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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创作的“兔子四部曲”通过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反映了美国半个世纪社会文化历史的变迁，被称为“美国生活的解剖刀”。《兔子归来》是该系列的第二部，故事发生于 1969 年 7 月16 日至 10 月 31 日，正是反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约翰·厄普代克在小说中塑造了吉尔这一典型的嬉皮士形象，深刻反映当时美国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嬉皮士文化作为美国反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反文化运动中的各项运动相互交叉、相互关联。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将注意力放在哈利与黑人斯基特的“黑白交锋”上，但实际上，吉尔对于哈利而言，“代表着一种带有教育意义的文化力量”。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哈利陈旧的思想，积极调节哈利和斯基特之间的矛盾，避免哈利和斯基特的“黑白交锋”走向极端，引导哈利从民族中心主义的情感中走出来，进行身份认同的探索。
从主流社会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毫不掩饰其意图、执意与传统资产阶级文化对着干”的“敌对文化”（adversary culture），嬉皮士文化有“愚昧无知、无理取闹、自我挫败”之嫌。但在这些美国青年自己看来，自己恰恰已经揭开美国社会的种种伪善，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现代社会充斥着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现实。他们把当时的美国社会称为“病态社会”，向种族主义、父权制度、霸权主义等不平等现象宣战，以期“创建一个新世界，一个与旧世界并行不悖但不在同一股道上前行的世界”。可以说，嬉皮士文化中追求平等的内核，让嬉皮士文化天然有着反对种族主义的立场。
从嬉皮士文化兴起的思想意识基础上看，对 20 世纪 60 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者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和欧文·艾伦·金斯伯格（Irwin Allen Ginsberg）都有着鲜明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思想。保罗·古德曼曾强烈谴责美国社会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平等，尤其指出美国社会中到处可见的赤裸的种族歧视；面对默认或者赞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白人主流社会，艾伦·金斯伯格旗帜鲜明地抗议和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对嬉皮士群体产生了直接影响，被这群对现代美国社会深感绝望、对未来深感困惑和迷惘的年轻人视为“知音”和“引路人”。
为了实现自己心目中的价值理念，嬉皮士不仅在思想上秉持反对种族主义的态度，同时也积极投身于当时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嬉皮士们积极参与各种争取黑人合法权益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游行和示威抗议活动，如 1961 年的“自由乘车者”（Freedom Riders）运动、1963 年的华盛顿大游行以及 1965 年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大游行等。除了直接参与游行和示威运动外，嬉皮士还擅长用摇滚乐这一艺术形式表达自己反对种族主义的倾向。当今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正是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大量创作摇滚乐作品，他擅长运用借喻和隐喻的手法，在歌曲中表达了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平等公正的态度，以艺术的方式对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斗争表示支持和赞扬。而嬉皮士们创作、传播和推崇的摇滚乐曾一度因其鲜明的抗议性、巨大的影响力引起白人中产阶级的极度恐慌，他们害怕“摇滚乐的强大震撼力将穿透坚固厚实的种族隔离之墙”。
历史中嬉皮士群体的反种族主义思想和实践让约翰·厄普代克塑造的吉尔具备了典型性。约翰·厄普代克敏锐地观察到嬉皮士虽不是黑人民权运动的主力军，但在反种族主义运动中仍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们身为白人中产阶级的一员，却跳出阶级之外，为黑人的权益做斗争，同时这也是他们反抗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小说中，吉尔多次表达自己的反种族主义思想，并且极力保护被警察追捕、无处可逃的黑人毒贩斯基特，正是在吉尔的帮助下，哈利才勉强同意收留他。也正是在吉尔的协调下，屡屡发生矛盾的两人始终没有走向决裂，哈利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动摇了他对斯基特乃至种族对立的看法。可以说，吉尔在这场“黑白交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身上体现出了嬉皮士“爱与和平”的精神，而这正是嬉皮士文化与反文化运动中的包括反种族主义运动在内的各项运动相互交叉、相互关联的根源。
吉尔一出场，就为哈利沉闷单调的生活吹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哈利刚见到吉尔时，他就被吉尔身上特有的“阶级的气息”吸引了。在此之前，哈利一直处于一种迷茫彷徨的状态，对身边发生的事情觉得奇怪，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到困惑，却又无从探寻真相。而吉尔的出现，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于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反思，意识到这个世界并非如冷战文化一样“非黑即白”。吉尔的“阶级的气息”并非简单的社会地位象征，而是代表着一种从未接触过的生活态度、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哈利被这种气息所吸引，仿佛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渴望却未曾触及的东西，也是与自己所一直认同的主流文化迥然不同的东西。
正是在这种吸引力的驱动之下，哈利鬼使神差地把无家可归的吉尔带回了家。一开始哈利并不认同吉尔这样的“新文化”人的价值观。兔子与吉尔谈论时，吉尔曾说：“你那种惧怕浪费的清教观念使你产生了那个想法。”哈利是典型的清教徒，清教徒强调个人的信仰体验，以及通过严格的道德规范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纯洁。显然，哈利在将吉尔带回家的那一刻，一些观念的冲突和改变就在悄然发生了，这在给哈利带来截然不同的家庭氛围体验的同时，也使得他对非主流文化有了一些改观，也因吉尔的存在和对吉尔的感情从完全抗拒变得愿意去了解。
纳尔逊作为哈利的儿子，是美国新一代的年轻人，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角色，吉尔则在这个家庭对纳尔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让还未完全被主流文化浸染的孩子率先意识到种族偏见的错误。纳尔逊与父亲一直存在着一些矛盾，比如他想要自行车和吉他，但哈利一直未应允，而吉尔则带着他去街上“骗”来了一个吉他，这使得哈利暴怒，与吉尔进一步产生了冲突。尽管如此，哈利还是没有把吉尔赶出去，算是默许了她对纳尔逊的影响，也进一步地动摇了哈利对这个国家法律的信服。
吉尔还带来了一个关键人物——黑人斯基特，推动着哈利的白人中产阶级价值观进一步遭到冲击。斯基特一出场便与哈利“不打不相识”，此时的吉尔并未冷眼旁观，而是拼命喊叫，用尽全身力气阻止他们继续打斗。这次冲突不单是两人之间的冲突，也是“黑与白”之间的正面冲突，更是哈利作为白人下意识对黑人的挑衅做出的反应。哈利在整个过程中看似被动，实则也在怀疑自我，主动地进行了接纳，才出现了这个怪诞的“家庭”。
作为一位白人嬉皮士女性，吉尔不仅为哈利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体验，也使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这一人物更是作者对于反文化运动时期白人嬉皮士文化的深刻反思和生动呈现。虽然约翰·厄普代克本不是反文化运动的一分子，但是这毫无疑问地表现了他对吉尔所代表的文化力量的某种程度的认同。
同属于美国反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嬉皮士运动与黑人种族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促进，而嬉皮士运动主要起到了连接不同文化、不同身份认同桥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本文的吉尔作为一位典型白人嬉皮士女性，在不同身份视角下的不同印象也生动展现了该群体在推动黑人种族运动时其能力和行为面临的困境及受到的多方面限制。从更深层次来讲，它对黑人种族运动并未起到实质性推进作用。
嬉皮士文化主要由白人青年组成，而黑人种族运动主要针对白人种族歧视展开，在某种意义上，这两者是天然对立的，有着强烈的文化冲突。美国的身份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虽然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为联邦法律所禁止，白人和黑人以及其他种族之间还是存在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在兔子第一次见到吉尔之前，从金博友谊娱乐厅“全是黑人”的嘴里，就能看出吉尔在众人心中的不满。
兔子问：“吉尔是白人？”男孩愤怒地对另两个说：“别再哼哼唧唧了，她会来的，上帝呀，她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呢，对不？我们就是洗净她那恶习的血液，对不？清白。真让我难受……”看来在愤怒的背后不仅颇有来头而且颇为神秘。
由此可见，黑人群体并不接纳白人，此处“清白”不只是指吉尔是白人，而且表明白人在法律中受保护，就算存在“恶习的血液”在法律上仍然是清白的。因为在黑人群体眼中，美国社会并不像哈利想象的那样民主、自由和公平，早期南方蓄奴制的残余依然腐蚀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黑人仍遭受的极大的不公平待遇。而最后吉尔死于火灾，黑人斯基特却自顾自逃出保命，令人感到讽刺，同时也说明利益立场的完全对立，使吉尔始终不能被黑人视为同阵营群体，她的存在也不能使黑人完全接纳。
在黑人种族运动中，黑人倡导者和活动家们正在为平等权利和社会正义而战。他们面临的困境和限制涉及种族歧视、经济不平等、警察暴力等问题。对于嬉皮士文化的一些成员来说，他们可能没有真正理解或经历过这些问题，并且他们的行动可能被视为一种表面上的示威或虚伪。
嬉皮士文化的理想主义也是导致其在反对种族主义的抗争中遭遇挫败的原因。虽然嬉皮士们表达了对和平、爱与尊重的追求，但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不现实和不成熟的，其核心观点和实践方式并未直接解决黑人种族运动所面临的结构性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问题。嬉皮士主张的自由放任和个人探索，并没有具体认识到黑人社区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对黑人群体的印象仅是浮于表面，滞留在过去。例如，在兔子和布坎南在娱乐厅谈论美国越战的话题时，吉尔对布坎南的评价：
“因为有像你这样的汤姆们。”吉尔说。
布坎南眨了眨眼。他伤了自尊心，声音就更低沉了。“我不是汤姆，姑娘。那种腔调无济于事。那种腔调只能说明你还太嫩。我这个人只求从A点移动到B点。从摇篮到坟墓我都不会去伤害别人的。像这个哈利一样，你可以问问他。也像你爸爸那样，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
在这里，吉尔将布坎南“人民得不到权利”的原因归结于“汤姆”的存在，而汤姆这一形象来自《汤姆叔叔的小屋》，指代的是逆来顺受的黑人，认为黑人群体缺乏反抗、被动接受是根本原因。这一刻板印象，一方面否定了黑人运动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嬉皮士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黑人困境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他们认为只要勇于反抗命运、追求自由就能解决社会问题。
嬉皮士运动的追随者通常倡导非暴力和自由主义，但这些理念未必能在现实世界中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面临严重不公正的人群而言。他们洞察现代美国社会的病态与黑暗，想要创造一个理想的新世界，但这种所谓的“乌托邦”终究只存在于幻想之中。
嬉皮士群体自身也是迷茫的，“似乎在拒受教导方面独创一条自己的云游世界之路以后，对于还要寻找些什么已经失去明确的主见”。他们并非确定要如何建立所谓的新世界，“脸上仍然有一种朦胧模糊无从捉摸的神态，某种早熟又尚未定型的神态”。当他们了解堕落的世界但无法改变之时，选择沉溺在毒品所营造的幻想之中。因此，尽管嬉皮士文化在表达对社会变革的渴望方面与黑人种族运动有一定的重叠，但由于其缺乏实际可行的具体实践，很难为黑人社区争取真正的权利和公正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兔子归来》展现了吉尔作为嬉皮士文化的典型代表，在白人哈利与黑人斯基特交锋之间的重要调节作用。从嬉皮士文化本身的核心观点来看，主张建立和平与爱的理想新世界的嬉皮士确实提供了数世纪以来黑人与白人之间接触、相互往来的途径，然而该群体在推动黑人种族运动时其能力和行为同样面临多方面困境及限制。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巧妙地通过多身份背景人物反应的描写，生动展现了嬉皮士群体的反种族主义思想及其正面影响，乃至实践所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固然，嬉皮士具有“反正统文化”的胆量和勇气，也为跨种族交流、打破种族对立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其“个性化”的方式及模糊的理想化对于种族歧视的解决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我们不应该否定其积极意义，也不能放大，我们更应该意识到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要性，以更加理性的解决方式，让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作者简介] 陈嘉慧，女，汉族，浙江开化人，南京理工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裴书艺，女，汉族，江苏徐州人，南京理工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鞠彤，女，汉族，山东潍坊人，南京理工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