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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研究，可追溯到 1983 年在北戴河召开的城市文学理论笔会，多数与会专家认为：“凡是反映城市人、城市生活的作品，皆可称之为城市文学。”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眼光投向上海、中国香港、北京等大都市，出现了一种离开“人”而走向“符号化”的倾向。2006 年，学界在认识到这一趋向后，认为“沪外”的城市文学“为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随着各地城市发展方兴未艾，寻找更多类型的“中国式的城市文学”、讲述当代中国人独特的城市生活经验，成为令城市文学这一分支不断扩容并呈现出清晰中国美学风格的途径。
作为高科技巨型都会的新城市是去根性、同质化、景观化的，被科技和现代化严格规划过的城市，其留给文学以传统的方式触摸日常的通道并不多。文学所强调的当下性、现实感，面向未来、表达现在，需要作家以新的方式与角度体察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群，描写城市中人的互动特质。作家云舒在她的小说写作中，以都市叙事中的纯粹化态度来观照都市人，将都市书写为非他者、非客体的自然存在，以独特的故事糅合能力，把日常中的现实关怀与心灵建构圆融地结合在一起，使创作出的作品打上了鲜明的都市烙印。
云舒是文坛的“迟到者”，她并未早早地发表作品，而是在具备了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之后，才执笔探寻这座充溢着自己丰沛情感的北方城市。早期，她出版了长篇小说《女行长》，而后将创作精力聚焦在中短篇的创作上。在中篇《凌乱年》中，云舒推开城市的大门，尽力讲述城市里幽微个体的不同境遇与迷茫。被定义为城市“精英女性”的成功人士，在遭遇不公对待时内心的双重煎熬与反抗，在云舒笔下城市空间的构建中充满戏剧性张力，引起共同记忆的精神暗合。早期，她对所熟稔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描写不是表象性和装饰性的，而是具有强烈的纪实性色彩。精英群体的“灯红酒绿”，社会生活褶皱处的严苛话题，云舒以多年的经验，描述出城市中个体的沉浮与变迁，人物的情感流动自然且丰沛。作为创作者，云舒对她笔下的人物保持着最大程度的克制，冷眼旁观，令呈现诸多同质化特征的城市生活葆有了真实性与个性。
从云舒的写作史来看，她以对生存状况与心理状况的深层把握及个体经验的感知，塑造出现实叙事下城市的多维向度。在她的素材分野中，世相与情感占据着备受瞩目的位置，如在中篇《朋友圈的硝烟》里，两位闺密明争暗斗，她们的经历既凸显出自我的救赎，也映射出欲望、阴谋破灭后的一地鸡毛。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外壳之下，城市群体价值观念的迁徙与变形，令生长在其内部的人物面临着更加纷繁的矛盾与纠葛、茫然和求索，书写其心理纠葛和情感变迁，成为打开城市文学情感流动之门的重要题材领域。
城市中人独特的生活样貌与精神状态，在面对种种问题时的抉择，需要作家以创作介入现实，关注普遍的社会意义，关注城市中人在灵魂与心灵上的追求与挣扎。云舒的创作中，表现家庭观念与亲情信念的作品在早期较为集中，中篇《青萍之末》《亲爱的武汉》，运用悬念的设置，将亲情迷失后的峰回路转一宕到底，投身于关乎人物自身的“家族史”追问之中。城市书写因和现实的同频共振更需要人文关切，从个体哲学层面挖掘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和性格上的内在逻辑。《青萍之末》中，大段的独白与思考，道出了晓萍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困境，她在家庭中面临被悬置的窘境，而向前回溯，那些对她处境与关切的忽视，令她从生存其中的城市家庭空间中抽离。文学创作中的“平庸者”如何找回其精神的归位，这是新世纪以来有关城市文学书写的不断丰富与尝试。小说的社会责任与反思意识促使创作者不断掘进，在《亲爱的武汉》中，城市空间及下乡插队的过往交错纵横，其中驳杂的生活形态为文本提供了极具想象的跨度空间，也对作家提出了挑战。云舒将生活内部的肌理褶皱与暗藏的灰尘抖落，以“寻找”为母题，恪守写作的叙事伦理，将父亲、母亲、青萍的情感线索以及“我”的心理变迁分别陈述，触及庸常生活背后的精神意志和生命状态，令小说折射出真实的社会图景。
而在接下来的创作中，云舒以一种包容性的呈示，在城市空间的取景框中探索身处时代困境中人们的心理、精神和灵魂形态，着力重构人性的坐标，凸显生命的存在价值。城市发展代表了一种更丰富、复杂的生存方式，而她对于讲述城市诸侧面的城市文学有着独特的理解和文本呈现方式，其叙述看似散漫却有着清晰的定位和聚焦点。在城市的发展和聚变中，云舒保持着敏锐的现实眼光，不避讳生活中的种种存在与精神困境。中篇《羽翼》聚焦都市人群中看似成功的知识分子，而其也不得不面对入世的“囚徒困境”。云舒将写作的触手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探讨两代人的关系命题，试图撕破现代城市生活光鲜亮丽的外包装，探触生命的真实感受。可以说《羽翼》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生存其中的城市的智性书写，城市物质匮乏的时代已然终结，刚刚经历精神溃败的大学教授，在寻找精神栖息地和与后代互动的困境中，日渐寻找着那根主宰生活的隐线。这一阶段，云舒对其所熟稔的金融题材运筹更加自如，在中篇《K线人生》中，她以一名优秀的银行业管理者的视角，打开了一场波澜诡谲的金融大戏。在环境的骤变与人物心境的变化之下，书写中的隐喻既是直面生活的勇气，也是深刻的人道主义同情和人文关怀，如何更好地处理自我与他者与社会的关系，更好地面对俗世生活，云舒通过结撰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欲望变迁等富于仿真性的图景，试图在城市文学模糊的版图中不断清晰城市生活的脉络，反思城市范式下多重情感的来处与诡谲。
对城市生存空间的构建主要集中在私人领域，私人领域的情感链接常与公共领域和他者发生关联。在进入第三个创作阶段后，云舒反而放弃了那些具有吸引力的话题，开始聚焦城市中的琐屑日常，并从群体生存的角度对人的价值进行思考。故事发生的场域以及创作方式的转变，令她笔下的人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这些城市个体生活的温情的细枝末节中，云舒的文本以生活流的气息表现出现实感、使命感，不着痕迹间富有深沉的担当意识。中篇《吉祥渡》、短篇《桃花渡》，均以她所熟悉的北方城市、河畔、山间为叙事的切入口，以强烈的关怀与悲天悯人，呈现出城市底层人群的精神空间与样貌。贴近生活的阐发和叙事探索，富有强烈的文学性、哲理性及生活气息，展现出对于社会生活、存在世界的外部空间和内部精神、灵魂的多重观照。《吉祥渡》中的看门阿姨，《桃花渡》中住在养老院的失独女性，她们在主人公的叙述视角之下，从沉潜的生活深处浮出水面，呈现一己悲欢。创作者给予了这些个体充分的尊重和可能性，以此慰藉现实生活中的世道人心。当然在这一阶段，云舒继续对金融题材深度介入，中篇《爱情投资模型》借讽刺将功利化的思维模型与情感链接，保持一份叙述视角与情感视角的清醒，也道出了高知女性群体的进退维谷。同时，她开始关注更为宽广视角下的城市发展历史，《金蝉》一篇，将时间维度调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展示出以钱庄为掩护的地下工作者们为了民族尊严如何机智周旋于暗夜中，以舍生忘死的意志博取黎明的到来。
当前作家的创作中，对当下城市现实、城市生活有诸多个体层面的碎片化表达，但缺乏总体意义上的纵深感。云舒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将事件聚焦于其所熟悉的城市空间与场景中，从深阔性的层面将分散的个体生活经验进行有效链接。她以城市图景的内在逻辑铺陈情节，试图对城市生活的诸多侧面做出整理与标记。
私人领域已成为当下城市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在欲望叙事、消费叙事、日常生活叙事、荒诞、虚无等标签之中，云舒将她的人物、情绪、母题放在了生活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土壤之中，且以个体生活领域与公共领域的链接，使小说中生活“仿真性”的构建更加坚实。写作与生活的深度对话就此发生，云舒找到了创作与生活互动的有效路径。
在城市文学创作实践中，海派的魔幻、京派的气韵、岭南的“新南方写作”以及南京的烟火气等，成为一座城以及这座城市文学创作的特点。云舒生长于斯的华北平原都市，在她的笔下日益显现出与时代情绪同频共振的本来面目。从精英阶层凸显出的高度都市化，到普通市民的价值取向、欲望追求，云舒诠释出华北平原都市人生存的空间向度与他们谋求“困境中超越”的意志及行动力。
城市景观空间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由蛮荒走向文明，人类竞争场域的变迁、心理关注的变迁、城市中人精神需求与审美取向的变迁，都成为城市文学文本阐发的出发点。在城市文学既包括空间又具有时间性指涉的新时期以来的叙事中，云舒以小说虚构出精神层面的共性与世界，去“重逢”现实中的真实及其灵魂镜像。她走出了城市文学概念下的既有框定，令城市文学拥有了更多可能性。
[作者简介] 王瑜，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编审，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