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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创作小说《丈夫》的 1930 年是左翼文学、海派文学风起云涌的一年，而沈从文既没有选择从政治化的角度来表现城市的罪恶和农村的凋敝，也没有从现代都市的角度来表现商业的繁华与道德的衰败，他从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出发，以丈夫送出妻子之后身份的迷失到带走妻子之后身份的重新建构为故事主线，使作品显示出多重韵味：家庭经济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而造成的困境逐步驱散了以往的纯朴人性，使得“丈夫”的身份迷失；而美好本性的一步步被唤起又推动丈夫寻回自我。而沈从文所做出的诸多努力表现出：丈夫送妻成妓并不能彻底解决乡村人所面对的经济困境，也无法掩盖转型时期中国城乡文明冲击下所显露出的种种矛盾。最终，丈夫身份的重新建构虽是美好人性复归的必然之举，但也只不过是城乡文明冲击下的权宜之策。
自晚清以来，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不断入侵，其经济侵略亦步步深入，使得长久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迅速破产。而与此相对，由于城市化带来的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城市成为大多数人的向往之地，许多乡村人不得不离开农村来城市工作以此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而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衣食需求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解决生存问题大概是大多数农民的首选。正如《丈夫》中所写：“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这一段是作者后来补添的。由此也可以猜测作者起初并不想过分强调这一悲剧的社会环境动因，他相当的注意力是放在“人”本身上，可他的改笔重新挖掘出了社会环境这一层面的意义。《丈夫》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一个受男权文化影响的湘西农村，可是男性在以往男权社会中所具有的主导性地位却由于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削弱。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外在环境而造成的经济压力而导致了“丈夫”身份的迷失。在以往的夫妻关系中，丈夫是家庭中相对主要的劳动力，通常情况下承担着大部分家庭责任，而《丈夫》中却将生活的重担扔给了妻子，妻子成了家庭经济收入来源的主要担当。初见时，丈夫面对妻子在城里浸染的太太般的神气而感到手足无措，直到“女人问到钱，问到家乡豢养的猪”，这才捡起一点“自己做主人的身份”。这种心理的落差感是由于夫妻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导致的，同时也表明丈夫的身份与家庭地位已然受损。究其根本，这恰恰是外在环境掣肘下丈夫做出的抉择而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同时也带来了人性的扭曲。沈从文的叙事巧妙之处，便在于将外在环境掣肘下产生的不利之处，在短短一万余字中呈现出来。《丈夫》中，那些妻子为了家庭，远离乡村来到城市用身体做“生意”，这样的“生意”是经济困境下新的“交易”形式，也体现了因为经济困难而造成的对人性的扭曲。传统社会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衍化成了以身体换取金钱的“极其平常的事”，两性之间的情爱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利益的交换关系。这样的城市文明，作为一个有别于乡村的“他者”空间，也处处消解着“丈夫”的身份建构。一方面，把妻子送到船上去做“生意”，唯“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思虑到“名分不失”，丈夫才同意将自己的妻子送到城里去做“生意”，这实际上暗示着丈夫所在意的只是自己“丈夫”的身份与地位，即“丈夫”心里那所谓的“做主人的身份”。可当他选择用妻子来换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之时，其“丈夫”的身份与地位就已经开始消解。另一方面，当丈夫、五多、大娘还有老七等几人一起在船上拉琴歌唱之时，两个官兵喝醉后前来闹事，身为男性的丈夫这时下意识的反应却是将三个女人推出去应付，任由妻子被醉鬼欺凌，而自己“夹了胡琴就往后舱钻去”，这种男性血性的丧失也成为“丈夫”身份丢失的表征。至此，在外在环境的掣肘下，人性本身的纯朴受到了冲击而左右摇摆，丈夫也已经逐渐不再具有“丈夫”身份了。
由于妻子去城里做“生意”而导致的“丈夫”身份的迷失，最终也在丈夫进城看望妻子的过程中又一步步重新建构了起来。首先，送妻成妓的丈夫并非完全泯灭良知的恶徒。保留着湘西村民美好本性的丈夫在没有对城市文明做出一点理性分析的情形下就选择送妻成妓，而深受儒学“人性本善”思想影响的沈从文并未完全把丈夫归类为十恶不赦之徒，于是丈夫穿着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背了整箩整箩的红薯糍粑”，带去妻子最喜爱的栗子，去城里见妻子；面对独眼睛的“水上一霸”水保能与人倾心而谈、毫无防备，预备与妻子说的各种事情，“都拿来同水保谈着”；面对妻子一次次被抢夺去陪伴客人，自己内心极其委屈而在妻子要把钱塞给他时“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地哭了”。心底的本善才使得“丈夫”身份的重新建构成为可能。其次，来到城里看妻子的丈夫本以为自己能够“名分不失，利益存在”，“留在家中安分过日子”，可是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水保当着丈夫的面却理所当然地说出“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的话；两个醉酒的兵士称丈夫为“龟子”，而自己的妻子也被肆意辱骂。连番受辱推动着丈夫重新建构起自己身为“丈夫”的真正身份。
同时，从精神分析角度来说，当一个女性变成欲望对象时，其身体则无处不散发着欲望气息。当年轻力壮的丈夫看到妻子换解衣服之时裸露出的“红绫胸褡”，其生理上的欲望自然而然地被勾起，而当一次又一次得不到满足之时，大娘即便看出丈夫欲望的浮现，还仍然知会说“巡官就要来的”，丈夫欲望的压抑致使丈夫开始思考其“送妻成妓”本身的道德性。欲望的呈现同构了小说叙事的最大分裂，一方面是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安分日子，另一方面是欲望视野下妻子身体的强势吸引。丈夫本身应有的夫妻权利在一次次被剥夺后，内心的压抑与痛苦开始疯狂扩张，男子最后的一点对现实的美好幻想终究被无情打破，人性的善良也在欲望的分裂中得到唤起。在种种情绪的调动下，丈夫最终选择了带妻子离开。行文至此，基本解决了“丈夫”身份重新建构的问题，这种身份的建构更多是建构自我、找回自我、认知自我的一种过程。而对于沈从文来说，“丈夫”身份的重新建构，更深层的意义就在于找回作家所追求的健康、完整的湘西世界与至善至美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然而仅仅是带走妻子这样的开放式结局，这样的身份建构仍暗藏危机。逃离城市的夫妻依旧面临经济困境，依旧面临以送妻当妓为常态的乡村环境，“丈夫”的身份是否能够持续也是个未知数。
乡土叙事文学源于对农村人民的启蒙式观察，而沈从文的小说《丈夫》提供了一次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碰撞，只是作品中的丈夫仅仅是夹杂在城乡文明冲击下的“中间物”。也就是说，丈夫既非在城市文明冲击下迷失的罪恶源泉，也非湘西农村始终不变的纯善。沈从文的乡土叙述为现代乡土小说增添了新的元素：五四时期的文学家们以启蒙的视角，大多着眼于对乡土的理性审视，从而看重对于国民性的批判与革命；而沈从文却将城乡相撞的审美眼光投向城市文明强势入侵下乡土美好人性的复归。至于“丈夫”身份一步步的建构，人性的一步步复归，也恰恰是《丈夫》写作的逻辑起点。沈从文的写作深入挖掘人性美，同时极度推崇生命诗学，但是，正如凌宇所说：“他并没有将这种人性片面夸大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单一存在。他发现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也看到了这种金子与泥沙混杂在一起。”《丈夫》同样再现了湘西乡村在城市文明的不断入侵下的“常”与“变”。这个“变”不仅在于写丈夫为了换取经济利益而送妻卖淫的行径之中，而且写妻子时也不例外，本来是“羞涩畏缩”的妻子，可在船上老七不仅“拖着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身体上”，而且当着丈夫多次与嫖客“做生意”。可是，沈从文笔下的乡村人始终保留有“常”的一部分，自然而然能够返璞归真，求得人性的本真，找回“丈夫”的身份。只是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演进的背景之下，原始乡村必定得经受伤筋动骨的更迭，不可避免地浸染城市的某些不良风气，才能衔接现代文明。如何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不被弃置同时葆有原始乡村的纯与真，这道难题考验着更多的“丈夫”。
沈从文走上中国现代文坛之后，曾以“人性治疗者”自居，发掘人性的美质，礼赞自然健康的人性，而其作品《丈夫》更是以人性为故事叙述的核心，展示了湘西农村受到外在环境冲击而衍生出来“送妻为妓”的不良风气，以及这一非常态事件下“丈夫”的身份建构问题，从而反映人性的短暂迷失与重新建构，表现了作者在时代浪潮冲击下的选择以及对湘西美好人性复归的畅想。
[作者简介] 韩琳柯，女，汉族，河南漯河人，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