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红线》中的物叙事

◎崔 璨

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1952— ）根据沈复的《浮生六记》创作了《红线》。他让人物经历“轮回转世”，将沈复、芸娘和憨园的爱情故事改写到了现代上海。小说以细腻的笔法描写了跨越种族的爱情故事。尼古拉斯·周思将《浮生六记》和《红线》有机结合，《浮生六记》成为情节发展的重要推手。小说中关于文物的描写细致入微，这些文物和《浮生六记》原稿在小说叙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既是中国文化的见证者和象征，也发挥了主体性，影响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同时具有超越语言与文字的价值，发挥了其本体性。然而小说中的物叙事却传达出了作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

一、文化符号

物具有文化属性。1996 年，布朗提出了“物质无意识”的概念，强调学者应关注文学作品中展现的物质文化。这一观念很快被应用于物与人的关系研究之中，成为文学批评领域“物转向”的敲门砖。布朗主张从物入手，反向研究文学作品，肯定了物的文化属性，“文化是物质的媒介，反之，物质也是文化的媒介”。

小说中的物具有文化隐喻功能，但其文化属性下暗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话语。小说开头，沈是中国文化的弘扬者，而在后半部分，沈因寻找遗失的原稿丧失了思考能力，以高价买到了假的书稿，沈前后的反差暗含着作家对于中国人形象的误解。这种误解还体现在其他人物对这本原稿的态度上。小说中描写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过度崇尚。琳达对沈撤出这本原稿拍卖的不满来自沈的行为让她在副市长面前丢人。她并不理解原稿背后的文化内涵，关注的仅仅是其商业价值。琳达是美籍华人，却不理解认同中国文化，反而崇尚西方文明，唯利是图。作家笔下的司徒贪婪奸诈，他将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当作敛财的工具。而西方人鲁丝却身负传承中国文化的使命。作家将西方人置于主体地位，彰显了西方人的重要性，而东方人对于自身文化传承却态度消极。

此外，文物本应该收藏在博物馆之中，承担着传承历史的重要作用。而小说中，这些文物出现在了拍卖会上，其价值被物化成了金钱，这就使得文物成为被金钱物化的具体商品。同时，小说第二章中，沈用明代的杯子给鲁丝倒酒，他忽视了古董的文化价值，将其当作愉悦他人的工具。

小说中的古籍和古董没有彰显其文化历史传承功能，不断被物化和商品化，传递的是尼古拉斯·周思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小说中沈没有完成传承自身文化的责任，反而是鲁丝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推动者。

二、主体性

物具有明显的主体性。在小说中“物件居于某种因果关系中，从而决定人物的命运”。物并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工具，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简·本妮特认为物具有施事能力，可以促进或者阻碍人物的活动，这就是她归纳的“物的力量”。因此，研究者应该突破物的文化表征，正视物在叙事进程中起到的独特作用和展现出的力量。

《红线》中，物的力量表现为原稿对于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影响。书稿贯穿整个故事的发展，居主宰地位的是作为物的原稿，而不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沈。作家赋予了这本原稿神秘的力量。原稿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彰显了物的积极和消极力量。

物的积极力量促成了小说主人公的结缘。小说开头，老翁拿着原稿进行售卖时，沈与这本原稿结下了不解之缘。沈在阅读原稿过程中，被小说的发展吸引，因此做出了在拍卖会上临时撤销原稿拍卖的决定。这本书不仅对他的工作产生了影响，也促成了他和鲁丝的爱情。沈与鲁丝的初次见面是在拍卖原稿时，之后他们的甜蜜时光也都与这本原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红线》的前半部分主人公的命运与原稿中人物的命运紧紧相连。此时作为物的原稿彰显着其独特的积极力量，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

物的消极力量主要体现在遗失的两卷原稿对于小说人物命运的影响。小说的后半部分，原稿的故事戛然而止。在确定原稿与沈、鲁丝、韩三人的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之后，他们将原稿当作是他们命运的指南。此时，物的消极力量开始展现。小说不断提及这本原稿对于三人的重要性，这就造成了一种阅读效果：《红线》中的物处于一种神秘隐退的状态。21 世纪物转向兴起，“面向物的本体论”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面向物的本体论是将思辨哲学的视角转向‘物’，探讨物的本体存在方式。”在《红线》中，尼古拉斯·周思将原文穿插在小说之中，试图给读者呈现小说与《浮生六记》之间的特殊关系。然而，尼古拉斯·周思插入的这些原文，带给读者的都是外在的感受，使得读者忽略了这本书所代表的物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传统的理论思潮都是将人放在主体的地位，而哲学研究领域的物转向，就是将物置于主体地位，强调物对于人的影响。在《红线》中，《浮生六记》发挥了主体性作用，颠覆了传统的物人关系。小说中，沈的结局、鲁丝的病、韩的归宿都是在按照《浮生六记》的走向发展的。作为物隐匿起来的《浮生六记》处于了主体地位，它独立于人物而存在，以一种上帝视角审视着三人的未来走向。而在小说的最后，物几乎完全控制了沈和鲁丝，在与物接触的过程中，两人成为失败的一方，因此他们在物的控制下，为物服务，并彻底沦为了物的奴隶。

三、本体性

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理性的本体性”。布朗认为物具有独立于语言和文化的“物性”。唐伟胜教授也指出作者应该“运筹物与其语言文化表征之间的空隙来突显物的真相以及人与物的关系”。

博古斯特强调“本体之物”具有无限隐退的特征且互不相关，提出了罗列是物本体书写的最佳形式。小说《红线》中，尼古拉斯·周思罗列了大量的文物，在这些看似毫无联系的事物罗列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一个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这些文物叙说了自己的故事，展现了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尼古拉斯·周思所传递的以利益为根本的资本主义思想。小说中的文物都独具特色，大都与故事的主题情节发展关系不大，但是这种看似毫无因果关系的罗列，让物摆脱了作为符号或者叙事工具的地位。在书中，这些文物不具有实用性，也不是背景或者参照物，而是独立的本体，展现出其生机与活力，吸引读者关注这些文物本身。它们看似毫不相干，其实都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尼古拉斯·周思没有对其进行详细描写，尽管其背后的历史含义和审美含义被金钱化和数字化，这些文物却带给了中国读者文化认同以及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此时文物不再是单一的被作家控制的物，而是有机的具有本体性的整体。

《红线》中，《浮生六记》原稿同样具有独立于人之外的物性，彰显了其实在性，首先表现在其超越历史的文化功能之上。不同于物的文化功能，这里的文化功能超越语言和文字。尼古拉斯·周思将《浮生六记》设定在现代，使得这本书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文化性。尼古拉斯·周思大量引用《浮生六记》原文，使得这本书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看似这一原文是小说情节的真实写照，实则是在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其超越文字的主体性得以展现，其故事具有超越时间、种族、性别的文化意义。

实在性还体现在心物感应。小说中沈、鲁丝、韩三位主人公与《浮生六记》原稿融为一体，达到了“以物观我”的状态。沈与鲁丝在阅读《浮生六记》时，将自己当成了书中的主人公沈复和芸娘，形成了心物感应，将自己的命运与书中主人公的命运等同，感受到物对于人物命运的影响。物我融合的状态使得物的本体性得到有效发挥，人与物之间的界限被进一步消解。

小说中，物的本体性得到了有效发挥，然而被消解的是中国人与物之间的界限，而以鲁丝为代表的西方人则是冲破了这一界限，重新控制物。在小说的结尾，鲁丝不辞而别，开始过一种与芸娘截然不同的生活，她虽然首先被物所诱惑，但她也最先冲破原稿对其命运束缚。“故事还没有完结。相互之间的爱让我们又一次得以重生。憨园虔诚奉献中蕴涵的勃勃生机又让我们回到尘世，成为一对凡夫俗子、痴男怨女。而我们仍为情所困，为什么？”鲁丝理解了轮回重生的意义，因此原稿不再控制她，她冲破了其本体性，重新成为物的统治者。而韩的命运虽然也得到了改变，但是是她的丈夫帮助她改变了命运，因此韩并没有完全冲破《浮生六记》。而男主人公沈，仍然是和物融为一体，没有冲破物与人之间的界限。因此，尼古拉斯·周思的文字传递出一种西方的优越感，虽然故事的地点人物都是来自中国，但是中国人仍然没有控制物，反而是西方人在不属于自己的领地重新支配了物。

四、结语

物的叙事功能在《红线》中得到彰显。这些物是中国文化的符号，然而在小说中其文化功能被弱化，并被物化成了商品。其主体性和本体性虽然得到了发挥，但是被物控制的是东方人，西方人始终具有冲破物的力量，以理性的视角冷眼旁观中国人成为物的奴隶。小说中对物的描写很精彩，但作家字里行间彰显着西方的优越，因此，中国人应以文化传承为己任，改变西方人的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