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论《群魔》的社会历史意义

◎叶之铭

《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剖析 19世纪 70 年代俄国知识精英身上的精神痼疾，将个人的思考和关怀从私人的精神领域上升到社会历史领域。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探讨的那些使他备感焦虑的问题，如今依然在困扰着现代社会，因此，对《群魔》的社会历史价值的剖析具有现实意义。

一、“世纪病”的滥觞：信仰缺位

综观全书，一切折磨人物心灵的精神危机和触目惊心的社会乱象，归根结底，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信仰缺位。19 世纪 60—70 年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和西欧思想的涌入，刺激了无神论与虚无主义思想在俄国的传播。人是否可以不依凭宗教信仰而生存？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思想状态能否自洽地存在？从现实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与俄国文学界经久不息的论战，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察觉到人类明知没有上帝后将会面对的信仰危机，并将其作为自己笔下世纪病患者的病根所在。

《群魔》的主人公斯塔夫罗金正是这样一位最典型的饱受信仰危机之苦的患者。信仰的缺位使得斯塔夫罗金的生活缺乏一条稳定的准绳。支配他的一举一动、支撑他的生活动力的是他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中收获的快感，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称之为“任性的利己主义” 。斯塔夫罗金反抗一切可能限制他的意志自由的东西，包括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甚至常人的情感。也正因此，他身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感情冷漠的特征。然而，叛逆的精神状态终究不可持续，一次次的越过极限的罪恶反而唤醒了他的良知。即便他不屑于道德的约束、刻意混淆善恶之间的区别，斯塔夫罗金还是不能完全消除作恶给他留下的痛苦感受。这是因为他也并不信仰作为上帝对立面的、不带道德判断的科学。斯塔夫罗金清醒地认识到，最为便捷，也是唯一的得救手段就是重塑自身的上帝信仰，唯有如此，他才能树立区分善恶的准则，才能找回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可是，他的救赎之道蕴含着必然失败的因素。他不能让一直以来作为精神支柱的意志的胜利沦为一文不名的东西。因此，他冷酷无情地拒绝了吉洪提出的通过隐修得救的途径，放弃了最后的生存机会。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斯塔夫罗金从毁灭他人到毁灭自我的魔鬼般的行径表明了他对时人迫切地需要面对的信仰危机的总的看法：第一，抛弃上帝后，没有限制、没有边界的自由意志将不可避免地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第二，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思想状态和生存状态无法稳定自洽地存在；第三，重塑信仰、复归神性是世纪病患者唯一可行的得救之道。小说中，与主要人物的精神危机同步发展的，是逐步酝酿、在一时间突然爆发的社会危机。在作家看来，由丧失信仰引发的人类精神领域的混乱状态，必然会反馈到现实生活中，并最终在社会领域掀起一场富含破坏性的灾难。《群魔》折射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信仰问题的种种焦虑显然并非杞人忧天或无稽之谈。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反宗教学说几乎是不可逆地改变了人类的思想。人类必须面对一个纷繁复杂且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世界，不再容易找到某种确定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能为社会共识包容的道德标准也愈加难以制定，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也随之爆发。

二、无根之人：迷途的知识精英

从浪漫主义文学在俄国兴起的 19 世纪初开始，那些贵族诗人的使命感让他们坚信，俄国的知识精英应当担负起启蒙底层群众的责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却与之背道而驰。在他看来，精神上漂泊无依的俄国知识分子需要回到社会大众之中，因为困扰着这个长久地脱离了它的根基的社会阶层的精神痼疾只有在质朴真实的平民生活和扎根于俄罗斯民众的传统信仰中才有希望得到疗救。

脱离健康的劳动生活和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为小说中身为“父辈”的自由主义者斯捷潘和后起的虚无主义一代营造了同样容易滋生精神病菌的生存环境。斯捷潘过的是养尊处优、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优渥的生活条件不但没有保证他专心于学术研究，反而促使他日益腐化堕落。他自己也明白“要想获得一种见解，首先就需要劳动，自己的劳动，自己的首创精神，自己的实践”的道理，却并不做出任何改变。《群魔》中的知识精英不仅没有实现启蒙大众的理想，反倒将后者引入歧途，这是富有象征意义和批判意义的。

相比斯捷潘这个“父辈”，虚无主义一代与他们的文化根基和现实生活之间的断层是更为明显的。斯塔夫罗金在写作的文法上错漏百出，基里洛夫干脆连俄语也说不好。沙托夫和基里洛夫即使穷困潦倒也不去工作。他们对待群众的态度更为无情而恶劣。革命小组的利亚姆申觉得不如只留下一小撮受过教育的人，然后把剩下的“拿来送到空中炸掉” 。虚无主义者们甚至毫不犹豫地走到上帝信仰和广大民众的对立面。因此，盘踞在他们精神领域的病症更为严重，也根本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斯捷潘的最后一次出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替陷入迷途的知识精英们准备的具有寓言性质的救赎之路。当“命运”将自称擅长和老百姓打交道的老自由主义者带到了农民中间，他才察觉自己和群众存在的巨大隔阂。但农民朴实快乐的日常生活和女书商的出现很快使他内心重燃对幸福生活的希望。临终之际，他终于领悟到：“人类存在的全部法则，仅仅在于人要永远能够拜倒在一个无限伟大的事物面前……不朽与无限对于人来说，正如他居住的那个小小的行星一样不可或缺……伟大的思想万岁！” 尽管斯捷潘此时的言论依然不符合基督教的信条，但他已经用某种超验性的直觉约束了自己的傲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足以成为一个通过信仰路径得救的模范：引导那些迷途的知识分子回归祖国文化和人民大众的怀抱。

不过，应当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群众的态度其实有微妙的一面。他并不一味抬高群众的美德，也不把作为抽象概念的群众提升到历史主体的地位。相较于热心的农民和善良的女书商，贪婪凶残的逃犯费季卡、向过路旅客敲竹杠的渔民和被鼓动起来殴打莉莎的小市民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民众身上潜在的暴力性的描写是毫不隐晦的。这也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复杂也更贴近现实的观察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启蒙与同化之间的矛盾的视角。

三、新世界的阴影

早在撰写《群魔》之前，推崇无神论的新生代知识分子的偏执狂热以及文坛前辈对这些年轻人的姑息纵容就已激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愤怒。涅恰耶夫事件、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则为这一团烈火提供了干柴。巴黎大火和莫斯科学生的血似乎预示着人类日益严重的精神危机将在社会领域逐渐现形，将毁灭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和所有能够约束人心的道德戒律。一种感情上的憎恶和道德责任感要求他揭露那个被进步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人为建构的新世界蓝图的阴影。

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拿新世界的理论体系开刀。作为革命小组理论家的希加廖夫，遵循空想社会主义先驱的脚步，皓首穷经，在书斋里构想未来社会的社会制度。最后，他却得出了一个绝望的结论：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必须把人类分为不平等的两部分，十分之一的人享有个人自由和对剩余的十分之九的人的无限权力，且十分之九的人还得经过几代人的思想改造以蜕变为牲畜。而这样的结论当然与左翼学说的初衷相抵触，所谓“从无限的自由开始，却以无限的专制告终”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希加廖夫的绝望证明，用个人的逻辑和理性构建的社会制度去替换人类社会的自发秩序的想法是荒谬且不切实际的，理论家们用尽甜言蜜语搭建的天堂一旦落到实处，极有可能变成惨不忍睹的人间炼狱。

总的来说，对于持有进步主义与理性主义信条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一只聒噪的不讨喜的乌鸦。但他提出的合理的质疑对人类的进步事业与那些开天辟地的梦想家一样富有意义。人类真的能够在完全摧毁现存秩序之后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吗？革命者是否仍要遵循某种产生于旧秩序的道德准则？为满足特定的意识形态要求预先对现实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后创作出的“新人”，对处于一个远比小说中复杂的社会中的年轻人究竟有多少参考价值？无论激进派如何将这种建立在已发生的历史上的质疑归纳为污蔑和攻讦，他们在当时或未来的实践中依然要面对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