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对世相人情的深刻透视
——阿宁小说浅谈

◎杨立元

阿宁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的人，也是一位非常聪慧、非常勤奋的作家。他的小说始终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始终坚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创作原则，直面现实，追求对社会生活的“当下”的理解和表现，坚持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热切关注国家、民族的现状和前途，深切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以多重审美视角和多样化的艺术形式观照和反映社会生活，对世相人情进行深刻透视，创作出了许多有质量、有品位、有温度、有高度的作品。

小说是一门创造的艺术，阿宁的很多小说有先发甚至是首创的意义。如他的“校园系列”小说《校园里有一对情人》《美国姑娘王丽莎》等就曾受到普遍好评。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中，能够认真执着地栽培浇灌大学校园文学之树的，首推阿宁。”再如“下岗文学”中的小说《乡徙》也独树一帜，表现了下岗工人的自救、自主、自强精神。在“反腐文学”中，阿宁的《天平谣》《无根令》《另一种禽兽》等引人注目，他用深切的内心体验审度深隐的生活病因，深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深层的社会矛盾。我曾对关仁山说：“阿宁就是没有加入‘三驾马车’和‘河北四侠’的群体中，只是单兵作战。论个人实力，在河北作家中他是比谁都不弱的。”阿宁对此却显得非常淡泊，依然亲近生活、叩问良知、诚实写作、佳作迭出。后来我看到他在《保定是我的文学福地》中这样评价保定这座城市的素质：“既有平凡入世，又有超凡脱俗，两者结合，就是城市的内在基因。”

我与阿宁认识很早，第一次见到他是1994 年春，在第二届河北文学院合同制作家班的见面会上，那时阿宁已是河北青年作家的翘楚，而我还默默无闻，好在我那时不是搞文学创作，而是写评论进的文学院。一见面，阿宁一下子便吸引了我，他非常精干，也非常幽默，平易近人，脸上总是流溢着笑意。此时他的校园小说已闻名遐迩、享誉文坛。在作家班中，阿宁有很好的人缘，我与阿宁和谈歌关系最为亲近，他们两人同为保定作家群的翘楚。在文学院的时候，他们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受到文学院陈映实院长的大力褒奖。

阿宁是一个极其睿智的作家，他用作品表达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对人生的精辟剖解，并以一种别有意味的小说形式引领人们攀缘到精神的高地和抵达人性的深处。可以说，他的小说是用生命和心灵写的，是一种对我们生存世界和心灵世界的深度介入。从作家班学习结束后，我一直致力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研究，阿宁的作品引起了我的格外关注。其间，阿宁发表了《无根令》《天平谣》《城市季节》《另一种禽兽》等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和批判性的中长篇反腐小说力作，引起了很大反响，汇入了“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浪潮中，成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如长篇小说《天平谣》，深刻揭露了天平市化肥厂中一个由厂领导和会计等人构成的腐败小集团，他们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国家财产，寻找保护伞，在全市上下编织了一张保护网，使工人们陷入下岗的困境。同时这部作品还在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人性矛盾之中，在对纷繁的现代社会现象的描摹中，在对检察官和腐败分子的斗争的叙述中深刻揭示出了人性的深层内涵。小说不仅真实描摹了世态人情，也深刻追查了腐败的内因，给人以深刻的思索和警示。这部作品的发表早于《人民的名义》，我想，它的批判力度、揭露深度恐怕是不逊色于《人民的名义》的。同样，中篇小说《无根令》也充分显示了资本力量曾经在社会上的横行无忌。企业家贡天华财大气粗，依靠雄厚的经济资本及其权力根基，可以左右乡政权。他这种颐指气使令周围人愤愤不平：“我们这个乡，好像不是乡党委在做工作，而是他们贡家在做工作嘛。”现在“就连有些从政的人也成了人家的工具”“如今他们不光要钱，还要权”。由于“小辛庄乡有大大小小一百五十多家企业，贡家或贡家的亲戚有股份的就占四分之一，这里的政权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贡家已“不再满足于‘朝’里有人，而是想自己掌握权力”。贡家的权力建构虽然在最后未能得逞，但是作品所提出的用金钱购买权力、雇佣权力为己所用的问题的严重性已令人触目惊心。他的这些作品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以及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反映了广大基层群众的生活境遇和心灵创痛，让人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赎的责任。

文学即人学，它表现的是活生生的人的性格和人的情感，所以显现人的本质力量、开掘人性的美、表现人类的大善、深度发掘“生命底蕴中的慈与爱、宽广与容纳”亦是阿宁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充分体现在他写父亲的《父亲的时代》和写母亲的《遥远的哈拉乌素》《乌兰一支更》中，这三篇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这些作品中，他对父亲和母亲充满了无限敬仰之情，表现出了“寻父寻母”的精神向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个特殊时代，他的父亲母亲所表现出的任劳任怨、艰苦奋斗、忍辱负重、谦逊忍让、宽宏大度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代表着我们的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以致成为后辈儿孙的楷模和精神导师。在《父亲的时代》中，作者生动地描述了父辈叱咤风云的人生经历和坎坷跌宕的命运遭际。作者不仅描述了父亲的传奇人生和英雄事迹，并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对那个“把一切献给党”“党需要我上那里去就到那里去”的年代中的特殊人生价值做了深度思考与呈现，当然作者也用同情和审视的目光去观照父亲人生的不尽完美之处，却充满了人性之美、人性之善。父亲有光荣的人生历史。他的爹让村里的恶霸逼死，是娘把他带大，他后来当了村里的民兵队队长，参军后在湖南打仗，然后上朝鲜前线。回国后，父亲在分配工作时主动要求去酷寒的张家口。他向上级说张家口条件差，才更需要我们。他到了张家口后又去了最贫穷、最艰苦的张北县一个蒙汉杂居的农村南壕欠。在那里，父亲积极开展工作，组织乡亲们办识字班、建互助组，他的希望“就是让所有人都富裕，都过上好日子”。父亲的拼命工作，使得南壕欠的互助组迎来了第一个大丰收，又因为工作出色，父亲担任了海流图乡党委副书记。后来因为他不肯强办初级社而遭到批评，生性耿直的父亲也因不肯写检查而被撤了职。父亲去世后，“我”来到了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亲眼见到了父亲工作的南壕欠，心中充满无限感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献身精神啊！作者用历史性的叙事手法将父亲的一生连缀成篇，写了父亲在全国贫困县、贫困村工作的一生。父亲就是那个时代基层干部的代表。父亲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精神需要后来人继承和发扬。所以，作者所塑造的父亲形象不仅仅是一种实体化的再现，更重要的是一种宝贵精神的呈现，对于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引导作用。母亲的形象亦是如此。《遥远的哈拉乌素》中的母亲有着与父亲一样的美德。“上级派母亲下乡，是因为这里合作社出了问题，哈拉乌素一共有四个合作社，最大的叫明光农业合作社，前些日子好些农民退了社，母亲来动员他们返回社里。”因而六岁的“我”也与母亲一起下了乡。在粮食大丰收后，她坚持要把粮食卖给公家，用卖粮钱给社里买牲口、买木头、打大车，这样集体事业才能越干越兴旺。母亲召集社里人开会讲集体富裕、共同致富的道理，“哈拉乌素人接受了母亲的思想，把农业社当成了家”。后来上级派她到哈拉乌素当驻社干部，不久成立了三义美高级农业合作社。“母亲在台上发言，她是代表明光农业社来祝贺三义美高级社成立的。”母亲成为与人民群众心相连的贴心人、共同富裕的引路人，所以乡亲们“笑得真实、自然，成了母亲那些话的印证”。由此可见，父亲和母亲是那个时代人的代表，他们以无私无畏、任劳任怨的精神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信服，虽然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时也受到一些误解，但他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因而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就这样，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母亲形象真实又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面对他们光辉而又坎坷的一生，我们不禁要拷问自己：我们人生在世做得怎样？愿我们认定一个共同的人生方向：要做像父亲和母亲那样的人，在世俗的大潮中不异化、不变色，保持人的本色和人的道德，以此来报答和告慰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阿宁说：“小说是善心的产物，是同情的产物。现在我们讲以人为本，小说是最需要以人为本的，小说家不能离了爱心，不能离了体贴。人的爱心、体贴常常是由自己而推及别人的，你受过委屈才知道那对别人来说是委屈，你受过伤害才知道别人经受伤害有多么痛苦。所以小说家在观察世界时，不能忘了观察自己，自己是他通向世界的一条路径。”阿宁小说中的这种善心表现在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对人民群众的亲和、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上，这种善心不仅表现为个体与群体同舟共济的大善，也是作家天性良知、道德操守的一种必然体现，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现。阿宁就是一位用小说表达善心爱意，表现与人民群众同舟共济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