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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敬容（1917—1989）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版诗集《交响集》（1948）、《盈盈集》（1948），散文集《星雨集》（1946）。从 1932 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第一首诗歌开始，到生命的结束，陈敬容始终以诚恳的创作态度，在文学这个自由的领域中默默地耕耘着。作为“九叶”（《九叶集》，1981）中的“一叶”，陈敬容从未走出国门，仅凭一张小学文凭，再加不到两年的初中学历，不仅在创作中显示出前卫的艺术特质，且作为“集结者”之一，和《中国新诗》创办者王辛笛、曹辛之、唐湜、唐祈一起与西南联大诗人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穆旦取得联系，形成“九叶”诗人群体。就目前对陈敬容的研究来看，大多局限于“流派”的桎梏，个案研究并不多见。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随着陈敬容的离世，友人和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悼念文章和研究成果，并展开了对诗人个体的系统研究，大多集中在诗歌领域。尽管如此，相较于其他“九叶”成员（如穆旦、郑敏等），对陈敬容的个体研究仍显薄弱。而近几年随着陈敬容诸多集外佚文的不断被发掘，相关的研究也逐渐从多维度展开。其中，宫立在《陈敬容集外文三篇》中考证了陈敬容发表于 1947 年的一篇读书杂记。在这篇杂记中，陈敬容以东方女性读者的视角，表现出对西方小说中女主人公艰苦卓绝奋斗的讴歌以及对未来新女性的美好憧憬，显示出较为强烈的女性意识。此外，在沈金鱼和凌孟华的《新见陈敬容书评〈一间自己的屋子〉》一文中，作者从佚作笔名、出版社、出版时间等方面进行考证，透过幽默风趣的语言，我们得以窥见陈敬容隐匿于书评中的女性意识。其实，陈敬容的这种女性意识是其生命哲学的本真体现。陈敬容的前半生堪称“寥落的生，烟云一般”，先后辗转多地，而每一次的出走都伴随一次自我生长。本文将按照其三次出走的行旅经历，结合陈敬容的书评《一间自己的屋子》的内容，对陈敬容的女性意识展开研讨。
1932 年《清华周刊》刊登了一首诗歌《幻灭》，作者为一位 15 岁的少女——陈敬容。在诗歌的结尾处，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读研的曹葆华以荐稿人的身份，交代了他与陈敬容相识的经过以及一起离川北上却失败的事件经过：
作者系一十五岁之青年女子，性聪颖，嗜爱文学。余去年回川，得识于本县女子中学。今夏余离家来平，伊随同出川，道经万县，被本乡之在该地任军政者以私恨派兵阻扣，勒令返家，从此则不知情况如何。今周刊索稿，故敢寄投，以资纪念。葆华谨识。
由此可知，陈敬容虽然没能和曹葆华一起顺利出川前往北平读书，但是，她的诗歌却穿越了千山万水，被曹葆华带到了清华，在北平诗坛公开亮相。曹葆华到了北平后一再鼓励陈敬容北上读书，并在年终给她寄来了路费。于是，陈敬容选择离家北上，只身一人于 1935年 2 月来到向往已久的北平。到了北平后，陈敬容又于 1935 年顺利地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第二首诗歌《对镜》。在第二首诗歌中，诗人“我”对着一面古镜，摸索着昔日的容颜，感慨在时间的恍惚中，昔日的“我”曾有着好男儿带剑闯天涯的英气，如今也有着小女子感喟容颜不再的柔情，正所谓“蕴藉明澈，刚柔相济”。整首诗歌沁透着悲凉，在古典意趣的铺陈下，诗人显示出了卓越的诗艺才华，甚至超越了她的老师。在北平的这几年，陈敬容白天辗转于各大学之间，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旁听，汲取养料。一有时间，便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诗人彭燕郊说陈敬容当时的居所有着一种“苛刻的简朴”“没有丝毫的闺阁气”。此外，当时的曹葆华已经是清华园内著名的诗人和西方诗学理论的重要翻译者。陈敬容凭借曹葆华的关系，结识了许多重要的诗人和学者。梁宗岱、何其芳、孙大雨、冯至、林庚等人，都成为她的朋友或熟人。也是在这一时期，另一位“九叶”诗人辛迪也进入了清华大学，并参加了《清华周刊》文艺栏的编辑，“正是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敬容、辛迪几乎在同一圈子内的交往，才有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新诗》创刊时，陈敬容与辛迪向卞之琳、李健吾、金克木、罗大冈等前辈组稿的可能性”。陈敬容快速成长为一名现代派诗人，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曹葆华与陈敬容的相遇与相知，正如陈俐所说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陈敬容和曹葆华的相遇、相知并追随曹葆华出走，不仅仅是个私人事件，也不一定止于反封建、争自由的个性解放的要求，而更应该看作一个文化事件。作为清华大学毕业生和诗人的曹葆华，对陈敬容的吸引，并不纯然是作为男性的个人魅力，更重要的是知识和文明的吸引，是精英文化对底层群体的强劲渗透，是文化在城市与乡间的互动置换。曹葆华从清华回乡，某种意义上，是将城市文明带入了乡间，又从乡间将自然的女儿带入城市文明。他的文化启蒙，他的诗人气质，唤起了处在弱势地位的女性对于诗意人生的盈盈渴意，所以才有了陈敬容在 1934 年的再度出走。这一次的成功突围，如果从中国现代诗歌的传承发展的脉络来看，应该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诗派与九叶诗派的初次对接的行动。”
1937 年，中华民族进入最危难的时刻。国难当头，一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曹葆华在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鼓励下，终于决定于 1939 年逃离成都文化舒适圈，前往抗日前线延安。而这一次，同时身在成都的陈敬容并没有选择随同曹葆华前往延安，而是继续深耕在自己的诗歌领域。于是，两人的感情走向破灭。正当陈敬容沉浸在与曹葆华失恋的痛苦中时，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沙蕾通过“空中传诗”的方式与陈敬容取得联系，并向她表达爱意，没过多久，二人就结婚了。1943 年，《甘肃民国日报·生路》第658 期上有相关记载：
当初沙兄并不认识沙嫂，一个在重庆，一个在成都。沙兄一向在意沙嫂的诗，后来打听到她的地址，立刻有了“灵感”，便不断地“空中传诗”，至美丽，至愉快，两位诗人竟于 × 月后在成都结了婚。结婚之后回到重庆，使蓉渝两地的文艺界都大为震惊。
随后，陈敬容便跟随沙蕾到了大西北。之前学者往往会将陈敬容选择离开成都前往兰州归因于陈敬容与沙蕾的相恋，但最近由贾东方新考究的史料可知，之所以陈敬容会前往荒凉的大西北是因为当时的她已经孕育了一个小生命。初为人母的陈敬容难掩内心的喜悦，用诗歌表达了这份欣喜，《颜色》《熟睡》《催眠曲》等儿童歌谣是女诗人对生命的赞歌。通过翻阅之前的民国期刊可知，陈敬容在兰州的前几年是幸福的，不仅在家中经常举办沙龙，而且当众即兴朗诵她喜爱的西方现代派诗歌，“故不大有‘望蜀’之念”。
可是，好景不长，沙蕾的丑陋行径伤透了陈敬容的心，据他们的大女儿沙灵娜回忆，“父亲是一个热情洋溢的诗人，但一生从不脚踏实地。仿佛是一位梦游者，却同时又是俗世中沉溺于情欲的纵欲主义者。在兰州的那些岁月里，他一方面禁锢妈妈的人身自由，一方面并不忠实于自己的爱情诺言，而在外面几度寻欢作乐，伤透了妈妈的心”。此外，当时的民国报刊亦有关于沙蕾的记载：“有个时期热心岐黄便悬壶济世，有个时期爱上老古董，索性开个古玩铺，但沙大夫的诊所送诊多，沙老板的古玩送人多，沙蕾先生始终还是穷，穷，第三个穷……”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兰州那几年，陈敬容的诗歌中出现“倦飞的鸟”“一串滴血的 / 碎裂的心”“曾经燃烧的梦魂 / 僵化于绝望的土壤”（陈敬容《盈盈集》）等。但陈敬容从未停止自我成长，从未忘记女诗人的身份，仍旧以微弱的笔触表达着内心对家庭以外世界的“盈盈渴意”。于是，在同一时期，我们又可以听到诗人这样的内心呼声，“我在你们的悲欢里浸渍而抽芽，/ 而开出一树树繁茂的花：/ 我的纸上有一片五月的年轻的太阳，/ 当暗夜悬满忧郁的黑纱”（陈敬容《盈盈集》），并大喊“我要走”。诗人经历反复的挣扎后，最终决定于 1945 年 1 月再一次离家出走，逃离这荒凉的西北生活，“1945 年 1 月，悄悄地逃离沙蕾，从兰州出走。出走途中，一路奔波一路写诗。走后几天，小女儿真娜因病去世”。经考证，陈敬容当时滞留在四川省白沙镇，听到消息后便写下了一篇名为《悼小真娜》的文章，发表于《甘肃民国日报·生路》。因陈敬容已决心一路南下，且想尽快从家庭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这篇佚文没有收录到之后的陈敬容的文集中。
几天之后，《投掷》一文透露出了陈敬容的情绪变化，“我落入沉思，落入一些悠久的，被遗忘了的年月里，又从那儿走出，涉渡到一些较近的艰难的回忆……而最后，转到了那不可知的未来底种种可能的描绘”（陈敬容《星雨集》）。到了重庆之后，陈敬容更是选择了“向明天瞭望”——“我从疲乏的肩上 / 卸下艰难的负荷；/ 屈辱，苦役 / 和几个囚狱的寒冬”“我岂仅埋葬了昨日？/ 就是今天，就是 / 刚刚溜过的一瞬间 / 我也将它往后抛掷了”“我用眼睛，用我的心 / 向每一个明天瞭望”（陈敬容《盈盈集》）。陈敬容在“新鲜的焦渴”中奋力地创造着，这一创造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既有着自我的再一次成长，亦有着小我融入大我的民族情怀，于是诗人呐喊道：“新生的人类呵，/ 我热烈地祝福你 / 有更美丽的生长和变……”（陈敬容《盈盈集》）在《渡河者》中，诗人昂扬地赞颂着“背负着命运的巨轮”的“渡河者”，认为他们是最平凡的人类，然而却又是最值得讴歌的，因为他们“用创造消灭死亡，最后把垂死的长夜推开 / 站在新鲜的阳光下一挥手 / 水上飞起成群的鸟”。在抗日战争年代，陈敬容的《斗士，英雄——悼闻一多先生》《捐输》《力的前奏》等都是内心真诚的奏乐，是对人民力量的具体描绘和深入人心的赞颂。
由此可见，陈敬容在兰州的那几年是诗人在隐忍苦痛中又一次生活上的历练，绝不可用“现代中国又添一个以‘相夫教子’填空白简历的夭折才女”来笼统概括陈敬容的兰州岁月。
陈敬容深知经济独立对于一个“出走娜拉”的重要性，到达重庆后，她先在一所小学担任代课老师，后又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文书工作。1945 年，经张秀亚介绍到北碚顾颉刚主编的《文史》杂志社工作。因经费不足，伴随着之后的复员行动，《文史》杂志社迁往上海。随后，陈敬容又在顾颉刚的介绍下到了在重庆复刊的《文讯》杂志担任编辑工作。战事吃紧，物价哄抬，陈敬容的工作经过几番调动，终于算是暂时安定下来了，也获得了较多的创作自由。仅在《文讯》担任编辑工作时，陈敬容就发表多篇文学作品，如小说《被遗忘的桥》《打破了一只花瓶》《挣扎》，诗歌《群像》《飞鸟》《播种》等。由此可见，正如唐湜所说：“敬容到重庆磐溪之后却有了一个诗的丰收季，写出了不少力作，充分表现了她的思想上与诗艺上的飞跃进步。”抗日战争胜利后，《文讯》迁往苏州，因个人原因，陈敬容并未去苏州，而是到了上海。在上海，陈敬容辞去编辑工作，专心从事翻译和创作。她在 1947 年参加《诗创造》的编辑组稿工作，1948 年和曹辛之合办《中国新诗》月刊。也就是在这时，陈敬容在工作中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蒋天佐，经组织同意，两人结婚。后因工作调动和战争，陈敬容与蒋天佐去了中国香港，1949年回到北京。
离渝复员这一决定，改变了陈敬容的创作方向。1946 年是诗人从诗歌创作转向翻译的过渡期。近 30 年的沉潜和三次离家出走，不仅使得陈敬容的诗歌逐渐由低吟自我转向对社会、国家的关注，而且使得她早期表现出来的文学造诣向更宽阔的领域深耕。就如彭燕郊对陈敬容的评价“明净的莹白，有如闪光的思维”，这位女诗人对诗歌、翻译始终保有盈盈渴意，并以勇敢与真诚的底色，继续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唐湜这样评价陈敬容《星雨集》：“《星雨集》刚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有点失望，因为它没有《画梦录》那样的妩媚多姿。但不久，我渐渐发现了那里面男性的气息是怎样无间地融合在女性的风格里。”陈敬容的三次出走，对应三次成长，这种成长透露出一股向上生长的蛮劲儿，犹如男儿般的刚强，在强烈的女性意识中透露着一种男性的雄风。陈敬容的诗歌除了是自身艰苦旅程的真实写照外，还以一种大我的情怀，歌颂战争中的人民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敬容虽从事其他工作，但仍旧继续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后将“九叶”的两半结合成一派。陈敬容对文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就是她独立完整人格的最好体现。
基金项目： 2023 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冯至在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3Y0934。
[ 作者简介 ] 杨佳琦，女，汉族，河北秦皇岛人，昆明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