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贬谪与治政

◎崔祥宇

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多言。然其不仅是一名在思想与文学领域昂霄耸壑的儒家学者，在具体的做官施政上亦是卓有建树。论及对今天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韩愈外放潮州当政半年内的一系列善政，其思想精神沉淀于潮州文化当中，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一

潮州地属岭南，在唐代属于“边恶之州”。由于地处穷荒，官员往往不愿前往为官，唐政府以岭南为谪宦之地，认为“减死戍边，前代美政，量其远迩，亦有便宜”。韩愈外放潮州是因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最初论死，免死后被远贬为潮州刺史，且“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要求仓促上道，导致韩愈失去了四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即瘗道南山下。”被贬路途之仓皇亦可从韩愈《食曲河驿》一诗中看出：“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亲戚顿乖角，图史弃纵横。”

韩愈离京后，取道商洛山至蓝关，不由回忆起十五年前因《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的上书贬谪阳山，便是由此关口赴贬地，亦是在同样的隆冬季节里。但如今的韩愈已是五十二岁的衰朽残年，且得罪的不是权臣而是皇帝本人，余生无多，有无回阙之日，殊难预料。他万般感慨，于是写下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出武关后，进入邓州界。邓州古属楚国，物态民俗已与秦中渐异，韩愈看见路旁标志道途里程的土埃，一个一个被抛在后边，乃有《路傍堠》：“堆堆路傍堠，一双复一只。迎我出秦关，送我入楚泽。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吾君勤听治，照与日月敌。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何当迎送归，缘路高历历。”此时的韩愈与写就《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时心态大有不同，“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悔自己上《论佛骨表》的言辞过于激烈，出言孟浪。这反映了韩愈经七八日贬途辛苦跋涉后，对自己反佛态度矫激太过和前途的思考，贬途的辛苦、潮州的僻远穷恶，以及由于自己的矫激行为导致个人、家庭、朋友（如冯宿）生活的流离失所，种种压力集于一身。但韩愈不为自己针砭时弊、上书陈言而后悔，宪宗近年亲佞远贤、尊佛、求长生种种昏聩行为，他是有觉察的，婉转言之皇帝并不在意，不得已才痛下决心，以上《论佛骨表》这一剂猛药治病，但未曾想宪宗竟要加之以极刑，经大臣国戚再三缓颊，才免死贬潮州。韩愈对宪宗不可能没有失望的情绪，多重心境交织，酝酿出了这种矛盾的心态，懊悔与失望的情绪一直持续到他抵达潮州以后。

被贬路上的仓皇只是开始，对于岭南环境的险恶，韩愈早有耳闻，忧心忡忡：“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题临泷寺》）“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泷吏》）环境的险恶已使他苦闷烦躁，对于潜在的死亡威胁的畏惧，转化为一种死亡意识，进而产生强烈的被弃之感，韩愈正是在这种多重恐惧与苦闷的心态下就任潮州刺史的。

二

虽然心态上苦闷交加，但是韩愈一丝不苟地践行了一个地方官员的应尽事宜。他抵潮伊始，即理州事，与官吏百姓相见，面询百姓疾苦，并按照常规，作《潮州刺史谢上表》。

韩愈在潮州，始终兢兢业业、笃奉臣道，并不因潮州地处偏远而轻视，也不因自身年老多病而怠慢。皇甫湜在《韩愈神道碑》中评价：“大官谪为州县，薄不治务，先生临之，若以资迁。”意即韩愈不似一般大官贬谪后往往少理州治，其在潮州，有如按资升迁至此任一般，勤勤恳恳，毫无朝廷大员的架子。

通过韩集中的五篇写于潮州的“祭神文”可知，元和十四年（819）的潮州灾情不断，夏天的淫雨“将为人灾”，严重影响耕作收成。乞晴之后，又逢绵绵阴雨，稻米与蚕丝能否按时丰获不得而知，作为潮州刺史的韩愈心中苦涩焦灼，作祭文以告神灵：“非神之不爱人，刺史失所职也。百姓何罪？使至极也。神聪明而端一，听不可滥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一向抱“敬鬼神而远之”态度的韩愈躬自祭神，实为难见。韩愈绝非将防雨止涝的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鬼神，向来务实的韩愈亦在潮州筑堤防患，福泽千年。清代光绪年间的《海阳县志》中载有陈珏的《上当事修堤策》：“海、潮、揭、普四县接壤，皆赖北门一堤堵御之力。”此“北门一堤”即“自唐韩文公筑”。

与祭神乞晴止雨类似，韩愈还举行了一场流传至今的祭鳄鱼活动。《旧唐书》载：“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近，以是民贫。’”鳄鱼在当地，为患日久，为害一方，在韩愈看来理应除之。又考虑到岭南地区多淫祠的风俗传统，韩愈选择在进行清理之前，先“祭”鳄鱼，照顾当地民众的心理感受。韩愈郑重地讲述“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的大道理，历数其“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的罪状，先礼后兵，劝其离开：“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旧唐书》亦记载韩愈《祭鳄鱼文》宣读之后，很快便起了效果：“祝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这样的记载显然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韩愈的清理鳄鱼行动显然不是靠这一纸祭文来推行的。他在《祭鳄鱼文》原文中就有提及：“刺史选材伎壮夫，操劲弓毒矢，与鳄鱼从事矣！”驱逐鳄鱼实际上还是靠韩愈组织民夫壮卒，以弓矢进行猎杀。除此之外的另一实际措施则是筑堤，将民众所居之地与恶溪人为隔开，在堤成后水源断绝，“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事实上将鳄鱼的生存空间进行了迁移。

韩愈在潮州的另一件民生举措是放免奴隶之事。虽然对于韩愈放免奴隶，《旧唐书》只记录了他在袁州任上的事迹，但实际上韩愈从任袁州长官正是在任潮州刺史之后，在袁州的善政应正是在潮州之政的延续。《旧唐书》记载：“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虽然按唐律以良人为奴，是绝不允许的，但岭南地处偏远，属于“夷獠杂处”之地，以良人子弟为奴，甚至买卖奴隶的现象十分严重。岭南地区的首府广州甚至在当时成为奴隶交易的集散地，“以口为货”“父子相缚为奴”“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当时的良人沦落为奴的原因，往往是穷苦人家因天灾人祸或赋税的压力陷入困窘之境，难以为继下只得将自家之女质钱为奴，约定到期以钱赎出，若至期无钱则永沦为奴隶，被主人“鞭笞奴役，至死乃休”。因此，韩愈所面对的良人奴隶，几乎都是因为债务问题而产生，若要放免这些奴隶，就必须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债务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韩愈在日后所上呈的《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描述了他的解决思路：“准律计佣折直”，即按照良人者沦为奴隶后所进行的劳动，进行计折，抵消其债务并恢复人身自由，劳动所值尚不足以抵消其债务者，则帮助钱财赎归。虽然这一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奴隶的债务困境，但韩愈显然将此事记于心间，待其返归朝廷后，在上《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中提出：“今因大庆，伏乞令有司重举旧章，一皆放免。”韩愈恳请朝廷借大庆的机会一皆放免天下奴隶，这不失为一种定期解放奴隶的好办法。

三

韩愈在潮州的又一政绩是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唐代除设立中央学校外，在地方上配备有府、州、县三级学校，在县学之下，亦有乡校作为补充。但地方学校是否完备或运营是否良好，则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态度作为。由于各地情况大有不同，在偏僻荒远的州、县，不但乡校废而不兴，州学、县学亦废而不兴，当时属于“穷荒之地”的岭南自然属于此列。韩愈一生中四任学官，在京为官的十八年生涯中有一半时间在国子监任职，其对于文教的重视可想而知，且其一贯以弘扬儒家文化为己任，倡儒道、斥佛老的主张更使他极为重视学校文教系统的建设。

到潮州后不久，韩愈便发现潮州的教育状况很不景气，他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陈述：“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

韩愈所治理的潮州，治下有三县十六乡。他发公文给各县，要求各县除整治兴办县学之外，须从基层乡校办起。除责令县、乡两级的学校整顿兴办外，韩愈以州刺史的身份，聘请进士赵德以摄海阳县尉、州衙推官的身份“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韩愈又筹措经费，出自己公廨俸钱百千（十万）以助。

韩愈聘请的赵德，是当时在岭南一带的隐士，也对韩愈极为敬重，曾“叙退之文章七十二篇为《文录》”。《文录》是第一部问世的韩愈文章选集，至南宋时尚传，方崧卿曾据此校订韩愈文集。《文录》对于韩愈文章思想在岭南地区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赵德在《文录序》中称韩愈：“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并在末云：“德，行道学文，庶几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饱满。顾非适诸圣贤之域而谬志于斯，将所以盗其影响。僻处无备，得以所遇，次之为卷，私曰《文录》，实以师氏为请益依归之所云。”可见，赵德是视韩愈为师并以韩愈之学为依归的。

从时间上说，韩愈任职潮州仅半年，是历任潮州官员中毫不起眼的一位。但就结果论，韩愈在潮州人文史上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究其原因，在于整治学校，兴办教育，传播儒家文化知识，为潮州地区带来了儒家的文教伦理。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云：“始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

韩愈任刺史之前，潮州地区并非没有州学。韩愈之前，已有张玄素和常衮在潮州刺史任上推广文教，“玄素不鄙夷远民间，闻命即就道，履任抚摩困穷，兴建学校”，“捐赀垦田，以供罗浮游士，莅州兴学教士，潮俗为之丕变”。张玄素和常衮的文教虽有一时之功，但并没有长期持续进行，随着张玄素与常衮调离潮州，人亡政息，州学又复荒废。韩愈与张、常二人在州学复兴、推广文教上最大的不同在于，韩愈选拔了教育人才，并重视师资力量，如亲聘赵德为师，以保障韩愈本人调离潮州返京任职后，潮州的文教系统也能保持正常的运转状态，是谪宦创岭南官学正规化和制度化的典型。

韩愈在潮州开启的好学之风，自宋代开始慢慢显示出了效果。潮州元代《三阳志》记载，潮州在南宋时曾有两座书院，这在当时罕见，所谓“潮二书院，他郡所无，文风之盛，亦所不及也”。“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也成了潮州人的格言，古代潮州文风之盛令人惊叹。以具体的科举进士数为衡量标准，韩愈贬潮治政前，潮州地区共出过 3 名进士；而自韩愈在潮州兴教办学后，潮州地区的进士数量逐渐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到南宋时，潮州地区的登第进士多达 172 名。

韩愈以“传道兴教”为己任，在潮州任上笃施善政，为潮州后世业兴文华奠定了重要基础。潮州亦不忘韩愈恩泽，对他的纪念可以说极为隆重。城市的母亲河原为“员水”或“鳄溪”，是广东除珠江之外的最大河流，后来被改为“韩江”；韩江以东的山原为“笔架山”或“东山”，后来也改名为“韩山”；这座山上还有一所师范学院叫韩山师范学院，学院的边上有一个庙宇，便是全国历史最悠久的韩文公祠。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改姓”，皆因韩愈而改，此正应了赵朴初之言，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不失为一桩美谈。苏轼曾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写道：“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清代的《楚庭稗珠录》中亦有记载，潮州当地“潮妇求子必于文公庙，庙祀处处有之，有求无不应者……直视公为多子母矣”。韩愈在潮州的地方文化中，甚至成了祭拜祷告的对象，足见韩愈在潮州人民心中的地位之特殊。

韩愈的潮州治政生涯起自仓皇离京、亲人离世的痛苦，经历了激烈的心绪变革，秉初心而不悔，赴任潮州依旧坚持工作的兢兢业业之道，以一己之力为潮州百姓兴利除害，只半年便使潮州风物人情有大改善。其为人清廉、克己的作风态度，尤其私开职俸补助潮州州学，更显示了他为开当地民智不遗余力，为潮州地区的文教兴盛打下了重要基础，使其文脉绵延千年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