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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朝鲜半岛在地理位置上毗邻，可谓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中国人民与朝鲜半岛先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交流颇多，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新罗时期，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新罗与中国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先后派遣诸多留学生前往中国全面学习中国优秀文化，效仿中国设国学，开科举，学儒家经典，这些使得中国文化渗透整个朝鲜社会，对于促进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唐代，中国文化对新罗影响巨大，新罗文人用汉文写作散文、诗歌和传奇，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仙女红袋》作为殊异传体散文的代表作，便产生和发展于新罗时期。殊异传体散文又有“新罗殊异传体”之称，随着佛教传入朝鲜半岛并逐渐盛行，人们的幻想思维能力得到提升；其次中国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对朝鲜半岛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殊异传体散文代表作《仙女红袋》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本文围绕中国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和朝鲜半岛罗末丽初殊异传体散文《仙女红袋》展开论述，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从故事情节、主旨思想、文体特征、女性形象四个方面具体探讨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对包括韩国在内的朝鲜半岛古典文学的影响。
据文献记载，殊异传体散文大约产生于七世纪后半期，一直延续至九世纪，从新罗时期到高丽时期，涌现了大量殊异传体散文作品，现存仅有十余篇。殊异传体散文是一种用奇特故事编成的、具有独特形式的艺术散文，主要运用幻想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通常通过活人与亡者之恋来展开故事情节，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殊异传体散文流传至今的名作有《仙女红袋》《首插石楠》《心火烧塔》《善德女王》《老翁化狗》《竹筒美女》等。其中殊异传体散文的代表作《仙女红袋》，又名《双女坟》。关于《仙女红袋》的作者众说纷纭，常见的有两种说法，有学者认为作者是崔致远，也有学者认为其作者是高丽前期文人朴寅亮。这部作品描写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但其构思奇妙，文笔出众，笔触细腻，故事打动人心，是当时篇幅最长、艺术成就最高的描写生者与亡者特殊关系的爱情传奇故事，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朝鲜半岛汉文小说的雏形之作，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对韩国小说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中国在七世纪左右的唐代已经出现了独特的文言形式小说，即传奇小说，八世纪、九世纪之后便发展得十分多样。对于唐传奇的起源虽然颇有争议，但学界普遍认为初唐末期的张鷟所作的《游仙窟》为传奇的嚆矢之作，同时《游仙窟》也被称为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为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游仙窟》是唐代文人张鷟年轻时所作的传奇小说，张鷟在当时声名远扬，作品在当时的日本和新罗文坛颇有影响。开元年间此书传至日本，其后对日本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同一时期，新罗的贵族子弟也在中国留学，《游仙窟》同样也被新罗人所接受和传播。由于中国本土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游仙窟》在经历了唐、元、明、清几代后，在中国彻底失传。清末，学者杨守敬从《经籍访古志》中将此书抄回中国，但未引起关注。五四运动之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正式提及该作品，此时才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29 年，章矛尘将鲁迅收藏的《游仙窟抄》刻本整理标点出来，由鲁迅校阅并作序，交由北新书局公开出版，至此《游仙窟》一书得以被更多读者关注，也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
朝鲜半岛的殊异传体散文在题材方面继承了六朝时期的志怪主题，创作者以独特的创作意识，充分发挥了唐诗和古文写作功底。当时的新罗和中国交往甚密，这对新罗文人接受和创作传奇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罗末期、高丽初期的殊异传体散文代表作《仙女红袋》从题材到文辞以及作者创作意识等诸多方面均明显受到唐代传奇的直接影响，其中《仙女红袋》受到《游仙窟》的影响最大，也尤其明显。
从两部作品的故事情节来看，二者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仙女红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游仙窟》有着颇多的借鉴和融合。
《仙女红袋》讲述了科举及第的崔公被任命为溧水县尉，一天策马来到县南境游览，那里有两个无名女子的孤坟，墓穴主人是不满封建婚姻含恨而死的八娘子、九娘子。崔公在墓门上题诗悼念两女。当夜，崔公在附近“招贤驿馆”住宿入睡，两位美丽的女子先是遣侍婢送来红袋两只，内有回和诗二首。随后二女亲自来寻他，她们说得以遇见知己，欣喜异常，双方以“戏题”文字为媒，开始了人鬼之恋。八娘子和九娘子原本是当地富豪张氏之女，张氏见钱眼开，不顾两个女儿的意愿，决定将她们分别嫁给富有的盐商和茶商。两个女儿怨恨冷酷的世道现实和无情的父亲，痛下决心以死抗婚。二人有幸遇到崔公，一诉衷曲，三人杯酒言欢，联诗助兴，满含相见恨晚之憾。崔公爱慕二人的才情，欣赏其超凡脱俗的风采，而二女也钦佩崔公的才情，一直盘桓到月落，直到鸡鸣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分手。
《游仙窟》以第一人称自述作者张鷟奉使河源途中，夜投“神仙窟”住宿，与五嫂、十娘二女仙诗酒酬唱，极尽缱绻；又以五嫂做媒，将十娘嫁给张鷟，天明后张鷟泪洒而别。
《仙女红袋》和《游仙窟》从故事情节上来看，都是以相遇相知为情节展开叙述的，描写的均是尘世男子与冥界女子之间的爱情故事。首先，男女主人公相遇均发生在男主人公于暮夕在他处独居时。崔公独自下榻“招贤驿馆”，张鷟奉使河源途中，夜投“神仙窟”住宿。之后女主人公进入男主人公的私人空间，继而相遇，情节由此展开。精怪鬼魅在夜间以女性形象出现在青年男子的私人空间的情节在中国的志怪小说中是十分常见的故事情节。这一情节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志怪小说的创作手法。其次，两部作品中为了男女主人公的自然而然相遇，都出现了穿针引线的中间人，即两部作品中都出现了侍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仙女红袋》中二女遣侍婢翠襟给崔公送内有回和诗的红袋两只，侍婢承担了为男女主人公传递感情的重任。《游仙窟》中侍婢桂心和绿竹成为男女主人公情感传递的纽带，桂心在男女主人公饮酒吟诗时侍奉酒席，绿竹则在男女主人公饮酒赋诗时弹筝伴奏。再次，两部作品均描写了饮酒作诗、以诗传情的场景，以美酒、诗词、歌文相和并与男主人公倾谈，互相表达倾慕之情。故事结尾更是以诗表达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最后，两部作品的主要人物设定也是相似的。男主人公官职均为县尉，《仙女红袋》中崔公就任溧水县尉，《游仙窟》中男主人公自称“下官”，奉使河源。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设定也类似，女主人公人数设定一致，均为“两女”，这对于增加故事情节的复杂性有着一定的作用。另外，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称呼也非常相似，《仙女红袋》中女主人公的称呼为“八娘子”“九娘子”，《游仙窟》中女主人公名为“五嫂”“十娘”，都是以行第称呼女子。
《仙女红袋》和《游仙窟》这两部作品透过构思奇妙的故事情节所要表达的主旨思想是基本一致的。首先，作品的主题都是对封建伦理的不满和对美好真挚爱情的追求，封建传统礼教中对于爱情和婚姻信奉的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这两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均敢于摆脱封建社会的种种束缚，大胆追求自由爱情。其次，在封建社会男女爱情和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的背景下，这两部作品中对于男女主人公的设定也突破了落后的封建社会观念的约束。另外，在同属一个儒家文化圈的封建社会下，文人学士和闺阁女子的自由爱情以及婚姻自由最终还是不被认可的，这在两部作品的凄婉结局中充分体现，两部作品的结局均不圆满。《仙女红袋》中崔公与二女直至鸡鸣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分手，“数声余歌断孤魂，一点残灯照双泪。晓天鸾鹤各西东，独坐思量疑梦中；沉思疑梦又非梦，愁对朝云归碧空。马长嘶，望行路，狂生犹再寻遗墓；不逢罗袜步芳尘，但见花枝泣朝露”。《游仙窟》中天明后男主人公泪洒而别，“少时，天晓已后，两人俱泣，心中哽咽，不能自胜，侍婢数人，并皆嘘唏，不能仰视”。
我们熟知的唐传奇小说大多是开元天宝以后的作品，多以较整洁的古文写成。《游仙窟》的创作时期正处于骈文还在盛行的时期，因此，它的叙述语言大量使用骈偶句式，颇有汉魏六朝辞赋的韵味，而且人物对话亦大量以诗歌和韵语代之。《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全文辞藻华丽，韵散夹杂，唱白并用，整体结构严谨完整。全文除少量散句以外，几乎全以四六骈文的形式进行创作，人物形象塑造生动传神，使得整个故事引人入胜，令人掩卷不忘。《游仙窟》作为最早的骈体文传奇小说，标志着自六朝志怪向唐传奇的转变，内容亦自志怪转为叙人世之悲欢离合，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更被学界称为“新体小说”。
这种特殊的体制也为中国小说发展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仙女红袋》深受唐传奇《游仙窟》的影响，大量学习和借鉴《游仙窟》的创作手法，同样以散韵结合的骈文形式进行创作，虽文辞逊色于《游仙窟》，但通篇引大量三言、七言诗歌以及韵语入小说开启了朝鲜半岛汉文小说史上的创作先河。
《游仙窟》和《仙女红袋》这两部作品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也颇具划时代意义。两部作品的婚姻爱情世界是建立在才子佳人的观念之上的。在《仙女红袋》中女主人公被父亲包办婚姻许配给盐商和茶商，在轻商重仕的封建社会，盐商和茶商在女主人公眼中无疑是粗鄙且地位低下的俗人，憧憬才子佳人浪漫爱情的她们不满封建传统礼教下的婚姻与压迫，她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自己的年轻生命为代价来反叛封建礼制和封建家长制。《仙女红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深受唐传奇《游仙窟》的影响，《游仙窟》作者虽生活在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封建社会，深受封建礼制束缚，但其所处的中国唐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一个开放、多元、进步的朝代，当时的文人大多拥有着相当超前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意识。《游仙窟》中对封建传统礼教的反叛精神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唐代文人极其进步的创作意识，作品中通过女性人物形象特征所表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更是对《仙女红袋》影响深远。《仙女红袋》通过对唐传奇的借鉴和融合，在作品中也相应地借鉴融入女性意识，传播中又对韩国广大读者的女性意识觉醒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韩国与中国地理位置毗邻，一直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韩国古典文学一直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和熏陶，但受到地域差异、历史背景、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韩国文学又带有其独特的民族特征。《仙女红袋》这部作品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借鉴与融合实现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完美契合，可谓中国古典文学与韩国古典文学相互交融的产物。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人们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需求也日益加深。本文以《游仙窟》和《仙女红袋》为主要切入点，分析韩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借鉴和融合，以期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加深两国文化交流贡献些许力量。
基金项目： 2021 年安徽外国语学院校级重点科研项目“韩国（朝鲜）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情况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Awky2021003。2023 年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哲学社会科学）“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国儒家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及影响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K2023B024。2022 年安徽外国语学院科研团队“中国语言文化对韩国的影响研究”项目成果，项目编号：awkytd202203。
[作者简介] 王丹丹，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安徽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韩比较文学、域外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