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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严监生，绝大多数人想起的应该是他临终前“从被单里”伸出的“两根指头”，意指点灯用“两茎灯草”太过费油。他对人世间的执着不放竟来自对那点灯油的疼惜，这不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由此他便成了中国文学中著名的吝啬鬼。许多人认为他可比肩阿巴贡、葛朗台等，但细读《儒林外史》，就可发现他的吝啬明显不同于其他守财奴，因为他曾做过几件颇费钱财的事，而自己平时却“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对他人的慷慨和对自己的吝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中所显示出的人性的矛盾与复杂让我们对严监生产生了诸多疑惑，他是否是吝啬鬼的典型？对自己的吝啬是不是可以用节俭来解释？
首先，什么是“吝啬”？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过分爱惜自己的财物，当用不用或当给的舍不得给。
从权威解释看，对自己财物的过分爱惜是其核心意识。孔子说“过犹不及”，如果用奢侈、节俭、吝啬来划分对待财物的态度，那么节俭最合中庸之道，是对待财物的最佳态度；奢侈和吝啬分列于节俭的两端，吝啬即“过”，对财物过分爱惜，甚至不用；奢侈即“不及”，对财物毫无爱惜之意，过多享用。所以两者都是消极行为，“吝啬之人”并不比“奢侈之人”值得称赞。
严监生花钱的标准异于常人。
小说第五回，严监生胞兄严贡生惹了官司逃避在外，差役找到严监生家，严监生“随即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然后连忙请他的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兄弟（以下简称“二王”）商量此事，最终以“十几两银子”了结了此事，其间丝毫不显吝啬之态。再看王仁嘴里的严贡生：“而今越发离奇了。我们至亲，一年中也要请他几次，却从不曾见他家一杯酒。”对比兄弟二人，严贡生的行为无疑才是世人眼中吝啬的典型。
严监生描述自家日常用度：“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读到此处，谁不大惊？一个“家有十多万银子”的人平时居然肉都舍不得吃，而他胞兄好吃到用“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两相对照，严监生颇为自己的省钱积财行为自得。
严贡生过于追求口腹之欲，真可谓“穷吃，吃穷了”；严监生则过于压抑正常需求，“当吃不吃”，所以这两人的行为均属异常。严贡生“当给的舍不得给”，只对别人吝啬。严监生“当用不用”，只对自己吝啬，因此他的行为极具欺骗性。通常我们不会抨击一个把自己吃穿用度降至极限的人，“省吃俭用”是其光环，但细加揣摩严监生的“不吃肉”和花钱替兄了结官司就可发现这中间的荒谬之处。
按理严监生应该先去严贡生家交涉，因为严贡生作恶与他毫不相干，他没必要花这笔银子，可他连上门的勇气都没有，无非是慑于严贡生平日的淫威，他怕惯了。他能想到的就是“忙着小厮去请”“二王”，“忙”字尽显严监生的无能，他自知无法应付，于是连思考的时间都没给自己留，近乎条件反射地去请“二王”想办法，显见已习以为常。最终严监生听从“二王”建议花钱消灾，以免官差无休止地纠缠，因此他对这“十几两银子”没有丝毫不舍，反而感激“二王”为他省了一大笔钱。
“胆小有钱”而又吝啬的严监生因自己的懦弱无能，表面主动、实则被动地拿出了这笔钱。胆小源自少智，少智导致他只能或只敢对自己吝啬，却无力谋划其他守财之道，于是形成一个死循环。所以严监生的“几不食肉”不是节约，而是愚蠢的遮羞布。
严监生及其发妻王氏最愚蠢的行为就是为了省钱而不看病。
王氏出场时“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但“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哪有家财万贯的主母样？她如此虚弱不堪，自是因为严监生病态的省吃俭用。
“二王”应邀前来，问病后说“总是虚弱，该多用补药”，言外之意是应该花钱给王氏治病了。严监生和王氏都习惯性地以自虐方式省钱，甚至觉得看病也是浪费，都心存侥幸，希望能不药而愈。“舍不得银子”看病，却舍得“整治一席酒”答谢只是出了个主意的“二王”。花钱看病天经地义，但严监生却有钱不看病，他为何如此不明事理？原因就在于他表面吝啬掩盖了的愚蠢。正是这种令人绝望的愚蠢让其一生都是守着白花花的银子过着苦哈哈的日子，最后“穷”病而亡。此次请客“二王”后，“王氏的病，渐渐重将起来”，不久病故。小说始终未明说王氏所患之病，但看完此回不难推断，当是由于劳心劳力地攒钱外加长期的营养不良而造成的虚弱枯竭，所以王氏病故的主要原因就是严监生的“当用不用”。
王氏去世后的第一个除夕，“严监生吃了几杯酒……掉下泪来，指着一张橱里，向赵氏说道：‘昨日典铺内送来三百两利钱，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腊月二十七八送来，我就交与他，我也不管他在那里用。今年又送这银子来，可怜就没人接了’”。严监生睹物思人落泪是人之常情，只是这物是银子，就有点别样意味了。赵氏是严监生由妾扶正的填房，她听了严监生这番怀念发妻的话后没有劝慰，只说：“你也莫要说大娘的银子没用处，我是看见的。想起一年到头，逢时遇节，庵里师姑、卖花婆、弹三弦琵琶的女盲人……那一个不受他的恩惠？况他又心慈，见那些穷亲戚，自己吃不成，也要把人吃；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这些银子，够做甚么！……倒是两位舅爷从来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思，这银子也不费用掉了，到开年替奶奶大大地做几回好事，剩来的银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举年，就是送与两位舅爷做盘程，也是该的。”赵氏的这段话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王氏在用钱上与严监生一样不合常情，自己生病不舍得花钱买药，却把千方百计省下来的钱给那些未必比她过得差的人，多半也是被人骗了。王氏“当用不用”的后果非常严重，后面赵氏扶正、严监生病故均与此有关。
我们再看赵氏对这“三百两”的安排：替王氏做法事、给“二王”作盘缠，应该说挺合情理的。按理严监生应该同意赵氏的安排，因为把这“三百两”原属王氏的“私房”用在与其相关的人事上是寄托哀思的最好方式，但严监生“听着他说，桌子底下一个猫就趴在他腿上，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那猫吓得跑到里房内去”。这一“踢”显然是迁怒、泄愤，针对的当然是赵氏的大手大脚，三百两银子绝非小数。那么他刚才因利钱想起王氏而说的那番话多半是在提醒赵氏应该像王氏一样节衣缩食，因为严监生已感觉到赵氏用钱不合他的标准，而赵氏非但没接茬，还以王氏用钱也不少来反驳他，严监生自然焦躁难耐，一时又无法反驳，只能发狠地踢猫出气。
而这一脚却“踢”出了王氏另藏的五百两银子，严监生对这笔意外之财只是“叹道‘我说他的银子那里肯用完了！像这都是历年聚积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在赵氏暗示王氏用钱颇多之后，面对突然出现的五百两银子严监生居然如此淡定，着实令人惊讶，这种反应说明他早已料定王氏不可能用完这笔私房钱，“那里肯”三字妥妥地显示出他对王氏节俭成性的笃定。
严监生接下来的举动很让人费解，“一回哭着，叫人扫了地，把那个干枣子装了一盘，同赵氏放在灵前桌上，扶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甚至“因此新年不出去拜节，在家哽哽咽咽，不时哭泣，精神颠倒，恍惚不宁。过了灯节后，就叫心口疼痛……后来就渐渐饮食不进，骨瘦如柴”。从王氏一息尚存时就大肆操办扶正赵氏的婚礼可以看出严监生对王氏没多少感情，那么为什么在王氏去世几月后他反而如此悲伤？此时严监生已发觉赵氏远不如王氏节俭，甚至近乎奢侈了，对比之下他才真正认识到在帮他守财方面王氏无人能及，因此严监生极其后悔没有及时医治王氏，以至悲痛欲绝。
严监生的“思念成疾”不是来自昔日的夫妻温情，而是忧心无人助其守财。严监生思念王氏的所有细节都与银子有关，两人不是没有感情，而是这感情的前提是以“一起不吃肉式的自虐”方式攒钱，极强的功利性磨损了夫妻“共苦”的真情。这种没有温度的夫妻关系导致严监生在王氏尚未去世就扶正赵氏，因此他思念王氏时的“不时哭泣，精神颠倒”无法让人产生同情。如果赵氏也没什么物质欲望，严监生还会如此思念王氏吗？
王氏病逝不仅让严监生花费了几千两白银，而且几乎摧毁了他本就可怜的自信，让他再次看到了自己的无能，简单的事理都判断不清。后来他病重，直至“饮食不进，骨瘦如柴”还不愿意吃药，除了舍不得银子外，还和他求生欲望较低有关，他已无力应对人世的险恶纷繁，严贡生虎视眈眈、赵氏不知节俭、“二王”见利忘义，王氏去世后他再无帮手，他为“钱”所累战战兢兢地过了一辈子，“厚人薄己”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和后果已让他不堪重负。
严监生硬生生把自己拖至病入膏肓，表面原因是不舍得花钱治病，实质上是没有吸取王氏病故的教训，没能改变自己一贯的行为方式。不是不知道命比钱重要，只是他沉沦于从牙缝里省钱的习惯中，从未考虑过用更有效的方式挣钱守财，他的见识让他只能用这种“省一分是一分”的笨办法来保住家产，所以连看病的钱都要省。
“不当用而大用”是严监生有别于其他吝啬鬼的最大特征，也更显其愚蠢之处。
王氏刚生病时，严监生没舍得请医生，后“二王”说“该多用补药”，他便“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但为时已晚。
徒具形式的“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无非是严监生在“二王”施压下的讨好行为。试以每天四位医生估算，两天即八位，且开的“都是人参、附子”，正常人听到八位医生说同样的话、开同样的药，肯定不会再花钱每天请四五个医生了，一定是遵医嘱安心吃药养病，那么严监生这种丝毫不给“人参、附子”时间发挥药效的行为究竟为何？
身为“廪膳监生”的“二王”对严监生极有影响力，他们发话严监生自当从命，更何况严监生还有大事相求。严监生毫不吝啬地给王氏用药，只是为了让“二王”感受到他唯命是从的恭敬，如此便可在赵氏扶正一事上得到支持，故而他在王氏松口答应赵氏扶正的次日“就叫人极早去请了舅爷来”。
对王氏的病从不舍得医治到过度治疗，表面上是因为严监生对王氏吝啬冷漠，实质上是源自他愚蠢的判断，他认为王氏只是小病，可以不药而愈。严监生没有花小钱治小病的勇气，无视“小病不治，大病难治”的常识，却有花大钱治重病的“魄力”，可笑还是可恨？
刚生病时，“当”用钱看病却不用，拖至病重难愈，却用了许多钱做无用功，严监生把这笔“不当用”的钱财看作是“当用”的，自欺欺人是最大的愚蠢。
赵氏原为严监生小妾，是严监生独子的生母。在王氏病重期间，赵氏“日逐煨药煨粥，寸步不离”，并向天祷告愿折寿以代王氏，最后王氏感动：“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忙”字足见赵氏心计，此前种种伏低做小就是为了这句话。“严致和听不得这一声，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听不得”“连三”写尽了严监生对王氏终于提出扶正赵氏的“喜出望外”和“迫不及待”，同时也说明他和赵氏对此事蓄谋已久，否则以其智商不可能一听王氏松口马上想到请“二王”来作证敲定。王氏应该也没想到严监生非但没有拒绝她的“扶正”建议，而且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甚至还反应迅速到“明日”就付诸实施，可以想象她寒彻心底的痛楚，只能无奈又愤恨地说：“这个也随你们怎样做去。”她甚至无力强调扶正赵氏的前提条件是“我若死了”，一个病入膏肓的正房已无法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可怜王氏一生为严监生克己守财却落得如此下场。
一场闹剧终于开场，严监生当着发妻的面举行了扶正赵氏的婚礼：“严监生戴着方巾，穿着青衫，披了红绸；赵氏穿着大红，戴了赤金冠子……管事、家人、媳妇、丫鬟、使女，黑压压的几十个人，都来磕了主人、主母的头。”“共摆了二十多桌酒席”，场面不小，虽无具体花费数目，但与“吝啬”二字肯定是不沾边的，只是这种不吝啬对王氏而言则是身心的双重摧残。这样当着发妻的面大张旗鼓娶续弦的也真是闻所未闻，目的只是为了让赵氏的儿子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家产，可后来这小孩竟夭折了。
其他人也就罢了，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二王”作为兄长为了银子竟坐视他人如此欺负胞妹，还说“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人情、人性何在？所谓让严监生为王氏多用些补药也并非出于手足之情，只为让王氏多活几日，他们便可多得些银子。
严监生如此费钱大办扶正赵氏的仪式，根源是“二王”曾对他说：“这事须要大做。”他认为“大做”后赵氏就会被最大程度、最大范围地承认，继而儿子就能顺利继承家产，由此他的财产就保住了。他不知道仪式越大，见证的人越多，越是一个笑话，尤其是王氏病故于扶正仪式举行的当晚，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她是被严监生和赵氏的“婚礼”活活气死的，所以赵氏的身份后来被严贡生在争夺家产时质疑也就不意外了。
这场婚礼无论从伦理人情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说都是不当办的。喜事叠加着丧事，喜事没有喜悦，丧事没有悲哀，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只是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严监生却为此花费了大笔银子，最终事与愿违，一无所得。所以除夕夜严监生想起王氏，势必想起这场婚礼和丧礼的巨额花费，结果与初衷相去甚远，因此他越想越憋屈，从而在自我否定中放任生命的耗损，直至死亡。
严监生的人生目标就是守住家产，为此他既节衣缩食，又铺张浪费，在这两个相悖的极端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进退失据、毫无主见、冷漠无情……但让人看得最清楚的还是他的愚昧无知、是非不分。他的“厚人薄己”没有给人留下一丝好感，因为“厚人”不是主动为善，不是慷慨助人；“薄己”不是为了帮助他人，也不是自己独自过苦行僧般的生活，而是同时绑架了妻子、孩子。“厚人”“薄己”都体现了严监生的无情，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感情，包括自己。他没有任何爱好，没有正常的喜怒哀乐，甚至钱也没有给他带来乐趣，这当然和他“不会用钱”有关，在严监生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丝人的生机生趣。如果说严贡生的无情来自奸诈，那么严监生的无情就是来自愚蠢，因为愚蠢所以无情，而缺乏情感滋养人的智性也必受影响，因此便愈加愚笨。
严监生一生寄命于金钱，却不会用钱，更没有“享用”钱，充其量只是个“两脚钱柜”，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一处有美感的地方，也没有一处有趣的地方，临终前伸出的两根手指，无言地纠结着第二根灯草是“当用”还是“不当用”，这也可算是他临终前急中生智的“创举”了，惜乎这幽微的智慧之光比那油灯还暗。
[作者简介] 汪渊之，女，汉族，江苏苏州人，苏州市职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