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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的最后几年里，我曾在“日落大道”住过一段时间。那是位于金文泰的一个老住宅区，那一带都是建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组屋。新加坡政府有所谓的组屋翻新计划，就是把这些老楼刷上新漆，刷得五颜六色，尽量缤纷，结果从远处望，这些房子就像一个个色彩鲜艳的廉价盒子摞起来，或者像堆放的集装箱。走近看，你会发现每栋楼像个巨大的蜂巢，充满了密密匝匝的小格子，每个小格子里藏着一户人家的秘密生活。
我那时辞去了工作，梦想着有一天成为小说家。我没有告诉父母，所以也得不到他们的援助，只能靠做点儿兼职工作勉强维持着生活。我就在这里的某栋老楼上租了个房间。房间在六楼，还算干净。这栋十一层高的组屋是这一带的楼群里最靠里的一栋，楼后就是一片浓密的原始雨林。雨林里还藏着一条废弃的铁路，是过去新加坡至吉隆坡的火车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条铁路大概是来往于新马之间的兴盛干线，如今却埋没、朽烂于藤蔓丛生的雨林中。我的后窗正对着雨林。雨林里的一切植物，草啊、藤蔓啊、大树啊，都像是彼此纠缠着生长，最后缠绕成一片密不透风的浓绿屏障。每天的早晨和黄昏，我会把窗户打开一会儿换空气，我能感觉到吸饱了林中水汽的空气如雾一般漫入房间，携着腐烂树叶和水果的腥甜。从窗子里望出去，我可以看到高高的红毛丹树和野生杧果树，有着巨大伞状树冠的雨树，还有开满红色和白色花朵的、我不知道名字的那些树。
房东是个独居的新加坡女人，叫瑞秋。她说她离婚了。我看不出她的年龄，可能有三十五六岁，也可能已经过了四十岁。她喜欢化浓妆，脸上最突出的地方是直翘翘的扇形假睫毛。她这套单元房有三个卧室，她住主人房，把其中一间租给我，另一间给她从马来西亚来的表妹住。和大多数新加坡房东一样，瑞秋的租约条款里包括“不能煮饭”，但她表示她可以网开一面，让我偶尔煮碗面，但绝不允许炒菜，不能有任何油烟。所以，每个星期，我只有一两次可以进厨房里煮碗汤面。其余时间，我都去外面吃饭。
瑞秋自己一周大概也做不了几次饭。她下班回来，手里常常拎着从外面打包的饭菜，就坐在厨房里的小餐桌那儿，边翻看杂志边草草吃顿晚饭。表妹回来很晚，从不在家里吃晚饭，我怀疑她在餐厅里工作。每个星期六，瑞秋和表妹的男朋友都会来。他们四个人一起吃饭、喝酒，闹腾得很凶。两个男人好像也是朋友，有时候他们赤裸着上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所以，星期六，我总是约朋友外出或是自己找个地方消磨时间。我通常十一点左右到家，他们那时或者在厨房吃夜宵，或者在瑞秋或表妹的房间里喝酒。我溜回自己的卧室，把自己关在里面。有时候，我听见瑞秋和表妹的房门大声地开开关关，听见有人在两个房间之间来回奔跑，听见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床上，然后是笑声和尖叫……我猜想他们在玩一种追逐游戏。这两个平常很温婉的女子，到周末却如此尽情地“释放”自己。有一个晚上，我听见有人拍我的门，我问：“谁？”然后一个醉醺醺的男声说：“美女，出来一起喝一杯嘛。”这时，表妹和另一个男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我本来躺下了，此刻直坐起来，不敢说话，也不敢动弹。我在想，万一那个人踢开了门，我该怎么办？但很快，我听见女房东笑嚷着：“要死啦你！你不要去吓人家嘛！”接着，她把那个人拉走了。门外安静了。又过一会儿，我悄悄起来检查了一下房门的锁，回到床上。可直到凌晨，我都没有睡着。他们也没有睡。我听到他们的嬉闹声、房间里大音量的音乐……
第二天上午，趁他们还在睡，屋里一片寂静，我赶紧出门了，在外游荡到晚饭后才回家。我回去时，房子里没有人。我发现我的房间门口有一包饼干，饼干盒子上有一张女房东写的字条，她解释说昨天她的男朋友喝醉了，他们都觉得非常抱歉。我接受了她的道歉。之后，我们都没有再提起这件事，这种意外再也没有发生过。
就是住在瑞秋房子里的那一年，我遇到了格蕾丝。
某一天傍晚，我从外面吃过晚饭回家。走到楼下的停车场，在橘粉交融的光线里，看见一条土黄色的游狗。它的一只耳朵耷拉下来，走得非常慢，像随时会倒在地上。它看起来又饿又乏，我猜想它是只走失的家犬，可能几天没吃没喝了。我隔一段距离跟着它。过一会儿，它在我住的那栋楼的一侧卧下。我远远地注意着它，发觉它很久都没动。我这时快速跑上楼，找了个塑料盒子，盛了些清水，又拿了两片面包下来。我朝黄狗走近一点儿，它没动，既不怕我，也没凶我。后来，我把盛了水的盒子放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把面包放在水旁边的草地上，自己走去远些的地方。黄狗抬起头，眼看着我，迟疑了一会儿，才慢慢站起来，往盛水的盒子走去。它嗅了一下，开始低头“啪嗒啪嗒”地喝水。它喝了大半盒水，似乎终于解决了口渴的问题，然后，它发现了面包。它走过去，闻了一下，我以为它会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吃了，结果它无精打采地又闻了两下，竟然走开了。它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贴着楼壁卧下。我不甘心，心想，这可是“面包物语”的奶香面包，一只饿狗怎么可能不吃？我又把面包朝它挪了挪。可它看看我，又看看面包，连站起来的意思都没有。
我有点儿丧气，走过去把面包拿起来，丢进组屋楼下的垃圾桶。新加坡的组屋最下面一层都是空的，通常还配备一些小桌椅，给居民们提供了一大片阴凉的休憩空间。我在其中一张桌子那儿坐下来，想再观察一会儿那只狗。反正我也无事可做、无家可归。过一会儿，那狗又起身去喝了几口水，然后退回老地方卧下。我想，它不吃我给的面包，说明它并不像我刚才想象的那么惨，这是好事。
十几分钟后，我看见一位老太太提着个帆布购物袋从楼后的小道走过来。她穿件白色棉T恤，棕色宽松七分裤，身材瘦小，走路时身板挺得很直。她的打扮、身姿看起来还年轻，但一头全白的头发使我猜测她该有六七十岁了。那只狗看见她立即站起身迎过去，围着老人转，摇着尾巴，一副欢喜的样子。我注意到老人脸上也立即有了笑容，那笑容就像母亲看着小孩子时浮现在脸上的疼爱的笑容。她带黄狗往雨林那边走去，在边缘地带停下来，那里长着一丛丛又矮又密的灌木。她放下她的帆布袋，从里面掏出一沓报纸，把报纸摊开铺在草地上。接着，她又从包里掏出一个饭盒。我看见她打开饭盒，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报纸上……
我明白了为什么黄狗不肯吃我给它的东西，它有信任的喂养人。黄狗大吃特吃时，老人家就蹲在一边，手里拿一根附近捡来的小树枝，不时把被它拱到一边去的食物再往里轻轻地推一推，归拢在离它更近的地方。等那狗吃完，老人把盛食物的报纸卷起来，装进塑料袋，走过来扔进楼下的垃圾桶。我注意到她把“现场”收拾得干干净净，根本看不出喂过动物的痕迹。这时，她似乎注意到了我放的那个盛水的塑料盒。我赶忙走过去，告诉她说这是我刚才放在这儿的，我以为狗渴了，给它拿了点儿水。老人家笑了，她说：“那你很善良啊。”我不好意思起来。我注意到她笑起来特别灿烂、慈爱。我和她聊起来，说我还给它拿了两片面包，但它不吃，我好奇她喂它吃的是什么。老人家说，她喂的是打包来的米饭和肉、菜，还有一盒罐头狗粮，她全都拌在一起了。我说，怪不得呢，有肉有菜的，当然比白面包好吃。老人家笑得更开心了。黄狗吃饱后显得精神多了，我们说话的时候，它就很乖地蹲在一旁。我说还是第一次看见这只狗。老人家说，它就住在后面的雨林里。
“以前它差不多每天都出来。我只要看到它出来，就赶紧下楼来喂它。”她说。
“我刚才看到它的时候，它在楼前面的停车场。”
她这时用母亲责备孩子的眼神看了一眼黄狗，说：“大黄不乖呢，乱跑！”又对我说，“我这三四天都没看到它，它肯定跑去别的地方了。”
“难怪，它今天看起来很累很饿。”
“肯定是被别的狗引走了。”她说。
我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接着说：“它几天不出现，我就总是担心它，怕它吃不上东西，或是在路上被车撞了。”
“你真有爱心。”我由衷地说。
她又笑了，脸微微发红。我觉得她的笑容和别的年长女性的笑容不一样，不只是温暖、慈爱，还有一丝和年龄不符的纯净甚至羞怯。后来，当我和她成为朋友，当我更多地了解了她的生活，我才知道这和她的生活经历有关：她终身未婚。所以，在她的笑容和姿态里，都有那么一抹少女的影迹。
我得知她叫格蕾丝，就住在和我这栋楼相隔两栋的另一栋组屋里，已经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十年。听说她还在喂养这一带的好几只流浪猫，我说我很想跟着看一看，请她哪次去喂猫时叫上我。于是，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
过了几天，格蕾丝给我发短信，说她正打算出发去喂猫，我要是想去的话可以一起去。我到组屋楼下时，她已经等在那里。她仍旧提着那天提的橄榄色帆布包，里面沉甸甸地装满了干粮、罐头，还有用来堆放食物的一沓沓报纸和装垃圾用的塑料袋。我坚持帮她提袋子。我们边走边聊，格蕾丝告诉我她已经七十三岁了，说她在家里收养了十二只猫，实在是塞不下更多猫了，只能每天出去喂它们。我安慰她说，新加坡有太多流浪猫，不可能都收养在自己家，它们在外面自由自在也挺好。格蕾丝叹口气说，要是没有坏人，猫生活在外面确实更自由快活。
那天，我们走了四五个街区，一共去了七个喂猫的地点。她喂的第一只猫住在组屋楼群对面的小菜场里。因为是傍晚，菜场里的小贩都收摊儿了。我们刚走过空荡荡的菜场门口，一只白底黄花的猫就从某个水泥台子底下钻出来，兴冲冲地小跑过来。猫跟在格蕾丝脚边，把头蹭来蹭去，一副小孩儿撒娇的样子。等她蹲下身，那猫就仰起头，眯着眼，让她抚摸它小虎般的头颅。有一瞬间，这无家可归的小猫和孤独老人之间的亲昵，让我的眼有点儿湿润。格蕾丝嘴里用马来语说着什么。我问她那是什么意思，她说：“意思是宠宠啦，阿姨宠一宠。”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记得这句话的发音，她说：“撒扬，撒扬，Auntie（阿姨）撒扬……”
我发现，每当她走近平时喂猫的某个地点，猫们就从不知哪个藏身之处突然出现，慌张而欢快地跑过来，仿佛它们能辨认出她的脚步声、她的身影或气味儿。而每一次，她都会对它们重复那番亲热的抚摸、马来语和英语夹杂的安慰。大部分地方住着一只猫，只有两个地点例外，其中一处需要喂两只成年猫，另一处则有一只大猫和两只小猫。她每到一处，就把掺了罐头的干粮放在一沓报纸上，这样猫咪吃完以后，她把报纸卷起来装进塑料袋再扔进附近的垃圾桶，地上就不会留下任何食物残渣和污渍。我称赞她这种做法。她说：“必须要收拾干净，不然附近的居民觉得因为你喂猫把环境弄脏了，会迁怒到猫身上，所以爱猫爱狗也要爱得负责任。”她说的是我从没想过的问题，我对她又多了一份钦佩。
我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每天要提着这些东西走这么远，太吃力了。所以，我对格蕾丝说，她可以分几只猫给我来养，因为我也喜欢小动物。格蕾丝听了十分惊喜，但她又很谨慎地问我是否真的方便做这些事，她已经做了好多年，也还可以坚持下去……我明白了，她担心的是我的责任感，怕我半途而废。我说我不上班，时间很空闲，而且我真心喜欢这些小猫，能为它们做点儿什么我特别开心。她这才答应。
在决定哪些猫分给我喂养这件事上，格蕾丝极力为我考虑，决定让我喂离我住处最近的三只。其中一只就是住在菜场里的那只白底黄花猫，另一只住在一栋组屋楼下，黄皮毛上有小老虎般的棕黑色条纹，第三只猫是一只灰色黑斑猫，住在排水渠上的一座桥边。起初几次，格蕾丝还带我一起去，好让这些猫熟悉我。到了那里，她在一旁，我去喂它们。两三次下来，这些猫都和我相熟了。我说，它们很容易信任人啊。格蕾丝说，猫会认人的，它们看得出好人坏人，你心善，它们感觉得到。我听了觉得羞愧。我以前什么也没为它们做过，尽管我也没伤害过它们。跟着格蕾丝喂养流浪猫，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第一件持久的“善行”。
我自己单独行动时，才明白这些猫有多么聪明。它们能远远地辨认出我的脚步声，而且，仿佛也有准确的时间观念，有时我去晚了，会发现它们已经等在喂食的地点。我没有格蕾丝对它们那么细心，况且我也没有多少钱，所以我只是喂它们干猫粮和水。我觉得对于一只流浪猫来说，这也已经足够了，况且方便收拾。格蕾丝当然知道这个，所以，她偶尔会拿给我几罐猫罐头，说她买了太多用不完，快要过期了……我知道她的心情就像一位怕孩子吃不好的妈妈，想给那三只小猫改善一下生活。
我给三只猫都起了名字。菜场的那只叫“小白”，组屋楼下皮毛像小老虎的叫“小黄”，桥下那只叫“灰灰”。三只猫里面，小黄最胆小。它吃东西时都保持着警惕，听到周围有声音会马上停下来观望。格蕾丝说，它一定是过去受过惊吓，被人打过。灰猫看起来活得最惬意，它住在一座刷成白色的钢筋桥下，桥跨过一道宽大的排水渠，上面有透明的塑料顶棚。渠里的水相当干净，像一条小河。水渠两边是专门给人散步、跑步、骑车的便道。紧贴着道路两边，是整齐的绿化带，绿化带再往上是石头砌成的堤岸。灰猫的栖息处就在桥南边的绿化带里。跨过桥，顺着一道长长的、坡度和缓的石头阶梯下去，有一棵大树，树下有张双人座的石凳，我每次就在石凳边喂灰灰。喂完以后，我会在石凳上再坐一会儿。傍晚和黑夜的临界，是一天里最安谧、凉爽的时候。灰猫吃完了也不走，只要我不走，它就蹲在我的脚边，或者卧在石凳下面，好像有意陪着我。那种时候，我仿佛感到有一种什么东西在我和这小生命之间静静流淌，从它的灵魂流到我的灵魂，把我和另一个生命神奇地连起来。这种无声的交流、相伴，在我四处游荡、孤寂茫然的生活中，不失为温暖的慰藉。知道几个小生命每天的某个时候都在等着我、需要我的照顾，这份责任感也让我感到充实、坚强了一些。
偶尔也会遇到不愉快的事情。譬如，我那天正在桥下喂灰猫，一个跑步的中年男人经过。他先是停下来怪异地盯着我看，过一会儿，对我说：“你不能在这里喂猫，会把这里弄脏的。”他那有点儿怪异的目光、身上的汗味儿让我讨厌。我本来不想理睬他，但他像要刁难我似的一直站在那儿。
我只好说：“你看到我把哪里弄脏了吗？我喂的是干粮。”
“吃不完的猫粮会招来蚂蚁。”他说。
“吃不完的猫粮我会收拾起来的，我带了报纸。”我说着从我的包里拿出报纸和塑料袋给他看。
他坚持：“这里不允许喂猫。”
我说：“谁说的？有法令吗？我没看到。”
他说不过我，转而问：“你是中国来的吧？”
我瞪了他一眼，收拾起我的东西，转身上了台阶。“喂！”我听到他在后面喊我。我突然有点儿害怕，怕他追上来，头也不回地快步往前走。那只灰猫跟随我跑了几步台阶，然后“倏”地跳入路边的绿化带不见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格蕾丝，她说她碰到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讨厌动物，对照顾动物的爱心人士也会反感刁难。但她嘱咐我，遇到这种人要好好给他们解释，尽量不要和他们冲突，否则一些心眼儿坏的人会找机会报复。“怎么报复？”我问。“趁你不在的时候虐待你喂的猫啊。”她说。
和格蕾丝交往了以后，我又认识了美宝。美宝要年轻得多，大概四十来岁，是个干练的职业女性。格蕾丝说美宝有一家小公司，因为经济上宽裕一点儿，所以她负责的主要是给猫看病、节育掏腰包。一开始，我还在想强行给猫节育是否不人道。美宝说，这毕竟是个城市，如果不给这些流浪猫节育，任由它们随便繁衍，数量会多得控制不了，而食物越少，打斗、疾病越多，城市居民也会更讨厌它们，爱猫人士也疲惫不堪……她说服了我。
如果不是接触了格蕾丝和美宝这样的动物救援者，我可能永远难以相信世上存在着这样无条件的善，还有无缘无故的、毫不利己的恶，那种恶大概是人心底里最深的黑暗。美宝说起过她曾参与的一次抓捕虐猫变态男的故事。事件起因是不断有猫在组屋楼下被残忍杀害。事件如此恶劣，以至于上了《联合早报》。警察也立案了，但调查没有进展。美宝她们觉得警察是靠不住的，因为毕竟杀猫案不是杀人案，警察不会投入多少精力，多半只是消极地等民众提供信息。于是，她们大概八九个女生，开始研究变态虐猫狂的作案手段和地点，并且两人一组在附近埋伏。那人经常是午夜一两点时作案，所以，那段时间，她们夜里十二点集合，一直埋伏到凌晨四点，埋伏了将近一个月。那个变态被抓获时，正抓着一只猫往楼下的柱子上摔打，这是他惯用的手法——抓住猫的后腿和尾巴，把它们的头和身体往柱子、墙壁上摔打，直到它们血污四溅……两个女生及时冲过去抓住了他。虐猫者是个马来西亚华人，很年轻。她们还讲到另一起“惨案”，说有人把一窝刚生下的小猫全部装进白色的塑料袋，口袋扎紧，挂在树上。那是将近四十摄氏度的湿热天气，小猫被装在塑料袋里窒息而死，母猫一直在树下绕来绕去地惨叫，过路的人却没怎么在意，后来有个收垃圾的阿姨留意到树上有个袋子，她想办法取下来以后，发现小猫都已经惨死在里头了……我不太敢听这样的故事。美宝说，这样的事还不少，所以一定要给流浪猫节育，让这样的惨剧少发生些。
而格蕾丝所讲述的她收养的一只黑猫的遭遇，因为惨得不可思议，以至于我一开始怀疑它是格蕾丝的杜撰。直到我受邀去了格蕾丝家里，亲眼看到那只猫。它的一双眼睛被缝起来了，那不是普通的盲，而是眼珠被摘掉后的缝合，两个空眼眶之上一层可怜的皮的缝合。因为盲，黑猫不像别的猫那样在格蕾丝两房一厅的小公寓里走来走去。它始终安静地蹲坐在地板上。如果它察觉到格蕾丝在附近，就往前挪一挪，想挨近她一点儿。格蕾丝嘱咐我，不要去摸黑猫，因为它受过可怕的虐待，现在还容易受惊。我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去摸它，因为它的存在让我极其难受。我为自己怀疑过格蕾丝而愧疚。原来她告诉我的是真的：一个虐猫的马来人，用热油喷射小黑猫的眼睛，把它的眼珠烫坏了，然后把它丢弃在外面。有人打电话通知格蕾丝，当她赶到黑猫所在的地方时，它在地上发疯地打滚儿。格蕾丝冒着被抓伤的危险，抱起黑猫，把它送去了附近的动物诊所。医生给黑猫动了手术，摘除了它的眼球、把它的眼睛缝起来。格蕾丝说，这个医生平常也给爱心人士照顾的猫看病，但这一次，他坚持一分钱都不收。格蕾丝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我想，这个医生也许有我看到黑猫时刹那间无法控制的痛苦感：因我们的同类对它做出这样丧尽天良的事而羞愧万分。
我和格蕾丝的关系日渐亲密。她知道房东不允许我做饭，叹气说：“现在的新加坡人都变得这样小气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后来，她经常烧好饭用饭盒装好拿到楼下送给我。她每次总是至少烧一个肉菜、一个素菜，加上蒸好的、热腾腾的香米饭，或者是炒米粉配炖汤……这些家常饭菜，对我这个不得不每天都在外面打发一日三餐的人来说，就是最珍贵的美味。我知道她自己平时吃得非常简单，有时一个咸鸭蛋配一碗白粥，就是一顿饭。我在新加坡只有几个朋友，没有亲人，自从我和格蕾丝成了忘年交，我像是有了一个亲人。
我对她的了解也更多了。我得知她是天主教徒，除了收养、救助流浪猫狗，每周还去一个天主教会的慈善养老院做义工，照顾那里的老人（尽管她自己也是个老人）。她告诉我，有的人老了变得很糊涂很暴躁，他们有时会莫名其妙地辱骂她。有一次，有个脾气坏的老头儿还把一碗粥泼到她身上（当时她正在喂他吃粥）。我问她怎么受得了这个气。她说她不生气，因为这些人天性并不是这么坏的，他们只是太老了，因为病痛、孤独的折磨，才变得乖戾。
她还给我讲了些她自己的事，譬如她在日本侵略期度过的可怕的童年。她对我说，日本人真坏啊，把她的父亲、伯父都杀了。他们不仅把男人们绑走集体枪杀，还要逼迫他们的妻子、孩子去看自己的亲人被杀。她几岁的时候，就是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伯父和其他华人男子一起被日本人绑成一串儿枪杀的。这种日军在东南亚集中屠杀华人的情景，我后来在黄锦树的《雨》里也读到过。仿佛是命运的捉弄，格蕾丝二十岁时，和一个在新加坡工作的日本男子恋爱了。两个人很爱对方，但格蕾丝的母亲坚决不能接受一个日本人。男的要调回日本时想带她走，格蕾丝拒绝了。她是母亲唯一的孩子，不能丢下母亲，更不能因为一个日本人丢下母亲。她说在她这一生里，就只有这么一次恋爱，只爱过这一个人。
如果不是珍妮的出现，我和格蕾丝的这种关系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而她在我心中，也会一直是个圣徒般完美的好人。
珍妮看起来三十岁左右，是个性格热情、直率的女人。她碰到我在一栋组屋楼下喂猫，就主动过来和我攀谈。我们谈了一会儿，我提到主要是我的邻居格蕾丝在做这些善事，我只是分担一点儿她的任务。珍妮听到“格蕾丝”的名字，神情有点儿变了。我问她难道她也认识格蕾丝？她说：“谁会不认识她？那个老阿姨，有点儿凶呢。”我讶异地说：“她那么善良，怎么会凶？”珍妮含糊其词地说：“是啦是啦，她对动物很有爱心，但是人不好相处。”我不太喜欢她这样说我的朋友，可我又觉得珍妮并不像个尖刻、爱搬弄是非的女人。我想，或许她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吧。
后来，再和格蕾丝见面时，我告诉她我碰到了珍妮。令我惊讶的是格蕾丝激烈的反应，她的脸上有明显的愠怒。“不要提那个女人。”她说，并垂下眼睛。我说珍妮好像也是在照顾动物的。格蕾丝生硬地说：“珍妮就是这样欺骗大家的。”
“欺骗？”
“她说她在喂这些猫、喂大黄，但其实她很少管它们，她只是以这个为借口向人要钱。她叫人捐钱，十块、二十块……她是个骗子。”
我没再说什么。我觉得她的态度似乎不容怀疑和辩解。
另一次见到珍妮时，她正与和格蕾丝相熟的马来人穆萨在一起。他们站在我住的那栋楼后的雨林边缘，那个马来男人带着他的狗。他们朝我打招呼，说在那里等着喂大黄。我想起以前格蕾丝说过，大黄和穆萨养的那只狗是朋友，所以如果穆萨带狗出来，大黄只要在雨林里，多半会出来，因为它闻得出那只狗的气味儿，它会出来和它玩儿。
我想看看大黄是否会出来，就过去和他们一起聊了会儿天。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大黄果然从雨林里跑出来了。珍妮这时也像格蕾丝那样，在地上摊开了报纸，把预先准备好的干粮和罐头搅拌到一起。我悄悄地观察珍妮，实在看不出她是个骗子。喂完大黄，珍妮走了。马来人牵着他的狗围着组屋散步，大黄兴冲冲地跟在他后面，不时和他的那只狗嬉闹一阵。我在组屋楼下坐了一会儿，终于还是忍不住走过去，问穆萨知不知道格蕾丝和珍妮有点儿误会，穆萨说他和格蕾丝太熟了，格蕾丝就是这样，她不喜欢谁就是不喜欢，没有理由。我迟疑地说，好像因为珍妮找人捐款……马来人说他知道这个，珍妮也曾找过他，他还捐过二十块钱，那有什么呢？珍妮也需要给猫狗看病、买食物，谁也不会靠十块、二十块发家。就在我和马来人聊着这些的时候，格蕾丝出现了。她看到大黄，脸上露出了慈母般的笑容，嘱咐马来人说：“你别走，先让你的狗和大黄玩儿，我马上去给它拿吃的。”
穆萨笑着叫她不用了，说珍妮刚刚喂过它了。
“谁？”格蕾丝脸上的笑容冻结了。
“珍妮。”穆萨说。
格蕾丝淡淡一笑，说：“哦，那个女人啊。”
我不知道穆萨有没有看出那笑容里的轻蔑，因为他继续说道：“珍妮也喂这只狗，我以为你知道的。”
格蕾丝这时看看我，问：“你也在这里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自认没做错什么，却感到十分尴尬。
我陪格蕾丝往回走了一段路，她表情严肃，一直没说话。到了她住的那栋组屋楼下，她问我：“你和珍妮联系了？”
“没有，我们没有联系，”我赶紧澄清，“我是在楼下碰到他们俩的。”
她看看我，那神情仿佛在确认我有没有撒谎。然后她点点头，脸色和缓了一点儿，问我：“她没向你要钱吧？”
“没有。”我说。
“她会要的。你不要相信她，她就是为了钱。”她笃定地说。
我沉默不语，因为我不想惹她生气，但也无法附和她的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穆萨说他也给珍妮捐过钱。”我以为搬出她的老熟人穆萨，能稍稍改变格蕾丝的看法。
可格蕾丝竟使劲儿地冷笑了一声，说：“穆萨啊，他看见年轻女人就走不动了，捐钱还不是为了讨好人家？”
我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因为我从未见过这慈祥的老人如此冷笑，更想不到她会这样去解释穆萨的“动机”。
我磕磕巴巴地说：“或者你们之间有误会？我确实看见她……也给大黄带了吃的。”
“她就是做样子给人看的，”格蕾丝提高声调说，“她就是看你们都在的时候喂它一下，不然她怎么骗钱？”
我感觉她似乎更愤怒了。我再也没有说什么。
那以后的两三周，格蕾丝都没有和我联系。以往每个星期，她都会给我送些她烧的饭菜，每隔几天，她会叫我下楼来一起坐坐或散散步。我给她发了几次短信，问她要不要一起散步、要不要一起喂猫、要不要来我家楼下等大黄……她都找理由拒绝了。那种不太好的感觉困扰着我：在格蕾丝身上有我从未见过的一些东西，一些不怎么宽容的东西。以往，在我眼里，她可敬、有爱心、无私，几乎是个完美的人。而那些天里，我倒是又碰到珍妮两三次。每一次，她都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还要停下来聊几句。我则每次都急着脱身，暗自担心会被格蕾丝看到，使得她对我的不悦更深一层。毕竟，格蕾丝是我非常珍惜的朋友。
有天早上，我醒来突然看到手机上跳出一条来自格蕾丝的短信，说她这几天关节炎发作，两条腿疼得厉害，问我这两天可不可以帮她喂她照看的那几只猫。我赶紧回复说当然没问题。我想，我们终于有机会和好了。
我帮格蕾丝喂了三天猫。她照顾的流浪猫更多，从我们的住处走过去，路途也更远些。我不止一次想到，格蕾丝毕竟老了，还有关节炎，如果她能把这些外头的猫交给热心的珍妮照看，本该是一件多好的事……
格蕾丝非常感激我帮她照看猫。她恢复了对我的友情和慈爱。不久后是华人新年，格蕾丝邀我去她家过年。我买了些新加坡华人过年爱吃的蛋卷儿、凤梨酥，格蕾丝炖了玉米排骨汤，做了咖喱鸡、炒米粉。她无儿无女，我也是一个人，我们一老一少凑在一起吃一顿午饭，也算是过年的仪式。当然，陪伴我们的还有她家里收养的十二只猫。饭后，格蕾丝讲起一件有点儿悲伤的事，说她认识的一个人去世了，也是个和猫住在一起的孤身老太太，去世几天后才被人发现，怎么发现的呢？因为猫太饿了，日夜惨叫，叫得太凶，邻居们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她自我解嘲道：“所以养猫还是有用的。”可我听了心里很难过。过了半天，我才说：“万一你哪里不舒服，你随时都可以给我发信息。”格蕾丝笑了，她说：“我要是有个女儿，也想要像你这样呢。你妈妈真有福气。”那一刻，我动情地想，到她很老很老的时候，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会照顾她的……的确，格蕾丝是我在新加坡时最接近亲人的人。可人生的很多事并不以你的心意而改变。
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来说，热带国家没有节气的变化，每一天都是同样湿热。但常年生活在热带的人会注意到时令的微妙变化和差异，这不仅是旱季和雨季的不同，还有相对的炎热和相对的凉爽。这种凉爽是很淡、很薄、不易察觉的，有时在某一阵突然吹过的风里，在风吹过去的“尾巴”里，你能捕捉到那么一点儿早秋般的凉意。草木能感知到这一点，所以到了下半年，虽然依然是夏天的天气，有些树的一部分叶子却已经开始变黄、飘落，但同时，仍有繁茂的绿叶生长着，这可能是热带才有的奇特景观。
我记得那件事发生的时候，就是楼后的大树开始飘落黄叶的时候，看起来，竟然也有一点儿孤独飘零的意味。因为晚上通常很凉爽，沿水渠又有丝丝缕缕的风，所以我傍晚喂完猫，都会沿着水渠边散会儿步，直到天黑后才返回我那狭小、寂寞的住处。确实也只能称之为“住处”，因为在那里，没有一寸地方是属于我的，也没有一丝家的气息。
那天中午，我在居民区对面的一家咖啡店吃过午饭，正在路口等红绿灯准备过马路时，听到有人叫我。我循声望去，看见珍妮正站在离我大约两三百米的人行道上，抱着一只猫。我有点儿犹豫是过去，还是远远地打个招呼赶紧走掉。但她又叫了我一声，大声问我能不能过去一下。我走过去，注意到珍妮额上淌着汗，身边放了个装猫的小提笼。她焦急地对我说，需要我帮她个忙，说她刚抓到这只猫，要带它去兽医那儿做个检查，看它有没有生寄生虫或什么病，但走到路上，发现猫笼的挡板坏了，猫跳了出来，她好不容易才抓到它，现在只能这样抱着它，但笼子没办法拿了，问我可不可以和她一道走去兽医诊所那边，帮她提一下笼子。“没问题。”我说。
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我问她这只猫是哪里抓来的。她说，是这几天才发现的，就在我们楼后的树林边缘，肯定又有人把不想养的宠物丢去那里了。她把那些不负责任的人痛骂了一阵，说我们这边就是因为有这片茂密雨林，还有那条排水渠，就变成这些人丢弃动物的场所……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听格蕾丝说过这只新的弃猫，她在喂养它。
“你和格蕾丝阿姨说了吗？她好像在喂它。”我问珍妮。
“没有说，”珍妮满不在乎地说，“我怎么和她说？她不接我的电话，也不回我的短信，一直是这样。”
“不过……你还是应该和她说一声，譬如，发个短信什么的，她即使不回复也会看到。”我说。我心里开始不安，因为对格蕾丝来说，她喂养的小猫就像她照看的孩子，珍妮这样抓走她的猫，如果她知道了，误会只会更深。
“也不需要什么都对她说，这猫又不是她的。她只是喂养它，也不给它们做检查。”珍妮说。
我心里暗自怪珍妮有点儿多事，但她想要给小猫检查身体，也是做好事，况且格蕾丝不太可能知道，我就没再说什么。我们在太阳毒辣的午后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我感觉我的T恤衫已经贴在湿透的背部。至于珍妮，她比我更狼狈，因为她抱着那只一直试图逃脱的猫。幸运的是，那显然是只被遗弃的家猫，所以，它虽然挣扎，却并没有要抓咬抱它的人的企图。
医生的诊室在二楼，一楼是接待室，前台是个中年女护士。我们等了一会儿，护士告诉珍妮说现在可以带猫去看医生了。我就坐在下面等她。随后，让我不知所措的一幕发生了：在狭小的楼道里，抱着猫上楼的珍妮，碰到了正从楼上下来的格蕾丝。她俩都站住了。我先听到了格蕾丝的声音，她厉声问：“你抱它来做什么？”
珍妮好像被问蒙了，但她随后故作镇定地回答：“做检查啊，看看它有没有什么病，有没有寄生虫。”
格蕾丝好像没有听到她的话，继续质问她：“你为什么要抓它？你为什么这样随便折磨它？”
珍妮也不示弱：“阿姨，我是带它来检查身体的，怎么是折磨它？你说话要讲道理，不要乱说！”
这时，我看到格蕾丝的脸因怒气而涨得通红：“我乱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
“我是怎样的人？”珍妮也恼了，“为什么你总是针对我？我究竟怎么惹你了？请你说清楚。”
“走开！”格蕾丝彻底爆发了，她推开挡在她面前的珍妮，“我不想看到你。你就是魔鬼！魔鬼！”
格蕾丝冲下楼梯，冷冷瞥了一眼站在那里的、目瞪口呆的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径直推开门走了。让我目瞪口呆的不是如此糟糕的“巧遇”，也不是她们的误会和争吵，而是从格蕾丝口中说出的“魔鬼”这个字眼儿，以及她说出这个词时的表情，仿佛她真的看见了魔鬼，她的眼里充满了恐惧和憎恶……我想，格蕾丝是教徒，她一定真的相信有魔鬼，而对于教徒来说，魔鬼应该代表着最终极的罪恶，说一个人是魔鬼是对她最重的诅咒了吧？
过后，我给格蕾丝发了很长的短信，解释如何途中遇到珍妮、陪她一起去诊所。没有回信。我又给她发了短信，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觉得她和珍妮之间只是存在误会，珍妮并非一个坏人……依然没有回信。过了一段时间，我担心她病了，给她打电话，但她的手机接通后永远没有人接听。最后，我放弃了。我想，她肯定已经对我失望透顶，因为我和“魔鬼”混迹在一起，也变得不可原谅了。而我也不再争取得到她的原谅。她的善良、友好，她曾对我的如母亲般的慈爱和照料，我依然铭记、感动，可我如今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她需要我对她忠诚。她之所以要中断和我所有的联系，并不是因为我真的犯了错，只是因为她觉得我背叛了她。而每当想到她嘴里说出“魔鬼”时的情景，我心里就感到刺痛，脊背甚至爬过一股凉意：那字眼儿里燃烧着仇恨的烈火……
两个多月后，我的女房东突然说她要卖房子了，因为她打算在后港新区买一栋新式组屋，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找房、搬家。于是，我开始匆匆忙忙地找房子，联系搬家公司，临走前，把我的三只小猫托付给美宝……我租的新房间在蔡厝港区临大路的一栋组屋里，无论昼夜，都会听到马路上呼啸而过的车，房间朝阳，终日溽热，而房东夫妇很关注我是否在过度使用空调。因为靠近地铁站，周围热闹熙攘，没有老居民区里枝繁叶茂的老树，没有白日里漫长的寂静，没有雨林，也没有被丢弃在雨林边缘或水渠旁的猫猫狗狗……
我和格蕾丝再也没有联系过。二十年过去，我还是记得她，那么清晰、生动的她，笑起来脸上仿佛有光芒。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我想，她很可能已经往生了。她很纯洁地活过，圣徒般地爱过、救助过，我相信如果她所信仰的天国真的存在，她一定会在那里。无论如何，世间没有完美的人。
原刊责编 李慧萍
【作者简介】 张惠雯，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已出版小说集《两次相遇》《在南方》《飞鸟和池鱼》等。曾获海内外多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