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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其魅力不仅仅在于此时此地，更应彰显对人类命运的共同思考，以此获得超时空的艺术魅力。2022 年 11 月，天津市召开了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深入讨论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其中解决文学写作“为谁写”“写什么”以及“怎么写”的问题，是助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命题。
2023 年年末，天津市写作学会组织召开了“城市书写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本文对各位专家学者的研讨内容进行综述，期望能从城市文学的视角为探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启发。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王振良从天津城市空间的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生活空间、民俗空间、心理空间五个维度展开探讨。他认为，天津文化中的“上”与“下”最初由地理空间产生，最终指向的是天津人的心理空间。天津的城市空间可被二分为“中国地儿”与“租界地儿”，抑或“上边儿”（天津卫城）与“下边儿”（租界地儿）。天津的文化空间也因此呈现出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特点，鲜明地体现在天津的建筑、艺术等文化因素中。天津人的生活空间随之划分出西－中、官－民、富－贫的阶层或圈层，民俗空间也呈现出雅－俗、洋-华的对峙。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天津人形成了小富即安、过日子、缺乏中产阶级的心理空间。由此可以看出，“上边儿”和“下边儿”产生之初并未脱离地理因素，但它与天津城市曾被屈辱地分割得七零八落的现实联系起来，两个词的运用就体现出天津人心态上的分野，最后在某种程度上显现了天津人或者说天津城市的性格。
百花文艺出版社副编审刘洁在文章中指出，独具特色的文脉流传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城市的形象正是在各类文化出版物中被创作者、研究者、读者共同建构。她认为，就文学与文化出版而言，天津曾以出版通俗小说引起世人关注，但现代意义上的天津文化出版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天津的城市形象也在出版物中得到镜像反映。正是在这一时期，天津的文化出版业逐渐发展起来。进入20 世纪 80 年代，以冯骥才、蒋子龙、林希为代表的天津作家群的创作日臻成熟，反映新时期发展建设的城市文学成为主流，天津的形象在各类文学和文化作品中完成迭代，实现了从城市到都市的形象跨越。而这些作品大部分是被天津的期刊刊发或在天津的出版社出版，可见城市形象的构建需要作家和出版机构共同发力完成。出版所承载的人文精神无论以何种样态留存于世，其间浸透的创作者和读者对城市空间——地理、文化与人——的多重想象仍可被感知，出版业始终承载着以高质量出版反映城市现实、塑造城市性格、传承城市文脉的社会功能。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张文明在报告中提到，戏剧艺术是城市文化建构和文学表达的重要方式，更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呈现方式。他分享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的“津味戏剧”《海河人家》的相关情况，这部作品延续了 21 世纪以来“人家”系列作品关注寻常人生、跟踪时代变迁、展现地域风情的特色，同时又在主题提炼、艺术呈现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剧作以天津海河旁的一座小洋楼为空间载体，将 8 个家庭 30 多个人物的命运编织进一个近乎生活流式的散文化结构当中，以扑面而来的烟火气、幽默细腻的情感表达、扎实稳健的情节架构，完成了个体生活记忆与时代精神走向的对接，让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说话”，让家长里短成为社会变迁的“见证”。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生活中来，经过编导的创造又在舞台上还原到生活当中去，用艺术的手段再现了一幅活生生的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卫东在发言中指出，“津味儿”与“津味”稍有区别，对此尚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回答。他以肖克凡的中篇小说合集《天津小爷》《蟋蟀本纪》等作品为例对此进行了解读，认为肖克凡小说的“津味儿”来源之一在于天津“民国想象”——具体言之即“民初天津－奇闻”和“抗日天津- 谍战”这两大想象；来源之二在于民国故事中的奇人怪事；来源之三则是天津所独有的地域文化。肖克凡的“津味儿”更独特的一点在于他又多走了一步，结合自己的经历进行了“自选动作”，对“津味儿”进行了个性化的调配和拓展。在肖克凡的小说中，多了对天津“大杂院儿”的想象。肖克凡用“津味儿”的手法写“大杂院儿”，开拓了新的题材选项——“津味儿”并不一定只是民国天津所独有。“津味儿”与“大杂院儿”的结合，看似是空间变化，实则是理念的转向——从能人异士到小人物。在“大杂院儿天津”中，对人性揭示的深度远超“奇闻”和“谍战”视角中的天津，在“传奇”和“战斗”之外增添了荒诞的色彩。回到个人史，寻找、表达个人体验到的“津味儿”，这或许是肖克凡的创作带来的最大启示。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丁琪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 2022 年出版的小说集《多瑙河峡谷》，该书收录了冯骥才发表于 2019 年到 2021 年的五部中短篇小说。丁琪认为，与作家创作于新时期的“津味小说”相比，这五部小说已经发生显著变化。首先，四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重要的社会转型，冯骥才的审美观照已经从“津门”系列小说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转向聚焦当代社会伦理，深入思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市民社会逐渐富裕以后的价值转变和心理震颤。可贵的是，他并未止于对当代社会进行伦理批判，还试图从人文知识分子视域挖掘产生问题的深层根源，并从精神心理向度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其次，《多瑙河峡谷》本身的现实主义特征决定了作者必须摒弃市井奇风异俗的叙事模式，而把奇幻效果转移到叙述形式探索上来，创作出颇具现实主义内核又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内蕴古典气质又散发出现代主义气息的“奇幻体”小说。最后，在《多瑙河峡谷》的五篇小说中，标本化的“津味”已经不再浮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津味”写作，即聚焦天津当代市民日常生活和市井生存哲学，在地域性与普世性的胶着状态中勾勒出天津城市文化的动态发展。可以说，《多瑙河峡谷》的价值取向蕴含着从传统“津味”向“新津味”的转变。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锡龙着重阐述了报纸文艺副刊作为文学作品重要出版平台的价值和意义，认为文艺副刊凭借时效优势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条件，而在同一个城市出版的所有副刊群更能彰显城市的品格、风貌与市民趣味。可以说，现代文学发展与文艺副刊关系密切，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
天津中医药大学副教授杨一丹从《庸报》副刊和电影广告版入手，审视 1930 年左翼文学发生前的《庸报》，认为从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当时天津城市文化氛围以及对天津城市文化性格的影响。《庸报》创刊于 1926 年，比较受关注的副刊有《天籁》《另外一页》以及曹禺等人创办的《玄背》等，杨一丹选取了不太受关注的戏剧副刊——1928 年 1月 23 日创刊的《天津卫》——为研究对象，从《庸报》副刊和电影广告版中可以审视 1930 年左翼文学发生前《庸报》的城市戏剧与城市文化的互动。尽管发刊词定位为生活指南，但《天津卫》实际是戏剧副刊，主要着眼于戏剧教育和文本研究，也不乏戏剧理论与译介、戏剧组织和演剧活动等戏剧相关内容。其中，戏剧娱乐和传媒经济已然初现，体现出天津城市文化的商业性、娱乐性与大众化特征。
天津科技大学副教授李云认为，晚清天津与全国多地一样，有着缠足的习俗，女性承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痛苦。而天津报刊多以开通风气为办报宗旨，利用白话、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宣传戒缠足、提倡放足和天足，在清末民初社会文化转型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清末新政时期，自清政府颁布劝缠足“圣谕”之后，津门有识之士刘孟扬、张蔚臣等开始提倡天足，利用《大公报》《天津白话报》等报刊广为宣传，使天津缠足陋俗渐改。从晚清天津报刊中，可以较为详细地看到津冀女性从缠足到天足走过的曲折历程，既记录了女性缠足的血泪和放足的努力，也见证了城市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天津是近现代文学写作的重镇，有着丰富的“津味”城市文学，城市文学以文学的笔触记录着城市面貌、城市形象甚至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同时城市书写也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城市记忆、城市文化，成为考察城市历史、文化、现实的一个窗口、一种媒介。因此从文学作品、报刊文献、文化记忆中挖掘近现代天津形象，丰富天津书写，挖掘和呈现近现代天津的城市形象、城市文化和城市内涵，能够为丰富中国城市书写、讲好城市文化故事，进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丰富的内涵支撑，这应为当代学术研究所重视。
[ 作者简介 ] 杨一丹，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刘泱，女，汉族，内蒙古包头人，南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