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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熟的人》叙事视角看莫言乡土写作姿态新变

◎李美潼

莫言的作品《晚熟的人》以知识分子还乡视角讲述高密东北乡新一代农民的故事，以高密东北乡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揭开社会转型期乡土社会面临的新局面。莫言在此书中的叙事艺术之变，体现了他在回归之后勇于尝试的新姿态。

叙事视角作为叙述者与叙事文本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是小说叙事策略重要的一环。莫言在《晚熟的人》中所使用的叙事视角较之以前的区别，体现了他乡土写作姿态的新变。本文主要从《晚熟的人》文本的叙述主体与观看方式的变化两个角度进行阐释，采用比较阅读和文本细读的方法，意在通过对于莫言叙事视角变化的分析，探究莫言乡土写作的新姿态以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为中国乡土文学的当下书写探寻更多可能。

一、主体变化

回顾莫言之前的文学创作：《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球状闪电》中的刺猬、奶牛，《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生死疲劳》中的驴、牛、猪、狗，作品中的主人公很多属于深深扎根在高密东北乡的儿童、动物，体现了一种近乎原始的“无知”视角与偏向直觉的思维。

这种叙事视角的选取，一方面使得习惯了成人视角的读者体会到一种新鲜感与陌生感，增加了小说的奇幻色彩；另一方面将意识形态、理性、逻辑、社会习俗等因素过滤掉，体现出一种接近自然天性与潜意识本源的人类原初思维形态。这种反差视角增强了读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张力，从而使读者察觉到成人社会的荒谬与丑恶，引发其对于当前生存境遇的思考。

而在《晚熟的人》中（除了《天下太平》一篇），“获奖后的莫言”作为叙述者主体独立亮相，使读者开始混淆作品中的“莫言”和真正的“莫言”之间的区别，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和在场感。随着叙事主体的转变，莫言笔下原本奇异化的乡土世界逐渐被写实的笔调覆盖。莫言根据当下乡土世界的新变化调整了叙事视点和叙事重点，对于返乡知识分子视角进行了新的尝试。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晚熟的人》中莫言的返乡知识分子视角与五四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视角仍有差别。莫言曾在《作为老百姓写作》中说：“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不要当时代代言人，要当民间工匠，甚至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好的老百姓。”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没有以精英般的俯视姿态归来给民众以启蒙，而更像是一个乡土的孩子面对故乡的变化，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面对柳卫东出走又归来的惘然若失，面对覃桂英炒作计划的无奈拒绝，面对擂台现场被突然递话筒的不知所措，面对蒋二无奈发出“继续晚熟吧”的讽刺，都是作者不知所措情绪的流露。

由此可见，《晚熟的人》较之于莫言之前扎根于高密东北乡的原初化叙事视角，转变为返乡知识分子视角，适应了莫言乡土小说叙事重点的转移，由表现乡土社会的原始精神到反思当下乡土社会的新问题，由彰显奇异化色彩到突出写实感。同时，这种返乡知识分子视角虽较之于之前深深扎根于故乡的定位，带有冷眼旁观的意味，但大方向上并不脱离民间立场，面对故乡的新变化，他像一个迷路的乡土之子。

二、观看方式的转变

叙事视角一般分为内视角和外视角：内视角指的是叙述者采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叙事，外视角指的是故事外的叙述者用自己的旁观眼光来叙事。从“作者—叙述者—叙述对象—读者”这个链条结点来看，内视角缩短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距离，便于读者真切感受叙述者细腻的情感变化而深陷故事之中；外视角缩短作者与叙述者距离，便于作者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

《白狗秋千架》《蛙》等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老枪》采用第三人称内视角，借“他”的意识流涌动展示家族往事；《红高粱家族》采用第三人称内视角聚焦——以爷爷奶奶的视角描绘那段峥嵘岁月；《丰乳肥臀》中主要以上官金童的内视角聚焦为主，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中间来回转换；《檀香刑》和《生死疲劳》等作品将全知视角与多元内视角聚焦叙事相结合，即在不同人物间进行切换，先说明这一部分主视角是谁，然后开始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

由此可见，内视角聚焦成为莫言之前小说中主人公看世界的方式的一种重要选择。内视角方式立足于具体角色，直接呈现人物当时的视觉、听觉、触觉与情感意志，强调人身体原始存在，展现生命的原始张力。

而《晚熟的人》则以外视角观察为主，小说中的“我”主要是处于边缘位置的见证者，与其所观察的对象并无直接联系。比如《晚熟的人》中的“莫言”见证了蒋二利用作家经济和民族情怀炒作起来的事业因为违章建筑轰然倒塌的历程；《斗士》中的“我”目睹了武功这些年与仇人们的纠葛；《等待摩西》中的“我”见证了柳卫东与马秀美一家跌宕起伏的命运……

《晚熟的人》所采用的第一人称外视角，“一方面从外部观察视角出发，便于传达作者对于乡土新变客观冷静的思考；但另一方面，主人公自己也会成为卷入故事发展的一员，从自己的经历中生发出对被观察者的同情或其他情绪” 。后者也是第一人称作为外视角的特殊之处。

比如在《地主的眼神》一文中，“我”在结尾对于曾经被历史捆绑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于人性善恶的分辨做出了反思：“我知道很多地主不是坏人，但我也知道，这个孙敬贤的确不是一个好人，这其实和他的地主身份没有关系。”《红唇绿嘴》的结尾处插入了“我”回复“高参”邀请“我”买谣言的信息时复杂的心理活动，“我”本想对于“高参”一系列毫无良知的行为进行针锋相对地反击，最后无奈还是回了“谢谢，我不买”简短的一句话。此处的内心独白透露出“我”的憎恨与无奈。

三、变化原因

本文受《外视角与观察者——莫言〈晚熟的人〉叙事艺术新变》一文启发，该文认为莫言作品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是由于“莫言日渐精英化的社会身份使得他和普通农民之间产生了裂缝，因此莫言的书写只能由‘会讲故事的农民’转变为‘观察农民’” 。

莫言说：“‘还乡视角’虽说是旧的，但因为人变了、时代变了、故事变了，这个视角就有了新的含义。” 由此可见，叙事视角转变的根源是叙事对象即乡土社会本身发生了变化。

莫言远离故乡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到商品经济、网络科技等新元素的入侵，故乡发生了诸多新变化。乡土社会滋生出对于现代性元素迷恋与崇拜的情绪。而莫言笔下的“农村新人”本来就残存着传统小农思维中封建、保守、盲目等落后的元素，又在新元素的刺激下以新的形式暴露出人性之恶，比如在市场经济原则的渗透下养成了重利轻义、拜金利己的性格；被网络表面上的同质性与平等性激发起从边缘进入中心的渴望，在网络大军中盲目跟随，逐渐迷失自我。《晚熟的人》一篇流露出对于作家经济、投机分子的无奈——蒋二非法用地开公司，更是利用“莫言”的名人效应进行炒作，并利用民族情怀办擂台吸引眼球。《天下太平》中“比芭蕉还大一圈”的鳖是化工厂污水滋生出的变异物，而老板自己在获得利益后“在青岛、威海买了房子，随时都准备迁走”。精致利己主义的现代丛林法则代替了淳朴真挚的乡情。《红唇绿嘴》一篇中“高参”利用网络成为“意见领袖”敲诈政府，将微信公众号作为自己的“唇”和“嘴”，利用网络水军制造谣言、博取流量。

由此可见，在现代性元素浸染下的农村社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存在于其中纯朴善良的原始人性在无形中消散。故乡的原始野性和淳朴的情感记忆对莫言来说曾“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生活的巢穴” 。然而，“急遽转型中的乡土中国逸出了乡土作家们既有的‘乡土经验’模式，曾经熟悉的乡村逐渐变得陌生起来” ，莫言意识到时代大环境下乡土社会的新变，并产生了对于乡土的怀旧情绪和对于中国乡村未来发展方向的忧虑。《等待摩西》结尾说“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随后，“我”转身离去，并没有与一直盼望归来的柳卫东见面。这里正表达了作者对当下中国乡土社会巨大变化怅然若失的感受，难以面对，难得其解。

四、结语

“讲述当代故事、表达本土经验既是时代赋予文学的历史使命，也是时代给予个体作家的高难度挑战。” 如何讲好当代故事是每位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文以《晚熟的人》还乡视角为研究对象，为当下乡土写作探究新的可能性。莫言探索出了一种乡土写作的新姿态，即既非高高在上的批判与启蒙视角，亦非单纯扎根其中对乡土历史进行回忆，而是取得了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平衡，冷静直面现实的同时又与人物共情，表露自己的情绪与思考，为如何呈现社会转型期的乡村变化、捕捉新的生活经验、塑造乡土新人形象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