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毁灭与顺从：韩江系列小说《素食主义者》的女性形象分析

◎毕娇娇 朴银姬

2016 年，韩国新生代小说家韩江凭借其系列小说《素食主义者》斩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成为亚洲首位获得该奖的作家。这在韩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获奖后的《素食主义者》引起了一阵阅读热潮，不仅销量翻倍，借阅量亦直线飙升。《素食主义者》之所以受到追捧，除了作者抒情与破碎感相融的独特写作风格，作品中柔情与恐怖微妙共存的整体氛围外，所勾勒出的女性形象更是因直指韩国存在的各种积习和父权制社会下诸多女性悲苦的生活而备受文学界关注。分析《素食主义者》中的女性形象，不仅可以廓清韩国女性群体的处境，更是能够了解女性作家群体的主体诉求。因此，本文将围绕女性主义观点剖析《素食主义者》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探索文中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所承受的暴力和苦难，并挖掘其背后的成因及意义。

一、女性主义和韩江的《素食主义者》

“女性主义”一词源于 19 世纪的法国，最初受西方进步主义思想的影响，推翻性别歧视、维护女性权利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欧洲逐渐兴起，此种思潮演变为当今的女性主义理论。在东西方的历史中，性别不对称的二元划分让女性普遍处于以男性为中心的边缘地位，被视为具有被动、附属等自然特质的“他者”。但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差异，更是一种社会建构。性别角色和期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社会习俗和文化等人为因素构建而成。随着女权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追求性别平等的队伍之中。在韩国，“三一运动”以后，女性的主体意识迎来了觉醒。20 世纪 20 年代，韩国女性文学开始萌芽，女性作家相继涌现并以主体身份向社会“发声”。随着双职工家庭的出现和各类女权运动在韩国的扩散，让原本坚不可摧的父权体系出现了裂痕，给予女性群体以精神食粮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韩江等女性作家一系列作品的热销便是强有力的证明。

“次世代韩国文学旗手”韩江，是当代韩国文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在韩国占有极为重要的文学地位。1994 年，其凭短篇小说《红锚》正式步入小说界，之后的各种作品更是将韩国小说文学奖、李箱文学奖、东里文学奖、万海文学奖、黄顺元文学奖等奖项收入囊中。其中长篇小说《素食主义者》可谓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为其收获了国内外的万千赞誉。这部出版于 2007 年的“旧作”能够击败多位强劲对手获得 2016 年年度国际大奖，可见其内容的影响力和社会价值。《素食主义者》一书是由《素食者》《胎斑》和《树火》三部短篇小说构成的系列小说，分别从丈夫、姐夫、姐姐三个不同视角描绘了女主人公英慧抵抗食肉，变成极端素食者的痛苦过程，其间穿插着梦境描述、童年追忆、家庭伦理、人性考验等多种复杂情节。整体而言，小说中弥漫着怪异的压抑感，然而越是灰暗的色调越是表达出主人公和作者对爱、尊重和自由的憧憬和向往，对英慧、姐姐、母亲等形象的塑造和勾勒中体现出韩江对性别问题和人性本质的思考。

二、《素食主义者》中的女性形象缕析

《素食主义者》的主要人物有英慧、母亲、姐姐仁慧、英慧丈夫、父亲和姐夫，韩江正是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家庭关系网中塑造出了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其一是主人公英慧，她以一种由平凡转为极端且叛逆的形象出现，是正常人眼中的“异常者”。其二是完全顺从于社会传统的母亲，以及最终明白英慧疯癫的缘由自己却始终不敢迈出“圈地”的姐姐，她们都是社会中所谓的“正常人”。而男性角色则是小说中，亦是现实中女性所承受暴力和压迫的主要来源，故事在两性的相互对立关系中慢慢展开。

（一）背弃集体性的“异常者”：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的英慧

英慧本是非常普通的家庭主妇，她是丈夫口中的“平凡女人”，是姐姐和姐夫眼中“少言寡语”的人。但一场血腥的梦境彻底改变了这位平凡的女性，她从肉食者变为极端素食主义者，从不戴文胸过渡为赤裸上身，甚至幻想变为一棵不再需要食物的树木。这些怪异的行为让她游离于社会群体之外，变成了反社会规则的“女疯子”“精神障碍者”。实际上，英慧想要通过“变形”的方式来摆脱自己所承受的压迫和暴力，而这些行为主要来源于丈夫、父亲和人群。

首先，英慧承受着丈夫的冷漠和自私所带来的暴力。丈夫之所以与英慧结婚，是因为她的平凡足以让其掩盖和忽视自身的缺陷和自卑。结婚后的英慧负责照顾丈夫的日常起居，但当她因梦魇而拒绝食肉时，丈夫并没有关心英慧的身体和转变的原因，在意的只有这种变化是否会对自己造成影响。他不理解英慧的行为但又满足于英慧的付出，将这个“怪异的女人”当作洗衣做饭的钟点工。丈夫的步步为营，让两个人始终保持着冷淡的距离，妻子的疯狂更是让其心生厌恶并弃之不顾，最终让毫无感情的婚姻走到了终点。其次，父亲的大男子主义为英慧的童年蒙上的阴影。父亲曾劝导英慧吃肉，但她的一再拒绝让暴躁的父亲对其大打出手，最后她不惜用割腕的方式来结束争吵。在场的本是英慧最为亲近的家人，但没有一个人关注到她受伤的灵魂，反而更理解用暴力解决问题的父亲。参加过战争的父亲是极其大男子主义的人，在姐姐的记忆中，他经常对不会看脸色的英慧施加暴力，九岁在山里迷路的妹妹曾说出“索性不要回去”的话。但姐姐并不理解英慧对父亲家庭暴力的畏惧，不理解目睹父亲用摩托车活活累死小狗的恐惧，童年时的心理创伤也许是英慧想要逃脱一切的根源所在。再次，是社会人群的“凝视”所带来的暴力。英慧因不符合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刻板印象，而一直处于被凝视的状态之下：与丈夫参加公司聚餐时，她不戴文胸、不吃肉的举动违背了集体性而受到他人的鄙夷；赤裸上身坐在医院院子时，因与其他人不同而引起围观和非议。“正常人”正是通过排除异己的方式来巩固社会规范和父权制结构，英慧的反常注定其无法融入人类社群。

在“变形”过程中，英慧抛弃了两样习以为常的东西——文胸和肉，而这两种看似具象的符号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意义。其中“文胸”象征着社会规训和韩国守旧的传统思想，而“肉”则代表男权社会里强加给女性生活和精神上的压迫以及现实的逼仄。英惠不喜欢穿文胸的习惯暗指了她具有反抗被裹挟的自由精神，肉食者与素食者的斗争则是“男权暴力”与“女性反抗”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梦中英慧“血腥的生食欲”代表了她以前是社会群体中欺凌弱者的一员，而梦到自己被杀害则是因为她现在成为被宰割的对象。她之所以痛苦和煎熬，一方面是对过往木讷、无知的自我感到痛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如今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自己无法被传统社会所接纳。英慧想要跳出充满条条框框和暴力的世界，想要逃离男性的眼光和社会规制的束缚，而最终被“肉食”规则所吞没、毁灭。这看似是一场悲剧，但对英慧来说，肉体上的毁灭何尝不是精神上的解脱和救赎。

（二）迎合公共性的“正常人”：间接助力男权压制的母亲和姐姐

英慧的母亲无疑是疼爱自己女儿的，但这种爱对英慧来说是压迫、负担和牢笼。小说中对母亲的描述并不多，但足以看出她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在得知女儿不吃肉时，母亲因此感到羞愧并连忙向女婿表示歉意。在母亲眼中，女性应以男性为中心，照顾好丈夫和家庭是女性的本分和职责所在。母亲认为“男尊女卑”是一种既定事实，因此她很难理解英慧不吃肉的真正原因和内心世界。在家庭聚会上，看见虚弱的英慧，母亲一直劝导女儿吃肉，即使在英慧住院期间，她也费尽心思地在黑山羊羹里添加各种药材以减少肉的味道，欺骗女儿喝下这补身体的“药材”。在英慧将这份昂贵的补品偷偷丢弃时，母亲怒骂道：“你现在不吃肉，这世界上的人们就会吃掉你！”在母亲看来，肉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吃肉不但可以让英慧恢复健康，更能避免被世人丢弃而变回正常人。但是，深受传统观念约束的母亲，关心的只是英慧外在的身体创伤，却永远不能领会女儿精神上的伤痕。

此外，姐姐仁慧也同样是传统的保守派女性，她扮演着完美妻子、完美女儿、完美妈妈的角色。“她能为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负责，作为女儿、姐姐、老婆和妈妈、生意人，甚至是地铁里的行人，她都努力做到最好。”姐姐与英慧的性格截然不同：身为家中长女，她性格温顺、友善，极具忍耐力，因为迎合父亲，所以比起妹妹很少挨打；身为妻子，她贤良淑德、爱子持家，照顾家庭的同时还自己经营店铺；身为姐姐，她以身作则，在父母兄弟都抛弃英慧时，只有她承担起了妹妹的医疗费用。但也正是在不断满足别人眼光的过程中，按照社会模板不断打磨自己的程序里，忘记、迷失了自我。看见“变形”后的英慧，仁慧仿佛也看到了遗忘已久的自己，开始寻求妹妹转变的迹象和诱因，但是却永远无法原谅妹妹。她把英慧看作家庭破裂的根源，即便对英慧抱有某种愧疚感和责任感，她依旧选择将英慧困在精神病院。这是仁慧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但针对的却是同属弱者的女性。表面看来是英慧毁了姐姐原本安逸的生活，但殊不知，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女性群体注定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仁慧所演绎的并不是个别人的情况，而是再现了韩国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活，她们大多数无法意识到男权暴力的存在，即使有所感受也没有勇气进行反抗，只能选择隐忍。

小说中的母亲和姐姐是两位正常的“肉食主义者”，她们虽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暴力和压迫，但因为要与别人保持一致而丧失了主体意识和反抗精神；她们不以“自己”的身份活着，而是作为某人的女儿、某人的妻子等男性附属姿态存在；她们习惯遵从于父权社会，甚至将这种不平等和约束看作是理所应当或是男性对女性的关心和爱护。因为站在社会中选择顺从的“大多数”队伍里，所以她们是“正常人”，但默许和自我轻视无形中成为男权压制的帮凶，成为刺伤“异常者”的武器。客体化的凝视更是延续了欲望和缺乏的循环，强化了传统的性别等级和规范。与之相对的，英慧最终选择成为一棵树，是因为植物不需要吃肉且没有杀戮的行动力，是因为“世上的树木都像是兄弟姐妹”，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找到同类而不被视为异己。

三、结语

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必然要素，只有透过人物性格、命运、情绪等因素才能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和历史的发展趋势。《素食主义者》中韩江对英慧和姐姐等悲惨女性人物的勾勒，正是对韩国现代化外表下“男性中心主义”的映射和讽刺，亦是对文学创作中女性作家主体地位的诉求。小说中“正常人”与“异常者”的不同选择迎来了人生不同的结局，一种是继续顺从暴力，另一种是毁灭自身换来自由与解脱。女性本同属于一个群体，但在韩江的笔下却走向了对立的境地，而正是同性间的隔阂，才映射出韩国社会女性作为边缘群体的集体潜意识。韩国自古以来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尽管在现代观念的带动下，女权意识和女性主义表现出发展之势，但仍或多或少地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这在文学界中亦是如此。韩江发现了问题所在，便借助转化为植物的女主人公来揭示男权制社会中难以摆脱的暴力，通过所谓“正常人”难以理解的“异常者”对人性真善的追求发出“人是什么”的叩问。这不仅会引发读者对人性本质的思考，也在对英慧这一极端人物的刻画中激发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和抗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