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于城市中的弃儿
——评《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陈金芳形象

◎覃子芸

《世间已无陈金芳》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小说描述了女主人公陈金芳为了实现“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的目标在城市奋力挣扎、坑蒙拐骗，最终因非法集资而被捕梦碎的悲剧一生。《世间已无陈金芳》较为完整地刻画了从乡村来到城市的新移民陈金芳大起大落的人生图卷，石一枫以一个作家应有的透视力和剖析力，通过展示陈金芳的失败命运，从城乡与人性的双重角度表达了对畸形的城市物质结构凌驾于人性之上的愤懑之情。可以说，《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人物塑造不仅仅反映了书写者自身的情感立场和价值取向，还记录了关于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市民与乡村居民关于城乡单向流动的集体记忆，完成了时代想象共同体的建构。

一、寻求身份认同的城乡双重异乡人形象

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涉及对自我的确认，有两重含义，一重是自我身份认同，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另一重是社会身份认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身份认同的基本诉求类似于“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哲学三问。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陈金芳无视自我作为个人主体的自主性和自尊心，攀附于城市物质符号，因而无法回答“我是谁”；陈金芳企图解构自身作为乡村人的原始底色，虚构了一个城市市民的身份，拒绝解释自己“从何处来”的问题；陈金芳处心积虑地隐瞒自己的乡村身份，更名为“陈予倩”，在城市名利场中大展身手，但无法回答“我是谁”和“从何处来”的陈金芳又怎么能知道自己“到何处去”呢？混迹于城市灯红酒绿之中的陈金芳，哪怕出手再阔绰也不被其他真正的城市居民接纳。就表象而言，陈金芳终其一生都在追寻城市身份，但就本质而言，陈金芳所追寻的其实是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但很遗憾，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没有接纳陈金芳，她是城市永远的他者，乡村永远的流浪儿。

城市是陈金芳的精神故乡，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城市异乡人陈金芳数次在小说中对城市发出的呐喊“我只想活得有点人样”，就是主人公在面对城市时无所适从，从而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陈金芳这一类“畸零人”，在城市现代性语境之下为了维护个体尊严，只能重构甚至虚构自我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陈金芳在小说中对于城市非正义性问题有着深刻的体会与认知，也积极地在城市问题中探寻非城市居民的生存需要和个人价值实现路径。但陈金芳在巩固其城市市民身份的路上与城市的问答并不是双向的，准确地说，是作为从贫苦乡村来到繁华城市的底层市民陈金芳“问”城市，城市却从不回答。这就使得陈金芳声嘶力竭的“我只想活得有点人样”的生存之问变成了“虚空索敌”。城市永远俯视着陈金芳这个异乡人，陈金芳是城市永远的他者。

对于乡村来说，陈金芳是地地道道的乡村人，贫苦农民出身，但陈金芳否认了乡村性。在个体认同过程中，陈金芳作为乡村个体一直抗拒着自身的乡村基因和乡村符号，消极地参与乡村文化实践活动，自主地否认了其与生俱来的乡村身份，而陈金芳消解乡村性的方式正是虚构了她的城市身份。比如陈金芳用尽一切办法打扮自己，从最开始上学期间的浓妆艳抹到后来非法集资期间的满身大牌奢侈品，从乡村搬来城市的陈金芳不断通过各种方式确认其城市市民身份，并对文本中的城市象征符号（如音乐厅、咖啡馆、交响乐团等）产生极强的认同感和攀附欲。这样的行为模式及情感体验就是陈金芳舍弃乡村身份认同寻求城市身份认同的路径。但不得不说，陈金芳不愿甚至不屑取得乡村身份认同，乡村也未必喜欢甚至承认陈金芳的身份。在上学期间，陈金芳就经常被同为乡村人的姐姐、姐夫教训，在非法集资期间陈金芳一直招聘来自乡村老家的助手，但助手通常是被乡民们派来“监视”她的，陈金芳倒台之后成为乡村千夫所指的罪人，哪怕是姐姐、姐夫这种亲人也对其破口大骂。所以无论是从社会学的研究角度还是立足于文学文本研究、无论是陈金芳的出生地（乡村）还是陈金芳的精神故乡（城市），都没有给予陈金芳相应的身份认同。在乡村中的陈金芳努力否认其作为乡村人的自觉性和自尊心，极力摆脱自身与乡村身份有关的一切符号，因而乡村不接纳陈金芳，陈金芳也主动放弃了乡村身份认同。换言之，陈金芳自尊、自爱、自重的主体性并没有觉醒，她也并没有取得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另外，虽然陈金芳竭力融入城市，极力靠近城市，希望成为城市人，但城市并没有接纳她，所以陈金芳是城市与乡村的他者，是城乡的双重异乡人。

二、陷入“出走—归来—再出走”怪圈的未觉醒者形象

《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主人公陈金芳陷入了相当明显的“出走—归来—再出走”怪圈，不同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离乡—返乡—再离乡”这一极具启蒙意义的情节模式，陈金芳与乡村的深刻隔阂和对城市的盲目崇拜并没有获得启蒙意义上的合法性，却获得了时代的合理性。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在物理上冲击着乡村与城市的界限，在精神上逐渐同化了甚至重塑了乡村原本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在城市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影响下，村民对乡村的文化认同根源和乡村共识被撕裂，通俗来说就是乡村不再是一个高度自洽的空间，城乡二元结构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巨大差异不仅令村民在精神上迅速城市化，在物质上开始无限靠拢城市的物欲符号，也给村民带来了潜在的现代城市文明的焦虑——向往城市，但被城市拒绝；回避乡村，但乡村才是人生底色。

在这种特有的时代语境之下，如陈金芳一般不甘于蜗居乡村的贫苦农民开始被时代推向城市，成为城市底层的新市民，这就是“出走”；但城市表现出的高度封闭性又时时刻刻提醒着“陈金芳们”他们不属于城市，只能在完全对立的城市文化群体与乡村文化群体之间进行抉择，最后选择回归乡村，将城市文化群体视为他者，这就是“归来”；大部分的乡村进城务工人员如陈金芳的姐姐、姐夫、妹妹、胡马尼等都停留在“出走—归来”这一层面，但陈金芳还有着二次出走的行为特点，因为城市对于满身物质符号的陈金芳的拒绝是隐性的、私密的，城市居民在需要陈金芳合伙做生意的时候表现出的欢迎假象使得陈金芳误以为自己已被城市接纳，所以陈金芳对城市心存幻想，依旧能在“出走—归来”之后又一次出走，重新回到城市。但实际上城市市民并不屑于与陈金芳为伍，《世间已无陈金芳》中虽然描写了诸如陈金芳、姐姐、姐夫、妹妹、胡马尼等一大批从乡村来到城市谋生的城市新市民，但真正陷入“出走—归来—再出走”这个怪圈的只有陈金芳一人。究其原因在于，只有陈金芳自认为是城市人，而且极力摆脱乡下人的底色，其余的进城务工人员不在乎城市身份，也没有舍弃乡村身份的欲望，他们的核心动力不在于“出走”，更不在于“归来”，他们在城市的工作与在乡村的工作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工作场景不同，工作内容不同而已。

从根本上而言，与其说陈金芳是陷入了“出走—归来—再出走”怪圈，倒不如说她是陷入了乡村文化母体撕裂后的心理困境，陈金芳经历的并非真正的故土流浪，而是一种刻意的、人为的出走。所以陈金芳经历的所谓“出走—归来—再出走”怪圈是她自身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之间的人为设置的障碍，但因为陈金芳对于乡村的厌弃和对城市的向往，使得陈金芳永远也无法克服这种流浪的心理状态，也永远摆脱不了这种反复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横跳的怪圈。事实上，陈金芳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一批城市新市民，他们没有经历过启蒙意义上的作为人的主体觉醒，也就无法对抗巨大的城市魅影，对于以物质财富作为衡量标准的错误价值取向也照单全收，所以陈金芳只能懵懵懂懂地喊出那句“我只想活得有点人样”。但怎么样才能活得有点人样？为什么只能在城市才能活得有点人样？为什么在乡村就活不出人样？活成什么样才能算有点人样？陈金芳是无法回答的。

三、在城市中突围失败“中间人”形象

石一枫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塑造的“中间人”形象不同于以塑造英雄人物为主导的“十七年”文学中邵荃麟与赵树理等文艺家从美学角度提出的“中间人物”，石一枫塑造的陈金芳（即“中间人”形象），是指在地理空间上游走于城乡中间地带，在精神依附上完全顺从城市逻辑并且主动抛弃乡村原有价值观念，在社会行为上以物质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但也有对应的道德准则底线，这样立体多维而又复杂的人物形象就是“中间人”形象。如陈金芳一般的“中间人”形象既不是拥有完美道德的童话式人物，也不是大奸大恶的脸谱化、寓言式人物，她是一个在城市化浪潮中上下翻涌的普通庸俗小市民。

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感慨：“乡村和都市应该是相成的，但是我们的历史不幸走上了使两者相克的道路，最后竟至表现了分裂。”如陈金芳一般的乡村人以在差异格局的城市社会场域得到基本的尊重和认同并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为目的，以遵从城市的伦理逻辑和思想结构为基本行进路线，以求跨越城市社会阶层为核心，这样的一系列行为就是“城市突围”，但无论哪一点陈金芳都没有实现，这就是“突围失败”。少时的陈金芳穷困潦倒，一家人生存在城市社会阶层的最底部，父亲、母亲、舅舅等七八个亲戚蜗居在杂乱的北京大院里，只能靠姐姐、姐夫两人在食堂赚钱谋生养活一大家，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穷得和北京城格格不入，非但格格不入而且受尽白眼与嘲笑。小说中直写：“同学们是什么时候开始集体排斥陈金芳的……理由之一，是她们家什么都吃。”而陈金芳一家所谓的“什么都吃”是因为城市无法为这些进城的乡下人提供适配的工作岗位，因此他们只能靠高劳动量低回报的工作勉强度日，为了果腹不得已只能吃些榆树叶子或者在塘里摸些螺蛳之类的东西，这样困窘的家境使陈金芳受到了周围同学和老师的非议而非同情。而成年之后的陈金芳，表面上事业成功有钱有势在城市中成功突围了，但事实上陈金芳从来没有得到城市阶层的认同和接纳，文中叙事者“我”在开头就以贬抑的口吻描述着陈金芳的出场：“她用纯正的‘欧式装×范儿’尖叫着：‘bravo!bravo!’”陈金芳的男朋友因为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也瞧不上陈金芳：“她整个儿一傻×。刚进城的山炮儿我见多了，但就是没见过这么急吼吼地想要变成贵族的。”至于其他方面，豁子对陈金芳其人的评价基本是负面的。他认为她没见识、上不了台面儿，脑子也笨，甚至还不讲卫生。以陈金芳和陈金芳一家为代表的乡村人在与城市人的经济往来、日常交流中扮演着受骗者和被掠夺者的角色，由于城乡结构的单向压倒性，少时的陈金芳就连最起码的尊重和平等都难以获得，更不要说在城市社会实现阶层跨越了。在城乡的经济交流与人际往来中，以陈金芳为代表的乡村人一直处于被忽视、被玩弄的绝对劣势地位，这种城市与乡村的不对等现象并不鲜见，这是陈金芳突围失败的表面原因。而财富的不均衡引发的城市对乡村的控制和压迫，以及乡村内部稳定的社会结构与乡土传统伦理的破坏，则是陈金芳在城市中突围失败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无论是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其所塑造和反映的时代精神和人物形象始终是一部小说的灵魂所在。城市与乡村代表两种不尽相同的文化体系，城市往往是工业文明、现代文明、物质欲望的代名词，乡村则是农业文明、传统文化、淳朴自然的载体，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也因为各自的生活地域被赋予了特定身份和视角，与代表着先进、现代、繁华和财富的城市相比，乡村在某些人眼中似乎绑定着落后、原始、贫穷和匮乏，乡村广袤但原生态的大地与窄小拥挤但精致张扬的高楼先天地形成一种突兀的对比。《世间已无陈金芳》在塑造陈金芳这个城乡双重异乡人、未觉醒者与城乡“中间人”人物形象的过程中，探讨了以陈金芳为典型代表的城市新市民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揭示陈金芳城市突围失败的前提下一语道破其失败原因是城市化时代下城市与乡村的双重结构失衡。同时，石一枫并没有停留于对陈金芳戏剧性的跌宕起伏的命运的感叹，而是放眼于时代，展望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社会正在构建的新型城乡伦理与精神内核，从这点来说，石一枫在《世间已无陈金芳》虽然不及路遥的《人生》经典，但也堪称优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