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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作为 20 世纪初中国京派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其小说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本文以凌叔华小说中的大小姐和表小姐两位女性为研究对象，旨在深入探讨这两个人物在小说中的呈现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性格和行为的塑造。这两类城市女性形象及其塑造表现出京派文学反映现实的创作取向及凌叔华特有的流畅婉丽的文风。
凌叔华作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生于北京官宦人家，因其卓越的文学才华而享有“闺秀派”的美誉。她的文学创作虽然受到自身身份和生活实践的限制而题材相对狭窄，但她真实地描绘了新旧交替之际中国社会风俗文化领域的激烈冲突。
凌叔华笔下的城市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旧传统、旧道德所胁迫而丧失了作为人的自由权利的旧女性，如《绣枕》中的大小姐。另一类是接受了新式文化、有着先进的思想和主张的新女性，如《女儿身世太凄凉》中的表小姐。这两类女性形象虽然有思想层次上的差别，但无一例外地都有着悲剧性的结局和命运。
《绣枕》围绕一只绣花枕头展开。主人公大小姐身份尊贵，是一个温柔贤良的封建官僚家小姐。她并非轻浮的交际花，而是过着深闺生活的贵族女性。她的梦想并非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而是一段门当户对的恩爱婚姻。为了实现这个最终梦想，她深居闺阁，用半年时间巧手绣制了一对精美的靠枕，以此显示她的贤淑能干，展现一个温柔能干的待嫁女形象，渴望通过它来为自己争得脸面，换取一段和和美美的婚姻。
然而，大小姐的梦想却在靠枕送去的那晚就遭遇了无情的损坏，客人醉酒后吐在她亲手绣制的靠枕上，随后靠枕又被人践踏。靠枕象征着大小姐的婚姻期待，是她自小以来的最高理想。因此，被玷污的不仅仅是靠枕，更是大小姐的理想和尊严。
大小姐是对未来、对婚姻充满期待的。待字闺中的她费尽巧思精心绣制了一对漂亮的靠枕，甚至患了一段时间眼病，只为送去求一段美好的姻缘，或者说一个更好的前程。面对张妈的赞叹，“我从前听人家讲故事，我总想那上头长得俊的小姐，也聪明灵巧，必是说书人信嘴编的，哪知道就真有，这样一个水葱儿似的小姐，还会这一手活计！这鸟绣得真爱死人”，大小姐嘴边轻轻地显露一弧笑窝，但刹那便止，虽然心中信着“红鸾星照命主”的说法，却以一句“张妈，少胡扯吧”把张妈的话堵了回去。不过，脸上微微的红晕已然显出她充满期待的女儿家的娇羞情态。
大小姐却又是注定悲剧的，无法获得自己所期望的幸福的。故事中主要包含三个人物：大小姐、张妈以及张妈的女儿小妞儿。小说通过张妈的言语来侧面反映大小姐对美好姻缘的向往以及对绣枕付出的心血，通过小妞儿的描述来体现大小姐绣枕的精致，也体现出大小姐为之付出的心血。而小妞儿则与大小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小姐身份尊贵，是温婉可人的大家闺秀，心灵手巧、精于刺绣，却常年处于闺阁之中，被命运禁锢，受尽传统礼教的束缚，甚至没有觉得热和尽情流汗感受夏日时节的权利；小妞儿作为下人的女儿，出身即卑贱，身上穿着粗布脏兮兮的，但她却拥有自由，可以随意地进出跑跳，命运没有给她尊贵的出身，却给了她肆意畅玩、潇洒流汗的权利和自由的、青春的活力。此外，虽然大小姐用尽巧思绣制靠枕，光那只翠鸟便用了三四十样线，暑热时甚至不敢触碰，怕脏了线的颜色。孰料，当晚枕垫便被糟蹋、被当作脚垫使用，大小姐满腔真心付诸东流。但她却一无所知，直至两年后才在无意中得知真相。大小姐被一枚小小的绣花针困在了闺房里，困在了封建权力之下。她做过一个梦，梦里她娇羞傲气，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着她看，许多女伴羡慕着、嫉妒着她。这样的一个梦，被现实硬生生打碎。
大小姐尽管身份显赫，却也深受封建礼教的伤害。绣枕的遭遇代表了她所承受的压迫，充分展现出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这类女性的命运不由自己做主，就算是官僚家庭的大小姐，社会地位已然是较高的，但也无法为自己求得尊重和自由。大小姐自幼抱有的美满生活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她满怀希望所绣的理想的“绣枕”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是不可能绣成的。
《女儿身世太凄凉》的故事情节以婉兰和表小姐的婚恋经历为线索展开。婉兰和表小姐一样，都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求订婚。但不一样的是，婉兰没有反抗父母的勇气，而表小姐却坚决地表示“那样被父母买卖的婚姻，我是受不了的”，一心追求自由恋爱。最终，婉兰嫁给了一个出嫁前就知道极为风流的丈夫，被丈夫和婆婆压迫，日子过得苦闷至极。而表小姐拒绝了追求者，追求者恼羞成怒，造谣表小姐德行有亏，表小姐的父母也对她加以责怪，最终导致了表小姐一病不起乃至去世。
表小姐是一个坚定地追求自由的新时代女性。文章开篇从描写婉兰和表小姐的外貌入手，二人从这里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婉兰是“青黄的面，虽涂了些胭脂，也盖不上那愁病的色”，而表小姐则“坐在一张摇椅上，随那椅摇来摇去，态度非常活泼，论那面目，却也粉面朱唇，娇贵中露出乐天之状”。这一外貌描写刻画出婉兰和表小姐两个完全不同的少女形象：一个深受封建礼教约束而愁容满面、身姿消瘦；一个乐观开朗、恣意妄为。这为后文二人的言谈做了铺垫。谈话时，文中先利用了婉兰的转述，“姑姑说叫我劝劝你，别总死心眼儿的讲平等自由，自由平等非但不是女儿家可以讲的，就是大爷们也不能呢”，表现了表小姐对自由的向往以及为追求自由所做出的实际行动，又以表小姐自己的话，“婉兰，我常说你太老实了。哼，像你那样被父母买卖的婚姻，我是受不了的”。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互映衬，外貌、动作和语言描写成为一体，完整地刻画出表小姐叛逆、独立、追求自由的新女性形象。后文表小姐与婉兰的对话更是强化了她的形象。
表小姐的叛逆、追求自由不仅仅体现在处理自己的事情上，也体现在帮助他人处理婚恋问题上。她不断地鼓励婉兰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不要为了顺从父母而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见婉兰面色青白，她知道一定是有烦心事，而这烦心事也一定是婚事。表小姐既心疼又同情，指出了婉兰所不知道的婉兰将要嫁给的李三少爷风流成性的内幕，希望救婉兰于水火，“我还索性告诉你吧，等你也知道旧式婚姻真是腐败到家呢”。见婉兰犹豫要不要退婚，表小姐急切地再次劝说她：“婉兰，你自己终身的事，千万不要为顺从父母，失掉了自己一生的快乐。可惜，你现在还未退婚，不然，那华家三公子，倒是一表人才，我可以介绍他给你呢。”
然而，这样叛逆的表小姐既然生在封建观念还未清除的社会里，就一定是不能为社会所容纳的。表小姐为了追求自由恋爱，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悲剧的结局实际上早有根源可溯。婉兰一开始劝说表小姐不要以一己之力对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时就说：“自由平等非但不是女儿家可以讲的，就是大爷们也不能呢。”足以见在当时的社会，自由平等的新观念还未成为主流，封建观念仍占主导。对于男女恋爱，婉兰认为青年男子的追求并不是可信的：“他们都争先恐后地侍候你。哼，他们这样，你猜安好心眼么。”在表小姐提出可以给婉兰介绍男朋友时，婉兰也担忧地说过：“若叫人听见，岂不造我谣言吗？”读者一开始或许会认为婉兰的担忧过于迂腐，但直到情节发展至表小姐的三个追求者“写了些歪诗香艳文，叫小报登了出来……人人都知道这小姐如此多情，身份如此低贱了”导致表小姐气病了，表小姐入院后他们三人又说“表小姐快要生小孩子，故此入医院”，再加上父母的责怪，表小姐受到刺激，病了许久，最终在年前去世了。读者或许会开始理解婉兰的担忧，理解封建观念是如何折磨人、如何将一个充满新时代朝气的新女性一步步逼上绝路的。表小姐所追求的自由恋爱，在这样压抑的社会里是注定无法实现的。她这样太过闪耀的光芒，也是为封建的社会所不容的。表小姐为了追求自由恋爱不断抗争，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大小姐和表小姐是明显不同的。大小姐深居简出，花半年的时间只为绣成一只绣枕，目的还是为了通过它来为自己换取一次说媒、一段婚姻；表小姐常游走在交际场中，身边追求者众多，众星捧月。大小姐没有追求自由恋爱的愿望，唯一的希望只是得到有权势人家的认可，来替自己说媒；表小姐一心只想靠自己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究其原因，大小姐是 20世纪初期中国封建家庭女性的代表，她在父权、夫权社会中长大，受封建礼教的约束，表面上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实际上却没有一点儿自由可言。大小姐一生的快乐和幸福只系于媒人如何帮她说媒，但象征着她的期待和命运的绣枕被无情地玷污、损坏，这轻视正是像她一类的封建家庭女性地位低下的表现，大小姐的悲剧命运可以预见。她虽然对“大半块衣襟都湿了”的在野外奔跑的小妞儿表现出厌烦，但小妞儿有着在广阔天地里自由活动的权利，这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所无法拥有的。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会逐渐深入社会每个角落，小妞儿的人生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但大小姐已经没有时间等待这个改变了。而表小姐则是接受了并切身践行着新思想的新时代新女性的代表，她受到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迫切地要突破以往封建道德的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表小姐对自由、平等观念的实践体现在男女交际上，她毫不畏惧地和三个男人一起出游，坦然地享受他们的追求，这是在以往社会中所不可想象的，是对封建观念的叛逆。
大小姐和表小姐在根本上是相同的。首先，当把大小姐和表小姐放在一起对比时我们可以发现，她们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没有名字。一方面，她们的“无名氏”身份象征着大小姐和表小姐虽然都是家境较好的女孩子，有着为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但她们始终都只是“大小姐”“表小姐”，唯独不是她们自己。人们称呼她们时只称呼“小姐”“女儿”“表姐妹”，不会称呼她们的名字。这是旧社会女性从属地位的表现：当时的女性没有获得独立的身份，仅代表一连串社会中的身份，不代表她个体。自然，人们不会称呼她的名字，而是直接称呼她的身份。这有利于表现女性悲剧命运和处在新旧文化相互冲击的时代的迷茫的主题。另一方面，不给这两个主要角色起名，她们的名字就可以是任何人，更能让读者共鸣。大小姐和表小姐代表的是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中两个典型的城市女性群体。京派文学强调反映现实生活，不可脱离现实，大小姐和表小姐的“无名化”使得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能更好地实现，更能引起读者的反思，表现作者对女性普遍命运的同情。
其次，大小姐和表小姐都无法脱离悲剧性的结局。无论是大小姐还是表小姐，无论是顺应封建观念生活的女性还是拥有新思想的新女性，在封建观念盛行的社会中，她们都是被压迫、欺凌的对象，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禁锢着她们，她们都无法获得应有的人生幸福。大小姐满怀希望精心绣成的绣枕，被人轻视玷污，表小姐追求的自由恋爱，最终让她在流言蜚语中因心病而亡，她们所期待的幸福都没能实现，最终只落得悲剧的结局。其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抑制人性，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就更首当其冲。要为广大人民谋求自由、平等和幸福，就要正视社会问题，彻底地破除封建，宣扬新思想、新文化，这是凌叔华写作的重要目的，也是大小姐与表小姐代表的两类城市女性角色的重要意义。
凌叔华《绣枕》和《女儿身世太凄凉》作为京派小说中反映社会生活和城市女性思想的重要作品，塑造出了大小姐和表小姐这两类一旧一新的城市女性形象，较为全面地展现了 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中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这两类女性形象虽然在性格、思想和行为选择上都有很大不同，但都无法摆脱浓郁的悲剧色彩，引人深思。
[作者简介] 黄诗语，女，汉族，重庆人，兰州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