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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袁自 2001 年开始创作小说，著有《长门赋》《郑袖的梨园》《师母》等作品，她以古典、清丽的笔触关注了“象牙塔”之中的女性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状态。因为她擅长写饮食男女，文字风格典丽细致，又偏爱用各种精妙的比喻对笔下人物与事件进行讽刺，所以有评论家认为“阿袁的小说像极了张爱玲，但细看之下却又分明有几分钱锺书的做派。”作为学院派作家，阿袁长期在高校工作、生活，对女性知识分子有很深切的了解与思考，她曾坦言，女性知识分子相较一般女人是更复杂、更曲折的，正是如此，她热爱写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除了呈现高校的学术及权力生态，阿袁更愿意将目光聚焦于女性知识分子捉襟见肘的世俗情感生活和幽暗的内心世界，以致有评论家认为阿袁的作品是“‘另类’的‘大学叙事’”。
阿袁笔下的女性知识分子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政治和争夺权力的欲望，她们有另一个战场，那就是家庭。和普通女性一样，她们渴望异性的关注和宝贵的爱情，喜欢用烹饪和服饰来增加自己的魅力，但她们又比普通女性拥有更细腻的情感，对人性有更老练的洞察，这样当她们在婚恋战场上节节败退，或者委曲求全、自甘堕落的时候，她们的身影更让人觉得苍凉与惋惜。新文化运动前后，女性解放问题被反复提及，涌现了大量“出走的娜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被提出，女性独立和男女平等观念似乎是今天所有人的共识，作为女性知识分子，更应该为所有女性同胞做出榜样，可是很多人认为阿袁笔下的女性似乎有种“退化”的意味，之所以有这样的声音，可能是大家存在某种认识上的偏差。按照阿袁自己的话来说，她笔下的女性就是当下女性的主流状态，“只是借高校的这一部分女性，然后管中窥豹地来写，这至少是我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讲，对阿袁作品中女性形象进行讨论，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作家的叙事策略、解读作品的主题。
张爱玲在《有女同车》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左翼作家萧红作为典型的“出走的娜拉”，用她曲折悲惨的情感道路昭示女性独立之路的艰辛。女人，因社会文化现实等多种因素，想要摆脱男人，却又一直依附着男人。阿袁干脆放弃描摹女性对独立自由之路的探索，她笔下的女性知识分子，虽然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着看似稳定的事业和美好的前途，但在情感方面，依然脆弱不堪，因而她们心心念念，渴望得到男性的关注，寻找一个能让自己栖息的港湾。
齐鲁这个形象在阿袁塑造的女性知识分子群像中显得有些不一样，她在《汤梨的革命》和《鱼肠剑》中均有出现，她和其他知识分子女性的区别在于，她对待学术和工作是十分认真的，她的生活作息十分有规律，每日白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在其他人眼里，齐鲁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蠹”，背地里经常有人对她进行嘲讽。可是齐鲁并不在乎旁人的言语，相反，齐鲁对待这些不学无术之人还持批评态度，认为：“她们在学术上不思进取。不读理论书，也不写学术论文。这样的女人，有什么思辨能力呢？有什么分析能力呢？看问题只能看表层，听言语也只能听表面的意思。”作者塑造齐鲁这个形象绝非把她当正面人物并将之和其他人物进行对比，作者同样也毫不留情地用讽刺的方式来描述她在感情世界的身体行动和内心活动，让齐鲁相较其他人物更具有讽刺效果。齐鲁作为大龄剩女，对情感有着高品质的追求，她拒绝放纵和轻薄、自视甚高，但对自己长久以来无人问津的处境深感自卑。这是她“最隐秘的痛”，她长期沉浸在学问的海洋里，对现实世界中微妙的人际关系变化的感受十分愚钝，和那些老到的高手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在《汤梨的革命》中，齐鲁被汤梨当成和孙波涛幽会的借口，但齐鲁浑然不觉，自作多情地爱上了孙波涛，并认定孙波涛也默认了他们的关系。她独自来到孙波涛的宿舍为他煮饭做菜，甚至还奔波于城市的各个楼盘，幻想着物色两人今后的“爱巢”，齐鲁常常用古典诗句来照映自己对爱情的期待和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其实她深陷谎言旋涡而不自知，古诗的梦幻与现实中被蒙在鼓里的残忍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照，让人觉得好笑又心酸。在《鱼肠剑》中，齐鲁和网友“墨”整夜在线上约会，但在和“墨”约定第一次见面后，人没见着，“墨”也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管是孙波涛还是“墨”，齐鲁这两段经历都不能算正式的感情，因为自始至终都是齐鲁一个人对爱情的幻想与狂欢，即便对方根本没有此意，齐鲁还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多年培养起来的做学问的兴趣，竟然软弱得不堪一击。”看似独立的、对世俗话语嗤之以鼻的齐鲁，其实比谁都渴望得到一份珍贵的感情，虽然其他人寻寻觅觅、左顾右盼，都有点寻欢作乐的动机，但是齐鲁是真心诚意的，然而最后也没落下个好结局，这不禁让人感叹在浮躁的现代社会找到一份可靠的情感寄托和依偎是多么的艰难，更彰显了作者对女性妄图通过自欺的方式获得幸福的否定与批判。
阿袁小说中的许多高校女性知识分子都有一手精湛的烹饪技术，这些菜肴在人际交往沟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蝴蝶行》中的吴敏和陈小摇就是因为相互蹭饭变得熟络。《郑袖的梨园》中，郑袖的一道“胭脂羹”惊艳到了沈俞，由此激发了他的情欲。《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中的顾博士对老婆陈小美的一见钟情源于那一桌姹紫嫣红的酒菜。可见，阿袁小说中的女性虽说身处神圣的高等学府，但在生活方面十分接地气，经常出入厨房，并乐享人间烟火带来的快乐。当然，因为一道菜就形成的一种貌似亲密的你来我往的人际关系，实则非常的脆弱与冷漠。在《蝴蝶行》中，吴敏和陈小摇的友情是建立在各自丈夫地位相当的基础上，当陈小摇的丈夫朱乐耕当上教授后，两个人的关系就有了微妙的转换，吴敏有意提起朱乐耕的过去，言语中几次暗藏着对陈小摇家庭状况变好的不满和醋意，两人逐渐从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变成点头之交。《汤梨的革命》中的汤梨和郝梅同在一个教研室，但因为汤梨认为郝梅的姿色与她不分轩轾，所以一旦有和优质男性相亲的机会时，就故意带上齐鲁，作为一个已婚女人，汤梨还是习惯性地争风吃醋，并颇有心机地让容貌不佳的女性来衬托自己的魅力，“这是汤梨的邪恶处，亦是女人的邪恶处”。
阿袁很喜欢在小说中构建一种两女一男的三角关系，通常这两位女性都是看上去很亲密的友人，但因为明里暗里争夺同一个男人而心生嫌隙，直至分道扬镳，甚至互为仇人。对于三角关系，阿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三个人的关系，是最具张力的关系。如果三个人当中有两种性别，那张力就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虞美人》中，陈果与老猫的婚姻因为虞美人的介入而摇摇欲坠；《俞丽的江山》中，俞丽与陈安的感情也是因为陈安的学生朱小七而破裂；《鱼肠剑》中，孙东坡出轨孟繁的室友吕蓓卡，并以离婚收场。在这样的三角关系中，我们不仅可以明显体会到女性与女性之间虚伪的友谊，也更惊叹于男性与女性间原本脆弱的婚姻关系。这个“第三者”似乎无须费多大力气，就能挑拨夫妻之间本来和谐的关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中的婚姻保卫战中，女性出轨，男性都选择了离婚，而男性出轨，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都显示出了巨大的隐忍和妥协，她们不吵不闹，或寄希望于丈夫迷途知返、主动回归家庭，或者黯然伤神、顾影自怜，让自己陷入被动的状态之中。《虞美人》结尾，两人和好如初，陈果安慰自己：“婚姻不是条船吗？既然是船，就难免会碰到水底的暗石。船破了再修呗，何必再念着那块石头。再说啦，哪家的船不是破船呢？”而《俞丽的江山》结尾，俞丽照样去菜市场买了条鱼回来准备给丈夫吃，毕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两篇小说的结局都表达了作家对现实婚姻家庭关系的无奈与嘲弄，在充满算计、背叛、嫉妒的交往关系中，每个人都卷入其中，但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胜利者。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因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主义思想又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价值的建构，曾被视为“净土”的大学校园也无法抵制世俗化社会价值的负面影响。自然，栖居于大学校园之中的知识分子也难逃如此。阿袁小说中的高校知识分子大多是某师范学校中文系的教授或博士，在曾经聚集着以改良社会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的中文专业，如今却充斥着丧失理想的道德败坏者，知识分子道德观念的退步和对理想主义的放弃，在转型时期并不鲜见，这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
阿袁小说中不乏道德败坏的女性知识分子，其中吕蓓卡和郑袖这两个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两人同样拥有姣好的容貌和堕落的灵魂，在吕蓓卡眼中，女人找男人，一定要有所图，要么图钱要么图权，而她自己一直贯彻着这种价值理念。一开始，她就通过收买导师获取了博士资格，后又欺骗师兄的感情好让对方免费代写博士论文，甚至与室友的丈夫发展婚外情并成功解决了工作问题。她的学术道路如此不光彩，充满了肮脏的交易，自己却浑然不觉得羞耻，所有人只是她为了达到目的的工具和跳板。郑袖也善于勾引，并不以为耻，略有不同的是，在郑袖这个人物形象上，作者做出了深层次的挖掘。郑袖在男女关系上的放荡根源于童年的经历，自己的父亲就是被妖娆的女人引诱而和母亲决裂的，在心疼母亲的同时，郑袖享受到了后母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改变，与母亲的粗糙不同，后母是个富有情调又有文化的人，能够将家庭生活安排得浪漫且有滋有味，不仅父亲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连郑袖也被她迷倒了，如同宿命一般，郑袖长大后竟成为和后母一模一样的人，也是母亲最痛恨的那种人。郑袖如愿以偿得到了想要的男人，得知男人的妻子出车祸死亡后却怅然若失、顿感悲凉，仿佛故事已谢幕，没有了对手，自己所做的一切也没有任何意义。和吕蓓卡不同，郑袖的堕落不带有强烈的目的性，而是心理扭曲后对自我的报复，在此层面上，这个形象有了某种悲剧层面的意义。
吕蓓卡的道德沦丧是为了现实利益，郑袖堕落的诱因可以从童年经历找到蛛丝马迹，但阿袁小说中还有一类知识分子女性，她们单纯是因为享受偷欢带来的愉悦，无论是身体上的快感还是心理上的刺激。按理说知识分子应该比一般乡野村夫更加矜持，也更懂廉耻，但这一类女性知识分子，她们不仅没有比普通人拥有更高的操守，甚至完全退化成了动物，没有任何缘由，对方只要稍加诱引，她们就沉溺在肉体的欢愉中。《朱茱与孟渔》中的朱茱是个什么也不缺的人，外貌出众，气质优雅，是女神般的存在，丈夫是某师范大学最年轻的博导，前途无量，女儿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就是这么一位让人艳羡的大学女教师，在情欲方面丧失了最基本的自制力，在孟渔的怂恿与引诱下，两人极尽疯狂，在办公室地板、草地、资料室苟合。朱茱深知这种行为的低贱与不道德，“他们的关系，毋庸置疑，就是公狗与母狗、公猪与母猪的关系，但没用，即使沦落成母狗和母猪了，她也不在乎”。朱茱刚开始是被动地陷入这场不伦关系中，发展到最后，她比男方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类似的角色还有《姬元与汤弥生》中的姬元，作者着意描写这类女性知识分子赤裸裸的情欲，轻描淡写地冷眼旁观，将某些道德败坏的女性精英形象祛魅，突显她们身上最原始的动物本性，字里行间渗透着揶揄与嘲讽，哪怕在谈论知识、交流学术的“象牙塔”内，哪怕是拥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只要她是人，就有人的七情六欲，她们不会比普通人更高级更神圣，她们也有道德腐烂的时候。
高校与闺阁是阿袁小说中女性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阿袁巧妙地打通了这两个空间的人性通道，以日常生活为底色，将女性知识分子在强大现实面前的无奈、挣扎、堕落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不厌其烦地重复高校女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似乎指向了这样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即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今天，女性如何实现真正的独立，如何获得真正的幸福？不过，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阿袁小说的题材过于单一，不免有重复之嫌，对知识分子家事、情事的集中描写，使得知识分子主体只拥有世俗化和大众化的身份，而丧失了独特的政治品格和文化品格，这是阿袁小说最大的症结。
[作者简介] 冯思晴，女，汉族，湖南湘潭人，湘潭技师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