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决绝的“现代”
——新诗史上穆旦的意蕴

◎唐 曦

如果要深入认识和实际把握穆旦这位杰出诗人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意蕴，可以借助同属“中国新诗派”的袁可嘉在《我们底难题》一文中做出的十分富于洞见的论断：新文学运动实质上不但有着“题中应有之义”的“文学性”，更富于宏观意义上的“文化性”，某种程度上甚至“文化性”要超过“文学性”。由此出发，我们或许可以从更为宽广的“现代性”的文化维度去审视穆旦的价值，以便更好地体会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

毋庸置疑，“现代”作为一个既恢宏壮阔又具体而微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对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新诗派”诗人尤其是穆旦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文学史的视角来看，当意识到诗人穆旦对那些“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亟待得到回应的问题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时，也可以借此进一步理解他的价值所在。这里的所谓“现代”，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作家在文学实践中对身处现代生活的复杂的体验感受和丰富的表达方式。

我们可以将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代派”作为参照系来映照穆旦的某些突出的“现代性”特征。如果顾名思义的话，那么前者无疑应该是彻彻底底的“现代化”的，然而他们的创作实绩中却常常呈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反顾”，亦即常常借助古典的意蕴、传统的意象与赋比兴式的抒情展现内心的感受，这时诗人留给我们的印象仿佛不再是现代社会中西装革履的绅士，而是包蕴典雅风度的翩翩公子，譬如“我夜坐听风，昼眠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戴望舒《寂寞》）；“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我等到了一匹快马的蹄声”（卞之琳《音尘》）；“片片互递的叹息犹是树上的萧萧。/呵，那是江南的秋夜”（何其芳《脚步》）。

“现代派”诗人笔下有着鲜明“古典美”色彩的诗作之中，有自远古而来的“咸阳古道”上的马蹄声，有独自等待故人时玄妙而灵动的心境，有似烟水茫茫里的幽幽铃音，有“庄周梦蝶”的现代重构，有“天若有情天亦老”般的诗情领悟，有寂寞兰花的愁谢，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名句借用，有对“江南的秋夜”的典雅抒情，还有夜坐中谛听天籁的幽思。戴望舒自己就曾坦然主张：“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实际上，尽管标举“摩登”意味十足的“现代”风度，但是讴歌田园、怀恋古典的主题却屡屡见诸“现代派”诗人笔下（戴望舒尤甚），这种缅怀“现代文明”之前的牧歌般的生活、感伤脱离了自然状态的都市人的哀愁，近乎 19 世纪英国“湖畔派”诗人的主动离开工业化城市、回归湖畔乡间的文化姿态了。

“现代派”如此畅行无阻地通向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含蓄风味与意境营造，表现为情调的烘托、情思的渲染，禅思式的直悟、玄言式的哲理趣味，杜衡对戴望舒的著名评语“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望舒草〉序》）的背后所反映的恰恰是古典美学的价值观念——与《二十四诗品》中“旷达”“实境”“绮丽”“洗练”等旨趣意味相似。而在古典诗歌的美学原则中，诸如“言近旨远”（孟子），“文已尽而意有余”（钟嵘），“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司空图），“诗道亦在妙悟”“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严羽），“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总其妙在神韵矣”（王士祯）等，皆要求诗人远观静思，主体须与对象在若即若离之间，置身事外，品味涵咏，发“一唱三叹”之辞，追“唐音宋调”之韵。

二

于是，当典雅多姿的“现代派”诗人与随后穆旦的创作所体现出的艺术性格相对应时，我们会发现真正实现了前者所标榜的理想——如施蛰存所言，所谓“纯然的现代诗”，无非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的不是“现代派”自己，而恰恰是在抗战硝烟中崛起的、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相统一的“中国新诗派”，恰恰是中国新诗派中最杰出的代表穆旦——“在狂暴的原野和荆棘的山谷里，/像一阵怒涛绞着无边的海浪，/它拧起全身的力。/在黑暗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穆旦《野兽》）。这是在日寇侵略、国破家亡的民族危难之际，“拧起全身的力”的诗人面对生存的荒野和死亡的威胁下发出野兽似的燃着原始蛮性的猛烈倾诉，他正视着自己的生命，以凄厉的号叫回应命运的一切苦难，但凄厉中有着大悲壮——他还要向命运复仇、向不可抗拒的苦厄示以决不屈服的高傲尊严，鲁迅式的“反抗绝望”的命题在穆旦的诗作中得到延续。

有研究者认为穆旦是一位具有“卡夫卡之魂”的诗人，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心心相印，使得他也像卡夫卡一样力图以“不断掘进的内在体验”的方式袒露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式个体”的动荡命运。个体尽管渺小，但一个血肉丰满的鲜活生命体发出的真诚的所思所感仍有着不可磨灭的动人心魄的力量。诗人心甘情愿地领受了“丰富的痛苦”的洗礼，他清楚地意识到现代人痛苦的宿命，现代化的社会锻造了现代人敏感的触觉、细密的心思、丰沛的情绪、变幻的想象，然而现代人又不可逃避地要接受随之而来的被冷酷的社会所大量制造的被蔑视、被否定、被僵化的个人的哀喜，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与看似命中注定的悲剧中，“人生的意义”到何处追寻？穆旦找到了他的“上帝”，他决然地选择了皈依这充满了丰富的痛苦的生存体验本身，去向不可逃避的一切磨难索取“生”的意义，而这种主体的抉择与生活的姿态本身就富于价值、自有其意义，我们由此也可以联想到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所给出的有关西绪福斯（西西弗斯）教导世人“以否定神祇举起巨石的至高无上的忠诚”，在反抗虚无和绝望中获得充实心灵的珍贵启示。

或许不妨将穆旦意在追问生命价值的诗歌理解为一种“西绪福斯式精神”的外化，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一熔铸了“生存还是毁灭”之终极命题的文学创作行为本身其实就已经意味着诗人做出了回答——“活下去，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活在成群死亡的降临中，/当所在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力量已经/如同暴露的大海/凶残摧毁凶残，/如同你和我都渐渐强壮了却又死去。/那永恒的人。”这首写于二十六岁的《活下去》，展示出了作者惊人的早熟与早慧，以其极大的艺术感染力揭示出生命力量的不屈意志。“活下去”显然比“活着”更有力量，因为后者只是对现状的确认，而前者却是在面对另一种拷问（“死”）的严酷逼迫下坚定的自我肯定，后者是一句沉重的坦白，前者则是一声迸裂的呐喊，只有决然的直面与抗争，“活”的本身才会被赋予永恒的意义，在生与死的对立中，诗人昭示了中国现代诗人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人格力量。穆旦的诗歌中蕴藉的文化姿态彰显出了从静态的玩味之趣中突围、从幽情愁思的深婉含蓄中解脱、追求探寻现代生活本身的动感、承受现实的冲击等鲜活特征。这不是悠然的咏唱，而是严峻的控诉；不是超然的退避，而是个体的突进。

三

穆旦绝无“反顾”的决绝的“现代”姿态，昭示了他毫不向古典审美惰性妥协的现代性文化精神的追求，直面自我、强化主体；抛弃传统感性抒情、选择明晰深邃的突进。诗人选择了与“前现代”的自然经济小农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关系中产生的传统意象化抒情方式决裂，为的是更加充分地袒露自我意识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急剧变动的近现代社会过渡期的思想情感、生命体验、内心求索的艰难挣扎，以其足够深刻而又足够陌生的方式将新诗引向了前所未有的艺术表现境界，由此也获得了极为独特的文学史地位。

穆旦的《玫瑰之歌》可以被视为他充满力量感的诗学宣言，而且不仅仅是诗歌上的，也是诗人对整个人生姿态的呈现，内在于其诗中是穆旦的一种对自我生命的庄严承诺，承诺了那种绝不回头地承受未来生活的方式：“突进！因为我看见一片新绿从大地的旧根里熊熊燃烧，/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〇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穆旦选择了“突进”，这意味着一种全然异于传统的，甚至也迥异于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诸人的新型诗人形象的诞生，他是决绝的现代的中国诗人。穆旦以在现代时空关系中的生存体验传达出的多层次的强烈感受，对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现实困境、未来迷思的深切诘问与思索，展示了毫不妥协地走向“现代人生”并甘愿承受其带来的一切苦难的决然姿态。他置身于血与肉的矛盾冲突中，揭示动荡撕裂的精神世界，摒弃陈旧的、传统的、古典的安稳宁静，毅然走向“现代化”的剧烈繁复，将胡适于新诗诞生之初所倡导的“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接续并纳入了真正富于现代精神质地的美学实践中。

20 世纪 40 年代出现的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九叶派”，切实奠立了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品格，其根源来自诗人认识到逼人而来的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动荡不安、瞬息万变的物质与精神之压力的无可逃避，进而放弃“复古”幻想、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现代主义”的姿态——以反省代替反顾、以暴露代替含蓄、以明确代替意会、以矛盾代替平衡、以苦难代替伤感、以突进代替远观。穆旦的诗歌美学因此成为标志文化模式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典型事件，中国新诗也就此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一文所称的“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