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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赫莱斯·卡索（Angeles Caso）是当代著名作家，她多次获得西班牙的文学奖项。她的作品重点关注女性，特别是那些在历史上被边缘化的女性。然而，相较于与她同时代的西班牙战后第三代女性作家，安赫莱斯·卡索受到的关注度并不高。在其众多作品中，被研究最多的只有小说《逆风》（荣获“行星小说奖”），但当前学术界对该作品的研究多聚焦于对移民问题以及性别暴力的探讨，鲜有关于书中非洲形象内容的研究。
安赫莱斯·卡索是一位墨西哥裔美国作家，她的作品常常探讨拉美文化和身份、性别以及社会问题。安赫莱斯·卡索出生于 1953 年，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芝加哥度过，那里有大量的墨西哥和其他族裔的居民，她的成长经历受到了拉丁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安赫莱斯·卡索的艺术创作受到了她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她的作品经常涉及女性经验、种族和性别问题以及移民经历。她的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是 1993 年的小说《我的身体就像一把刀》（ The Mixquiahuala Incident），这部小说探讨了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女性的身份问题和情感经历。
安赫莱斯·卡索的作品被认为是拉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写作风格独特，融合运用了西班牙语和英语，具有墨西哥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元素。她的作品不仅在美国受到认可，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力。她的作品常常反映出她对边缘化群体的关心，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批评。她的作品经常挑战社会规范和传统观念，尤其是关于女性的角色和地位的探讨。在她的作品中，女性常常是坚强、独立的个体，她们在逆境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安赫莱斯·卡索的作品中也常常探讨种族和阶级的问题。作为一个墨西哥裔美国作家，她对拉丁社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关注。她的作品揭示了拉丁社区面临的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以及这些问题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除了写作，安赫莱斯·卡索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那些关注女性权益和拉丁社区权益的组织。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和行动，能够促进社会的变革和和平。
在《逆风》这部作品中，安赫莱斯·卡索通过对女性角色的深入刻画，展现了女性在逆境中的坚韧和勇气。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女性经验的探索，也反映出对人性、爱与和平的思考。通过这部作品，安赫莱斯·卡索希望能够激发读者对女性地位和权益的思考，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平等。总的来说，安赫莱斯·卡索的文学作品是她对个人经历、文化身份和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的体现。她的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通过她的作品，安赫莱斯·卡索希望能够激发读者的思考和行动，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社会。
2015 年，国际劳工组织针对女性移民者的工作情况发布了一组数据，数据显示，从事家政工作的女性移民者比例达到了73.4%。这种因劳动力市场中性别角色的分工而加剧的职业歧视，不可避免地扩展至整个社会，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女性移民。
《逆风》中主人公桑的母亲卡利娜在移民意大利后，迫于生计，只得在一户家庭中当保姆。遗憾的是，当她怀孕后，由于身体不便，她被解雇，这不出人们的预料。可以说，被雇佣的临时工在此类非正式的就业范畴内毫无地位可言，她们和雇主之间仅有口头协定，未被纳入受法律保护对象中，即使遭遇不公平对待，也很难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再加上她们中的很多人并非合法居民，只能获得较少的社会福利保障。另外，受财政因素的影响，南欧国家政府为公民提供的福利也非常有限，所以民众在育儿、家务方面承受的负担较重，这也就向我们解释了为何卡利娜及其丈夫在上班时需要将孩子送去收费的幼儿园，这样做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压力。
这种情况在刚刚抵达葡萄牙的桑身上也曾出现过。对于和她一样的移民来说，可获得的就业机会是很少的，她们的工作时间通常都比较短，且工作均属于非正式的。由联合国妇女署的统计结果可知，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超过 61% 的人口从事着缺乏保障的非正式行业。在快到穷途末路时，莉亚娜帮助桑成为海边酒吧的服务员，“对其身份的合法性问题，无人过问，仅将她留了下来，但未签订任何合同，未享有任何权益，亦未获得社会保险”。因而随着天气逐渐转冷，游客慢慢减少后，她也成了失业队伍中的一员。在这之后，受诸多原因的影响，桑去了葡萄牙、西班牙，但工作还是不稳定。这样的情况即使到了马德里也未见好转，当其为叙述者——“我”工作时，也没有放弃对正式职业的寻找。经过无数次的尝试，耗时大约半年后，她终于找到了一份照顾生病老妇的工作。但这份工作仅仅持续了几个月，随着老妇的离世，她的收入渠道再次中断，就如同书中叙述的一样“不幸如影随形，每天都守候在她的住所外，仿佛一位不吉利的化身，伴随着她前往各种工作面试，从起点到终点，始终与她同乘马德里的火车、地铁和公交”。求职两个月无果后，她迫不得已听从了前夫的建议，返回里斯本与他一起承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而这一决定也为后续情况（前夫未经桑同意就私自带走孩子并将孩子藏匿起来）埋下了伏笔。可见，在种族不平等、阶级歧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移民女性往往比当地女性更难就业。就算她们找到了临时工作，也无法得到保障，导致其在经济方面的劣势更加突出。倘若其还需要一个人抚养孩子，将更无法生活。正是因为在经济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大部分移民女性不得不依附男性而活，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在家庭中加剧她们地位的从属性，显著提高了她们遭受性别歧视和压迫的风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家庭暴力问题。
在非洲，移民女性不仅在经济和就业方面受到了不平等对待，同种族男性对她们的压迫与虐待也非常多。尽管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表明，在欧洲遭受家庭暴力的移民女性比例超过了本土女性，但实际情况是，由于这些女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享有的资源较少，以及她们的情感联结对象只有自己的伴侣，因而更难通过外部援助逃出困境。桑和比加多尔相识于葡萄牙，由于境遇相似，二人惺惺相惜。比加多尔的绅士和体贴让桑对他芳心暗许，并给予其充分信任。但在她深陷爱河后，才逐渐察觉到他的喜怒无常。共同生活期间，他对桑的态度变得粗鲁，经常毫无缘由地对她大声咆哮，“这好像他的体内正孕育着一种难以预料的怨恨，那股怨恨悄无声息地侵蚀了他曾经的温柔”。当桑怀孕后，他更是愈演愈烈，经常因为一件小事就对桑拳打脚踢，“这种突如其来的粗鲁行径摧毁了她作为女性的自尊与对浪漫爱情的憧憬，同时也粉碎了她在生活中逐步建立起来的盲目自我肯定”。而殴打只要开始，便不会停下，在比加多尔的暴力手段和恶语相加之下，桑不论何时都小心翼翼，对他充满了畏惧。有研究结果表明，当受害者处于脆弱状态的时候，施暴者对施暴行为更容易获得满足，产生强烈的控制欲和成就感，所以桑的怀孕丝毫没有换来比加多尔的怜惜，相反比加多尔实施了更变本加厉的暴行。另一桩暴力事件发生在桑与比加多尔从酒吧返回家中后。因为在酒吧中，桑表现得非常热情，所以比加多尔在回家后对她进行了严厉惩罚。在部分文化中，为了防止自己的“荣誉”受到侵犯，丈夫如果发现妻子有出轨行为，即使将其杀害也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基于男性权威而建立的家长制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比加多尔，就算桑与异性之间只是进行普通的社交互动，也让他感到被贬低，破坏了他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所以他觉得有必要运用其权力，也就是通过使用暴力的方式来让她服从。
通过观察比加多尔对桑的威胁，我们可以洞察到施暴者常用的一种手段：他们倾向于采用近距离的策略，以此来维持受害者对其的恐惧心理，进而迫使受害者因害怕再次遭受暴力而不得不屈服。这种男性暴力与男性统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其根源在于暴力被视为施加控制最为高效的方式。很明显，比加多尔成功地达到了他的目的，每当他愤怒时，桑只能将自己蜷缩成一团。
多数情况下，外界人士甚至受害者本人都难以察觉施暴者所施加的精神暴力。这种被称为“象征性暴力”的行为，正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定义的那样，可能对受害者造成相对轻微但更难以察觉的伤害。这种伤害往往隐藏在施暴者与受害者的日常交流中。与此观点类似，赫尔曼（Judth Lewis Herman）也曾提出，她认为此类施暴者的主要目的并非仅在于对受害者的身体造成伤害，而是意图驯服她们，为此他们需要全面控制受害者的生活。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受害者的服从并不能完全满足施暴者的欲望。在内心深处，他们渴望自己的暴行得到合理化，因此要求受害者必须对其行为表示肯定。这种心理需求揭示了施暴者内心的扭曲与病态，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受害者的痛苦与无助。
施暴者常促使受害者不断重申对其的敬意与感谢，甚至诱导产生情感依赖，其核心宗旨在于将受害者转化为“心甘情愿的受害者”。即使在性别暴力发生的根本原因上，各学科存在分歧，但从女性主义层面上来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和影响深远的男权制文化有很大关系。实施暴力于女性身上，既是强化男性支配架构的一种方式，亦被用于确立和保持性别角色之间的分界线。人们过去普遍认为，男性应具备男性气质，也就是在拥有力量的同时，还必须具有攻击性、竞争性；而对女性的要求则是必须具备柔和与贤淑的特质，即不仅要是一名贤惠的妻子，还要是一名温柔的母亲。性别角色认知的社会化始于儿童早期。从家庭教育阶段到校园学习的进一步引导，再到教材内容以及广告和媒体传播，整个文化环境不断向儿童灌输并加固关于男女角色的传统观念。因为男性从小就被灌输要具备男子气概，所以一些充满暴力、血腥元素的游戏、玩具充斥了他们的生活；而由于女性从小被灌输的思想是成为贤妻良母，故一些“女性专属”的角色扮演游戏深受她们喜欢，如做饭、打扮等。随着他们的年龄不断增长，这一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使得所有人，不论男女，普遍接受了男性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暴力倾向是可以被接受的，觉得其有些时候做出攻击行为是合理的，且无法避免。
在这部作品中，以桑为代表的非洲女性移民所遭遇的挑战包括经济拮据以及在家庭生活中的劣势地位，更为糟糕的是，在社会交往中，她们还会遭受种族歧视和阶级偏见，而这些歧视和偏见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经济和性别歧视。桑在辍学后选择当一名女佣，第一次服务的是葡萄牙人家庭，女主人堂娜安娜不但性格高傲，而且不近人情，在面对桑时，她总是习惯性地表现出一副富裕人家女主人的优越姿态，她似乎忘记了自己之所以拥有财富和特权，并非凭借个人努力，而是得益于她出生在英国企业家家庭。在堂娜安娜的眼中，女佣们只是服务于她的工具，如同她的私有财产一般。她虽然身为佛得角人，却对同为非洲同胞的桑持有深深的偏见，这种偏见源于她对上层阶级的身份认同。
堂娜安娜的行为揭示了即使在同一种族内部，种族歧视也屡见不鲜。那些曾遭受欧洲人排斥的本地人，在努力跻身上层社会后，往往会对黑人同胞表现出更为严重的歧视。正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所言，种族主义下，黑人男性是受害者；而在性别歧视的语境中，他们却可能成为剥削和施暴的一方。同样的，白人女性虽然承受着同种族男性的压迫，但在面对黑人女性时，种族主义赋予她们绝对的优越感。因此，不论何时何地，像桑这样的黑人女性都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迫，比如同种族男性以及白人女性。她们在社会的夹缝中艰难求生，承受着来自不同方面的歧视与剥削。并且不少黑人女性认为，与白人男性相比，白人女性对她们实施的种族歧视行为更为露骨，显得尤为残忍。《逆风》作为安赫莱斯·卡索的代表作，通过丰富多样的女性形象，揭示了拉丁美洲移民女性在社会、家庭和个人层面的困境与抗争。作品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义立场，也为我们理解拉丁美洲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 作者简介 ] 韩欣怡，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语言学、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