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浅析《汉宫秋》中的“审美同情”
——以第四折中汉元帝的形象塑造为例

◎张琬悦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以下简称《汉宫秋》）是元代文学家马致远创作的一部杂剧，该剧以四折一楔子的形式对正史中的昭君和亲事件进行了创造性演绎，重点讲述了汉元帝与昭君之间矢志不渝的爱情悲剧，批判了毛延寿等朝中奸佞的阴险弄权。王季思先生曾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前言中将《汉宫秋》与《窦娥冤》《梧桐雨》《赵氏孤儿》并称为“元曲四大悲剧” ，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亦称其为“千古绝品” 。

在欣赏戏剧等艺术作品时，观众不免对剧中人物产生同情、愤恨、羡慕等诸多复杂情绪，由此形成了审美的主体间性。通过“把自我变成他我，把他我变成自我，把自己设想为审美对象、艺术形象” 的客观的审美理解活动，“把世界万物都变成了爱的对象，而自我也成为被爱的对象”，从而有助于读者产生主观的审美同情。

本文着重从《汉宫秋》的第三折末、第四折全部，分析马致远对汉元帝形象的变异及渲染，溯源这一悲剧所引发的审美同情的具体原因，从而更好地理解其作为“元曲四大悲剧”之一的不朽艺术价值。

一、设置环境：人物形象的外部渲染

《汉宫秋》中的环境描写主要出现在汉元帝与昭君分离之后，集中于第三折末尾和第四折全部。在第三折尾声，汉元帝于灞桥挥别昭君之后，深知自此一别，以后便无复相见，不由得“临去也回头望” 。马致远在此以由实入虚的写作方法，记叙了汉元帝在班师回朝途中，伫立灞桥不愿离去、想象宫中已无昭君的全过程。从一开始“草已添黄，兔早迎霜”之凄凉衰飒的周遭环境，到汉元帝遥想宫中已然人去楼空、物是人非而“愁泪滴千行”的悲怆，在联珠格所渲染出的缠绵凄怆之气氛中，返咸阳、过宫墙、绕回廊、近椒房，行为动词与地点名词所组构起的步履轨迹顺承而出，将汉元帝的愁绪缓缓拉长；昏黄的秋月、薄露生凉，朦胧的纱窗外是寒蝉凄切的嗡鸣，环境的设置更加深了哀婉不尽的凄怆氛围。寂寥萧索的秋夜环境、独自重回旧日欢愉之地的帝王角色，人与景的高度适配不断加深着悲剧效果，使读者得以更真切地感受到汉元帝被迫与爱妃分离而愁肠百转、郁结难消的苦闷和忧伤。

在将有情人分离的痛苦渲染至高点之后，马致远让汉元帝的情绪缓缓回落，以“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深化其孤独忧寂的苦楚，完成对汉元帝痴情形象的塑造。同时，此折中汉元帝所听到的塞雁悲鸣，亦为第四折昭君入梦、雁叫惊梦埋下伏笔。

在第四折中，汉元帝沉浸在失去心爱之人的悲痛之中，白日困顿而不觉入梦，在梦中见到了满心所念的昭君，“做的个团圆梦境”。

马致远在此以巧妙的构思，再度为汉元帝构织起典型的凄凉环境。“宝殿凉生”的凄清秋天、“六宫人静”唯余“一点寒灯”的萧条深宫、“吾身薄幸”的孤单帝王及单薄的美人图画，一切都是寂静无声的，这种近乎凝滞的低落却被大雁声声鸣叫的响动所打断，以动衬静、动静结合，则静愈静、愁愈愁。汉元帝此前的愁绪大多是压抑而难发的，只得借入梦来短暂地逃避醒时所要面对的一切。正是因为“雁叫长门两三声”打断了其抑郁难发的情绪，反而给予其宣泄的契机。

马致远在此以层层嵌套的方式，让汉元帝与孤雁形成审美同情，通过其联想孤雁失群的原因，听孤雁的声声啼鸣“伤感似替昭君思汉主”，进而触景生情，其心中压抑已久的思念与痛楚得以倾泻而出，他埋怨这群“泼毛团”叫得人心烦，正是因为“见被你冷落了潇湘暮景，更打动我边塞离情”。

通过汉元帝与大雁啼鸣的穿插呼应，马致远在此向观众展现了应以冷静、理智、不动声色为先的帝王内心的脆弱。他将帝王形象的威严感打破，代之以普通人共有的七情六欲与愁肠百结，从而形成了戏内帝王与孤雁的审美同情、戏外观众与帝王的审美同情。

这一同情的产生“正是因为当我们发现别的人或物处于那种特定情境时，我们就设身处地，在想象中把自己和他们或它们等同起来，体验到他们或它们正在体验或我们设想他们或它们正在体验的感觉、情绪或感情” 。马致远将汉元帝放置于秋日深宫的大环境中，又安排离群的孤雁与汉元帝啼鸣互动，秋日衰飒凄清、冷落萧条的气氛“引起人们心理的同情感或者说‘通感’而产生情绪效应” ，从而塑造出一个被迫与心爱之人分离、独自黯然神伤的普通男子形象，这一形象比高高在上的威严帝王更真实可触，也因此更具有打动人心的悲剧力量。

通过第三折末及第四折的环境渲染，马致远既将凄凉悲苦的氛围烘托至顶峰，亦使观众对主角汉元帝之审美同情到达极致，故即使最后斩杀毛延寿、摆筵席犒赏来使之“大团圆”的结局设置，也不能折损其内核的悲剧性。

二、史实变异：人物形象的内部增强

马致远在《汉宫秋》中对史实进行了艺术化的变异，从而在戏剧性的改动中强化了观众的审美同情。据《汉书·元帝纪》记载，于时“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乎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史记·匈奴列传赞》也有“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美誉之词，悲剧的另一个对象昭君在历史记载中也并未投水自尽以全名节，而是和匈奴育有后代。

马致远在《汉宫秋》中正是通过对正史的变异，即设置汉元帝因国力低微、朝中奸佞小人当道，被迫送心上人赴塞北和亲，及昭君为守名节投水自尽等情节，从而“给观众带来一些陌生感和阻隔感，使他们兀然惊起，获得在平时熟视无睹的人生要旨” 。马致远通过改编，一方面可以“利用天子这种特殊人物的困境与悲哀，借以表现爱情的本质，原来人人相同，并不因地位或身份高低而有所差异，从而肯定了人间爱情存在的必然性” 。正因这一形象之普适，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且一呼百应的帝王与失意悲伤、孤独痛苦的普通男人之间又因同构一体而又悖反的矛盾性，形成了强大的悲剧张力。

另一方面，马致远通过强化汉元帝与昭君之间的爱情悲剧非二人咎由自取，而是因为毛延寿等奸佞小人“生前只要有钱财，死后那管人唾骂”、匈奴凶残蛮横之“若不肯与，不日南侵，江山难保”，使汉元帝不得不屈服。这一改动暗含了马致远“借他人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的深意，他自小饱读诗书，深受儒、道等传统文化滋养，“二十年漂泊生涯”却只换得江浙行省务官的卑微吏职，“（元代）奉行的严种族、重货利、求实用的统治政策，撞破了他功业的幻梦，产生了莫可名状的世路险隘之苦悲” 。

正如吴伟业在《北词广正谱序》中所言，“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 ，马致远在撰写《汉宫秋》时，其对时局动荡的慨叹、自身壮志难酬的憋闷与不平自然呈现在对人物的塑造中。通过书写汉元帝“做了别虞姬楚霸王，全不见守玉关征西将”的悲愤绝望，及其“宝殿中御榻冷清清”的孤独悲伤，一方面通过对君王权威性的消弭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又暗含自怜自伤的自我投射。

史实的变异使得昔日山呼万岁的威严帝王如今只剩束手无策的激愤与无奈，弄权构陷、唯利是图的官员已不履臣子职责。马致远将自我的审美同情倾注于汉元帝形象的塑造之中，通过打破君主所象征的权威文化中心，渲染全剧“信仰和文化理想的危机” 的低落气氛。正是因为上位者孱弱无力的形象拉近了与普通观众的审美距离，与所爱之人不得相见的思念与孤独亦令观众对其产生审美同情，从而使汉元帝这一人物形象既承载了马致远的审美投射，亦作为独立的形象取得观众的审美同情，避免了平面化、简单化的弊病，更显立体真实。

三、结语

在有“元剧之冠”之称的《汉宫秋》中，马致远通过第三折、第四折对历史的变异改写，将汉文帝塑造成了痴情专一、受时局所迫而无力回天的落魄帝王。同时，他又通过细致入微的环境描写，以动静结合的方式借孤雁反复渲染汉文帝百转千回的愁肠与思绪，既为整部曲作增添了凄凉悲怆的氛围，亦深化了汉元帝人物形象，拉进了汉元帝这一帝王形象与普通观众之间的审美距离，从而有利于观众倾注审美同情于人物之上，获得悲剧结局所带来的审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