终于，有一件大事发生了，她所在的这座城市解放了。敌人一夜之间从这座城市里退出去，然后一批解放军长驱直入。这座城市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一样，成立了军管会。这就意味着，这座城市被解放军接管了。一夜之间，天地变了。她又想到了老冯，还有自己没有完成的任务。
有一天，她来到了军管会，有人把她带到一间办公室，在那里她见到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她说明了来意，那个军人很有耐心地听她诉说自己的经历，又把她带到另一个办公室里。另外一个军官又听她讲了一遍经历，然后和她解释，队伍刚进城，对解放前的地下组织并不了解，然后领她来到了一个登记处，她意外地见到了那个公墓保洁工，原来他和她一样，也是来登记的。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原来这个保洁工是自己的同志。
汪守道对她的出现似乎一点儿也不惊讶，热情地望着她。她登记完，和汪守道一起从军管会走了出来。两个人站在军管会门前的不远处，汪守道说：我一直在暗处观察你，我知道你，你并不知道我。我和你对过暗号，可你并没有回答我。
她想起来最后一次见汪守道时，他对她说过的那句话，“今天降温了，该添件衣服了”。原来这句话是个暗号，她并不知道这句暗号，老冯并没有交代过。这一天，她知道了汪守道就是她要找的联系人，以前做地下工作，他们都不能表露自己的身份。现在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一起了。汪守道说，他也是和组织失去联系的人，当时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一次又一次来到公墓，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留下那张字条。他试图和她对暗号，并没有得到她的回应，所以也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能一边联系上级一边观察着她。
在军管会见到汪守道，让玉莲觉得亲切，似乎又联系上了组织，心不再孤独，人也活泛起来。她好像变了一个人。她想，已经把自己的身份登记完成了，接下来就会有组织的人找他们联系了。
又过了些日子，果然有个解放军战士在纺织厂的车间里找到她，又一次把她带到了军管会。在这里，她又见到了汪守道。他们坐在一间办公室里，面对一位穿便衣的同志。她这才知道，这位同志就是地下组织负责人，这座城市解放了，他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位负责人仔细询问了他们各自的经历后，还是遗憾地告诉他们，他被派驻到这座城市做地下工作时，以前的地下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后来的整个地下情报网都是他后重新建立的。以前地下组织的人，他不熟悉，也没有听说过。她提到了老冯的名字，对方还是不断地摇头，但安慰他们说：城市刚解放，有千头万绪的工作要做，你们要寻找的组织联系人，一定会找到的。他们知道，找不到自己的上级，就无法证明他们的身份。他们只能等待。
解放后的这座城市，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整座城市的变化也是一天一个样。她多希望投身到这火热的生活当中啊，可惜联系不上老冯，就无法证明她的身份。她相信那位负责人的话，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联络人的。
等待的时间里，她又去过几次公墓，不是为了去拿情报，而是去找汪守道。现在两个人的命运相同，还有共同的话题。他们相互鼓励着，安慰着，共同等待着。在和汪守道接触的时间里，她了解到汪守道也是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的，无亲无故，住在公墓的宿舍里。汪守道利用休息时间也到纺织厂里找过她。每次汪守道来，她就会从女工宿舍里走出来，宿舍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引来好多纺织女工的目光。她们羡慕地望着她和汪守道一同走出去。其实他们也没什么事情，就是交流一下信息，并相互鼓励。他们相信，组织一定会派人来找他们，到那时他们就是有组织的人了。每次和汪守道见面，她都浑身充满力量，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和她一样等待组织的人。
一天天过去，军管会变成了人民政府，组织还没有来找他们，她和汪守道商量，又一次找到了政府。以前接待过他们的那位负责人，就在政府里工作。在办公室里，他们看到了那位负责人收到的大量信件，都是为他们寻找联络人发出的信件的回信，结果千篇一律，都是一时找不到他们想找的人。那位负责人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让他们再等一等，要相信组织。
他们又一次离开了人民政府。随着全国的解放，他们坚信要找的联络人一定会浮出水面。他们在人民政府门前分手。玉莲心里虽然还怀着希望，却不像当初那么有底气了，找人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况且老冯现在是否还活着，她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找不到老冯就不能证明她的身份，寻找老冯成了她唯一的希望。汪守道要找的人叫老李，不论是她要找的老冯，还是汪守道要找的老李，总之他们的处境是一样的。
老冯的真名并不叫老冯，老冯只是一个代号。玉莲离开监狱后，所有的“罪责”都是他一个人扛下来的。各种酷刑是少不了的，无非是让他交代出自己的联络人还有知道的秘密。作为资深的地下联络人，老冯肯定不会屈服。敌人在他身上想尽了办法，硬的不行，来软的，种种威逼利诱。
老冯知道他们内部上级出现了叛徒，把他们都供了出来。身在监狱的老冯还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真实的情况是，上级把自己知道的都供了出来，敌人按图索骥，把这座城市的地下联络人差不多都抓了起来。老冯的下线是玉莲和小汪，为了保住自己这一支，老冯怎么也不肯招供。玉莲安全出狱了，带着她没有完成的任务，这让老冯心里很踏实。当时地下组织的一个支脉出了事情，为了不连累到其他人，他们各支线只能断臂求生，老冯就是自己断掉的那只手臂。他们要发的最后一份电报就是让上级转移。老冯想，玉莲出去把电报发出去，上级就会安全转移了。为了让上级知道组织上出现了叛徒，老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后来上级也知道老冯被捕了，想了许多办法营救他，最终还是买通了看守，李代桃僵地把他救了出来。老冯获救后，先是去了解放区进行身份的甄别，那段时间对老冯来说很漫长。他无法和外界联系，别人自然也不会联系他。上级组织调动了各种关系，对他工作过的人际关系进行梳理。老冯心里有数，他没出卖过任何一名同志，包括自己的下线——玉莲和小汪。
这样的日子老冯过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想起小汪和玉莲。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是安全转移出去了，还是就地潜伏？小汪和玉莲有没有联系上？负责联系两人的只有他，他多么希望两个人都平平安安哪。等到老冯的身份甄别完毕，那会儿全国几乎都解放了，他被派到了舟山，那里有许多岛屿，还残留着敌人的驻军。他混杂其中，收集敌人的情报，为解放整个舟山群岛立下了功劳。整个舟山群岛解放之后，局势又发生了变化。逃到小岛上的敌人时刻惦记着反攻，舟山群岛又成了前沿阵地，敌人空投进来各式各样的特务。接到上级的指示，他的任务是继续潜伏，收集潜伏特务的情报。那几年的生活他过得提心吊胆，敌人的飞机和降落伞经常出现在某个岛屿的上空。抓潜伏进来的特务，成为他的日常。那会儿他的代号已经不是老冯了，改成了顾老板，新的掩护自己的身份是档口卖鱼货的老板。几年时间过去了，东边的抗美援朝战争也结束了，他才被调回内地，又经过了一段严格解密和新的培训，他又被派往了香港，新的身份是报社的记者。他从顾老板摇身一变又成了蓝记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鱼龙混杂，什么身份的人都有，包括美国、英国、印度的特务。这些人融入普通人中间，职业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而真实的工作只有一个，那就是各为其主收集情报。混进香港的各色人等中，老冯算不上如鱼得水，虽然磕磕绊绊，但也能不断收集到各种大大小小的情报，他的联系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老冯的真实名字叫马光野，他干地下工作后，自己的称呼也换了好几次，差不多把自己的真名实姓都忘记了。每换一种身份就要融入另一个角色，他也早已习惯了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不同的工作，让他有了不同的联系人，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小汪和玉莲，小汪他很少有联系，设置小汪这个角色，是为了保证玉莲的联络线不会中断。确切地说，安排小汪这个角色，就是为了保障玉莲这条联络线不会和上级失联。没想到，他入狱后，整个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他联系小汪的替身也一同消失了。他不知道玉莲激活小汪这条联络线后，最后一份电报是否顺利地发出去，也不知道玉莲有没有激活小汪这条联络线，因为小汪这条线是备用的，他几乎没和小汪有过单线联系。他们联系的地址和方式，他是了然于心的。那座城市的一个中心教堂里，有一口钟，钟的后面有一层盖子，如果小汪需要联系他，可以把情报放到钟的盖子后面，他就能取到了。如果他出事了，会有他的替身出现。
他和玉莲联系得最多，她是他的直接下线，自己的所有情报，都由玉莲发出去。那次在监狱里利用放风的时间，他给玉莲下达了最后的命令。起初他担心玉莲不肯把自己供出去，那样的话，两个人都将无法脱身。他向玉莲最后一次交代任务不久，在监狱里果然再也看不见玉莲的身影了。敌人开始给他上刑，那会儿他就预感到玉莲已经安全了，果然在以后的监狱放风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见过玉莲。那会儿他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满足，玉莲安全出去，任务就能完成。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自己牺牲在监狱里。他是名老地下工作者了，出生入死，一次又一次危险将至时，他都会把自己的生死抛在脑后。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没想到在最后时刻，组织还是把他救了出去。
虽然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小汪和玉莲，但出于工作和身份的原因，他不能和外界取得任何联系，只能在放空时让自己的思绪信马由缰地想一想。他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夫人就是自己的下线。她是从内地到香港上学的学生，经过组织的筛选，最后成了他的下线。后来，由组织出面，让他们结合在一起。夫人姓龚，当时是另外一家报社的记者。直到两个人结婚，他也不知道夫人的真实姓名。别人喊她龚太太、龚记者，他是蓝记者、蓝主任。叫什么已经无所谓了，只是个代号而已，身份一次又一次地变换，每换一次身份，他都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场梦，有时又觉得自己像一名演员，深入虎穴演绎着不同的角色。
这么多年过去了，玉莲给他留下的印象还是美好的，清清秀秀的一个女孩子，做起事来稳妥、周详，从来没有出过差错。那会儿他就想，不知道和玉莲的合作会持续到何年何月。每次见到玉莲时，他的心情都是愉快的。为了安全，他不能每时每刻去见玉莲，隔三岔五有任务的时候，他才小心翼翼地见一次玉莲。玉莲对外的身份是一个裁缝，每次去找玉莲，他都会拿一条裤子或者一件衣服什么的作为掩护，下次再找玉莲时，再把那条裤子和衣服拿走。他还记得去找玉莲时必经的那条胡同，安安静静的胡同，就像安静端庄的玉莲，他每次走进胡同，心也就此安静下来。
长期干地下工作的人，婚姻大多由组织决定。他比玉莲要大个十几岁，初次见玉莲时，她还像个中学生，涉世未深地望着他。随着工作的深入，他才发现玉莲很成熟，成熟得超乎他的想象。渐渐地，玉莲在他眼里变成一名合格的下线，接近一名完美的地下工作者。他想，要是永远和玉莲工作下去该多好啊！他甚至暗暗地想过，要是有一天组织出面，让他和玉莲结合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生活又该是个什么样子？这样的想法一经产生，就挥之不去了，总是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这样的想法冒出没多久，他们的地下组织就出现了叛徒，他们各自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现在汪守道和玉莲偶有联系，他们相约一起到政府，打听自己上线老冯和老李的消息，可每次都无功而返。去政府打探一些消息，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他们一次又一次从政府里走出来，谈不上失望，他们会在一起走一走，说说话，聊各自的工作，到分手时，又约着下一次来政府的时间。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分手，她就想分手后不知道汪守道会不会想起她。她会突然在某一时刻想起他，想着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像她这样的人，心就不再孤独了，人也变得很幸福的样子，觉得日子有了盼头。经常和纺织厂的女工们在一起有说有笑的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她觉得现在的生活，命运早就为她设计好了。她本来就该在这里生活，自己就是众多女工中的一分子。一切她都习惯了，没有了抱怨，更没有了焦虑。
一次，玉莲又与汪守道相约去找政府，从政府出来后，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路过一家吃饭的小店门前时，她突然说：我请你吃碗馄饨吧。这段日子，她时常和女工们一起，在这家小店里吃上一碗馄饨，聊聊天。每次来这家小店是她最放松和幸福的时刻。她的提议得到了汪守道响应，她轻车熟路地要了两碗馄饨。吃完饭结账时，汪守道却先她一步去结账，她和他争执，最后还是汪守道把账结了。从小饭馆里走出来，她红着脸对他说：下次我来请。他笑一笑，什么也没说就和她分手了。她望着他的背影在她眼前消失，和渐浓的夜色融在一起。
下次他们再相见，不再为了去政府打探消息了，而是为了见一见，有时见了面什么也不说，似乎都知道彼此想的是什么，就那么漫无目的地逛一逛，然后找一家小饭店，要么吃两碗馄饨，要么来两碗大排面。两人结账不再争执，轮流着请客。他们就此放松下来。吃完饭有时候两个人也会在一起走一走，像多年的朋友一样，聊一聊这座城市的变化，还有各自的工作。渐渐地，时间晚了，两个人又会在某一处分手。大多数时候，都是汪守道把她送到离纺织厂近一点儿的地方，再和她分手。她就有机会目送他离去了。
一转眼，两个人都老大不小了，他们还记得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彼此都很年轻，才二十岁出头的样子，现在已经三十岁了。有同事给汪守道介绍过女朋友，他也和女方见过面，女方了解到他的工作，总觉得别扭，后来就不了了之。过了再一再二就没有再三再四了。后来同事再给他介绍，就没了心气儿。
玉莲所在的纺织厂全是女工，她平时很少接触男性。家在本地的女工，自然有许多亲戚朋友给她们介绍男朋友，见过几次面，举行个订婚仪式，不久就结婚了。结婚后的女工大都不在纺织厂上班，原因是三班倒的工作没法照顾家里。结婚后的女工走了，又有新的女工进来，周而复始，流动的人群也像一架机器。一晃，又一晃，玉莲在厂里成了大龄女青年。
有一次，她和汪守道见面，两个人从饭馆里走出来，她怅然若失地长叹一口气道：我老家没人了，要是老家有人，这会儿我该回老家了。
玉莲的这句话触动了汪守道，他的经历和她一样，他参加工作时，老家也没什么亲人了，这座城市便成了他的家。当时和组织还没失联的时候，他什么也不担心，觉得一切都有组织，现在不一样，成了孤家寡人，不论遇到什么事儿都得自己拿主意。听玉莲这么说，汪守道也说了句：在墓地工作，找个女朋友都难。说完这句话，他把目光重重地落在玉莲的脸上。他还想说点儿什么，后来还是把话咽了下去。两人沉默着又走了一会儿，他们还是告别了，和每次一样，他把她送到纺织厂附近，然后和她分手。
汪守道向前走了几步，回了一次头，见玉莲还在那里望着他。他又向前走去，又回了一次头，见玉莲仍站在原地。他转回身，犹豫了一下，然后下了决心似的又向玉莲走来。站在玉莲面前，他眼神盯着自己的脚尖儿，干干巴巴地说：要不咱们在一起吧？
汪守道再次抬起头时，看见了玉莲那张泪流满面的脸。
两个人没有举行什么订婚仪式，也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再次来到政府，他们扯了一张结婚证，就算结婚了。
墓地员工有宿舍，因为在郊区，在这里上班的人并不多。为了保障员工的待遇，凡是结婚的人，会分到一间单身宿舍。汪守道那间单身宿舍变成了两个人的新房。玉莲还在纺织厂上班，因为三班倒，每次回来的时间都不相同。那会儿，这座城市的交通还不够方便，玉莲每次上下班，大都是汪守道接送，尤其到了夜半，玉莲下班后，城里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两个人就步行往回走。有路灯的地方，两个人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他们就相互踩对方的影子；在黑暗的地方，玉莲会拉紧汪守道的手。虽然生活艰苦一些，但两人都觉得婚后的生活很甜蜜。
有一天，他突然跟她说：咱们买一辆自行车吧。那会儿，这座城市里的自行车并不多，买一辆自行车算是件很奢侈的事了。为了不让他每日接送自己这么辛苦，玉莲答应了。自行车终于买到了，差不多花了两个人几个月的工资。接下来就是玉莲学骑自行车，他扶着自行车让她来骑。玉莲不停地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发出惊恐的叫声。他在她身后鼓励着，很快她就学会骑自行车。从此以后，她不再让他接送自己上下班，骑着自行车一路摇着铃铛，愉快地上下班。
不论玉莲回到家里多晚，他都在等她，并做好了饭。两个人享受着孤独又充实的婚后生活。要是玉莲下班早了，他会陪着玉莲散散步，就在公墓外的马路上。月亮升起来了，照在“西郊公墓”那四个字上，两人就说起当年接头时的种种情形，叙说着各自寻找组织的迫切心情。他也说起第一次开始注意她时的心情，为自己没能及时联系上组织而感到羞愧。那会儿，他在暗处，玉莲在明处，两个人像在玩一场游戏。现在回想起来，玉莲都觉得自己当时的行为非常笨拙、可笑，一点儿也不像训练有素的地下工作者。每次说到这儿，玉莲都羞红了脸。
不久，玉莲怀孕了，她的肚子一点点显形了，纺织厂为了照顾她，不让她上夜班了。他也提出让她换一份工作，她觉得纺织厂的领导挺关心她的，久了她和纺织厂已经处出感情来了，她觉得就这么走了，辜负了纺织厂领导对她的关爱。他尊重她的意见。
几个月后，他们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儿，取名汪盼。到底盼望什么，两个人也说不清楚，总觉得这个名字好听，仿佛在寄托两个人的某种思绪。他们的日子和所有人一样，通俗又琐碎。从此之后，两个人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孩子的成长上。
孩子很快从幼儿园上到了小学。一天夜里，两个人都睡不着，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孩子眼下的日子，玉莲突然说：咱们已经有几年没找政府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他在黑暗里问她：以后咱们还去吗？
玉莲半晌之后说：要不咱们再去一次，就最后一次？
汪守道在暗处点了点头，玉莲察觉到了。
转天他们各自请假，又去了一趟政府。他们和以前来政府时一样，又一次空手而归了。两个人从政府里走出来，都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似乎是完成了某种心愿，或者说是一种仪式。回来的路上，他们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从政府一直走回家里。
汪盼长得很快，应了那句民间老话：有苗不愁长。一晃汪盼上了初中，他和其他孩子就有了明显的区别。两个人发现孩子变得沉默寡言，满腹心事的样子。初中开了历史课，汪盼对历史课极为感兴趣。许多同年级的孩子把历史当成了副课，学得有一搭无一搭，汪盼却不一样，对历史事件几乎过目不忘。一个学期后，他就成了历史课代表，深得历史老师的喜欢。历史老师有一次家访，对两个人说：汪盼这孩子，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两个人对儿子是否能成为历史学家并不感兴趣，只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地成长，品学兼优，然后考一所好大学，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儿子对历史的兴趣，他们在儿子小时候就领教过了。每天睡觉前，儿子都会缠着他们给自己讲故事。他们没有读过什么书，在成长阶段，更没听过多少故事。他们就把各自的成长故事加以改造讲给儿子听。这样讲下去就讲到了各自参加地下组织的内容了。那是他们的秘密，于是就卡壳儿了。这不仅是他们人生的华彩段落，也是组织的秘密，按照地下工作者的纪律和条例，这些事儿是不能讲的。他们就把这段经历跳了过去，去讲他们结婚之后的事儿。儿子自然不感兴趣，哭着喊着让他们讲老故事。他们就把老冯的故事单挑出来，在他们的口中，老冯是一个大英雄，他们终于把故事讲得山穷水尽了。好在儿子长大了，已经能够自己读书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儿子开始独立了，学会了思考，也变得沉默。
因为对历史的偏爱，儿子的其他功课都学得一般般，总觉得不是很聪明的样子。其他功课的老师纷纷找到他们，让他们做孩子的工作，把其他几门功课补上来。他们也和汪盼谈了，汪盼在他们面前也算答应了，但过一阵子依然故我，其他功课还是老样子。他们看到儿子这个样子，觉得无能为力，只能任其发展。
汪盼上了高中，接触的不仅是中国历史，还有世界历史。汪盼总能在这些历史当中如鱼得水，不仅把课本的历史知识倒背如流，还找来了许多闲书，一读就是大半夜。汪盼沉浸在历史之中，样子更像个古人了。他每次和他们讲道理，总是搬出历史典故和人物，和他们细致地掰扯。他们历史知识贫乏，自然说不过儿子。儿子在他们眼里渐渐地长高长壮了。
儿子没有像他们向往的那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他一毕业便下乡了。儿子下乡前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带得最多的东西就是那些历史闲书。他们知道有这些书相伴，儿子就不会寂寞，有多少苦都能扛过来。
儿子下乡，他们的生活一下子就空了。以前一个小伙子在眼前晃来晃去，突然没人晃了，整个屋子都显得空空荡荡。有一天，玉莲站在镜子前，惊讶地叫了一声：快来看，我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汪守道走到玉莲的身后，望着镜子中的她，果然看见她鬓角生出来的许多白发。他仔细地为玉莲拔出那些白头发，玉莲又惊叫道：你也有白发了。
两个人停止动作，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和对方，这时才发现自己老了。以前儿子在身边时，他们眼里只有儿子，忽略了自己，直到这时，他们才开始审视自己。
儿子在城郊的农村下乡，听回来的知青说，那里条件很艰苦，经常吃不饱饭。他们一想到儿子，心就疼，有时睡觉醒来，玉莲望着黑漆漆的天棚说：不知儿子咋样了？她这么一说，汪守道也睡不着了，两个人伴着黑夜，长吁短叹一番。
春节的时候，儿子从乡下回来了。在他们眼里，儿子瘦了，也黑了，但显得更精干了。儿子依然沉默，独来独往，没事儿的时候还是看那些历史闲书。儿子回来后，玉莲就变着花样为儿子做一些好吃的。儿子在吃食上却表现得无所谓的样子，母亲做什么他就吃什么。儿子不挑食的样子，让他们大为宽心。借吃饭的时间，他们经常打听儿子在乡下的生活。汪盼总是木然地说：就那样吧。
春节后没几天，汪盼就走了，又一次回到了乡下。他走时和当初去乡下时一样，平平静静地，就像是去上班，转身还会回来一样。
汪盼在乡下插了三年队，高考就恢复了，和许多下乡的知青一样，汪盼从乡下回来，开始复习，准备参加高考。两个人对儿子能够考上大学并不抱太大希望，儿子从初中到高中，偏科厉害，除了历史课优秀，其他成绩都一般般。这样参加高考，他们心里怎么能够有底儿呢？两个人暗地里为孩子的工作张罗着，他们依然在公墓和纺织厂上班，平时都是和工友打交道，社会上并没有什么人脉，想给孩子找一份好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汪守道对玉莲说：要不我提前两年退休，让汪盼接我的班？玉莲想了想，认真地说：也行，在公墓工作，不会失业，社会不论怎么变化，公墓都会有的。两个人就这么说定了，准备等着儿子高考失利后，再和儿子谈工作的事儿。
汪盼竟奇迹般地考上了大学，还是首都的一所名牌大学，当然是历史系。汪盼的历史成绩竟达到了九十八分，他被首都的名牌大学破格录取了。
汪盼又一次离开了家，走时仍然平平静静地，一点儿也不像个大学生。儿子走了，这次两个人的心境却完全不同了，儿子去首都，是名牌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了。他们一百个放心，相信儿子的未来，一定比他们强百倍，强千倍。他们在期盼儿子毕业的时间里，相继退休了。儿子成了他们的未来，他们又一次满怀希望。他们不再关注自己的白发，每天都打开收音机，听着来自首都的声音。他们觉得那声音既亲切又神圣，仿佛是儿子在收音机里跟他们说话。
汪盼每个月都会给他们写一封报平安的信，信不长，短小精悍。信会在他们手里传来传去，一直传到下封信寄来，此时他们早就把儿子上封信里的只言片语背诵得滚瓜烂熟了。头两年，儿子寒暑假也没有回来，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利用这段时间学习功课。直到第三年的那个暑假，汪盼回来了。汪盼在他们眼里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更加文静了，干干净净的一个小伙子。汪盼郑重地告诉他们，自己要读研究生。他们不知道研究生是什么样的学生，总之还是读书的学生，既然儿子想读书，他们就会无条件地去支持。大四的下学期，汪盼又一次来信，告诉他们，自己已经保研成功了。也就是说，汪盼即将成为研究生了，那天夜里，两个人高兴得一夜没合眼，想着儿子读研究生的样子。读完研究生，儿子又该干什么呢？他们说不清，望着黑夜猜测着，可终究还是说不出个四五六来。总之，儿子是有出息的，他们相信儿子一定比他们强。
汪盼已经在北京工作了，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儿子结婚时，他们到北京去参加了儿子的婚礼。儿媳妇是儿子的同学，两个人都分在了社科院工作，都是研究历史的。儿子很幸福，儿媳妇也很孝顺，每年都会给他们寄一些钱。他们用不上儿子的钱，两个人都有退休金，人老了，活动半径也短了，在家里生活哪里也不去，一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饭，平时也用不到什么钱。他们把儿子和儿媳妇寄来的钱一起存起来，觉得儿子一家以后会用得上这些钱。儿子给他们来信经常说，老了就来北京，和他们一起生活。
玉莲和汪守道真的老了，上下楼都觉得费劲，可他们不想离开这里。他们二十来岁的时候来到这座城市，再也没有离开过。人一老就爱怀旧，总能想起年轻时发生的事儿。两人经常在夜里醒来，不知谁先说起往事，两人的思绪便拧在一起，说着聊着，他们就说到了地下工作期间发生的事儿。两人回忆着种种细节，这些细节就跟昨天发生的一样，逼真得像又一次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想起了自己的上级——老冯和老李。玉莲一想起老冯，就嘤嘤地哭了，她说如果没有老冯就没有自己的今天，是老冯扛下了所有，才让她获得了自由。汪守道也说，要是当年能和老李联系上该多好啊，他们就是有上级的人了。过了半晌，玉莲抹干眼泪，难过地补充道：老冯一定是牺牲了，不然怎么不和我联系呢？汪守道沉默了。两个人在暗夜里再一次流泪，为老冯和老李。
有一年清明节，两个人还买了一些纸，在一个十字路口，把纸烧了。玉莲念叨着老冯，汪守道叫着老李，希望在天堂的老冯和老李都能收到他们的怀念。
有一次，儿子回来探望他们，看到他们老迈的样子，劝他们跟自己一同去北京生活，他们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直到这时他们才明白离不开这座城市的原因，如果他们离开这里，老冯和老李就再也联系不到他们了。冥冥之中，他们觉得老冯和老李一直守护着他们，在看不见的地方和他们交流着。他们不肯离开，儿子只能无奈地在一旁等待。有一次，儿子带着一个课题回到了他们身边，说一边做课题一边陪他们。他们知道了儿子的课题，是研究这座城市解放前的地下组织。儿子每天都跑出去采访，已经写了一大本采访笔记。有几天，儿子愁眉不展，说自己的采访线断了，这座城市的地下组织曾经出现过叛徒，地下组织瘫痪过。没有了采访线索，那段历史就成了空白。
直到有一天儿子向他们袒露自己的研究课题，还让他们二老回忆解放前这座城市的人和事。他们知道儿子的研究课题后，先是沉默，半晌后，玉莲才小心翼翼地问：这些不再是秘密了？可以公开说了？儿子就跟他们解释：解放这么多年了，已经没有秘密了，只有历史。他又说，自己研究这段历史，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共和国的前世今生。他们望着儿子，还是有些不相信。汪守道又说：盼儿，这可是国家的机密，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乱写。泄露秘密是要出人命的。他又想起自己的上级老李。儿子就拿出自己工作单位社科院的课题采访函，让他们两个人看，上面印着社科院的鲜红印章。他们把那封函件放在眼前，端详了好久，突然泣不成声。儿子惊愕地看着他们，不知哪句话让两位老人伤心了。
儿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父母就是他要采访的人。他从小到大，在这之前，从没听父母提过只言片语，原来他们曾是地下工作者。这回轮到他惊愕了。开始，他觉得父母是在编故事安慰他。当两位老人讲完自己的经历后，儿子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中，他握笔的手不停地颤抖，他再一次端详着父母，半晌之后，退后一步，深深地给两位老人鞠了一躬。
那次采访完之后，儿子就回了北京，好久都没有音信。
两个人说出各自心里的秘密，似乎也了却了这一生最大的心事。原来儿子从小就喜欢历史，是因为有基因在流传，两个人本来该承担的历史，又传递给了儿子。这是两个人一生的共同秘密，如今像接力棒一样传到了儿子的手上，后继有人了，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突然有一天，儿子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拿出两张飞机票说：跟我去北京。两个人大惑不解地望着儿子，之前儿子没和他们商量，突然提出让他们去北京，他们感到吃惊。儿子补充道：到北京后，你们就知道了。儿子的态度从来没有这么坚决过。他们稀里糊涂地跟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儿子没有把他们带到家里，而是径直带他们来到一个院落。儿子轻车熟路地走在前面，走到门前叫了一声：马老，看我把谁给您带来了。门开了，一位老人端坐在客厅里。他满头白发，微张着嘴，打量着他们。他们也打量着这位老人。儿子在一旁提醒他们说：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上级。他们同时问：老李？老冯？当年的老马，和汪守道联系的代号是老李，和玉莲联系的代号是老冯。
老马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突然大叫一声：真是你们哪。他张开臂膀，把两个人死死地抱在怀里。三个人都哭了。他们断断续续地回忆着过去，终于拼凑出一张完整的回忆图像。
老马从香港回到北京后，仍然从事着国家的安全工作。一直到退休，他都居住在北京。汪盼是通过研究地下组织这个课题才认识老马的，老马提出让他写故乡那座城市解放前的地下组织。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自己工作过的城市、自己的战友，老马一刻也没有忘记。
玉莲和汪守道做梦也没想到，是儿子让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组织。从见到他们那一刻开始，老马一直在流泪。他拉着他们的手，不停地说：我的身份不能让我去找你们，让你们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我老马对不起你们哪。老马一边说着一边哭着。他们又怎能不理解老马呢，他们都从事过党组织的秘密工作，党组织的秘密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眼前的老马就是他们的组织、他们的上级。两个人紧紧地依偎在老马的身边，就像两个和母亲走失的孩子找到了母亲。两个人握着老马的手，再也不放开了。
半个月后，在儿子的陪伴下，他们和老马又回到了这座城市。在他们的带领下，老马试图找到那条巷子，可这座城市早就今非昔比了。巷子不见了，那片开裁缝店的房子也不见了，在原地竖起了一片高楼。他们望着那些高楼，说起了当年的往事。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那时他们还年轻，穿梭在这座城市里，传递着党的秘密情报。
最后，他们又来到了教堂。教堂还在，和几十年前相比显得更加沧桑了，挂在教堂墙上的那口钟还能敲响。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汪守道走过去，爬到了那口钟下，把手伸到钟后面摸索着，他竟然在那里找出来一张字条。他哆哆嗦嗦地来到老马面前，把那张字条展开。岁月让字条上面的笔迹变得模糊不清了，但经过分辨，仍依稀可见一行字：老家事急，请老舅回话。
这是他们当年约定激活联络方式的暗号。可惜几十年后，这张字条才被取出。老马接过字条，郑重地把它揣在怀里，口齿清晰地说了一句：老舅收到。
三个人的眼泪一同流了下来。
原刊责编 梁智强
【作者简介】 石钟山，男，1964年生，辽宁沈阳人。1981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白雪家园》《飞越盲区》等五部、中篇小说三十余部、短篇小说多篇。作品曾获《十月》《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奖。小说《国旗手》《二十年前的一宗强奸案》《血红血黑》分获第八、十一、十二届百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