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乌韦·约翰逊小说《年中日》中的“事件”与“事实”

◎童 城

哈琴在她的《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中将“历史”区分为“事件”和“事实”。“事件”是历史上真正发生的具体事件本身，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事实”是“由原始事件制造的﹑经过人为阐释﹑能表意的﹑带有话语性的﹑被文本化的是事实”。历史事实的表意性决定了历史知识的临时不定性和虚构性，因为意义不存在于事件本身，而是在把过去“事件”转变成现在历史“事实”的体系中产生。哈琴的历史编纂元小说一边利用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历史知识，一边又意识到其临时不确定性，从而实现对历史编写﹑叙事及小说三者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将历史知识的再现和认知地位问题化。

乌伟·约翰逊在其小说中和采访中表达的有关历史和叙述的观点和哈琴的不谋而合。在回答施瓦茨（Wilhelm J. Schwarz）关于对待德国历史的态度问题时，乌伟·约翰逊表示德国历史对于他本人和他虚构的人物来说，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正如格拉斯（GünterGrass）把德国历史比喻为“祖母”一样，如果不从“祖母”谈起，人们就无法描写生活，乌伟·约翰逊赞同这样的观点。而且他认为小说一定要以非历史的方式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他借用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表达道：虚构的叙述比历史书写更有价值，因为虚构不仅是对细节的追求，而是在于找到人类生活的本质。同时，乌伟·约翰逊反对意识形态控制和限定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他认为按意识形态控制写出来的“事实”必然会把“事件”话语性，把“事件”按照权力运作机制进行阐释。无法按照其意识形态写作的乌伟·约翰逊只好移居西柏林，并在西德发表其处女作。不过乌伟·约翰逊承认，东德的教育还是让他受益的，一方面它揭露了纳粹的罪行，另一方面经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乌伟·约翰逊学会了从多角度思考问题。带着多维视角，乌伟·约翰逊在文学世界向读者展现了“事件”是如何被编织成“事实”的过程，本文将以《年中日》为分析对象，展现乌伟·约翰逊小说中体现的真相观。

《年中日》的主角格西娜和她女儿玛丽于1961 年搬到纽约，小说记录了她们从 1967 年 8月 20 日到 1968 年 8 月 20 日在纽约度过的一年时光。前两章各讲述了四个月的故事，后两章各讲述了两个月的时光。虽然整部小说记录了一年的时光，但是被叙述的时间却跨越了四十年的光阴。格西娜 1933 年出生于耶里肖夫，她的童年正是纳粹统治时期。父亲克雷斯帕尔不得不为纳粹工作，但是暗中为英国传递情报。1938 年，格西娜的母亲利斯贝斯由于沉重的负罪感而自杀。“二战”后，父亲被英国人任命为市长，在此期间他非常照顾从东方来的难民。俄罗斯人占领梅克伦堡后，他被囚禁到集中营。1945 年，雅克布随母亲阿布斯逃离波美拉尼亚来到耶里肖夫，是格西娜的父亲收留了他们。也是在克雷斯帕尔不在的时候，阿布斯照顾着格西娜。格西娜和雅克布相爱并于 1956年 11 月 4 日生下他们的孩子玛丽。几天后，即11 月 8 日，雅克布回到耶里肖夫，在穿越铁轨时被一列驶过的火车撞死。1961 年，格西娜带着四岁的女儿玛丽移居美国，希望在这里找到另一种生活，找到另一条出路。玛丽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甚至开始慢慢认同自己美国人的新身份，但是格西娜却仍然感觉到自己是无家可归的陌生人。虽然来到看似远离战火的美国，但是《纽约时报》上每天充斥着越南战争的报道，美国的街头到处是对黑人的排斥，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矛盾由来已久，这种矛盾随着 1968 年 4 月 4 日马丁·路德·金被种族主义分子暗杀而愈演愈烈。同年 6 月，倡导结束越南战争的总统竞选人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期间遇刺身亡。这两起事件让格西娜和玛丽无比震惊和失望。早在 1967 年 12 月，罗伯特·肯尼迪因有和平意图而受到谴责时，玛丽就感到愤怒，因为“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六年了，除了这里她不想住在任何地方，她不想生活在一个她不信任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指美国）她是相信的（Sie lebt hier seit sechs Jahren. Sie möchte nirgends leben als hier. Sie möchte nicht leben in einem Land, dem sie mißtraut. Diesem vertraut sie.）”。而格西娜一直没有信任这个国家，当新年前夜她许愿能留在纽约生活时，玛丽回应道：“格西娜，这是一种愿望，不是决心。（Das ist ein Wunsch, kein Vorsatz, Gesine!）”她认为格西娜并没有下定决心留下来。

格西娜对自己家族历史的回忆展现了四十年中个人命运和德国历史的相互交织，讲述的内容从纳粹时代的童年、东德的青年时光到搬迁、失去家园，最后再到当下的纽约，格西娜在这里亲身体验到种族歧视。尤其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她有每天读《纽约时报》的习惯，报纸上报道的要么是纽约的暴力事件，要么是越南战争的战况和各种死亡数字。文中很多日记的开头都摘录了《纽约时报》的一部分内容，后面记录了格西娜读报纸的感受，她和玛丽对事件的讨论，或是交织着对过去的回忆，或是格西娜在脑海里或者梦里和逝去的故人的对话，抑或是在当下和现实中的人的对话，当然还有叙述者对格西娜过去和当下的叙述。这种拼贴的叙述方式将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发生的事件并置在一起，打破了线性叙述的神话，让读者思维不得不随时跳出文本。国外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叙事技巧和布莱希特戏剧的陌生化效果（Verfremdungseffekt）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乌伟·约翰逊拼贴了《纽约时报》的内容放在这部小说中，但是这位“老阿姨”（alte Tante）说的话却一再受到质疑，因为里面报道的事件经常不是事实，甚至被篡改，尤其是关于越南战争的战况，因为这份报纸也是被美国话语权操控者控制的。正如小说中对报纸的评价：“Sie denken, sie sind wir, die Leser.Sie stellen die Fragen, von denen sie meinen, wir könnten sie haben. Und zwar tun sie das, bevor wir überhaupt daran denken können, so daß sie unsüberhaupt nicht in den Sinn kommen können.”（译文：他们认为他们就是我们这些读者。他们提出他们认为我们可能会提出的问题。而且在我们能有机会思考之前，他们就这样做了，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想到我们还有问题。）作者撕开资本主义国家媒体的真实面目，让读者不要陷入对报道真实性的盲从。一方面《纽约时报》的报道为小说提供了历史背景信息，另一方面报道的不真实性也一再被提及，可以说乌伟·约翰逊借助对媒介的立和破，不断提醒着读者“事件”是存在的，但是人们能接触到的只有被篡改的所谓“事实”。在拥有话语权的媒体的影响下，个体失去差异性，逐渐接受同质化的概念和信息，甚至丧失了独立思考的机会和能力。乌伟·约翰逊的小说将这个过程暴露出来，给予了读者思考的机会。重新思考的过程就是质疑的过程，质疑成为最终的目的。乌伟·约翰逊通过媒介的话语性揭露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是如何虚构历史的，将历史知识的再现与认知地位问题化。

在《关于雅各布的种种猜想》中，雅克布的亲朋好友还在追求真相，在《关于阿希姆的第三本书》中，卡尔施和阿希姆还在为要不要展现真相而不欢而散。而在《年中日》中，格西娜已经在和自己的女儿玛丽甚至作者讨论怎么编写“事实”了。虽然“事件”已经发生，真相也存在过，但是已经不重要了。移居到美国纽约的格西娜经常会和女儿玛丽讲起过去的事情，玛丽在聆听母亲回忆过去时，经常会提问或者发表评论，当觉得格西娜讲得不够精彩或者思考不周到的时候，还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并要格西娜把故事改改，格西娜不仅不反对，还想方设法满足女儿的要求。其中描述到这种情景的一处如下：“Das soll ich ändern?”“Du sollst es anders erzählen.”“Wir werden es ein wenig anders hinstellen.”（译文：“要我把这部分改一改吗？”“是的，你应该换个说法。”“那我们来把这部分稍微改改吧。”）

玛丽不喜欢格西娜的故事安排，于是提出修改的建议，格西娜没有反对，同意修改一部分，于是和玛丽商量起来，具体应该怎么改，玛丽提出了很多建议，包括哪些角色应该出场﹑人物应该怎样说话﹑情节应该怎么安排。随着时间的推移，玛丽越来越了解格西娜编故事的风格，她能感受到自己的妈妈什么时候删减了或者改写了内容，虽然编得合情合理、天衣无缝，她都知道那不是真的。有很多次玛丽都挑明了这点，比如其中一次：“Was du nicht weiß,wirstdu auslassen...”“...”“Was dir fehlt beim Erzählen, füllst du auf mit anderem...”“Nie habe ich die Wahrheit versprochen.”“Gewiß nicht.Nur deine Wahrheit.”（译文：“你不知道的事情你就会抹掉。”“……”“讲的时候不记得了，你就会东拼西凑。”“我可是从来没有承诺要讲真话。”“你肯定不会啦，你只会说你的‘真相’罢了。”）

格西娜不光说的不全是真相，她甚至在女儿沉默时会从她的微表情去琢磨玛丽的想法，并自己脑补如何回应女儿。格西娜也在记忆中和逝去的人对话，那些她小时候接触过的人，她会用记忆中的碎片，比如人物的只言片语﹑说话的语气等加工出人物的完整对话和形象。《年中日》展现了很多真实的历史事件，如“二战”、越南战争，如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如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等。这些事件作为故事的背景，或让事件成为情节的一部分，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感。格西娜像一个历史编纂家一样，在回忆中斟酌和反思，公开暴露自己的叙述意图，这种暴露小说虚构性本质的自我指涉和真实的历史事件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对格西娜来说，重点是回忆起一些对她来说重要的事情，而且女儿玛丽要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她承认记忆会有偏差﹑有中断不连贯。所以叙述者的意图很明显，知道有这件事情就行，为了不遗忘。她的回忆不仅仅是对抗遗忘，更是展现了历史的建构性﹑选择性和虚构性。如刘璐在分析哈琴的观点时提到的：在历史编纂元小说里，重要的不是对过去真实与否的考量，而是引起人们对判断故事讲述的重要性的实际标准的重新评价——对于理解人类的行为，历史叙述承担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不仅关乎现在，也向将来敞开，因为“在过去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开放着的将来”。

这种再现历史建构过程的叙事方式不仅体现在小说内部人物的对话中，也体现在作者和读者或者作者和人物的对话中。在《年中日》中并没有出现读者和叙述者的对话，但是在四个章节中都出现了叙述者和女主人公格西娜的对话，而且对话的主题就是关于这部小说的写作，对话的内容都单独成段，并用斜体字标出。在前三章中，对话都比较简短和零散，在谈到谁在讲故事时，双方有一次简短的交流，如：“Wer erzählt hier eigentlich, Gesine.”“Wir beide. Das hörst du doch, Johnson.”（译文：“格西娜，到底是谁在这里说话？”“我们俩啊。约翰逊，你可是听到了的呀。”）故事讲得很精彩，对各种细节的描述细致入微，生动有画面感，但是这种时不时插入的叙述者和人物的对话又把读者从故事中拉出来，随时提醒读者这都是叙述者编的，不要试图寻找真相，因为这本小说只不过是一场契约罢了，正如第四章里面格西娜和作者的对话谈到的：“Ein Jahr hab ich dir gegeben. So unser Vertrag.Nun beschreibe das Jahr.”“...”“Soll es denn doch ein Tagebuch werden?”“Nein. Nie. Ich halt mich an den Vertrag. Nur, schreib sie öfter hin.”（译文：“我给你一年时间，这是我们的合同规定的。你现在只要描述这一年内的事情就可以了。”“……”“要把这个写成一部日记吗？”“不，千万别。我是信守合同约定的。只是你可以多写点关于她的内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小说《年中日》中，格西娜不介意告诉读者她把自己知道和不知道的“事件”都改写成了“事实”，乌伟·约翰逊把叙述的过程暴露在读者面前，用个人真相的不可能隐喻历史真相的不可能性。历史编纂元小说通过再现历史的写作来质疑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它告诉人们历史是怎么被编出来的，并重新思考和再加工历史叙事的形式和内容。正如刘晓萍和王小军谈到哈琴的历史编纂元小说是对“过去”进行有争论地重读或者改写，为读者提供另一种对过去的解读方式，并挑战我们业已形成的对历史真相未经验证而相信的观念。

基金项目： 广州商学院校级科研课题“乌韦·约翰逊的历史编纂元小说”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1XJYB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