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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理空间熔铸美学境界，以身体力行测量生态人心。”《大湖消息》荣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并非偶然，其在写作意识、文本构成、作品风格等方面展示出文学绘图的整体性建构。《大湖消息》的写作立足深刻的地方意识和处所意识并更突破之，展现出地方化写作超越性的美学路径。作为一种文学绘图，《大湖消息》由详密的历史信息与实地记录编织而成，作家以史家的笔力和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为洞庭湖乃至水的自然性和系统特征赋形，抽离出传统文化谱系中洞庭湖作为形而上意象和单一符号的规约，创造出一个历史感和时代感相交融的地理、思想和情感空间。
沈念是具有强烈地方意识的作家，从他开始写作，就“一直是在处理洞庭湖这片河汊众多、江湖川流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地方性格、地方经验和地方故事”。《大湖消息》的文本内容带有显著的地方性特征，其中充满了长舟、堤岸、鱼鹰、候鸟、渔民、船夫、猎手、异乡客等具有南国水乡气息的自然风物和人事，它们构成了《大湖消息》的叙述骨架，也是沈念用以表达地方观照的重要载体。是骨架而非血肉，是因为《大湖消息》没有执着于江南的风情叙事，不是传统的地方抒情诗，而是着重突出秩序破碎和紧张消歇后的忧患感，是对生态环境变迁的书写和对时代中主体在场的表征。
湘楚文学作品的风格大多具有“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古典韵味，水予人灵动，也带给人苦难，这一常常溢出文本的意识源于湘楚作家生长于斯“最深刻的经验和细节”。下篇“唯水可以讲述”中的每个故事都是对这种经验的书写，它带有深深的江河湖泊地理风物的地方性印记。但同时，《大湖消息》远远超出了地方写作的范畴，它从历史的角度切进当下现实，关注被遗忘的、不为人知的洞庭湖生态，回应了“守护一江碧水”的时代呼唤。书的下篇回到对江湖儿女的讲述，天人关系的古老哲学命题在此演绎，由自然生态进入个体生命、个体生命进入群体命运、群体命运进入人类生存的哲理探求，正是在湖水岸边的穿行中，在最生动最真实的江湖儿女的生活深处，沈念超越“小地方人”的限制，进入更广阔的对人和世界的思考中。因而，《大湖消息》对洞庭湖区的讲述不仅在地方图志的史的理路上，更介入了主体的生命体验和知识分子的忧患与关怀，将生态文学这扇窗的视角推向更远的天地。这大概就是沈念所说的“‘小地方人’的谨慎”，他时刻警惕生态书写沦为简单的地方猎奇和纯粹的经验复现，认为生态书写应秉承宏大的历史观和时代观，从地方性超越出去，寻找更为宽阔的道路。
“我对这片土地索取的多，回报的少”，回望洞庭的乡愁促使沈念为洞庭湖进行文学绘图。文学绘图（literary cartography）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利提出的术语，指的是作家的写作或绘制的叙事地图。《大湖消息》（散文）首先是关于洞庭湖生态变迁的绘图，水从何处来？水去了哪里？沈念关切和着力书写的对象是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洞庭湖的自然性。自然性首先是指洞庭湖作为生态系统的物质性，作家从《水经注》《洞庭湖志》和张之洞奏折等史料中打捞出洞庭湖的历史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实地记录，勾连出洞庭湖区生态环境的古今样貌。岳阳、君山、华容、采桑湖、六门闸、七星湖、红旗湖、洞庭湖，书中夹杂的洞庭湖的水系分布图与行走湖区的路线图为大湖文学绘图的展开提供了直观的参照。随着绘图的展开，围湖造田的开荒年代、垮垸跑堤的洪涝灾害、江湖改道的孤岛生活、湖地萎缩的风霜岁月、守护碧水的秋冬昼夜，所有被水吞噬的记忆逐渐重现于地表。
《麋鹿先生》包括了洪水灾害中麋鹿的逃生与人的相互救助、麋鹿的出走异国与回归故土以及湖区麋鹿和饲养员的故事这三个图层，分别指向当代中国的历史记忆、国家民族的文明叙事和当下生态保护的日常。自然灾害来临时，人与动物都是渺小无力的尘埃，人挽救了洪水中麋鹿的生命，麋鹿也成为孤岛上人守望家园的慰藉和陪伴。劫掠、贩卖、屠杀，英国人的私欲不经意间挽救了麋鹿濒临灭绝的命运，也构成了文明史的一种书写向度，整体文明史观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与当下的生态秩序构成对话，向我们打开地理和历史的想象空间。标题里“先生”的称谓表明了人与动物的和解，是对麋鹿灵性的惊叹，也是对文中麋鹿保护者的致敬。《故道江豚》中的“故道”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裁弯工程中江流改道后留下的水域，而江豚因为水质恶化急速减少，从河神崇拜的象征逐渐变成测量生态的指标，“故道”与“江豚”在“过去”的时间维度和滞留在历史之外的意义层面上暗合。故道因船只往来而热闹，江水有江豚就不会孤独，文本的这种彼此指涉性是《大湖消息》叙事中隐含的一种整体性建构。《黑杨在野》讲述了外来生物入侵的惨痛悲剧，经济效益和生态平衡的反复博弈造成的恶果是湖区滩涂消失，湖水黑化，飞鸟不栖，政策的模糊与执行不力对湖区靠树吃饭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损耗，“最后一棵黑杨倒下的时候，玉山和几个种树大户请工人们接连喝了几顿酒，喝得七八分醉，哭着哄闹起来，就唱湖上悲伤的渔歌调子”。文本以“黑杨在野”的标题来凸显这段平常却意味深长的历史，如今生长在湖区之外的黑杨无时无刻不在警示人们“黑杨在湖”的阴霾往事。
这三个文学绘图自成体系，动物、植物和人类的关系均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观照之中，上篇以《大湖消息》（书中第一篇散文）总领，湖、鸟、影、夜、静、风、毒、飞、鸣、逝、痛、光，十二个词构成作家深入观察湖区生物的不同视角。本书开篇即写肃杀寂静的清晨时分与毒鸟人的偶遇，这一“消息”不仅令第一次深入湖区腹地的作家感到意外，更在陌生化的语境中召唤起读者内心的阅读期待，对读者而言，生态文学绘图无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大湖深处不仅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美，还有隐匿在无边黑夜里惊心动魄的围猎与放逐，呼吸、逃亡、躲藏、逝去，人对自然的贪欲和生灵死去的消息从未停歇。口腹之欲滋生出畸形的珍禽贩卖链，贪婪本性任数罟捞尽江湖鱼虾，人的本体性无限扩张，致使“五千九百八十斤”鸟儿哀鸿遍野，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正在成为历史，越来越多的官方和民间力量在积极行动，努力改善着湖区的生态。
上篇“所有水的到访”聚焦的是湖区生态破坏与保护的变迁史，下篇“唯水可以讲述”绘制的则是形形色色江湖儿女的日常，是靠水谋生、与水抗争、随水而安的湖上人的悲欢离合，这是洞庭湖自然性的另一种面向。
《化作水相逢》浸透着无限的忧伤，十五岁的大山少年在湖岛砍芦苇时永远消失在黑色的沼泽地，秋冬湖岛弥漫的雾气和茂密的芦丛，盛放了少年青春的怅惘和孤独，最终吞噬了茫茫夜色。《人间客》如同在苍茫旷野中响起的马头琴，声声呜咽，异乡女子被水送到湖边来嫁得良人，又被水带走了挚爱的生命，“命运的安排是无人知晓的，那么多在湖上漂的人，有的终生平安，有的英年早逝，水认识所有人，不会只厌恶某一个人”。水带给她幸福的生活，也打碎她未来的希望。《圆形之夜》描述了自然的毁灭性力量带给人的威胁和恐惧，母亲的月经与冰冷的湖水，黄昏时刻金色湖水里死去的伙伴，暴君式的父亲，纠缠不断的官司，因反对造纸厂污染而受到的无形压力……水深不见底，容纳一切污秽、死亡和暴力。《云彩化为乌有》沉积着生命遭逢苦难时的厚重和坚韧，由鄂入湘的老水手靠着坚毅在水中扎根，暮年之时，儿子溺亡、儿媳出走、孙子伤残、老伴病弱，云彩绽露之时，仍留给老人一丝希望。《水最深的地方》讲述在水下隐藏的谋杀之恶，儿子的尸身被鱼虾啃食殆尽，对于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而言，在水中的亡灵究竟能否得到安息？《湖上宽》完整讲述了上篇出现的鹿家父子的故事，经历过大肆捕杀鸟类的神枪手鹿后义，变成一条鱼，无休止地被水鸟和白鹭啄食，内心深处的悔恨与恐惧在梦中变成镜像的翻转。
自然的非人格性在这些江湖儿女的日常生活里被无声息地展露出来，沈念写水给予大地的“灵性、厚重、声名”，也写水施加于人的“刁难、悲痛、漂泊”。每一个故事都以不可言说的悲壮深深撼动我们的内心，展现了一种迥异于陆地上的生活形态，仿佛是对精卫填海古老奥义的现代阐释：承受困阻、直面死亡、吞咽悲厄。人间行路难，江头风波恶，以水为家的人与自然更加亲密，拥有另一番生活天地和更多的身心自由，但也注定要承受自然的无情和水带来的苦难。当厄运降临，江湖儿女又以水一般的坚韧和厚重接住了生活的重击，他们将自身与水融为一体，笃信将在水中重逢从而安于生死，水容纳幽暗又包孕希望，水最终要教会人如何走到澄明开阔的天地中去。
书中讲述的水患令人触目惊心，“湖州上看不到也从未建起过威武标志的房子，粮食作物从来长得漫不经心。芦苇草房、砖屋瓦房头一年秋天建起，第二年夏天冲毁，春收还没被胃壁消化，夏收被水一笔抹去”。人们在报纸上刻下“哪里有路回故乡”的离愁，这种创伤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移民迁徙保证了江湖儿女不受水患威胁，但也让他们丢掉了故乡，即使偷偷回到炊烟荒芜的岛上，也不得不面对家园已变成“飞地”的荒诞处境。岛上缺乏基础生活设施，没有像样的房子，但回到这里的居民甘之如饴，在行政划分上含混的“飞地”恰恰构成了索亚所说的“第三空间”，关联起历史性和社会性的背景与内容，同时生成了辩证、丰饶的内在精神力量。“飞地”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实在空间，更是缠绕着人与自然复杂关系的心理空间，展现出二者作为一个整体在内部发生位移时产生的张力。当存在回归到最熟悉最信任的处所时，最简陋的空间也具有了家的概念，当心灵如漂泊蓬草，最坚固的墙体也阻拦不了寻根之旅。“飞地”证实了巴什拉所说的家的辩证法和身处其中的人对边界的敏感，这种敏感源于“水生”的不稳定性，也因政治权力的参与得到强化。颇有意味的是，去往外界的路正是改道工程遗留下的长江故道，人们自然地将水道两旁称为“故乡”与“外省”，在这里，现代化的秩序也滋生了裂隙，从中长出记忆和想象的枝条，使人们攀缘到“存在”与“幸福”的家园。
《大湖消息》所讲述的家离不开水。下篇“唯水可以讲述”中每个家的成立与破灭都与水有关。对家的疏离迫使人向水寻求关怀却没有得到自然馈赠的应许，被父亲带去磨砺意志的少年迷失方向丧生于沼泽，被家人抛弃的女子终生流落在水乡，崔百货对父亲深深的恐惧和对水的感受如出一辙，逼着儿子上船的老人从未料到儿子会死于水中，喜爱救助水生动物的少年被父亲视为玩物丧志，父子矛盾终致阴阳相隔。在中国传统文化谱系中，水是仁者之乐，是“利万物而不争”的“上善”，山水是庙堂之外独善其身的隐地，是迁客骚人舒展郁结心绪的审美对象，然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大湖消息》中，水作为天然的家园并没有疏解家庭矛盾，反而成为不归之路的终点。文中的家形成于对水的观照之中，具有特殊的语境和内涵，背后是作家对自然性的直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思考。沈念对江湖儿女故事的书写打破了人将自然视作存在的终极家园的想象，这种打破导向的是对现实的反思，尽管不难感受到作家的悲悯和关怀，但其对家园面貌的呈现不得不令人去深究症结所在而非陷入诗意抒情，这侧面彰显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在场和忠实记录时代的勇气与担当。
融合了历史性与时代性、时间与空间、恶与美、自然与人、水上漂泊与人的命运等多个维度，《大湖消息》的写作是整体性的文学绘图，作家立足湘楚存在，又超越地方意识，以史家的严谨和行者的忠实讲述大湖古往今来的生态消息，从江湖儿女的生活中去关切人的命运，由水的变迁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大湖消息》的写作暂告段落，但人与自然的问题还远远没有停止，生态保护任重道远，沿着《大湖消息》的绘图，我们正逐渐寻回千年前的江湖之美，也将在新时代的航路中驶向更广阔的水天一色。
[ 作者简介 ] 马媛慧，山西人，中国传媒大学文艺学博士，曾任文学编辑、记者，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