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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钱锺书创作的长篇小说，自 1947 年首次出版以来，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以其深刻的社会洞察、独特的幽默感和精妙的语言艺术而闻名，被广泛认为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围城》讲述了主人公方鸿渐的爱情故事和职业生涯，通过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展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和社会风貌。小说不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还巧妙地探讨了现代主义、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张力。它对“围城”现象的双重讽刺——人们对婚姻的渴望与对婚姻现实的失望，以及对现代生活的批判，使其成为对中国现代社会深刻反思的作品。《围城》不仅深受读者喜爱，也被学术界广泛研究，是理解当时社会和文化的重要资料。
《围城》这部文学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内涵。首先，在社会批判的维度上，小说通过描绘主角方鸿渐的人生旅程，锐利地指出了 20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的政治弊端和社会百态。其次，在文化批判的层面上，作品通过刻画“新儒林”以及一系列归国的留学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深刻地展现了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围城》里的人物，大部分沉醉于对外国的盲目崇拜，但在他们内心深处，传统文化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方鸿渐这一人物，在“新儒林”中还保留着一丝正义感，他的留学经历，其实质是为了“增光门户”，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清朝末年的买官风气。他性格上的软弱和命运的悲剧，是传统文化束缚的结果。而李梅亭、韩学愈、高松年等人展现出的庸俗、猥琐、乏味、虚荣和斗争，也是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恶果。至于封建余孽方遯翁，则更是不用多言。通过分析这些人物扭曲的性格，作者对当时存在的封建思想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最后，作品对人的存在、对现代人的命运进行哲学反思，这一反思触及了人的本质和形而上学问题，如探索人的基本生存状况、人生的根本意义以及人的本性和人际关系的基本形态。钱锺书的夫人杨绛在电视剧《围城》的片头曾写道：“《围城》主要表达的是城内的人渴望逃离，而城外的人却想冲进去。无论是对婚姻、职业还是人生的其他方面，大多数人的愿望都是这样。”小说中也不止一次提到了“围城”的寓意。它向读者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人的一生就像是在一座座“围城”中度过的，始终会面临困局。作者通过“围城”这一隐喻所探讨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困境，更是关乎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存的普遍困境。
启蒙运动也被称为“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是一场始于 17 世纪并贯穿 18 世纪的欧洲哲学和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理念是通过理性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人类可以解决存在的基本问题。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摒弃了过去依赖的天主教神学权威和传统教条的方式，转而相信理性和敢于求知的精神。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理性发展科学和艺术的知识来改善人类的生活。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相信，社会的原则和价值可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用理性的方法检验并改进传统的社会习俗和政治体制。而在《围城》这部作品中，启蒙理念的颓废体现在人物的迷茫、价值观的冲突以及对文化的讽刺中。小说通过对人物复杂心理的刻画，展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人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挣扎和困惑。这种困境反映了启蒙理念在面对复杂社会现实时的局限性和无力感，也揭示了在殖民文化冲击下，文化和价值观的危机。尽管启蒙思想家强调理性和科学方法，但他们的理念并未完全解决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围城》通过独特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深刻地揭示了启蒙理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尤其是在颓废主义的影响下）。这部小说不仅展现了个体在追求理性、自由和人文主义价值时的困境，也反映了社会大环境对这些理念的挑战和扭曲。而且《围城》中的启蒙理念主要体现在主人公方鸿渐的成长历程中。方鸿渐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现代青年，他对传统束缚和无知的不满以及对理性和科学的追求，都体现了启蒙时代的核心价值。然而，正是这些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落空和挫败，构成了小说中颓废主义的基调。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方鸿渐的经历是颓废主义最明显的体现。他试图通过自我教育和探索来实现个人的完善，但却不断遭遇社会的无知和虚伪。正如《围城》中所写：“他觉得自己是对的，可是，对的人为什么总是不得意呢？”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方鸿渐内心的矛盾和无奈。他的爱情生活更是对这种颓废的集中反映：他先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而与孙柔嘉订婚，却发现这段关系充满了虚假和利己，继而他又投入与苏小姐的爱情中，希望找到真诚和理解，最终却发现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围城，充满了失望和无奈。《围城》中对此有精辟的描述：“像许多聪明人一样，他有一种愚蠢的习惯，总爱为自己的不幸找一个理由。”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中，颓废主义主题也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小说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高潮或解决方案，而是通过一系列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事件，展现了人物在面对爱情、婚姻、教育和职业等方面的无力和挫败感。这种情节设计强调了现实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也反映了启蒙理念在现实面前的脆弱。至于作者钱锺书的语言艺术和修辞手法，更是将这种颓废感提升到了美学的高度。他运用机智的讽刺、自嘲以及深刻的心理描写，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现实差距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小说中所说：“幸福像幽灵，大家都在谈论，却很少有人见过。”这种写作风格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也使颓废主义主题更加深刻和人性化。
在《围城》中，殖民文化元素的体现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地域设定来看，故事发生在中国香港和上海这两座有殖民历史的城市。钱锺书在书中写道：“上海是个好地方，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有，大家都喜欢。”这不仅反映了上海的多元文化特色，也揭示了殖民文化对当地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两座城市在当时不仅是经济的中心，也是西方文化输入的重要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侵入了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文化冲突和融合。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留学归来的方鸿渐，还是身处上流阶层的孙柔嘉、唐晓芙，他们的言行举止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正如方鸿渐形容博士文凭“仿佛有夏娃、亚当下身那片树叶的作用”，却又在崇洋风气的左右下，不得不买张假文凭向家里交代，为了藏拙，还在家信中“千叮万嘱”：“生平最恨‘博士’之称，此番未能免俗，不足为外人道。”但当了“洋博士”的方鸿渐“荣归故里”之时，在本县两个记者口口声声叫他“方博士”时，他“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伟大了好些”，这些描写尽管带有自嘲，却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和挣扎。这些人物的内心矛盾和社会行为，展现了当时社会上流阶层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和追求，以及这种文化冲击对他们精神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钱锺书通过对比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人物，展现了殖民文化冲击下个体的迥异反应。
方鸿渐作为主人公，他的性格中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复杂元素。他在西方教育的熏陶下，对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但又无法完全融入西方文化，显示了一种两头不到岸的尴尬局面。而孙柔嘉和唐晓芙则代表了上海都市女性在殖民文化影响下的两种典型态度，孙柔嘉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物质享受，而唐晓芙则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来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这三个主要人物的对比和互动，深刻地反映了殖民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不同层面的渗透及其复杂影响。在情节安排上，钱锺书运用了讽刺和幽默的笔法，对当时社会的种种乱象和人们的虚伪、矛盾进行了揭露和嘲讽。例如，小说中描述的“围城”现象，就是对当时都市生活的一种讽刺性描绘。人们在“城外”渴望“城内”的美好生活，却不知“城内”同样充满了矛盾和挣扎。这种“城内”的生活，就是在殖民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一种西方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人们对它充满了幻想，却又在其中感受到失落和无奈。通过这种情节的安排，作者表达了对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讽刺和批判。
总的来说，《围城》的幽默和讽刺，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困境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迷失。它告诫我们，无论是盲目崇拜还是自我否定，都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只有真正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才能在全球文化交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同时，钱锺书也在提醒我们，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困境，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和理论，更需要对人性和生活的深刻理解。
[作者简介] 高小梅，女，汉族，陕西榆林人，榆林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高级讲师，本科，研究方向为红色资源与课程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