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阿拉伯女性作家对《一千零一夜》的再书写
——以《伊玛目之死》为例

◎胡 杨

《一千零一夜》（以下简称《夜》）是阿拉伯民间文学的瑰宝，深受大众喜爱，而中世纪的阿拉伯精英阶层往往漠视这些故事，认为它们粗俗不堪。直到 18 世纪初，《夜》的法译本问世，随后风靡欧洲，继而引起了阿拉伯本土学者的重视。尤其是到了 20 世纪初，被殖民的阿拉伯国家纷纷寻求独立和构建民族身份，文学家在主张民主和革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夜》等民族文化遗产，思索《夜》中框架故事的象征性和美学性，从中汲取创作灵感，将中世纪的故事元素与新的社会历史语境相结合，借此针砭时弊。

在对《夜》进行再书写的阿拉伯作家当中，有不少当代女性作家，她们钦佩山鲁佐德用故事来换取生存的善良和机智，将其视为勇于抵抗父权压迫的女性典范。此外，这些阿拉伯女性作家往往有在西方留学或旅居的经历，因此能够从跨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本民族文化遗产，她们对《夜》中框架故事的解读不因循守旧，具有修正主义色彩，批判了《夜》中原有的结局：山鲁佐德缄默不言，回归情人和母亲的身份，为国王山鲁亚尔生下了三位男孩。这一结局可解读为父权制的胜利和秩序的恢复，山鲁佐德费尽周折，最后不过是稳定了危机四伏、摇摇欲坠的父权社会，随着危机的解除，她的传奇也落下帷幕，聪明机智、胆识过人的她最终钻进了贤妻良母的套子里，这一结局符合父权社会对完美女性的期待，却打破了当代阿拉伯女性作家对女性主义启蒙人物——山鲁佐德的期待，所以女作家在改写《夜》的过程中将自己的女性主义关切放在首位，把自己的创作看成为女性赋权的媒介，她们笔下的山鲁佐德不再满足于安抚暴君山鲁亚尔的怒火，而是探索女性潜能、团结广大女性斗士，可以说阿拉伯女性作家对《夜》的改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景观。

在阿拉伯女性作家改写《夜》的小说中，不乏享誉国际的佳作，本文将以埃及女作家赛阿达维（Nawal El Saadawi）改写《夜》框架故事的小说《伊玛目之死》（The Fall of the Imam，1987）为例，旨在探讨这位阿拉伯女性作家如何处理传统素材，以及解读《夜》时采取的修正策略。

赛阿达维是埃及著名作家，她早期的作品多写实，用直白的语言记录埃及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其文学创作转型后，写作内容从揭露社会不公转变为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宗教思想的僵化，语言风格从一开始的平铺直叙转变为具有高度的寓言性和隐喻性，颇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伊玛目之死》就是赛阿达维转型后的代表作。

《伊玛目之死》是赛阿达维立意最深、最雄心勃勃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采用复调叙事手法，多视角、反复地叙述了专制的伊玛目在节日庆典上遇刺之事以及伊玛目的私生女宾特·安拉陷入死亡与复活的循环当中。小说中的伊玛目是山鲁亚尔的化身，借神的名义管理着一个高度腐败的国家，伊玛目在胜利日的庆典上被暗杀。他的妻子是从“海的另一边”远航而来的，改信伊斯兰教，委身于他。小说的女主人公名叫宾特·安拉，是当代父权社会中的山鲁佐德，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之后在护士学校读书，最后惨遭杀害。但伊玛目和宾特·安拉的死亡不是故事的终点，两人都陷入了死亡与复活的反复循环之中，预示着二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会一直持续下去。

《伊玛目之死》不是一部描述埃及社会面貌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借用《夜》的框架故事来反映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国家妇女的生存状况，探讨父权制对女性的限制和压迫。为了更好地在行文中体现作者的女性主义观点，赛阿达维没有原原本本地挪用《夜》的框架故事，而是有取有舍，有所侧重，甚至扭转了原文本中的部分情节。《夜》中山鲁亚尔因目睹了妻子的背叛，性情大变，认定整个女性群体都是不忠的，他每晚都要娶一位少女，翌日清晨将其杀掉。《伊玛目之死》中伊玛目是山鲁亚尔的翻版，赛阿达维在改写时进行了角色互换，是王后先窥见了伊玛目与女黑奴的通奸，随后才有了躺在一张床上的王后与黑奴，所以被性欲主宰的是男性，王后的不忠不是性欲的泛滥，而是“以眼还眼”。另外，赛阿达维通过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细腻地刻画出了伊玛目多疑的性格。伊玛目在读完山鲁佐德的故事后，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也会遭此变故，在脑海里反复预演妻子通奸的画面直至猜忌变成了现实。可见女性的身体即使被限制在后宫或内宅里，仍然让男性感到恐惧——对失去的恐惧。

伊玛目在一棵树下遇见了被魔鬼关进匣子里的女郎，女郎趁着魔鬼午睡的时间和偶遇的男性一番云雨，并索取伊玛目的戒指，将其放在一只装有 99 枚戒指的盒子里。这一情节改编自《夜》中的《匣子中的女郎故事》，被七把锁关在匣子中的女郎喻指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而女郎告别伊玛目时说：“没有女人办不到的事，只要她想。”女郎的这句话肯定了女性的无限潜能，她们倘若卸掉镣铐，必大有可为。

小说中伊玛目多次询问身边的女性是否听说过《夜》，他问宾特·安拉是否听过《夜》和国王山鲁亚尔，宾特·安拉表示从未听说过，之后伊玛目问妻子是否对《夜》有所耳闻，得到的答案也是否定的，从赛阿达维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女性无法接触到《夜》等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被男性精英阶层垄断。这些故事情节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并非属实，《夜》在民间一直备受大众喜爱。赛阿达维设置这类情节是为了突出和强调男性霸权主义。此外，伊玛目遭到妻子背叛后，每到月圆之夜，便要娶一位国色天香的处女，糟蹋后杀掉泄愤。20 个月后，城中少女纷纷出逃，伊玛目便命令警卫长带着手下走街串巷，四处寻人，伊玛目在下达命令时，告诉警卫长，要找的女子必须符合古籍中评定美女的各项标准。这一情节设定显示出这些传统经典之作是父权社会的产物，为男性群体服务，女性只是被描述的对象，是被物化的性客体。

山鲁佐德作为《夜》中扭转局势的关键性人物却在《伊玛目之死》中宛若隐身。在赛阿达维的改写文本中，男性角色占据了很大篇幅，而山鲁佐德的名字只在文本中出现了一次。

为何在赛阿达维女性主义的改写文本中，山鲁佐德式人物会如此消极、被动和悄无声息呢？是因为在赛阿达维设定的故事背景或者说真实的阿拉伯父权社会里，《夜》中巾帼英雄般的山鲁佐德是不存在的，她的角色被平凡天真的宾特·安拉取代，而后者向世人展现的不是她的智慧，而是她的无知，她不会读书写字，没有故事可讲，担不起拯救同胞姐妹的大任，做不到感化暴君，她是被奉旨寻人的警卫长绑到伊玛目的御榻上的，她认命地以为自己的牺牲可以解救城中万千少女，实际上在她的牺牲之后是更多少女的牺牲，悲剧无休无止地循环着。宾特·安拉这个名字指代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受苦受难的女性缩影，她们都是无知的少女，被宿命带到了山鲁亚尔的御榻上，她们在父权制度的压迫下，无一幸免。可以说在特殊的父权社会中，宾特·安拉是山鲁佐德这一角色最符合现实的变形。从叙事结构来分析，《伊玛目之死》不同于《夜》框架故事中的线性递进叙事结构，它是环形叙事结构，恰好需要像宾特·安拉这样消极、被动、脆弱的女主人公来形成循环。

除了伊玛目与山鲁亚尔，宾特·安拉与山鲁佐德之间显而易见的互文关系，《伊玛目之死》中还挪用了《夜》中《白第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即女人可以用魔法把男人变成飞禽走兽的情节，让小说带上了光怪陆离的魔幻色彩。

在《伊玛目之死》中，警卫长透过门孔看见宾特·安拉在伊玛目身上洒了水，然后施咒将伊玛目变成了羊，咩咩地叫了一晚，等到了清晨，宾特·安拉故技重施，将伊玛目变回了人。《夜》中掌握此类魔法和巫术的女性，往往是阴险狡猾、会引来祸端的人。赛阿达维的文本中，相似的这一幕或许只是警卫长想象中的画面，并未真实发生，因为在警卫长眼中，红颜皆祸水，所以他不仅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宾特·安拉的行为并对此有所忌惮。这不是警卫长的个人偏见，小说中几乎所有男性人物都被刻画成了偏执、残忍、愚蠢、厌女、作奸犯科之辈，与心地善良、忍气吞声的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赛阿达维在人物塑造上有意制造出性别的二元对立，反映了作者想要扭转父权制秩序的愿望。

赛阿达维在描写阿拉伯社会的女性困境时，有些言过其实，企图“扭转乾坤”，在一个极端保守的社会中推行改革，对不公之事夸大其词确有必要，但颠倒父权社会的秩序并不意味着正义的建立。赛阿达维为女性事业摇旗呐喊，却未得到阿拉伯男性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土精英男性对此都漠然置之，而女性的平权和解放往往离不开男性的大力支持，所以阿拉伯社会的女性平权运动任重道远，正如《伊玛目之死》中，伊玛目和宾特·安拉陷入死与复活的无限循环当中，意味着男女之间的斗争也将一直持续下去。一言以蔽之，《夜》中的山鲁亚尔和山鲁佐德演绎的是过去式的美丽童话，而《伊玛目之死》描绘的是残酷的现实。

当代阿拉伯女作家对《夜》的再书写是一种增强女性权利的写作策略，是回击父权制的写作形式，显然《夜》中的山鲁佐德已成为阿拉伯女性主义文学的启蒙人物，她对女性作家有着深刻的启示，即写作和自我表达能够成为一种生存策略。这些女作家重新塑造当代山鲁佐德形象，是为了颠覆限制妇女自由的现有父权秩序。然而，在颠覆传统的过程中，她们急于将自我批判作为一种策略，因此大多倾向于关注阿拉伯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总而言之，从男性叙事到女性反叙事的转变，让人们听到了沉默已久的阿拉伯女性声音，对传统材料的再创作生动地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