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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给出了一种在社会生存压力之下的生活方案和人与自然相处的良好模式，是对“诗人”及其乐观、豁达的诗性精神的理论表达。苏轼的作品蕴含着深刻的出世理想与入世精神交融的诗性精神。其诗、词、文中的诗性精神，蕴含着当代中国人“诗意地栖居”的一种途径。
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建立在对战争、人生、现代生活与技术的思考之上，其核心是对“此在（Dasein）”理想状态的“存在论”表达。苏轼将自己置于天地、家国和百姓中，思考人生价值和人生态度，从而在认识和价值上形成了独特的“诗意”。一个是理性的哲学家，一个是豪放与婉约兼具并且意识到人的局限性的洒脱诗人，二者的“诗意”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思维对象上的区别。
海德格尔和苏轼都在“天人合一”的体验中生成“诗意”。海德格尔认为，“诗意”产生于“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
自然风物时。苏轼的诗、词、文中也体现了这种“天人合一”精神。例如，苏轼的《定州到任谢执政启》中写“燮和天人，方遂万物之性”
，追求天人合一，顺应本性。苏轼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中表达了一种忘我的“天人合一”。但苏轼不是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是在“夜饮东坡醒复醉”后反思“何时忘却营营”，而以“江海寄余生”宽慰自己，是一种意识到自我又“忘我”的诗意。
同时，两者都在“真善美”的统一中表达“诗意”。“诗人愈富诗性，其言说就愈自由。”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诗性受其所面向、敞开的广度和深度限制。“诗意”必须脱离简单的价值判断，要体现内心和灵魂深处的“真善美”的统一，因为“诗之道就是对现实闭上双眼”。苏轼一系列关心百姓的上表文书都反映其敢言的性格。例如，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近；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苏轼为了百姓反对王安石变法，坚持内心的正义与价值。其不只关心自身利益，更关心“人生”——自身的人生体验和百姓的人生、生活。这是更深层的“诗意”，是追求“真善”的具体体现。苏轼以“诗意”追求生活之美，有很多描写食物的诗、词、文，如《猪肉颂》《竹颂》，将“诗意”融入生活之中。
思维品质上的同质性体现了二者“诗意”中深厚的人生哲学意蕴，但二者“诗意”的表达对象上却存在异构性。首先，海德格尔的“诗意”强调了“神性”，苏轼则突出“自然之性和人性”。海德格尔主张的“诗意”是“天地人神”的“合一”
。苏轼的“人”与“神”则与海德格尔有差异。苏轼重亲友之情，主要不是谈论海德格尔所说的“神性”，而是“天人合一”的崇高感和“人在天地中”的渺小感融合成的“自然之性”，更强调天地自然规律和在人生命的局限性下突显的人的“诗意追求”。
其次，因时空不同，海德格尔的“诗意”是对“现代枯燥麻木的生活”的反叛，反对“人在生活中迷失自己”。苏轼则以“生活本身入诗”而超脱于生活。苏轼的《纵笔三首·其一》写道：“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在《超然台记》中苏轼写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可以看出，苏轼极为重视生活中的趣味。苏轼明白“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所以他敢于真实地表达自己，又在对待人生时真正做到“去蔽”，显示其诗人的特色，越发认识到其与所处地民众之联系，越发认识到他与世界、万物的联系，对其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定位也就越清晰。
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观点，论证了“诗意”与“安居”两个看似不相容的话题本质上的共通之处。从苏轼诗、词、文来看，其“诗意”是建立在安居之上的，为官一方时追求造福百姓，个人独处时不断追求内心的安宁和生活的“诗意”。
现实的居住条件是“诗意地栖居”的物质前提。“做一个人，就是作为一个必死的凡人是在大地之上的。这也就是说安居于大地之上。”海德格尔意识到自己是“必死的凡人”和“安居于大地之上”，并且以“诗意”的形式存在，就是“诗意地栖居”。“建筑并不仅仅是通向安居的一种手段和道路——建筑本身就是安居。”苏轼认识到了人的生命有局限性，并保持乐观的态度：在关于“居所”的诗文中表达其对于人生和命运的“诗意”感受，即“诗意地栖居”。“东坡”成为其“诗意”人生的展开之所。苏轼多次把“东坡”“雪堂”写入诗词中，如“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表达其认真生活、报困苦以歌的人生态度。
诗性的“存在”在“还乡”和“离乡”的人生矛盾中完成“诗意”升华。海德尔格认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苏轼对于“居所”是具有复杂的情感的，他并不是简单的乐天派。一方面，苏轼认可“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但另一方面，苏轼又在《临江仙·送王缄》中说：“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即苏轼深深眷念故乡的“居所”，求归不得后，又在做官处建造栖息的“诗意”之所。
“那让我们安居的诗的创造，就是一种建筑。”苏轼的作品，共同“建筑”起面对苦难的乐观态度和“诗意”情怀：面对困难唱“也无风雨也无晴”，而不畏惧；面对羁旅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而不沉溺悲伤；面对衰老吟“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而非捶胸顿足。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东坡”是地点，入了诗词，便成为一个精神符号。于是，苏轼以诗人身份、“诗意地栖居”的方式来思考人生。苏轼的诗、词、文是其“诗意地栖居”的目的与结果的统一，也成为观者进入自身“诗意地栖居”的“索骥”，其中的“诗意语言”和“诗意居所”中的诗性精神更是引起了后世读者长久而广泛的共鸣。
苏轼的“诗意地栖居”是出世理想和入世精神的交融。李白是超脱的诗仙，杜甫是崇高的诗圣。“仙”“圣”对于普通人都遥不可及，而如果在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视角下，苏轼是“诗意地栖居”的存在，是领悟到“被抛入世间”的洒脱的“诗意”栖居着的诗人。
苏轼在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中感受到了“天地人合一”的融洽感。苏轼爱好广泛，有生活情趣，写了很多关于“颂竹、猪肉”的诗词，也能在务农中找到乐趣，在“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中认识自我。
死与生、为官与归隐实现了统一，万事万物皆可入诗、词、文，反而让苏轼自然而然做到了“大隐隐于市”。苏轼是有才华的诗人，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洒脱而不超然物外。
苏轼留给我们的诗、词、文，以及杭州、眉山、黄州、惠州、海南等地有关苏轼的景点，是今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挖掘中国诗性精神的重要资源，是我们在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中“诗意地栖居”的宝贵途径。例如，苏轼治理西湖后挖出淤泥修筑“苏堤”，后世之人因而能看见“杨柳满长堤，花明路不迷”的美丽景色；苏轼的“淡妆浓抹总相宜”给予我们一个欣赏西湖的“诗意”角度。
苏轼“以诗为词”，但重要的是以“诗意”，以天地万物、黎明苍生的交感之情为词，蕴于其中的人生态度是乐观、豁达的，但这种乐观融入了悲伤、彷徨和忧郁，并且以其诗性精神实现了超脱。复杂、充沛的情感与人生体验都被苏轼“诗意”地融入作品中，感慨而又豁达、自嘲而又自勉、赏宏大世界而又体生活细节。苏轼“知难而不畏难，敬天而不畏命”的乐观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文人和百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
“正是在此一领会中，每个人都将替自己找到适合自身的还乡之路。”有关苏轼“诗意地栖居”的人生历程、诗文，契合中国如今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诗性诠释，体现了中国传统诗歌精神，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天人合一”的深入求索。苏轼关于人生、故乡、亲人的诗、词、文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诗性智慧。以“诗意地栖居”视角观照苏轼诗性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在推动发掘中华文化诗性精神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对于探索新时代“安居乐业”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大有裨益，并且能够促进人生观教育的有效落实，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 刘嘉俊，男，汉族，四川达州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苏轼人生哲学。许贤旺，男，汉族，湖南株洲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苏轼人生哲学、徐霞客科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