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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自面世以来，便受到广泛关注。各种点评本和改编本流传甚多，其中臧懋循的《还魂记》及冯梦龙的《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是《牡丹亭》改编本中最重要的两种。本文以这二者为例，从优化和不足两个方面来论述《牡丹亭》改本的得失。由于发现不足比总结优点容易很多，所以分析改本的得失以“失”为主，而“失”的主要原因应与改编本均未跳出原作品的框架有关。
汤显祖《牡丹亭》在明清时期的主要改本有八种，分别为：吕玉绳的改本、沈璟的《同梦记》、臧懋循的《还魂记》、冯梦龙的《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传奇》、徐肃颖的《玉茗堂丹青记》、徐日曦的《硕园删定还魂记》、半园删订本《还魂记定本》和冰丝馆的《玉茗堂还魂记》。《牡丹亭》点评本、改本如此之多，可见文学界和艺术界对其关注度之高。
上述改本中，以臧懋循改本《玉茗堂四种传奇》中的《还魂记》（后简称“臧改本”）及冯梦龙改本《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传奇》（后简称“冯改本”）的历史影响最大，是今日学界讨论最多的两种改本。从中国知网搜索结果看，其中有关臧改本、冯改本的论文，数量显著多于其余六种改本。
虽然《牡丹亭》有诸多改本，但人们至今传颂的仍是《牡丹亭》原作，显然原作是不可替代的。笔者讨论臧懋循、冯梦龙关于《牡丹亭》的改本，并没有褒贬原作或改本的意图，只是客观地研究这两种重要改本相较原作而言的优缺点，从后学者的角度分析它们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
臧改本及稍晚的冯改本，二者改窜汤显祖原作的主要目的是便于演出，臧改本有着丰富的注释，两百多条眉批中五十九条关于曲律，包括唱段结构、字腔匹配、用韵正误、声腔与剧情匹配，以及入时与否。冯改本将全剧缩短至三十七出，曲子减少至两百八十七支，使改本更接近演出时较为合适的长度。
二人改编的刀斧所向大同小异，冯梦龙对汤显祖剧作曲词的改窜，比臧懋循更甚。两位改编者，尤其是冯梦龙，改窜过的曲白确实有适合表演的精彩之处。总的来说，冯改本使得《牡丹亭》更通俗易懂，有利于表演。
这些改本确实对《牡丹亭》的舞台传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牡丹亭》折子戏对冯改本多有吸收继承。由此可见，改本对汤显祖作品的舞台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两种改本特别是冯改本中，提示表演方法的内容非常值得参考。不过准确地说，这些内容应该被归为注释的一种，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编内容，与《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中给集唐诗标明原作者的内容类似。
冯改本对舞台表演的重视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示演唱，令演唱者一目了然，且多次在批语中提示演唱方法及注意事项；二是提示表演，即要求演员应把握住柳梦梅刚刚知道杜丽娘是鬼魂时的心理，在表演时把握好分寸；三是提示服饰道，冯梦龙充分考虑舞台因素，力图使改本更适合舞台表演，取得更好的舞台效果。
部分改编情节较原作更加合理，有利于《牡丹亭》故事的传播。例如，第十一出《悼殇》描写杜丽娘伤春病亡，在汤显祖原作中，杜宝奉旨调职，夫妇二人与春香必须立刻启程，对杜丽娘身后事的料理显得过于仓促。臧懋循改为杜宝在其他主要人物下场后继续留在台上，仔细吩咐花郎埋葬画像，看守坟茔。这种安排成功缓和了此出结尾处紧张的节奏，显得更为合情合理。
冯梦龙用明白、浅近的语言对《牡丹亭》原作进行注释，使得作品能为更多的观众理解与接受。冯改本的部分改动更符合大众口味，有利于故事的传播。冯梦龙的一些改编实现了通俗化、成语化，采用民间格言，体现了向早期南戏的回归。
此外，有一些学者批评冯改本中讲述重复内容的唱词。但是，当时一本戏要演很多天，观众可能无法从头看到尾，在实际演出中重复讲述有其必要性，这是冯改本的优点之一。
冯梦龙为推广昆曲不遗余力，为此一心构建某种剧作标准供他人效仿。后世《牡丹亭》的舞台实践主要采用昆曲这一艺术形式，冯改本对中国昆曲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其积累了作品改编的经验。
臧懋循和冯梦龙改窜《牡丹亭》的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为后来的演出提供了借鉴。特别是在便于演出和提高雅俗共赏方面，这两个改本对于推动原作的影响力和流传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冯改本对其他戏曲家产生了相对直接的影响。例如：洪昇在《长生殿》的“例言”中提及伶人扮演的实际困难，其友人吴吴山效仿冯梦龙的方法对《长生殿》原作进行了修改；孔尚任的《桃花扇》从序言到演员指示、眉批皆与冯改本颇为相似，可见受到了冯梦龙的较大影响。
到了冯梦龙与沈自晋（沈璟的侄子）的时代，集曲之法已相当普遍，这是昆曲音乐丰富与发展的结果。一曲每从各曲相凑而成，便是“集曲”。
改编者均重视音律，但他们不改曲以就词，反映出他们的音乐水平很可能较为有限，如果真的擅长音律，很可能选择集曲，重新编谱。改编者应该大都是文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家或者乐师。
谈到改词，臧懋循、冯梦龙改窜《牡丹亭》虽然确实是从便于表演的角度出发，但改窜过的曲词多数不及汤显祖原作，可能改编者想通过再创作卖弄才华，但并不成功。这种情况也体现了改编者希望通过改编使自己的创作得以流传的诉求。
谈到“俗”，有一句话流传颇广：“诗庄、词媚、曲俗。”
臧改本删去了《牡丹亭》原作中的十六出，冯改本删去原作中的十二出，共同删去的三出为《虏谍》《道觋》《诇药》，其中《道觋》《诇药》二出改编被认为存在较低俗的地方。但从戏剧的观赏性和利于广泛流传的角度看，《道觋》中石道姑的千字文，《诇药》中陈最良与石道姑的对话，很具有趣味性，无论这种趣味是不是低俗，至少它确实可以吸引一些观众、读者，那么便是有意义的。
虽然“艺术高于生活”，但既然“俗”在生活中客观存在，各类艺术中自然也应该呈现。如果俗得巧、俗得妙，自然不应删去。
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也有不少骂人的话，但并不影响这些剧作的历史地位。例如，《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三场中的台词：“奥菲利娅，不要相信他的盟誓，因为它们都是诱人堕落的淫媒，用庄严神圣的辞令，掩饰淫邪险恶的居心。”
这些俗处未必不属于令作品成功的部分，看来东西方戏剧艺术的成功有其共通性。因此，不宜否定戏曲俗的部分。
臧懋循、冯梦龙认为改本实现了的改编主张，其实并未完全实现。例如，臧懋循希望改本比原作更适合表演，但臧改本《惊梦》一折把原作中许多适合表演的内容删掉了，令人觉得兴味索然；冯梦龙主张减烦冗，但他处理一些关目时比原作还要拖沓重复。
此外，在音律上，臧懋循提到自己改后的曲子有不合常规处，歌者可以“转折就之，委曲就之”。那么汤显祖的曲子，不符合常规处，自然也可以在歌唱上委曲转折以就之，便没有改编的必要。
李渔说“减头绪”，但“减头绪”有时可能有害无益。
臧懋循、冯梦龙在改本中删去了一些闲笔及主脑以外的枝节。所谓“枝节”或“头绪”，即“闲笔”，有时未必适宜删去。这些闲笔的妙处与必要性，甚至是跨越艺术门类的，例如宫崎骏的动画与其他动画作品的不同之处，其中一点便在于有较多的闲笔。闲笔本身也具有调整演出节奏的作用，使得核心情节之间有间歇，在实际演出中，能舒缓放松观众的情绪。
后世评价较高的几部中国古典戏曲作品，如《牡丹亭》《长生殿》中“头绪”不少，《桃花扇》“头绪”更多，即便结构相对简单的《西厢记》，字数少，“头绪”也不算少，可佐证李渔所言“减头绪”无甚道理。
各改本均强调，“此登场之曲，非案头之书”，然而汤显祖很可能追求的是：既为登场之曲，也是案头之书。
冯梦龙在场面转换、关目配置方面比较有办法。调换场次顺序有可能更适合舞台，但不一定适合放在案头当作故事阅读。可以类比苏轼的词，词本来是用来唱的，但苏轼的很多词的创作目的明显是给读者阅读的；另外西方著名的诗剧剧本《浮士德》，也基本上不拿来演，而是用来阅读。
古代歌者、伶人、乐师没有社会地位，汤显祖这样的读书人的地位肯定比他们高。所以，可以设想一下：虽然汤显祖希望自己的作品既能读又能演，但是假设在“适合读”与“适合演”之间只能选一个，汤显祖会选“适合读”。中国古代的韵文作品，能唱的也一定适合阅读、朗诵。
创作《牡丹亭》时汤显祖已经不年轻了，但依然有那么强的创作热情，很大程度上可能来源于儒家“立言”的精神追求。当时流传的宋词作品，在汤显祖的时代已经不知如何演唱了，主要作为案头文学，能够流传几乎都是靠“适合读”。传奇唱词同理，对于汤显祖来说，“适合读”可能优先于“适合演”。
借用李渔“密针线”的说法，剧本富于变化应该排在严密之前，过于重视所谓的严密，反而可能导致死板。臧懋循、冯梦龙均过于重视作品情节的逻辑严密，例如冯梦龙把柳梦梅的梦，改得紧随着杜丽娘的梦，但是这样就把原作“同梦”“异梦”两种可能性改没了，破坏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多义性解读的可能。戏剧以及其他几乎所有艺术形式都可能会缺乏逻辑，但是不能缺乏戏剧性，多义性就是增强戏剧性的方式之一。
臧懋循对《牡丹亭》的下场诗做了不少改动；冯梦龙把《牡丹亭》的下场诗几乎全部改动了，目的是使其通俗易懂。例如：臧改本第十二出《寻梦》的集唐诗“武陵何处访仙郎？只怪游人思易忘。从此时时春梦里，一生遗恨系心肠”，被改为“我有心中事，难共旁人说。总是一心人，何用提防妾”。
下场诗“集唐”确实逞才炫技成分较高，能够与《牡丹亭》情节相合已经相当不易。但逞才炫技，类似于舞台表演中的一些高难度动作，有取悦观众、读者、听者的作用，也是提升作品戏剧性的方式之一，不宜过分改动。
对比《牡丹亭》原作及两种改本，汤显祖原作五十五出，臧改本三十六出，冯改本三十七出。
汤显祖《牡丹亭》原作虽然取材于明代话本，但基本上属于自己的创作，跳出了话本的框架，可以说是跨艺术门类的再创造；而两个改本虽然也调整了情节的顺序、重新写了很多唱词，但仍未跳出原作的框架。
臧懋循的传世作品中没有杂剧与传奇。冯梦龙创作的传奇作品，传世的只有《双雄记》《万事足》两种，均是较为一般的作品。反倒是二人关于《牡丹亭》的改本能够长期流传，不时被搬上舞台，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其中必然有丰富的价值及难以简单而论的复杂原因。所以说，《牡丹亭》原作及《牡丹亭》各种改本，不论以何种形态呈现，始终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和艺术财富。在历史长河中，《牡丹亭》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文化的印记，它的历史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 作者简介 ] 王星宇，男，汉族，安徽阜阳人，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语言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