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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形象的书写，自鲁迅首次开创之后，在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层出不穷，如鲁迅笔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以及郁达夫笔下《沉沦》中的主人公等，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历史潮流中的探求与困惑，侧面展示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状况以及广大群众的挣扎与苦楚。
巴金的作品中也不乏对这一形象的书写，如其早期作品《家》中的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然而《寒夜》中的知识分子书写不同于“激流三部曲”中热情洋溢的风格，其展现了五四运动热情退潮后，在现实无情的摧残下，知识分子处于绝望边缘的苦苦挣扎。《寒夜》中的主人公汪文宣是当时社会的小人物，正如作者在《寒夜》再版后记中所写：“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全书聚焦于汪文宣及其一家人的悲欢离合，以小家庭反映大社会。汪文宣的境遇不是个人的，在当时的社会中有无数个汪文宣正在经历着痛苦与挣扎，因此，作品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全书中作者不止一次地用“老好人”来形容汪文宣，妻子说他是“老好人”，在外面总是受欺负，母亲说他是“老好人”，能够忍耐妻子的“背叛”，他自己也常嘲讽自己是一个“老好人”，这个称号在汪文宣身上深深地留下了烙痕。
在家庭里，汪文宣是一家之主，也是整个家庭关注的焦点。汪母关心着他的儿子，妻子曾树生同样也关心着她的丈夫，但在汪母与儿媳曾树生的冲突中，汪文宣又是一个导火索。汪母的身上带着畸形的情感，认为儿媳抢走了儿子对她的关心，对儿媳处处针对，讽刺中伤。曾树生身上带有着新青年的热烈与活力，与传统的妻子、儿媳形象迥异，她不满于汪家昏暗、腐败的气氛，想要救自己于水火。汪母与曾树生，一个是晚年艰辛的传统女性，一个是生命力旺盛的新时代女性，一旧一新势如水火，这样的家庭必然不可能和谐。然而，被夹在中间的汪文宣对于二人之间的剑拔弩张始终心存幻想，他希望有一天两人能和谐相处。汪文宣的两面讨好并未缓和家庭关系，反而将本就濒临破碎的家庭推入了深渊。
在工作中，汪文宣做着普普通通的校对工作，每天面对着堆积在书案旁的校对文稿，忍耐着同事的疏离与嘲讽，忍耐着不公平的待遇。他总是在内心呼喊，痛骂周主任的刻薄和同事的眼光，却在面上不动声色，“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在被谎言、虚伪、无情充斥的社会里，汪文宣心中有憎恶、有仇恨，但最终也只能“无声的抗议”，在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中，忍耐再忍耐，消耗着生命去换苟且地活着。
年轻时的汪文宣也曾是一个满怀理想，渴望在教育行业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新青年，然而现实的重担使这个理想家磨灭了希望，年龄的增长、生存的需求、苦难的磨砺，在夹缝中窒息的他早已失去了年轻时的渴望。
与巴金《家》中塑造的觉慧这一新青年相比，《寒夜》无疑提出了新青年走向未来的中年的可能性。前者是五四运动正值热潮时勇于突破封建大家庭的桎梏，追求自由、理想，拥抱新生活的突破者；而后者是经历了重重磨难，在五四运动激情落潮后难以为继的失落人。在文中，汪文宣不明白事情怎么就会到如此地步，怀念之余不禁失落于曾拥有过的自在不复重来。“不单是生活，我觉得连我们的心也变了。”环境的恶劣，年岁的增长，让年轻的心变得苍老，让曾经执着于理想，高谈阔论的青年走向了疲惫与琐屑的生活，怨愤于不公的待遇，成为无力改变现状的中年人。
与《寒夜》中的另一位步入中年的新青年曾树生相比，汪文宣这一形象更显得缺乏生命力与活力。汪文宣与曾树生是自由恋爱的青年，然而他们两个人在面临步入中年及生存的危机时，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曾树生仍保留着青春的激情，她要去跳舞、去交际、去拯救自己，她绝不允许生命在无尽的忍耐中被磨灭。在全文开篇，曾树生离开汪文宣的情节中，汪文宣每次鼓起勇气去寻找妻子，总是会由于各种原因而退缩。在风云激荡的时代浪潮下，汪文宣太害怕失去，因此他内心煎熬；他太害怕面对，因此他行动延宕。
《寒夜》中的汪文宣并不是对未来一无所知，相反他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在被自己藏起来的“血痰”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死的命运。但是他依旧迷茫，希望到底在何方，抗战胜利究竟何时会来，黎明前的黑暗太过可怖与漫长，他终是这时代的牺牲品，在一次次的窒息与清醒中走向既定的终局。
《寒夜》中塑造了一个汪文宣的中学同学柏青的形象，他与汪文宣之间不多的交集恰恰反映出汪文宣的清醒。这位经历了妻儿双死的中年男人在酒馆买醉，逐渐在酒精与痛苦的侵蚀下混沌地死去。而反观汪文宣，尽管他也处于一个痛苦悲惨的境地，但是他能够认识到“可是人不能一辈子喝醉啊，总有醒的时候”。在绝望与痛苦的挣扎之中，汪文宣仍想要托人找一份工作，不想一味依赖妻子，即使重病在身，也依然忍受着病痛的煎熬，坚持工作。然而，时代的阴霾会吞噬每一个人，在乌云之下没有人能独善其身，老同学的死也映衬着汪文宣最后的命运。在那个时代，一切的努力好像都无用，到头来，终是妻离子散，身死他乡。
此外，汪文宣对于自己的身体情况有着很清楚的认知，但是他并没有积极治疗，一方面治疗的费用是昂贵的，他不想因为自己再拖累这个早已破败不堪的家庭；另一方面他自知肺病是当时的绝症，他不想面对这个不幸的事实，他不知道他死去后一家人该如何生存下去。也许身体上的病仍有机会挽救，但是精神上的病已药石无灵，他只是这样一个安分的老好人，却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清醒与逃避，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只能绝望地挨过；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时刻，他只能沉默地呼喊，因为痛而沉默，因为恨而呼喊。
汪文宣固然是新时代的青年，他曾有满腔抱负，主张自由恋爱，但是他的思想本质上还是带有传统思想的烙印。中国自古就崇尚以和为贵，“和”是家庭、国家发展的基石。
在巴金的小说《家》中高家老太爷同样有这种思想，他想要高家上下和谐，想要子孙满堂，想要传统意义上的家族繁盛。而这个“和”字在《寒夜》中更多倾向于主人公汪文宣对待事情的逃避态度。这在汪文宣对待家庭的态度上就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出来，面对妻子和母亲无尽的争吵，他从不去切实解决问题，而是回避冲突，一味要求和谐。但在妻子这样标新立异的新女性与母亲这样陈腐老旧的传统女性之间一味求和只会造成两败俱伤。汪文宣的逃避态度同样反映在工作上，在面对同事的冷眼嘲讽和不公平的待遇时，汪文宣从不反抗，一味苟且，既不解决实际问题，也不回应冲突。然而他不是无反抗之心，只是在这个时代环境下，在传统青年与新青年两种生存态度的夹缝中生长的他既无法真正地解放也不能平静地沉沦。
汪文宣在《寒夜》中始终是一个病态的形象。“血痰”“低烧”“出汗”一系列对于他病症的描写无一不反映出他生命的颓萎，而身体上的不适感加重了他消沉的情绪，这也是促使他一步步走向悲剧的原因之一。身体的痛苦使他绝望，肺病的折磨使他“最痛苦”地死去。此外，文中汪小宣这一形象的身上也继承了他父亲的低迷。汪小宣是一个正值年少，却一脸老相的小孩，不仅在性格上与他父亲一样沉默，他的身体也如他父亲一般羸弱。命运的玩笑好像并不会止于汪文宣，我们似乎已经可以预见，悲剧在他尚且年幼的孩子身上可能还会重现。
《寒夜》故事发生的背景在抗战后期的国统区重庆，这个时期社会的普遍现状是黑暗的，阴险狡诈之辈横行，老实平凡之人受祸。汪文宣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生存在海晏河清的和平社会之中，未尝不能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就算妻子与母亲之间的矛盾无可调和，他也不至于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但是社会的黑暗无情地掩埋了无数挣扎着求生的人们，汪文宣无数次痛骂这世间的不公，质问活着的意义，但他不能随意了结自己的生命，他还有牵挂的寡母、妻儿，他无法想象，在他走后，母亲该如何生活，儿子小小年纪又该何去何从。在黑暗的时代里活着都变成了一种奢求，普通人没有任何错，是这个时代造就了无数的悲剧，是这个社会引发了无数的矛盾。
总而言之，旧与新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让无数像汪文宣一样在夹缝中生存的人们苦于生得艰难、死得哀痛，汪文宣的悲剧归根结底是黑暗社会所导致的。结局抗战胜利的号角似乎是一个黑暗时代的终结，但经历了这场浩劫的人们终究不能轻易走出这场阴霾，就如曾树生一般，本以为会有久别重逢的团聚，到头来却是故人已死的悲伤。汪文宣的悲剧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悲剧，具有普遍意义，通过对汪文宣悲剧形象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探究巴金作品的深刻含义。
[作者简介] 孙恺递，女，汉族，黑龙江佳木斯人，毕业于南京工业大学，本科，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