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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于 16 世纪初创作的一部悲剧作品，讲述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故事。原作的悲剧性在于哈姆雷特所怀有的美好的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强大的社会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悲剧是自身局限性造成的，也是时代造成的。哈姆雷特坚持人道主义的精神，想用最正义的手段复仇但优柔寡断看不清社会现实，从而低估了对手的强大而导致了必然的悲剧。其聚焦于哈姆雷特的复仇引发的悲剧，爱情悲剧是为前者服务。而德国邵斌纳剧院的改编抛弃了时代背景，在混乱的时代特征中聚焦于哈姆雷特极端的复仇手段给自己及身边人带来的痛苦甚至是毁灭，借灾难性的复仇来彰显新的主题——突显社会虚伪丑恶的嘴脸，让哈姆雷特逐渐看清面具下的伪装并与之斗争。相较原作的哈姆雷特——那位多重精神相互纠缠的、极富魅力令无数读者为之着迷的王子哈姆雷特，我们不禁问：邵斌纳剧院版哈姆雷特能否算作“健全”的王子？
从物理层面看，是否健全显然意味着是否身有残疾，那么答案自然是肯定的，邵斌纳剧院版的哈姆雷特不仅四肢健全甚至有些“营养过剩”。但在此问中，“健全”指向的是精神层面，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主观的词汇，没有固定的标准，人们常以是否符合主流作为判断它的依据。在此本文先做出否定的假设，并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论证。
经典改编最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如何改动情节以适应不同主题，还在于如何展现情节以达到符合主题的目的又不落入经典的模式中。邵斌纳剧院在改编时为了符合新的主题，从人物、布景及道具三方面入手展现哈姆雷特从健全向不健全的转变。
其一，在人物塑造上，除哈姆雷特外，每个人都有着多重身份，他们在性格相反的两个人中相互转换，自身本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与其说这部作品将不同的两个人融入同一个躯壳中，不如说是通过一个躯壳展现人的虚伪与本性。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的意义网络由行动的、阐释的、文化的、内涵的、象征的五种符码构成。尽管在意义层面上，象征符码呈现为：新王（小人与无能）/ 旧王（正统与能力），葛特罗特（欲望与诱惑）/ 奥菲丽娜（美丽与贞洁），霍拉旭（挚友）/ 罗兰克兹（背叛），雷欧提斯（善良）/ 克尔登斯（愚蠢）。与这些人相对比，哈姆雷特似乎才是全剧唯一一个“完整”的人，但他真的是个“健全”的人吗？事实上，这些人都是被揭露的对象，作品真正想要展现的，是作为揭露者的哈姆雷特面对真实与虚伪，由健全向不健全的转变。当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是虚伪的，都带着假面生活时他不再相信任何人，用极端的暴行来矫正扭曲的社会。
其二，在布景方面，狄德罗在《论戏剧体诗》中写道：“舞台画里……不应该有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同时除了诗人有意激起的印象外，也不应该有可能在我心里引起其他印象的端倪。”邵斌纳剧院很好地契合了狄德罗的观点，这出戏剧的舞台可以简单分为土地——前景与餐桌——后景。前者表示人内心的本能与欲望，后者表现人努力维护的虚伪的体面与道德。
同样，狄德罗还说过“任何东西，假使不是浑然一体，就不会美；正是第一个事件决定了整个作品的基调”，该版的第一个决定基调的场景正是老国王的葬礼，众人在土地上以其真实的本性行动着：滑稽无能的新王、悲悼痛哭的王妃、愤世嫉俗的王子以及小丑似的掘墓人。土地有“野”的意味，当众人处于这种状态时，无须再戴上假面尽情地暴露自己的本性。也因此，当众人回归餐桌——带有“文明”的虚伪的地方时，唯有哈姆雷特一人坐在“文明”的边缘，脚踩着本能的土地。这是哈姆雷特活在本性中的表现，是他不愿步入需要伪装的、充满“文明”的世界的体现。此时的他仍是健全的，虽与众不同仍保有文明礼貌和克制的行为，但内心不愿伪装，与伪装虚伪的社会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他的疯癫。
餐桌作为“文明”世界虚伪的象征，众人在他的领域里都戴着面具。哈姆雷特几乎从未走进过这个领域，第一次登上是“觉醒仪式”——《捕鼠器》上演前的癫狂，整个餐桌听从他的指挥，向前或向后开幕和闭幕，他用文明世界的勺子打碟，把牛奶当礼炮，在这里宣示自己的疯狂。第二次则是与葛特罗特的斗争，也是与“文明”世界的斗争，并在这里枪杀了偷听的大臣；新王与王妃在觉醒仪式之前，总是戴着墨镜，尽量伪装自己的罪恶。当餐桌变成了哈姆雷特攻击的主体，作品想要表达的就不再是个人的复仇，而是更宏大的本能与虚伪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激化后将他变成了一个暴怒癫狂的“不健全者”。
其三，在道具的使用上，邵斌纳剧院版的《哈姆雷特》加入了极具象征意味的摄影机。摄影机是哈姆雷特揭露人的本性的工具，甚至可以说，在疯癫之前，摄影机是哈姆雷特的眼睛，比如当哈姆雷特把摄影机摇向餐桌上的葛特罗特时，她开始疯狂地舔舐自己的新夫，竭尽所能地诱惑他，肆意展露自己的欲望，并冲着哈姆雷特怒吼，一切都回归原始的本能，每个人都把自己真实的本能暴露在摄影机下，哈姆雷特也因本能与虚伪的矛盾逐渐变得疯癫。但疯癫之后，哈姆雷特的眼睛如同摄影机一样，具有直接洞穿人性的功能。他捏住葛特罗特的脸把摄影机近距离地放在对方面前，惊恐不安的面庞映射在舞台上，恐惧自内心深处蔓延，这时的哈姆雷特已经成了复仇的机器。
原版中的哈姆雷特曾说过：“蛆才是我们真正的‘食客之王’：我们把世上所有的动物养胖后来喂我们，而却把自己养胖后喂蛆。”所有人到头来都不过是桌上的菜，外在的身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邵斌纳剧院版中，众人在餐桌上暴食，不过为蛆虫积攒养分，却要维持一份虚假的伪装，毫无意义。
原版的哈姆雷特拥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反封建、崇尚理性但又有悲观、消极的一面。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他对现实的悲观认识的冲突，体现在他对父亲的突然去世深感悲痛，对母亲的快速改嫁疑惑不解；当他听到鬼魂的话时，他一方面半信半疑，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犹豫和软弱而感到自责；他意识到，他的复仇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正义的伸张，但又感到自己势单力薄，怀疑自己是否能担当如此重任。哈姆莱特的悲剧结局有宫廷斗争险恶复杂的一面，也有他自身性格局限的原因。莎士比亚通过这个人物的悲愤与失望、苦闷与彷徨，批判了丑恶的现实，也揭示了哈姆雷特悲剧性的必然，其理智与疯狂、健全与不健全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甚至理智时常占据上风。但邵斌纳剧院版赋予了哈姆雷特极端的、暴力的“不健全”行为来维护人的本真与自然。如原版中所说“‘理智’是我们成为懦夫，而‘顾虑’能使我们本来辉煌之心志变得黯然无光，像个病夫。再者，这些更能坏大事，乱大谋，使它们失去魄力”。所以在邵斌纳剧院版中这个“不健全”的王子似乎彻底成为斗争的工具，异化为时刻喷涌的火山，把虚伪的面具挨个儿撕破给人看。
摄影机原是哈姆雷特观察人性的窗口，但在隐喻强烈的“双重舞台”——《捕鼠器》的上演后，它就成了哈姆雷特揭露伪装的工具。当哈姆雷特把作为工具的摄影机对准众人时，他们大都扭曲恐惧或不愿面对。清楚看透这一切的哈姆雷特变得疯癫和歇斯底里，是真实的癫狂，于是他陷入短暂的绝望并开始反击：暴躁地摧毁餐桌上的一切、用各色食物击打自己的叔父、啃食泥土、把皇冠反戴在头顶……没有怀疑，更多的是对这个虚伪世界的仇恨与愤怒，想要将其毁灭的决心到达了顶点，也是哈姆雷特从“健全”向“不健全”转换的过程。
原本正义的、呼吁人道主义的行为在这里变成极端的、充满暴力的行为，无一不是对人道主义催生的“文明社会”的一种讽刺：既然正义的、反暴力的运动促生了社会的虚伪，那就用暴力来摧毁这个不健康的世界，重塑“文明”的条约。
邵斌纳剧院版的哈姆雷特对人性本真与自然的呼吁体现在女性身上是要求其保持节烈的德行。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对节烈观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遍，世道人心便好了。”这部戏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哈姆雷特与母亲葛特罗特以及爱人欧菲莉亚的关系。对于前者，哈姆雷特怒其不贞，在丈夫死后很快另觅新人；对于后者，哈姆雷特则要求其忠贞，哪怕强暴是自己的幻想，不忠贞也是捏造的。
狄德罗在《关于〈私生子〉的谈话》中对于德行有这么一段描述：“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德行总是自我牺牲。在思想上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等于事先准备好在事实上牺牲自我。”这样强制性的自我牺牲精神于欧菲莉亚和葛特罗特两人来说，不正是一次被毁灭的过程吗？或许葛特罗特参与了老国王的谋杀案，或许她与新王早有勾结，或许她可以被判作一个蛇蝎毒妇，但是那个单纯无辜、被父亲当作工具而又不自知的欧菲莉亚又有何错呢？一个女子因其貌美就被怀疑没有贞操，进而被打上不贞的标签，自此认为她就是个违背德行的女人。哈姆雷特告诫她“早点去修道院吧”，说她是“一窝罪人的生母”，并恶毒地诅咒其“无法逃离流言的诽谤”。邵斌纳剧院版将这一行为放大到肉体上，哈姆雷特尝试用暴力唤醒所谓的节烈德行：用粗鄙的言语攻击曾经的爱人，用不可反抗的男性力量强暴了她，并用代表本性的土地将她埋没，用尽一切暴力行径伤害着无辜的人，只因哈姆雷特不再相信美丽与纯洁能够并存；毫无保留地撕开母亲葛特罗特的伪装，把她肆无忌惮的欲望和对他人赤裸的诱惑作为攻击她的武器，让虚伪无处逃遁。
原版中哈姆雷特说：“我们以后不许再有婚姻。已婚之人可以继续生活下去，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的人均应保持现状，不许结婚。”是他复仇的指向与对人性失望的暗示，邵斌纳剧院版中让哈姆雷特又加了一段独白：“他们每天戴着面具，根据各式角色演戏……”加强对虚伪人性的控诉，让哈姆雷特的愤怒更有针对性。但这被社会扭曲了的可怜虫把愤怒施加在身边人身上，更多的是两位女性身上，把牺牲精神凌驾式的“赋予”无辜者，最终造成了欧菲莉亚与葛特罗特的自我毁灭。
原版中欧菲莉亚绝望时说道：“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怎样，但不知道将来会如何。”但邵斌纳剧院版将其改为“我们都知道没什么好指望的了”。前者是她被爱人抛弃与丧父之后，对未来的茫然；后者则是把她的茫然无助与绝望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人生，是对自己保守贞洁却被污蔑的不解，是最后寄托丧失后的绝望，她的自我毁灭是二者相加所必然会导致的。王后的结局却是对这个虚妄世界的悔悟式的看破。她真的爱上了自己的小叔子，但这段禁忌之恋令她与儿子心生嫌隙。同时她又为自己的过错后悔，在《捕鼠器》演出后跌坐在地，把象征着假面的墨镜丢在脚下，幡然醒悟，用死亡来做无声的斗争。决斗时，她明知酒里有毒却固执提出要代哈姆雷特喝酒，国王大声地制止她。她却一意孤行，她明白自己做过的选择无法再修改，只有死亡才能换回内心的平静。
佩戴面具使人虚伪，扫射式的毁灭又使尚存本真的人陷入绝望，这是哈姆雷特矛盾的外化冲突，也是邵斌纳剧院版的悲剧所在。
由此可见，邵斌纳剧院版中的哈姆雷特并非一个“健全”的王子，也正是其“不健全”才能揭露这个社会的虚伪面具。这种怒行造成众人的悲剧，但其所蕴含的对本真与自然的追求才应当是健全的新标准。在此之后便诞生了新的问题：哈姆雷特成功的复仇使得“文明”世界的一切都归于寂静，未来的新人是遵循本性，还是重蹈虚伪的悲剧？这是我们观众应当思考的问题，而对于哈姆雷特的世界来说，“让一切归于平静吧”，这个世界不需要“文明”的餐桌。
[ 作者简介 ] 武庭英，男，汉族，山西晋中人，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电影、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