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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与一朋友聊天，朋友问，我近来看到一篇报道，说有人利用“萝卜章”行骗。这是啥意思，什么是萝卜章？
我告诉他，这里说的萝卜章应是形容用来诈骗的假章，为何叫萝卜章，因为刻假章的材料往往是最低劣的。
朋友又问，那世上究竟有没有真的萝卜章？
我答，有的。
哦，那你能否跟我说说？我要听。
接下来就是我给朋友叙述的关于萝卜章的故事：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作为应届中学生上山下乡，我们去的地方七分为山三分为地，真正是上了山下了乡。包括我在内同在一个生产队插队的是三名男知青：大王、小李和我。
每天天还没亮透，我们就跟着队里的男人们上山去修梯田，这活又苦又累，我们手掌上的皮不知磨破过多少层，肩膀也不知被压肿过多少回，可我们依然咬紧牙坚持着，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有表现好了才有可能离开这地方。
一日下大雨，队里不出工，这就成了难得的休息天，我正趴在窗口看着朦胧的山野发呆，生产队老队长来了，我们立刻围了上去。
老队长问大王，你手里拿半根萝卜干吗呢？大王应，没事弄着玩。玩啥呢？老队长似乎很感兴趣。我在萝卜上刻字玩。啥？这萝卜上还能刻字？嗯。大王将萝卜递给老队长看。老队长不大认字，问，这刻的啥字？大王说，是我的名字。
说完他拿出了一盒红色的印泥，将半根萝卜上刻字的那个面在印泥上蘸了蘸，随后找来半张旧报纸按了下去，报纸上立刻现出“王震宇”三个鲜红的字，王震宇是大王的大名。
老队长看完一拍大腿说，这个好。
我们仨都被他拍得一愣，老队长说，你们不知道，我一直有个心病啊，每年生产队里不管是年底分红还是平时预支发个啥东西，会计总要弄张纸来叫大伙签字，可许多人都不会写字呀，咋办？只能按手印，我见了心里就难受啊。
老队长说到这里，大王第一个反应过来了，老队长，您是要我给社员们每人刻个章？老队长听了顿时眉开眼笑，说，对喽，不过，不是给每个人，是给每户当家的刻一个。
好啊，好啊。大王也是显得兴高采烈，他为这技艺第一次有了用武之地而高兴。
待老队长走后，我对大王说，这下你小子可要立功了。大王憨憨地笑。小李用羡慕的口吻问，你怎么会刻字的？
嘿嘿，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的祖父可是清末的秀才，父亲是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他们俩都喜欢书法和篆刻。我很小的时候就看着他们在那里写字刻章，他们叫我学，我就跑，有时被父亲逮到了，就只好应付一下。这次来插队，父亲特意为我准备了笔墨刻刀还有石料等物，说也许会用得上，最后我只带了两把刻刀。今天实在无聊，就把刻刀拿出来玩，没有石头，正好见屋里有一根萝卜。
说完，大王又在那里憨笑。
快到农忙了，按生产队的老规矩，该向每户人家预支十块钱买些油盐酱醋，这虽比不上过年分红，可毕竟是个有钱拿的好日子，老队长开始张罗起来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刻章。他让生产队会计准备一筐萝卜，还特别嘱咐，挑仔细点，每根萝卜都掂掂分量，千万别空心。
萝卜送来后，不仅是大王，我和小李也一起忙了起来，我们俩先把萝卜洗干净，然后按大王的指导，切成形似印章的长方形。轮到大王正式出场了，他拿着那把钨钢刀说，在萝卜上刻个名字，也不用先在纸上描写，我就直接上了。说完就一会儿，小李的章就刻好了，小李拿过章来看，说，咦，这字怎么是反的呢？大王说，你敲一个看。小李就拿章蘸了印泥敲了一下，字变正了。
接下来就进入了批量生产，天还没黑，大王除了自己的，其他人的章全刻好了。这时老队长来了，一手提一篮子，说，哈哈，社员们听说大王在给他们刻印章，一个个高兴得，非要来瞧瞧，我都给拦回去了，他们都说要来谢谢大王，我就做了决定，家里条件好的拿一个鸡蛋，条件差的就抓一把豆子，这不就一篮子鸡蛋一篮子豆子了。
我们三人全看傻了，因为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鸡蛋。
终于到了发预支款的日子，老队长一大早就来喊我们，说一起去准备准备。到了队部，发现社员们差不多都到了，老队长问，今天怎么都到得这么早啊？大家伙齐应，等不及啦。
看着社员们一个个拿起萝卜章，郑重其事地盖上自己的名字，老队长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他用有些嘶哑的嗓音说，社员同志们，今天我高兴啊，大家伙以后无论领什么，再也不用按手印了！
朋友听到这里，不语，重重地叹了口气。
选自《当代人》
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