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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骈文古称“四六”，清代以后才逐渐确立“骈文”这一名称。其历史悠久，在六朝时期一度演进到巅峰。宋代骈文承袭晚唐及五代，骈文在乱世的烽火中蓬勃发展，使用范围也不断扩大，乃至能化用于书笺奏启之中，这一时期的骈文骈中有散，博引雅正，清丽自持。宋以后，骈文的创作水准迅速提高，如吴淑、徐铉、陈彭年、舒雅等都创作出了辞藻瑰丽、工巧典雅的骈文章句。宋初虽有如王禹偁等力排骈体，提倡古文，然由于西昆派的强势等因素影响，骈文仍在文坛占据主流。就研究骈文的发展和理论角度而言，宋代是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完成了“以古文为四六”的变革，四六文话也以借鉴诗话的形式开始出现。诗话产生于宋代，欧阳修之《六一诗话》是有记载以来的第一部诗话集。受诗话的影响，文话随之产生。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最早的文话不是中唐以来“古文”的“文”话，恰恰是讨论已经陷入某种颓势的骈文的“文”话。王铚的《四六话》就是这一时期骈文理论专著的典型代表，是中国最早的骈文专著，无论是对前代骈文理论的继承，还是对后代骈文的影响，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地位，是研究骈文绕不过去的丰碑。通过对《四六话》的研究，不仅可以窥见宋代骈文的发展历程，也能了解前代骈文的发展脉络，为后代骈文研究寻找理论源头。
王铚，字性之，父王莘，相传曾经师从欧阳修，“学文于欧阳忠公之后”。父子俩曾为欧阳修搜集佚文。王莘与秦观、王安石、常秩等交情甚笃。王莘学问深厚，博学多闻，王铚有家学渊源，承袭父志，虽学问高博但名声不显。靖康之变后，王铚随众南迁，为秦桧所恶，以至未能显名于仕途。王铚一生著述颇丰，有《四六话》《雪溪集》《默记》等书传世。
宋人在文学创作上厉行创新，不满足于对前人的单纯继承，而是尝试使用各种方式来创新，走出了自己的新道路。诸如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文为词、以文为四六等层出不穷，宋人的创新为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学人们试图找出各种理论来对文学创作做出指导，于是出现了以“诗话”为代表的大量文学评论作品。欧阳修被宋人视为宋代骈文创作的巅峰人物。王铚之父王莘曾跟随欧阳修学习，可以推测王铚的《四六话》应是受到了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影响。宋代的文坛相比前代，更加注重后天的理性思考和学习。宋人认为“学重于才”，讲究用史用典，乃至炼字炼句的功力火候，这让宋代的许多文学作品厚重凝实，充满了学问气。
在宋代的许多诗话、文话中都有对四六文创作手法和技巧的记录，多和其他奇谈、逸事等记录在一起，这都促进了四六文话的形成。“话”一词唐代便有，原指故事。当然，“话”不仅具有故事性，也要有趣味性，文人们的交谈间骈语相嬉笑也在其中。诗话和文话都是学者亲友们谈话聊天时的记录，记录人们在闲谈时对文学的看法和构想，《四六话》自然也属于这一类型。《四六话》的问世，标志着骈文文话体系的成熟，是文话的开山之作。
在《四六话》问世之前，宋代文坛只有以诗话为主体的论述集，而较少有文话出现。《四六话》吸收了诗话的体系和灵感，开创了文话的先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四六话》二卷，宋王铚撰。古无专论四六之书，有之自铚始。”在宋代前，没有专门论述骈文的专著，人们在此之前并没有意识到骈文可以被当作一种特定文体而进行评述，只是单纯对一些骈偶文章在具体文学层面上进行艺术分析，而非将之作为一种特定的类型整体来看待。骈文始于汉代，兴于魏晋，盛于南朝。随着文学体系的逐渐确立和成熟，文辞成为创作文章的必由之路和评述文章的主要论点。骈偶、声律、典故等艺术手法随着文章的发展而不断成熟。骈偶自身的广泛适用性和不可替代性使得其逐渐从一种单纯的修辞手法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文体——骈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章并无骈散之分别，自然也不会诞生专门阐述骈文的理论专著。就源流而言，王铚在书中指出了骈文和诗赋的关系，认为四六文的“笺题表启”来源于诗赋，即“诗之苗裔”。
魏晋以来，人们对文章的文辞之美越来越重视。曹丕便提出“诗赋欲丽”。文采辞藻是否华美成为评价文章好坏层次的关键。魏晋以来，中国文学开启了“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开始追求自身的审美和价值。《文赋》认为文章应该“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文章开始强调音律之美、音调之美。《文心雕龙》是六朝评述文章的典范之作，对文章的文体、风格、音律、言辞、渊源等多个层面都有论述。《文心雕龙》虽然并未将骈文作为一类专门文体来论述，但其收录了很多骈文，并在具体层面上对骈文的某些文学特征进行了评述，这时已经有了将骈文逐渐视为一类独特文体而专门化的影子，这一时期，骈文是当之无愧的主流。
唐代以来，文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骈文的意义和价值。在唐代，文人们开始注重文章的实用性和教化性功能，文坛对骈文发展过程中辞藻的不断复杂化、用典的堆砌化、抽象化等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中唐以前，学者们大多持文章应以政教为主、美质为辅的观点。中唐以后，随着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蓬勃兴起，文采与政教功能开始逐渐对立起来，古文家们开始要求文章必须“明道”“传道”，对骈文的批评进一步加剧。学者们以“好古文”为荣，极力贬斥骈文。随着声势愈演愈烈，到了唐末，文人们甚至开始排斥声律和骈偶。这一时期，古文的蓬勃发展逐渐改变了骈文的地位，骈文自身也开始改变，降低辞藻华丽的倾向，重视理论教化功能和实用性，与前代骈文有了较为明显的区别。
有宋以来，作文以古文为典范，骈文则主要被应用于各种公文写作中，形成了宋代独特的公文四六体制。制诰、表、启三种文体在宋代四六文中占据主要地位，这说明四六文在宋代的运用主要集中于朝廷，是朝廷官方的常用文体，形成了所谓“朝廷气象”。洪迈甚至对骈文给出了“于文章家为至浅”的论断，王铚《四六话》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是研究宋代骈文绕不开的经典之作。《四六话》与前代骈文相比，突破了一般文章的批评框架，拓宽了骈文理论的发展空间，以文话的形式对骈文进行理论研究，在体裁和形式上都有开创性的意义。
骈文的发展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四六话》作为骈文理论批评研究专著，在理论研究上既有对前代成形研究理论的继承，也有对宋代现实情况的探索与发展。汉魏以来，骈文对文采辞藻艺术的追究已然登峰造极，致使后代骈文想要发展，只能绕开文采之“形”而另觅他路，这也是唐以后骈文转型开始注重“质”的原因之一。相比前代，王铚在重视骈文艺术性的基础上，受宋代风气的影响，也重视研究骈文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受古文运动的影响，王铚注重研究骈文对真情实感的表达以及对社会的功用和教化作用，这些都是前代理论研究所缺乏的。
对偶和用典是骈文写作的两大特征。《文心雕龙·丽辞》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强调众生的身体肢干都是成双成对的，因此作文也应该两相配合，即对偶。以为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言对为易，事对为难，是因为言辞只需要用对偶表达清楚意义即可，较多重视语言的合对性和韵律性。而事对则要求对典故熟悉，要能够熟练贴切地在具体文境下使用，对学问积累的要求较高。作为“援古论今”的论证方法，用事见于散文，特别是以说理为主的论说文乃势所必然；作为与“比兴”相交叉的表情达意的含蓄方法，用事见于辞赋、骈文乃至诗歌中也很自然。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则是因为如果用相反的事理表达同样的含义则会灵活生动，而用同样的事理来重复言说就会缺少灵活和变化。
用典的好处在于，原本需要很长篇幅解释的旨趣，可以用很少的词句轻松地说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用典的功能类似于举例子。《妙法莲华经·譬喻品》云：“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用典除了可以增加文章的文学性和艺术美感，还可以为文章的论点增加论据。《文心雕龙·事类》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刘勰将用典视为文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其所言“经典深沉，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
王铚对骈文的研究，在重视对汉魏六朝以来已经十分成熟的体裁形式和写作方式精华继承的同时，受到中唐以来古文运动的影响，开始注重文章的教化功能和使用中的实用性，有意弱化了其审美功能属性。如果说对偶是骈文主要的修辞手法，那么用事就是骈文主要的论证方法。受到古文运动的影响，作家在作文时严守规范，绝不脱离既定的规则。宋代四六文用事粗切，遂流于“偏枯”。王侄在《四六话》中，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文章师承，未有无从来者”，但师承古人并非泥古不化，而是要用事切当，“用旧意为新语”。
在用典的问题上，王铚用“伐山语”比喻“生事”，用“伐材语”比喻“熟事”。所谓“生事”，就是较为偏僻、不为人熟知的典故，放进文章中可以起到“奇”的效果。所谓“熟事”，就是常见的典故，能够使得读者更容易理解文意。在对偶的使用上，王铚主张应该用“伐山语”对“伐材语”，即将生僻的典故和大家熟悉的典故结合起来，这样一来，既让文章不至于晦涩，也不失去骈文应有的精致和美感，同时还能确保文章流畅通达，语句言辞妥帖恰当。
莫山洪认为宋代的骈文理论的成就，一是骈文的作法理论，一是骈文史，既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析，也包括对文学现象的描述。王铚《四六话》学习诗话，通过摘取文章字句来评价文章，评述针对具体的文言字句，在整体批评上较为随意。王铚的《四六话》为后代骈文理论批评专著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板范式，稍晚的《四六谈麈》便借鉴了《四六话》的范式体例。
宋代以前，很少有人将骈文视为一类整体的文体，更不用说从骈文总体的角度评述骈文。王铚开此先河，将骈文在文体上视为一类文体，从整体的角度专门评述骈文。在具体层面上，王铚推崇王安石的写作风格，主张“气胜”“语胜”，要求制诰、表等要有“朝廷气象”，主张文章应气度恢宏，典雅庄重、词理兼备。在注重恢宏庄重气度的同时，也不能全为庄重之语，要夹杂绘景之语来中和。“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气象，语剧豪壮而不怒张，得从容中和之道，然后为工。”在气势上要恢宏大气，拥有“朝廷风度”，称为“气胜”。在语句上要兼顾庄重和美感，从容中和而不失大气，称为“语胜”。
王铚首次将骈文作为独立的一类文体进行专门论述，结合具体的史实背景进行论述，对骈文的样式、要求的美感、实用性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对骈文的创作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为骈文评价范式的确立和骈文理论在宋代及以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四六话》的出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四六话》始，骈文的批评论述开启了崭新的文话时代，从此对骈文的批评逐渐形成成熟的体系，对后代学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是骈文理论蓬勃发展的时期。《四六话》率先以文话专著的形式评述骈文，并开始将骈文视为一类文体从整体上来看待，是骈文文话的开山之作，确立了骈文评价的标准范式。本文在简单介绍王铚和《四六话》基本情况后，对全书体例进行了描写，对书中的骈文理论思想进行了分析阐述。首先，在骈文理论方面，王铚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确定了宋代骈文的范畴，以专著的形式来论述骈文，开创了骈文理论发展的新路径。其次，他提出骈文理论的发展要基于对前代理论成果的继承，受到古文运动影响，强调文章的实用性和功用性，同时也要兼顾文章的艺术美感。最后，王铚注重文思自由和流畅，在评述时结合史实和背景，主张“气胜”“语胜”，骈文要兼顾典雅性和美感。
[作者简介] 王开冉，男，汉族，辽宁昌图人，渤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