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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小说创作转型前把人物当成符号工具来书写，他不屑于对人物的性格和外在做描写，认为人物和景物一样，没有自己的情感和思维，只是表现作家主观世界和思想的道具。余华转型后将底层男性作为主要的书写对象，人物形象逐渐立体鲜活起来。
本文以余华转型后长篇小说中的底层男性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和社会研究的方法，对小说中的底层男性社会角色进行论述。在社会关系中，任何角色都需要符合社会认同的行为模式，当角色不能够胜任社会要求和期待，便出现角色失衡。本文将余华转型后底层男性的形象分成失衡的父亲角色、回归的父亲和丈夫角色、失衡与回归的朋友角色。角色从失衡到回归的过程，展现出余华创作的独特风格，凸显其笔下对人性善恶与复杂的理解，呼吁人们关注底层人物，给予其人文关怀。
余华的长篇小说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用家庭中的父亲角色来展现底层男性的形象。父亲角色虽然身处传统的父权社会，却颠覆了以往令人崇敬的父亲印象，呈现出自私无德、暴力冷漠等劣性形象。这些异端形象便是父亲角色的失衡，《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父亲形象将这种失衡体现得淋漓尽致。
王德威于《伤痕即景 暴力奇观》中指出，余华的文字就是暴力，转型后的创作依旧对暴力痴迷，《在细雨中呼喊》的暴君角色专注点落于父亲，写出了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
孙广才用暴力树立权威，咆哮与殴打是他惯用的手段。当大小儿子向孙广才诬告，他们两个被兄弟孙光林用镰刀砍伤时，孙光林遭到了父亲孙广才不明不白的暴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殴打。这种不明是非的暴力行为，让父子之间增加了一层隔膜。父亲对于稚子孙光明也是如此，孙有元诬告孙光明打破饭碗时，孙广才毫不犹豫地对儿子施与惩罚，“我看到父亲粗壮的巴掌打向了弟弟稚嫩的脸。我弟弟的身体被扔掉般地摔出去倒在地上”。余华像一个旁观者，把父亲的残暴用冷静客观的文字进行描述，“打、扔、摔、倒”这些连续性的动词，体现了父亲对孩子实施暴力的力量感、情绪的愤怒感和行动的速度感。此时父亲是失衡的角色，他黑白不分地对“施暴者”进行了习惯性暴力，是一种异端的父亲权威，在暴力中实现了自身的快感。暴君式的父亲强势掌控孩子的成长，他们必定在恐惧的心灵中挣扎，这印证了孙光林多年后回想起“家”的感受：“我远离南门之后，作为故乡的南门一直无法令我感到亲切……”“门”是一家之隔的物体，意味着对家的守护，门内的联系或门外的隔绝都牵扯着家人的情感。这里的南门和家联系在一起，儿子成年以后，意识到想逃离南门——故乡的小家。父亲带给儿子深远的心理阴影、孤独和恐惧，家中的一切和儿子在情感上是隔绝的。
《史记·五帝本纪》提到：“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可见，舜帝时期已经推广父义作为道德标准。《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父亲孙广才丧失了父义，体现出自私无德。当有人称稚子孙光明是舍己救人而丧生，孙广才却兴奋地想以儿子的死去成就美名——英雄父亲。他四处宣扬自己是“英雄父亲”，沉醉于“英雄父亲”的时光。此后他因调戏大儿媳，被大儿子提着斧子追杀，最后落荒而逃，哇哇大哭。余华生动地写到父亲像婴儿一般号啕大哭，暗示着父亲此刻手无缚鸡之力，他的权威和强势顷刻崩塌，父亲的自私无耻让其原本的暴力形象得到了践踏。
正所谓“虎父无犬子”，孙广才的虎父孙有元，为了避免儿子的羞辱，用狡猾的方式祸害子孙。儿子孙广才为羞辱孙有元，让他坐矮凳吃饭，孙有元便教唆孙子孙光明锯掉桌脚，用借刀杀人的方式去报复儿子。孙光明把桌脚锯掉后，孙有元的心中获得快意，他无须俯首哈腰地吃饭了，但孙子却被儿子一顿暴打。余华以儿童无瑕的视角展开讲述，这和内容中呈现的人性之恶作鲜明对照，丑恶吞噬着儿童的纯真。《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细雨”与“呼喊”这两个意象，代表着这类父亲如针般的细雨插入儿子的灵魂，代表着儿子在痛苦成长中的挣扎。儿子心中父亲的形象是失衡的，余华笔下一身恶的父亲，颠覆了传统强有力的父亲形象，他用失衡父亲的形象和传统父亲的形象进行对照，父亲形象此时失衡、决裂，呈现出对抗的张力。
余华曾说：“我们生活在时间里，时间将我们推移向前或者向后，并且改变着我们的模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余华在生活中成为父亲，也让笔下的底层男性形象逐渐发生改变。继《在细雨中呼喊》之后的五部长篇小说，他从父亲和丈夫的角色出发，展现底层男性的另一特征，挖掘人性闪光点，塑造了充满责任与爱的人物形象。
《活着》的主人公福贵是余华创作转型后首个回归的“父亲”。福贵曾毫无为人父的责任感。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后，福贵幡然醒悟，回归家庭。《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许三观靠着十二次卖血养活家庭的故事。余华描摹许三观英雄式的父爱，将他生活的感性和思考的理性融合，让读者再次看到父亲形象的升华。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到：“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都是文本内部、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对话，这被称为互文性理论。这种理论在《第七天》《兄弟》中有了相互印证的体现，它们的情节大多数是在父子关系中展现父爱的无私伟大，但最后父亲的结局都是悲剧。这些相似的结果在文本中构成了情节中的互文，呈现出一种为爱付出的哀婉美。余华将父亲角色的回归，慢慢升华成崇高形象，反衬小人物内心温情和父性伟大。
《兄弟》中的父亲宋凡平也温暖守护着孩子。革命浪潮推向了旧地主宋凡平，家里成为一片废墟。这些行为让孩子们惊恐万分，宋凡平每次都快速地调整恐惧不安的情绪，满脸笑容地面对孩子们，幽默地帮助他们忘记恐惧烦恼。文中多次用“满脸笑容”描述宋凡平面对孩子们的神态，他用强大的内心消化负面情绪，把阳光温暖留给了孩子。余华笔下是充满暴力的时代，但此时他用人性之爱去对抗强大的暴力。
余华作品中塑造了很多感人的父亲，但杨金彪不同，作为底层人物，他将其所有倾注于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这是无私父爱的回归，是人性闪光点的回归。余华描写的《第七天》中的父亲杨金彪有着极致的爱，他牺牲自己的婚姻让儿子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为了让儿子过更好的物质生活，亲自将其送回亲生父母身边；无私地将其一生奉献给这个养子。这个父亲的角色超越了血缘之亲，超越了人性中的私心。以上是完美父亲的典型，也寄托了余华的理想情怀和对小人物生存的关注。
父权体制下提出了“夫为妻纲”的儒家文化准则，中国传统社会对丈夫的角色给予的期盼是，丈夫必须是顶天立地、踏实可靠的角色。余华的长篇小说中，男性既是回归后的父亲，也是回归后的丈夫，他们对妻子相守相伴，不离不弃。
转型之后的余华，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他笔下的底层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立体。《文城》的主人公林祥福为追寻妻子的踪迹，毅然抛家舍业，他怀抱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多年风雨兼程地寻找妻子，这种寻找的执念是对妻子爱的执着。林祥福对妻子精神上的不离不弃，超越封建礼制。他本是传统父权制度下的产物，有着优渥的家境，但为了妻子，他没有再娶妻纳妾，而是抛下养尊处优的环境，寻找妻子所在的小城——文城。
余华的创作之路让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拥有着不同的创作心境。中年之后的余华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丈夫和父亲，她对丈夫和父亲的理解，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深刻。他刻画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潜意识里寻找着家庭中的爱，他赞美父亲和丈夫，转变着对父亲和丈夫角色的塑造。
余华笔下的朋友角色复杂多样，有战友、损友、挚友，这些丰富立体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余华的不同作品中也呈现出人性的复杂。
弗洛伊德提出人的精神活动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其中“超我”是利他无私的属性，《活着》中的福贵和春生，他们的友情体现了人格结构中的“超我”部分。福贵和春生是患难与共的战友，但后来在战乱中分离，多年后他们重聚于医院。为了给县长夫人输血，福贵的儿子因被抽血过多死于手术台，福贵情绪失控，叫嚣要报仇杀县长。得知县长是当年的战友春生时，福贵的愤怒逐渐释然，出生入死的友情让福贵放下杀子之仇。
福贵的宽恕，超越了本我想报仇的欲望，他超越了道德，舍去了自身利益，放下丧子之痛，宽恕春生。与此同时，余华书写的情深义重也体现在《兄弟》中的宋钢身上。宋钢和李光头是异父异母的兄弟，两人相依为命，称得上情同手足。宋钢南下挣钱后，却发现妻子和兄弟李光头在一起。在精神挣扎后，他选择用死亡来救赎自己，成全和原谅了兄弟和妻子。他的死亡具有超我的人格精神，他留下遗书，对兄弟和妻子表示愧疚和祝福。他为了兄弟之间的情谊舍去了小我，兄弟间的情分让他从失去和背叛中获得救赎。余华试图在复杂多变的人性中寻找光明。在生存困境中，朋友间惺惺相惜，互助鼓励；在利益冲突时，朋友间用爱来化解矛盾。余华借此来展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凸显底层人物的真善美。
当朋友之间充满虚伪、相互算计，是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朋友关系的。《兄弟》中的赵诗人、周游和宋钢，他们满怀功利主义，维持着脆弱不堪的友情。道貌岸然的周游是个江湖骗子，伪装成上市公司的老总，靠忽悠刘镇的人赚取钱财；赵诗人认识周游后，趋炎附势地和他一起挖取他人钱财；急需用钱治病的宋钢，在赵诗人利诱之下，与他们成为只看重利益的朋友，不惜抛弃正义和底线追逐钱财，体现了友情的诙谐和荒诞。
在此援引巴赫金的理论来阐述他们的友情。巴赫金将欧洲源远流长的狂欢节活动形式称为“狂欢式”，并将狂欢式内容转化为文学语言。
《兄弟》中充满了狂欢式场景、狂欢式人物形象和语言等，具有强烈的狂欢化色彩。文本中典型的狂欢指他们为了售卖产品，在广场上相互无底线吹捧，形成观众围观、看戏的场景。观众一起围观处女膜的售卖，周游和赵诗人一边吆喝，一边以宋钢和林红的夫妻私生活作为卖点，用粗鄙的语言吹嘘。这里的狂欢化是一种诙谐荒诞的符号，它的语言是躁动的，场景是荒诞的，人物是戏谑的，揭示了狂欢之下朋友关系的荒诞。
余华关注底层男性在不同环境中的人性变化，展现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性恶到性善的转变，再到善恶并存的书写，从单一到立体的变迁，都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人性。正如他的杂文集中提及的：“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
人可善可恶，有光明也有阴暗，但是他的作品近年来在努力挖掘人性中的闪光点，他关注底层，站在平视视角去描写他们，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 陈艾琳，女，汉族，广东梅州人，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