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诗心卓识两灿然
——简议王蒙的散文随笔

◎杨陈刚

王蒙是当代文学里一位极为醒目的作家，他漫长的文学生涯与新中国同行，数十年来一路挥洒才情，涉笔广泛，写下了大量优秀之作。尤其是他的小说作品，求新求变，常领风气之先，从《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春之声》到《青狐》《奇葩奇葩处处哀》，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

王蒙被评论界称为“覆盖面最广的当代作家”，除了题材上的驳杂多样，文体上在小说之外，还有散文、诗歌、自传、文艺评论、思想文化随笔等。如果说他的小说是根深叶茂的大树，那么其潇洒随意、未必精心经营的散文随笔，就如大树身上飘飘的藤葛，为王蒙这个当代文学景观更添一分飘逸和亲切。

一、热爱自然、热爱人生的理想主义光辉

1948 年，十四岁的王蒙写下了一篇叫《春天的心》的散文。“看呀，桃花的骨朵，柳枝的嫩芽，牛毛似的小雨帘子般地挂着”“听呀，池水的潺潺像低唱一首甜蜜的恋歌，晨鸟的啾啾像喁喁的情话”，其优美典雅显然植根于中国古典诗文，行文语言又学习了五四以来朱自清、冰心等现代散文名家。“中规中矩”之中，有“少年哀乐过于人”的才气，还显示出那个年龄的人难得的独立思考：作品既歌颂春天，又认识到春天“是幼稚的，是脆弱的。她是才入世的小娃娃，而不是千锤百炼的勇士；她是呢喃倩舞的小燕，而不是在狂风暴雨里挣扎的海燕”。另外，文中流利征引、铺排的有关春天的诗词、歌词、对联，已萌发他后来植根于深厚文化素养的“汪洋恣肆”的风格。

王蒙写景状物的散文，一般遵循文学传统，落笔于日常而不求取材特异，以简练传神、观察精微、情景交融、触景有思为追求，非常符合中国文学审美观，又常有独到的思绪和认知。他的散文《雨》赋予雨水以令人神往的诗意和惬意，“因为它迷蒙而含蓄，因为它充满生机，因为它总是快快活活，因为只有它才连接着无边的天和无边的地”，即便是愁煞人的“凄风苦雨”“也给繁忙的人们带来休息，带来希望，带来遐思”；而在异国他乡遇到雨天，“这样的雨就像夜，就像月光，使世界变得温柔，使差异缩小，使你去寻求一种新的适应，新的安慰”。对于古典画面“晴川历历汉阳树”，王蒙则“反弹琵琶”：“阴川和雨川，也使我们的河岸、我们的人和树历历如画。”细腻真切的感受让作品不落俗套，让“雨是我对生活和土地的无尽情丝，情思”的主题表现得饱满、感人。

在同样写常见题材的《树》里，王蒙以鸟儿的活泼反衬树木的呆拙，以人类对树木的考察、归类、定义等反衬树木的沉默，以风雨雷电、虫蛀、砍伐等反衬树木的不动声色和深沉宽仁。“它没有动作却又摇曳不已；它没有允诺，却又生息有定，姿态有势，自我调节，不离不弃”，最后说即便是不幸的结局——被山火烧焦，被巨斧腰斩，被病毒麻痹——“也许只会增加它的魅力”，因为“它的种子已经撒向四方”。因为树木的这些品质，王蒙称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物之一。一种值得坚守的信念，一种值得追求的美好，妥帖地寄寓于树木之上，托物言志的古老文学传统在王蒙笔下再次发光。

王蒙经历丰富，交往广泛，因此写人叙事的散文屡有佳作。他那“抓住特征刻画人物”的小说家功力常成为这类散文的闪光点。《永远的巴金》里写道，某次他在巴金面前信口开起“应该组织内斗无穷的作家开展麻将大赛来决定输赢”的玩笑，巴金笑了，然后问：“哦？这就是你的救世良策？”这里有一个细节描写：“他每一个字都吐得那样认真。”顿让王蒙“惶恐觳觫”。我们设身处地，想到特殊年代里文化界和巴金的遭遇以及巴金在新时期对历史和自我的沉痛反思，就会觉得巴金这句话平和又力度千钧，就会理解作者事后专门打电话给巴金为自己的“懈怠轻狂”致歉。巴金那赤诚、质朴而又痛苦的灵魂更令读者思之动容。

也许相对于王蒙那些领异标新的小说作品，其散文的取材、结构、语言等有点过于“常规”；而正是这种“常规”，反映了王蒙的文学基本功，他不是那种仰赖“奇思异禀”、一回到常规即暴露写作素养不健全的作家（新潮流派里常有这类人物）。然而就是在他那不追求多大创造性的“家常式”散文随笔写作里，有时依然会显出不俗的格局。

短文《落叶》将落叶和文学创作以及人生的开拓联系起来，其中的思辨别开生面。文中说自己的作品与其说像果实，不如说像一片片落叶。落叶“是树的过往的季节，过往的尝试，过往的儿女。又是大地的新客人，新的星外来客，新的友人”，它们可能会受冷眼、遗忘和厌弃，也可能会被点燃发光、会被珍藏、会最终肥了土地。而对于树（创作者）来说，落叶（作品）固然足堪自珍，也有“树不会愿意处在自己落下的树叶的包围之中，树不会愿意再看自己早年落下的树叶。树又不能忘怀他们，不能不怀着长出新的树叶的小小愿望”产生面向未来、超越自我的理想。散文最后写到作家陆文夫说对自己的旧作“根本不敢看哟”，然后以一句“落叶沙沙，撩人愁肠”戛然又悠然地收束。作品在落叶这个极常见的题材上发人所未发，简短利落而又涵蕴丰富、张力十足，堪称“狮子搏兔，亦用全力”。

评论界以“骚饰体”来命名王蒙语言的铺张风格，其小说中常见的汪洋恣肆、一泻千里的行文被称为“语言的瀑布现象”。相对于小说，其散文随笔虽然显出某种相对“松弛”的写作状态，但那种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和逼人的才气也不时流溢。在追忆其新疆生活的系列散文中，“他们可以爱于斯、荒唐于斯、幻想于斯、聪敏于斯、匠心独运于斯、笑一笑十年少于斯、雕虫小技于斯……”“喀什噶尔人‘逝者如斯夫’的要点不在于‘不舍昼夜’，而在于‘润我馕饼’。润我馕兮，渠水长流，逝者如斯，无夜无昼。有斯大渠兮，无患无忧”等语句，就是辨识度极高的王蒙风格，反映了他语言储备的丰富和掌控生活的娴熟。

王蒙在散文中显出的诗心，来自他对自然和人生的热爱。因为这种热爱，才会如此处处寄情、时时求索。草木江海、烟酒茶食、友朋故人、海内异域、音乐美术……笔端所及，触处生春，其铺陈出的斑斓、美好、多情、深远的世界，为读者注入精神的力量。王蒙饱经沧桑又始终抱持坚定的理想主义：“……然而有爱，爱比生命长久，爱不分阴阳界，爱滋养着灵魂。死并没结束爱而是使爱更亲切深沉。每个好人都爱许多人，每个好人都遗爱人间……如果你度过了勤劳、正直、善良的一生，如果你爱过了也被爱过和爱着，你将觉得不是白走人间这一遭，你将觉得安憩在村边小小的墓地里是一种幸福”（《安憩的家园》）。读王蒙散文，“人间值得”会成为读者的信念，这也是文学美化人生、美化世界的永恒价值。

二、卓越见识和学者风度的文学化表达

在王蒙写景状物、写人叙事和抒情等常见散文样式之外，不可忽视的还有他用散文笔法写成的文艺评论和文化随笔。这些以探讨作家作品、文化典籍、传统思想等为内核的学术思想性成分较重的文章，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年 5 月出版的《王蒙散文》一书，可见人们（包括作者）都认同它们因生动灵活、文采斐然而可以归入散文一类。《〈锦瑟〉的野狐禅》《永远的〈雷雨〉》《我心目中的丁玲》《斯文济世，天下归仁》等篇目，为思想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兼备的写作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范本。

作家写作文艺评论、探讨思想文化，优势首先在于他们敏锐的直觉和发达的感性。不能轻率地认为直觉、感性只是“研究的基础”，属肤浅的初级阶段，省略分析、推导、论证等过程而直接抓住要害，在文艺鉴赏、批评和研究上是完全可能的也是相当可贵的。这种“作家思维”（或曰“创作思维”）介入文学研究后开辟出的独特风景，在《〈锦瑟〉的野狐禅》中可见一斑。此文中王蒙别出心裁，将《锦瑟》一诗反复打乱语词，重新组合，总能得到情境和格调相似的新作，从而证明了诗歌佳作字词之间情调的统一性、连接性、弹性、灵活性以及抒情形式技巧的某种模式性，独具匠心地挖掘了语言艺术的无穷魅力。

《永远的〈雷雨〉》开篇不久说自己特别喜欢“那时候还没有用洋火”这句台词，并遗憾演员一般不能把这句话的沧桑感传达出来，立即体现了王蒙极好的艺术直觉。他从《雷雨》中强烈感到，剧中“充满了压抑、憋闷、腐烂、即将爆炸的气氛”，剧中角色周朴园、繁漪、周萍、鲁贵、鲁大海“无不一身的戾气”。这种气氛和戾气是无法去“实证”的，只能凭感觉把握。惜乎今日评论家、研究专家在长期以“科学”为主导的学术训练后反而不免萎缩、缺失了艺术直觉，以致有时因感性不灵而言不及义。关于《雷雨》的范式以及价值观念，王蒙又这样描述：“符合一个通俗戏的要求：乱伦、三角、暴力（大海与周萍互打耳光、大海用枪支威胁鲁贵）、死而又生、冤冤相报、天谴与怨天、跪下起誓、各色人物特别是痞子疯子的均衡配置、命运感与沧桑感、巧合、悬念，特别是各种功亏一篑、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寸劲儿’，都用得很足很满”，流利、通俗地说出了读者（观众）心中都有所感又不能准确说出的鉴赏体会。

这样体现王蒙艺术感觉敏锐、描述表达精准生动的例子还有，比如《我心目中的丁玲》里写道：“少年时代我读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十二岁的王蒙似乎自此才懂得了对女性的膜拜和怜悯，向往、亲近和恐惧，还有一种男人对女人的责任。”“到了半个世纪后她的《牛棚小品》里，丁玲描写她与陈明同志的爱情，竟是那样饱满激越细腻温婉，直如少女一般。”王蒙在评论中这样形容《红楼梦》：“它给你的是一个完整与自足的世界。它就是宇宙，它就是荒山与巨石，它就是从无生命到了有，而最后仍然是无的神秘和痛苦，它就是盛衰兴亡，它就是荣华富贵，它就是肮脏龌龊，它就是愚蠢蛮横与毁灭的天火霹雳，它就是风流缱绻，它就是疯魔一样的爱情与仇敌一样的嫉恨……”

王蒙的文艺评论水平又绝不仅仅停留在能准确、细腻描述阅读感受，他的眼界之开阔，学识之渊博，对理论之熟悉，抽象概括思维之有力，见识之卓越，在作家中十分罕见。在《我心目中的丁玲》里，王蒙对新时期丁玲立场、心态和作品的剖析，尤其是对丁玲“明星意识”和“珍惜革命身份”动机的述评，更融汇了洞透文学、政治、社会历史的老辣眼光和认知高度，使其成为一篇非同凡响的作家作品论。

说这些思想学术含量相当高的论说性文章是散文，表层在于其文学化的语言，多用形象、形容而少用概念、术语；中层在于灵动活跃的思维，不囿于学术写作的科学性逻辑；深层在于情感的注入，王蒙在分析和评议中真诚灌注了自己的热爱、惊喜、钦佩、遗憾、痛心等诸般情感。《我心目中的丁玲》中，王蒙对丁玲个性与命运的“百感交集”尤为动人，文章最后写道：“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了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而不平。我愿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天人相隔的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为丁玲长歌当哭。”随文中展开的丁玲生平与创作而起伏的情感，在最后以无限痛惜发展到高潮。这种感性与知性的交融，使丁玲的悲剧形象在思想与感情两个层面给读者以双重的强烈撞击，这是平面僵硬的文艺评论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三、结语

王蒙曾提出过一个口号——作家学者化。即作家要充实知识学问，具备学者的渊博学识。这个口号有争议，知识和理论在创作中的作用毕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作家王蒙具有学者素养是无疑的，知识和理论素养极大地开阔了王蒙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的境界。在王蒙散文随笔的诗心和卓识面前，也许我们的文学研究界，尤其是评论界是否需要反过来思考一下“学者作家化”的问题？王蒙那敏锐的直觉、丰富的感性、活跃的才思、精准生动的语言、文采斐然的表达，正是面向社会大众和创作界的文艺评论所需要的。“学院派批评”的艰涩和寥落，不妨从学习王蒙的散文随笔文体着手去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