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新娘来到黄天镇》中的男性气质表演

◎冯逸舟

《新娘来到黄天镇》（1898）是美国诗人、小说家、记者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这部作品是其根据在 1898 年美西战争中的所见所闻创作而成的。小说采用非线性叙事的手法讲述了来自美国西部边陲小镇黄天镇的警长波特带着自己来自东部的新娘返回家乡，却遭遇威尔森拿着枪四处挑衅。当威尔森来到老对手波特家门口，恰巧遇到带着新娘回家的波特，在得知波特已经结婚之后，威尔森默默收起手枪，转身离开。

自 18 世纪末美国开展西进运动以来，本是荒野的西部就被冠上了“世界花园”的称号，广袤的西部也成了美国人心中的处女地。随着西进运动的推进，“他们在处女地上耕耘下种，这片广袤的内陆谷地就这样被改造成为一座花园：这个想象出来的花园称为‘世界花园’”。与此同时，英雄主义理想受到各种浪漫主义小说和大众报刊的鼓吹，一个极具诗意的美国西部被呈现出来。早期关于美国西部的小说，往往会以辽阔的西部大地作为空间背景来展开故事情节，叙述震撼人心的冒险之旅或人们喜闻乐见的英雄救美故事等，西部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令人憧憬的世界。

然而，到了 19 世纪后半叶，随着东部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西部地区传统的农牧业生活方式渐渐失去了与其抗衡的能力，英雄主义理想也难以维持。成长于这一时期的斯蒂芬·克莱恩根据自己战地记者的经历，在《新娘来到黄天镇》中解构了人们对于西部处女地的幻想，流露出对资本主义工业野蛮发展的无奈。此外，小说所采用的双线叙事结构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的情节并置，展示了神话与历史、新与旧是如何随着时间无情地流逝最终归于坟墓的。究其根本，斯蒂芬·克莱恩选择淡化并瓦解传统西部小说中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浪漫书写，与 19 世纪90 年代美国社会面临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如卡罗尔所认为的，“美国英雄主义理想在历史上一直与男子气概（manhood）密不可分”，在 19 世纪早期，美国就出现了对边疆英雄男子气概的崇拜。而到了 19 世纪 90年代，美国正处于动荡变化和飞速发展的工业化时期，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性别身份的认同方式，例如对个体劳动的控制权、劳动产品所有权、家庭支配权都在发生改变。加之受到女权主义运动、大批移民拥入等因素影响，整个美国社会文化生活都被“女性化焦虑”所笼罩，詹姆斯这样总结道：“整个一代人都被女性化了；阳刚之气正在从世界上消失；这是一个女性化的、紧张的、歇斯底里的、喋喋不休的、畏首畏尾的时代，一个充满空洞的辞藻、虚伪的精致、夸张的索取和被呵护的时代……男子气概，就是勇敢和坚韧，敢于直面现实，并接受它的能力，这就是我想保留的，或者说恢复的。”

在面对詹姆斯所描述的“女性化焦虑”时，美国的男性开始试图找回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因此孕育了大量英雄神话的神秘西部成为美国男性抵抗危机的武器，以期找回他们感觉自己失去的本质——男子气概。然而，斯蒂芬·克莱恩却通过自身西部记者身份，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西部社会中男性同样遭遇着的性别身份塑造困境，进而在《新娘来到黄天镇》中刻画了威尔森这一人物。

深受“女性化焦虑”的影响，19 世纪美国社会普遍推崇的男子气概可以被总结为“反对娘娘腔”和“反对幼稚的孩子气”。可是在《新娘来到黄天镇》中，波特和威尔森却都不具备这类男子气概。身为黄天镇的警长，波特在普尔曼列车上表现得十分拘谨，他“不时地偷眼瞧瞧其他乘客，眼神里流露出害羞”，每当他想发电报告诉黄天镇的人们他结婚的消息时，“总有一股新的怯弱感占据了上风”，斯蒂芬·克莱恩笔下的波特有着被当时社会认为只有女性才具有的拘束谨慎和多愁善感。英国作家劳伦斯曾评价美国精神在本质上“就像杀手一样强硬、孤僻和坚忍”，而小说中来自美国西部的威尔森却处处流露出孩子气。首先，威尔森穿着的靴子“脚面是红色，并且印有金字，是那些冬天在新英格兰山坡上坐雪橇的小男孩所喜欢的款式”，威尔森的服饰不仅体现出他缺少成熟和自主的男子气概，同时也暗示来自东部城市的商品因工业化进程而出现在西部，并以强势文化的姿态逐渐取代了弱势的西部文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也打破了东西部原有的隔阂。其次，在小说的结尾，斯蒂芬·克莱恩对威尔森这样描述道：“他不具备骑士风范，他只是出生在早期的陌生平原上的一个纯朴孩子。”这再次印证了威尔森身上缺少当时主流社会定义的男子气概。

如果说男子气概是内在性格上的表现，那么男性气质则需要不断被验证、展示和证明。约翰·贝农以戏剧表演为比喻，形象地定义了男性气质，他认为男性气质“是一种表演、是一套舞台指示、是男性学习表演的‘剧本’”。事实上，根据盖尔·比德曼的考察，“男性气质”一词在 19 世纪中期由法语转变而来，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被广泛使用。究其原因，是因为 19 世纪末崛起的工业资本主义训练出了大量顺从的工人，因此，当 19 世纪 90 年代的文化变革开始削弱之前传统定义上的男子气概时，“男性气质”一词开始被更加频繁地使用，试图找寻新的男性特征的人们开始赋予“男性气质”这个本不具有道德或情感内涵的新词以不同含义。

在小说中，威尔森还通过诉诸以枪为媒介的暴力行为表演来构建 19 世纪末期美国社会推崇的男性气质。暴力，一般被定义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蓄意的、有攻击性的直接身体伤害，长期以来一直与男性气质密切相关。有研究者将美国视为“工业化世界中最暴力的国家”，并且认为这与“美国固有的边疆精神密不可分”，这也是远离文明社会的西部边疆在 19 世纪后半叶成为构建理想男性气质的乌托邦的重要原因。加之，暴力也被视作男人构建、达成和维持男性气质最简单的方式之一。因此，对于处在世纪转折期的美国人来说，暴力反而成了积极的国家象征。

威尔森通过暴力构建自己的男性气质时，选择枪作为彰显暴力的“表演道具”。男性气质是男性“表演”而非“固有”的，“男性以不同的方式依靠他们所能获得的资源来‘表演’”，对于小说中的威尔森来说，枪支则是他最容易获得的表演资源。自最初的美洲殖民地兴起，枪支就与男性气质密不可分，它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了保护，此外，枪支还与美国革命时期的男子气概和民族身份息息相关，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在战争中被不断加强。自 19 世纪 50 年代起，随着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快速转变，加之消费主义的影响，枪被视为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拥有枪支的美国人也越来越多。身处西部边疆的威尔森深受战争文化的影响，不仅拥有枪支，更是一位“神枪手——绝对厉害”。威尔森首次出现时就“一手一把又长又重的深蓝色左轮手枪”，在他使用枪时，“长枪就像两根稻草一般轻盈而又迅速地挥动”，他甚至到朋友家窗前，“肆意地开枪射击……玩弄起整个黄天镇，镇子成了他掌中的玩具”。由此可见，威尔森对枪支的依赖实际上反映出他对自身男性身份的迷茫和不确定，只能被当时推崇男性暴力的大环境操纵，定期地、不自然地屈从于表演自己的性别身份，渴望从枪带来的暴力中建构符合社会期待的男性气质。

既然认为男性气质是男性“表演”的结果，那么“观众”自然不可缺席。巴特勒将性别的塑造过程看作是不断重复的表演，并且是一种“公共的行为（public action）”，斯托尔滕贝格也认为性别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演，“它是一些异装、打扮或者伪装，从而创造出视觉和触觉上的性别特征印象”。《新娘来到黄天镇》中整个镇子上的人都成为观看威尔森表演男性气质的观众，例如，当得知威尔森即将出来闹事后，整个酒吧瞬间一片寂静，人们四处躲藏，“在屋内昏暗的角落里，人们的眼睛炯炯发光，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街道上的动静”，当有枪声传来后，“酒吧里的人们顿时乱了方寸，脚步不安地走来走去”，黄天镇的“观众”对于威尔森持枪挑事的行为早就习以为常，他们深知“接下去的两个小时里，整个小镇会被闹得鸡犬不宁”，所以他们选择充当沉默的观众来观看威尔森定期的表演。此外，威尔森对枪的不熟练使用，或者说是他故意为之的举动，更突显出他在建构男性气质时的表演性。作为一名神枪手，威尔森“对着纸片开了一枪，可惜他打偏了，就差那么一点儿”，当威尔森来到波特家门口挑衅时，恰巧碰到了带着新娘回家的波特，“刹那间，那支手枪掉到了地上”，之后在与波特争论中，威尔森也只是“拿着枪在波特的胸口戳来戳去”。由此可见，波特持枪的暴力行为并未给黄天镇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反而为他的表演增添了一丝滑稽感。

斯蒂芬·克莱恩用充满人文关怀的视角聚焦美国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处于偏远西部边疆的男性个体，展现了其不得已采取暴力行为，以期构建符合当时社会文化中流行的男性气质，同时也揭示了当时西部地区无力抵抗声势浩大且充满工业气息的东部文化的入侵。因此，一方面斯蒂芬·克莱恩目睹了时代巨变给西部这片土地带来的变化，他的心中充满了矛盾的情绪，既有对行将逝去的西部文化的眷恋，同时也清晰地意识到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另一方面，通过威尔森构建男性气质的失败，批判了美国社会所推崇的男性气质之单一性、固态化，提倡建构流动性和多元化的男性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