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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塔》是美国华裔作家匡灵秀的作品，一举摘得第 58 届美国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作者匡灵秀 1996 年出生于广州，四岁随父母移民美国，本科就读于乔治敦大学，后于剑桥和牛津获得硕士学位，在耶鲁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方向的博士。《巴别塔》讲述了 19 世纪 20 年代，在广州出生的小男孩罗宾·斯威夫特（后简称“罗宾”），因为一场瘟疫失去了家人，险些丧命的他意外被一位来自英国的洛弗尔教授出手相救，随后罗宾跟随教授前往伦敦学习，并进入牛津大学的巴别塔深造。
巴别塔是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中心，表面上它是研究语言、维护世界和平的天堂，实则为英国的殖民事业提供军事和法律翻译服务，并利用从各殖民地掠夺的白银刻成具有魔法的银条，为英国贵族和富人们服务，出售银条、军事翻译和奴隶贸易是巴别塔的三大收入来源。为获得更多的白银制作银条，巴别塔网罗中国、印度、非洲国家的翻译人才，自小培养他们的语言技能，让这些孩子背井离乡前往牛津大学学习，学成后背叛自己的祖国为英国服务。罗宾在巴别塔最初的日子既学到了傍身的本领，又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因种族身份遭受的歧视与巴别塔提供的优渥环境让罗宾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和两难的境地，意外遇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格里芬将他带入一个神秘的组织——赫尔墨斯社，赫耳墨斯社盗取巴别塔的银条，分给世界各地有需要的地区和人民，支持各地的反殖民主义活动。罗宾渐渐发现帝国酝酿已久的阴谋，当矛盾爆发，平静生活已然无法继续，他只能在忠于自己的母语、故土和在异国他乡继续苟活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从而构建起自己的身份认同。
《巴别塔》的故事设定非常独特，其中关于语言和翻译的情节也扣人心弦，作者在语言学上的才华横溢在书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巴别塔的典故出自《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故事讲述了在大洪水之后，人类后裔使用着同一种语言，他们计划建造一座高塔，即巴别塔，意图让塔触及上天，与上帝平起平坐。但是上帝赋予人类不同的语言，导致人们无法继续协作，计划因此失败，而后人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在希伯来语中，“巴别”是“变乱、混淆”的意思。巴比塔这个意象常常被用来象征语言、翻译和交流。作者在书中探讨了“语言、权力与身份”的话题，文化和语言虽然具有多样性，但终究是不平等的，《巴别塔》的故事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道理，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借助霍米·巴巴的“模拟”“混杂性”等理论，解读主角罗宾的成长轨迹和其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
资本主义现代性改变了西方社会结构，不同民族的交融更加强烈，单一的身份认同也演化为混合身份认同，即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并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为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霍米·巴巴试图解构帝国主义殖民的意识形态和二元对立的欧洲中心论思想，提出了混杂理论，混杂理论指的是不同文化之间是相互碰撞和交融的，这种混杂状态有助于消解两极性，从而取得破除二元对立的罅隙和可能，消解殖民文化的权威。
《巴别塔》的故事背景设定在鸦片战争发生前夕，主角罗宾出生在广州，但他的出生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巴别塔为针对中国的殖民和掠夺计划而创造的“实验品”，巴别塔的洛弗尔教授花了一笔钱让一个中国女子生下混血儿罗宾，并为他请了一位英国的家庭教师，每年从英国寄来英语书，以此培养罗宾的双语能力，而罗宾并不是第一个“实验品”，在他之前，洛弗尔依靠同样手段生下的格里芬因过早离开中国，因语言能力没有达到洛弗尔预定的标准被抛弃。
罗宾在种族身份上就具有混杂性，他是一个中英混血儿，他的母系是落魄的世家大族，在罗宾小时候，整个家族的财富已被败光，原因在于舅舅吸食鸦片，这个背景设定源自 18 世纪英国为扭转贸易逆差，借助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生产鸦片的公司，这些鸦片在加尔各答被拍卖、装船并运输到中国广东换取白银，由此，大量白银和资源流入英国，而鸦片给无数中国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罗宾母亲迫于生计，才被迫答应洛弗尔生下孩子的要求，这段经历也为后期罗宾作为翻译参与鸦片战争这个历史事件并经历心态转折埋下了伏笔。
罗宾的生父洛弗尔是巴别塔的教授，他是一个典型的白人精英人士，傲慢、自大、冷酷、拥有丰富的学识但也对除英语以外的语言和文化持蔑视态度，同时他是英国殖民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坚定维护者，他娶妻只为了获得巨额的财产，对妻儿不管不问。放弃格里芬之后，他转而培养新的实验品罗宾，家人于他只是获取财富的工具，孩子于他也是可替代的损耗品。面对罗宾的身份认同危机，他时刻保持强硬和威逼利诱的态度，甚至动辄打骂。洛弗尔作为罗宾的生父，没有为罗宾提供一丝父爱，罗宾也没有期盼能得到父爱，他想得到的是洛弗尔的认可，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抓住机会留在英国，脱离饥饿、困顿的生活。
混血儿的身份让罗宾在牛津受到的歧视比朋友少些，因为他的黄种人特征不明显，多年后回到广州，他甚至被家乡的同胞们称为“洋人”，这更加深了他内心的矛盾感，他既是又不是英国人，他无法真正融入英国社会，在英国人口中，中国人是愚蠢落后的，而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分子。罗宾种族身份的混杂使他在日后面对巴别塔的真相和故土的支离破碎时经历了激烈的心理斗争和抉择，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建构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文化身份上的混杂也使罗宾饱受折磨，他自幼接受双语教育，被洛弗尔带到英国后，他努力学习语言，模仿英国人的言行举止，到了巴别塔之后，他在语言方面更是取得了优秀的成绩，除仅有的可依稀辨认的中国人特征外，罗宾已然是一个白人精英知识分子形象，他在社会身份上形成了对民族本质主义的颠覆，弗朗茨·法农曾说：“讲一种语言首先意味着对一种文化的接纳，以及对一种文明势力的支持。”罗宾前往英国生活学习，意味着他远离了自己故土的文化环境，遭受英国殖民者语言上的同化，这种同化会束缚和禁锢被殖民者的思想，罗宾一方面顺从洛弗尔教授和巴别塔老师们的要求，但这种逆来顺受不能换得他们对自己真正的尊重；另一方面罗宾对他们充满了反叛、厌恶之感，这体现了他矛盾的混合态度，在他认清巴别塔和英国殖民者的真面目之后，他的内心更加挣扎，他痛恨英国殖民者的同时，殖民者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已经牢牢地印刻在他的头脑中，此时的罗宾在种族身份和文化身份中都不能找到完全纯粹的属于自己的容身之地，但也是这种身份的混杂，让他更能深入地了解两种文化的深层次内涵，消解二元对立。
“模拟”一词在霍米·巴巴的理论中被用来描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殖民话语一方面鼓励引导被殖民主体改进并逐渐接近殖民者之文明优雅；而另一方面则用本体论的差异和劣等性概念对这种改进与接近进行抵制”。这就意味着被殖民主体就算模仿得再像，也不可能融入殖民者的生活圈层，但这份“模拟”通常是一份对殖民者“面目模糊的拷贝”，对于殖民者来说是具有威胁性的，能够动摇殖民主义的权威。在《巴别塔》中，罗宾和他朋友的成长历程经历了“模拟”和受挫的过程。
罗宾、拉米、维克图瓦和莱蒂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拉米出生于《永久土地协议》签订之后失去土地和财产的穆斯林家庭，他的父亲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却只能在白人威尔逊爵士的家庭做仆人，他很小就展露出语言上的天赋，常常以此来讨主人的欢心，后来威尔逊爵士将拉米带到牛津读书；维克图瓦的童年经历非常艰难，她出生于海地，她的母亲是海地流亡王后的女仆，后被送往巴黎成为一位退休学者的家庭女仆，因为生病得不到主人的救治而去世，维克图瓦被迫承担起杂活，因为她黑人和孤儿的身份，经常受到打骂和歧视，后来她通过主人的书信联系上了牛津大学，凭借自己在语言上的天赋获得了巴别塔的入学资格；莱蒂和其他三人不同，她是朋友中唯一的白人，她的父亲是英国海军上将，但她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父亲只重视对哥哥的教育，莱蒂虽然过着优渥的生活，却不被允许进入大学学习，直到哥哥因意外去世，莱蒂才获得去巴别塔学习的机会。独特的经历，让他们能够彼此理解，作为新生来到巴别塔后，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以及课业、生活的压力和彼此之间的缘分让这四个孩子成为亲密的朋友，如果没有巴别塔，他们将无处可去，而离开巴别塔，一切随时会化为泡影。
起初，他们对巴别塔的生活感到快乐又充实，他们拥有可观的补贴，不用为学费发愁，可以自由徜徉在知识和语言的海洋中，课程虽然紧张，但也让他们的眼界愈加开阔，如果学习顺利的话，他们将会留在巴别塔，拥有体面的工作和薪资，这让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巴别塔的光环让他们骄傲，丰富的学识、广博的见解、云淡风轻的举手投足让他们能够吸引别人的目光，他们以为凭借这些就可以融入英国社会，真正得到白人的尊重，然而，美好下潜藏的残酷，却让他们被现实打击。
罗宾和他的朋友们在牛津大学所处的地位是尴尬的，不管在文化还是个人处境上，他们都不被白人真正接纳。霍米·巴巴对弗朗茨·法农的观点进行扬弃，指出殖民定型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被殖民主体在模拟殖民者的过程中，已有部分主导性意识形态被同化，但同时又被拒斥，因为过度的相似让其产生威胁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生疏感。
借助巴别塔的声誉，罗宾和他的朋友们被别人高看一眼，但是抛去巴别塔的光环，他们在种族和尊严上不被别人尊重，时刻处在劣等人的地位被打压，他们时常因为自己的肤色被嘲笑，走进博物馆会被怀疑偷了东西，进入小酒馆会被老板故意忽视，维克图瓦和莱蒂还会因为女性身份不被允许住在牛津大学校区内，不被允许进入公共场合，只有在有男生为她们担保的情况下才能将书带出图书馆，尽管他们的牛津腔调已经十分纯正，也对校园里的社会规则和心照不宣的惯例了然于胸，但是他们仍然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对白人的“模拟”并不能使他们拥有和对方平等的地位，因此这种“模拟”陷入了失败的境地。
在学术世界中也是如此，尽管巴别塔提倡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但英语作为强势文化仍然最受重视，有色人种学生仍然面临歧视，巴别塔图书馆里语法汇编中排在前面的编者永远是英国白人，即使那些书是由有色人种学者主编，所有书目的编码也是按照罗马数字排列。所有银条都要供英国人使用，因此他们不肯出资研究那些不能翻译成英语的配对镌字，这就揭露了巴别塔并没有那么崇高，维克图瓦曾向学术顾问委员会提交了自己希望学习西非语言的请求，皆因巴别塔不具备这些语言的理由被否决了，巴别塔的学术只为帝国的殖民事业服务，其他“不重要”的语言都被巴别塔刻意舍弃，这样的处境就如同被巴别塔边缘化的学生的命运一样。
面对这种处境，维克图瓦和拉米及早认清了事实，在他们幼年时，就已经体会到自己身份遭受的歧视，认清自己被当作白人为附庸风雅和消遣的工具，因此他们学会在白人面前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拉米离开自己的家乡之前，父亲曾告诫他，要学会欺骗白人，向世界展示他们想要的一面，把自己扭曲成他们想看的模样，因为掌握故事的控制权就是反过来控制他们的办法，因此维克图瓦和拉米早于罗宾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的建构，认识到巴别塔的残酷真相后，他们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赫尔墨斯社。
罗宾的经历的心理斗争过程则尤为曲折，在了解巴别塔肮脏的真相之后，他痛恨巴别塔，痛恨那些给自己家乡带来灾难的英国人，但是他又享受巴别塔提供给他们的自由的学术氛围、优渥的生活环境以及未来耀眼多金的工作，于是他逃避痛苦的方式就是生活在真相的夹缝之中，不正视真相，面对现实意味着承受痛苦，所以罗宾在第一次被发现协助偷盗银条时，面对洛弗尔教授的逼问，他选择出卖赫尔墨斯社，这也为后来矛盾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虽然“模拟”遭受了困境，但是殖民话语本身具有悖论性，殖民者利用文化霸权话语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打压异质文化的同时，异质文化也在利用模拟、含混、杂糅等方式渗透殖民话语，因此，模拟既是一种相似，也是一种威胁。
在罗宾等人的“模拟”陷入困境时，时间进入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对中国的殖民阴谋随着罗宾一行人的广州之行逐渐浮出水面，拉米、维克图瓦与罗宾三人关于赫尔墨斯社产生的矛盾也将得到解决，而莱蒂与他们三人的隔阂逐渐扩大，当矛盾爆发，罗宾终于放弃逃避，选择直面真相和痛苦，由此，他实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
广州之行是罗宾实现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节点，洛弗尔参与的这场英国商会与中国政府的谈判，是一次彻底的阴谋，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归还没收的两万箱鸦片，并且允许英国在广州口岸合法销售鸦片，目的是故意引发争端，以此为借口发起战争，广州之行是议会资助洛弗尔在他们提交战争提案前的最后一次考察，议会需要靠洛弗尔帮他们赢得一场短暂、残酷且高效的战争。而罗宾作为这场谈判的翻译，近距离看到英国的阴谋与中国政府代表林则徐的据理力争，当谈判失败，面对林则徐“倘若我们忍气吞声、卑躬屈膝，如此就能缓和事态吗”的询问，罗宾只能回答“不能”，随后他看到林则徐以虎门销烟来表明中国的态度，由此他从逃避的角落转过身来，直面真相与残酷。由于战争的迫近，罗宾一行人需紧急返回英国，在船上，罗宾与洛弗尔的矛盾终于爆发，面对罗宾关于中国问题的质问，洛弗尔仍然痛斥罗宾忘恩负义，诋毁罗宾来自愚昧无知的民族，让罗宾认清自己的处境。“模拟”让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形成一种既排斥又相互吸引的依存关系，但是“模拟”也让被殖民者拥有抵抗的主动权，可以破坏殖民者和殖民文化的权威根基。罗宾从逃避状态抽离出来，他厌恶一直以来遭受的歧视与不公，当母亲的死被洛弗尔当作无关紧要的事时，罗宾的愤怒积压到极点随后喷薄而出，他掏出那根银条，杀死了父亲。通过弑父，罗宾完成了第一次身份认同的建构，他选择了自己的故土。而后莱蒂的倒戈和揭发导致赫耳墨斯社几近覆灭，罗宾在几天之内面对了国家的忧患、弑父的危机、组织的覆灭和朋友哥哥的逝去，他决定攻占巴别塔，通过拆除共振柱的方式破坏银条的魔力，使伦敦城市的运转逐渐崩溃，以此逼迫议会停止对中国的战争计划。
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一书中阐述了话语与权力的密切关系，话语不仅是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工具，更是掌握和控制世界的武器，巴别塔就是英国的文化武器，是一艘殖民主义文化战舰。巴别塔刻银术的原理在于翻译是不完美的，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定会丢失部分的含义，而银条可以捕捉丢失的语义，并将其转化为真实的存在。正因为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翻译，在罗宾刚进入巴别塔时，普莱费尔教授就告诉他们“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 traditore）的概念，所以有一类配对镌字是永远不能尝试的，那就是“翻译”本身，因为它制造了一种悖论，它试图创造出更加纯净、与每个词的隐含喻义都匹配的翻译，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完美的翻译不存在。
伦敦使用的银条大多依靠拉丁语、法语和德语翻译，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之间沟通交流的加深，文化也更加融合，语言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这就造成很大一批银条魔法的失效，因此巴别塔最新、最强大的银条需要汉语、梵语和阿拉伯语才能发挥作用，这就促使英国更急于扩大自己的殖民事业，但是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推广，会使得被殖民主体“模拟”殖民者的文化和言行举止，这就导致文化间的差异性进一步缩小，因此，巴别塔的银条魔法就陷入了一个悖论，为了拥有更多的魔法银条就需要去殖民更多的地区，但是进一步的殖民扩张更会导致文化差异性的缩小，于是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巴别塔和殖民事业的结局必定是覆灭。
故事的最后，罗宾在银条上刻上“Translate。翻译。”他选择用生命的终结和巴别塔的崩溃来拯救自己的国家和其他饱受殖民痛苦的国家地区，而维克图瓦选择活下去，继续为赫耳墨斯社的事业而奔走。罗宾的牺牲带有一定的复仇意味，与维克图瓦相比，他的选择看起来有些冲动和偏激，但正是他的反抗，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动摇了殖民统治的根基，证明了被殖民者可以通过“模拟”中的罅隙主动进行抵抗，为无数被殖民的地区和人们带来光明。
[作者简介] 杨博，女，汉族，山东德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