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城市的局外人”
——论迟子建《烟火漫卷》的城市书写

◎张成锟

长篇小说《烟火漫卷》是迟子建对她生活了三十余年的哈尔滨的全景式书写，更是城市在其创作中首次“以强悍的主题风貌”“独立呈现” 。学者往往据此将《烟火漫卷》视作城市文学的经典文本，认为其对迟子建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代表了她在城市书写上的突破。但是，虽然《烟火漫卷》中充满了对城市历史与城市景观的记录以及对人文风俗与市井生活的描绘，但外物的丰盈却无法弥合都市意识精神内核上的缺憾，迟子建依然以外来者的眼光观察着陌生的城市，题目里的“烟火”气在文中却难觅踪影，未能塑造出风格独特的城市空间与城市人物。

一、橱窗：景观化的城市空间

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主张，人们对城市的视觉认识依赖于城市的“可读性”，“即容易认知城市各部分并形成一个凝聚形态的特性” 。因此，选取恰当的城市景观以彰显“可读性”，使该城市清晰可辨，是作家在城市书写中一种常见的处理方式。但对城市景观无限度地描摹，而缺乏在地的生活气息，易使城市空间化为只可远观欣赏的“橱窗”，陷入“景观化”的问题。

周志强在《景观化的中国——都市想象与都市异居者》中指出，“当城市不再为了居住而是作为自在形式的时候”，“都市”就变成了“景观”，城市景观的塑造会将身处城市的当地人变成他者，“将具体生活中的人变成抽象的审美观察者” ，变成用陌生眼光观察城市的“异居者”。

迟子建在《烟火漫卷》中较为普遍地运用了陌生化手法，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仿佛是哈尔滨的异乡人，细致入微地体察着周遭的一切。较为明显的是，本就初来乍到的母子黄娥和杂拌儿，他们由田园牧歌式的小镇来到都市，一面惊异于哈尔滨西式建筑的华美，一面又比对着城市与老家的景物，不无戏谑地静观城市的种种病症。作者还设置了让黄娥绘制哈尔滨地图这一情节，让读者可以跟随黄娥的脚步一道接触哈尔滨的城市景观。

容易忽略的是，在叙事中刘建国、于大卫等本地人也被赋予了几分陌生化意味。一方面，这与迟子建采取一年四季线性叙事结构小说不无关系。小说的十六章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整齐地被拆分为四部分，每部分开篇会详尽地描摹哈尔滨的风土人情，且自然风光尤甚，随后再推进故事的主要情节。但问题在于，篇首的城市景观与人物的行动较为割裂，例如小说交代了哈尔滨人钟情于啤酒，夏季喜欢露天烧烤，秋冬季喜欢食用炖菜等饮食习惯，但在情节中却缺少对人物日常生活饮食细节的书写。这种割裂感使得人物与城市生活关系微弱，似乎都和黄娥一样是这座城市的陌生人。

这种陌生感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城市景观巡礼式的描绘上。凯文·林奇将城市意象的元素分为五类：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烟火漫卷》中对城市景观的描写主要集中在标志物上。哈尔滨的几座跨江大桥、新老音乐厅、犹太公墓、各色西式教堂、多处市民公园……无论是历史遗址还是现代建筑，迟子建都投入了大量笔墨，但这些建筑大多与本地人的日常生活无关，更多的是文旅意味，且迟子建事无巨细到写建筑的艺术风格，写教堂有几根梁柱、公园种有哪类花草，更增添了些许旅游导览的意味。同时，这些景观在故事中的植入有时略显生硬，例如小说中设置了热爱建筑的于大卫在城市中漫步摄影，这无疑将原本在地的于大卫置于与黄娥一样的角色——似乎是第一次来到这些地标，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再如人物对话中，刘建国由寻找铜锤联想到曾经每天乘坐有轨电车，翁子安为救黄娥祈祷，承诺会捐助湿地保护项目，让丹顶鹤有美好的栖息地，旧货市场的摊贩说散摊后要去张包铺或范记永这些老字号吃饭，等等。然而，恰如翁子安对刘建国有轨电车的记忆不感兴趣的回应，对于不熟悉黑龙江哈尔滨风物的读者来说，这些被生硬植入的城市景观吸引力有限。

小说中最值得分析的城市景观是榆樱院，这种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式的民宅曾经是哈尔滨的中国居民的典型居所。但岁月更迭，这种建筑已经不再是原本商居两用、前店后厂的模式，而是变成了外来者寓居的大杂院。黄娥母子、大秦小米和小刘胖丫两对情侣，他们只是迫于生计压力暂住在这个破败的院子里，对于迟子建费力描摹的榆樱院中的彩绘玻璃、雕花窗棂等物件，早出晚归的他们无暇顾及，甚至失手损坏也不以为意。他们对城市生活有很多想象，例如小刘胖丫想将西方歌剧与东北二人转融合，一炮走红并在哈尔滨站稳脚跟，但现实是他们与城市若即若离，与城市的风韵更是格格不入。这种由异乡人聚居的榆樱院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哈尔滨的世俗生活，缺乏当地独特的生活气息，只能沦为一种孤立的景观。

在这些文字的综合作用下，《烟火漫卷》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哈尔滨有无数的景致可供游玩、观赏，但唯独不是供人居住生活的。这种生活气息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小说中从未出现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家庭：刘光复晚年身患癌症却与妻子两地分居，刘建国心系寻找铜锤始终未成家，刘骄华和丈夫生活不睦以致双双出轨，于大卫、谢楚薇夫妇在丢掉铜锤后再无子嗣，黄娥的丈夫卢木头因疑心她出轨而被气死，儿子杂拌儿也因她与翁子安相好而出走。从这一角度看，许多学者将《烟火漫卷》的主题定义为“寻找”是妥帖的，缺少家庭依靠的主人公们在城市中不断寻找，无论是寻找孩子、寻找父亲还是寻找自己的身世秘密，其根本都是寻找依靠与归属感。但小说的结局恰恰印证了他们寻找的失败，对哈尔滨终究缺乏归属感的角色们最后纷纷走出城市，归隐自然。

“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 虽然迟子建在小说中利用大量的城市景观塑造了一个四时景色各异、建筑美轮美奂的哈尔滨，但倘若将这些城市景观移除，小说中所记叙的人们在清晨与夜晚忙碌地穿梭着的哈尔滨则与其他城市并无二致，只能沦为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所说的“通属城市”。一切的症结在于，迟子建并未能将城市景观与世俗生活相联系，未能探寻到哈尔滨的气质与灵魂，这是《烟火漫卷》在城市空间书写上的一大缺憾。

二、木偶：平面化的人物形象

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曾多次强调城市与久居其中的人们的精神相互联结，写出城市人特质的重要性：“没有写得像回事儿的‘城市人’，就永远不会有他们各自的‘城市’。”“城市小说固然不妨追逐捕捉色、形、线，但为着捉住城市灵魂，还得寻找城市人、城市性格。” 但当下城市文学的一大问题却是“人”的缺席，孟繁华曾指出：“当下的城市文学虽然数量巨大，我们却只见作品，不见人物。” 在这方面，《烟火漫卷》亦未能免俗，没能塑造出丰满圆融的人物形象。

在迟子建写出《伪满洲国》后，王安忆曾在信件中写道：“长篇小说的篇幅和体积也是一个压力，它将短篇里的那种童话世界压成了现实，这还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那时候，你的童话会扩大为巨大的神话，加油！” 多年过去，迟子建的小说中的确形成了一种神话的特质，情节的传奇性大于现实感，人物的神性大于人性，这在《烟火漫卷》中依然显著。

正如小说中刘骄华对他们兄妹三人的评价“都算半个理想主义者呢” ，《烟火漫卷》中的人物带有一种理性主义式的偏执。刘光复生命垂危时还心念自己拍摄的东北工业纪录片，刘建国为寻得铜锤别无他求，刘骄华身为退休狱警仍致力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他们的人生都各自系于一点：文化、责任、正义。这种坚守理想信念的角色在迟子建笔下是常见的，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女酋长对守护鄂温克族民族传统的执着，都市题材小说《起舞》中丢丢对半月楼遗址的保护，《晚安玫瑰》中吉莲娜对犹太教义的虔诚等。但理想主义的反义词是现实主义，执着使人物的行事方式缺少生活的现实感。刘建国为赎清内疚之情穷极一生寻找铜锤尚能理解，但因设想铜锤是犹太后裔势必热爱音乐、建筑，刘建国流连于音乐厅，于大卫徜徉于老城区的行为就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了。诸如小鹞子飞入城市后葬身塑胶跑道、卢木头疑心黄娥出轨而暴亡，这些情节就像《起舞》中的丢丢纵身一跃，妄图以肉身拦住驶向半月楼进行拆迁的推土机一样，都是以夸大的传奇色彩掩盖了世态的现实感。

这种执着于理想信念的人物形象，并不能很好地展现世态人情的复杂，甚至与社会历史也有一定的疏离感。例如，刘建国曾在东北下岗潮中失业，但他不仅不感到失落，反而觉得可以将生活重心放在寻找铜锤上；刘光复身为国企干部，对下岗潮的回忆是上门闹事的工人让他缺乏安宁；刘建国憎恨 1977 年恢复高考，致使他代友看管铜锤时将其遗失遂贻误终身；黄娥憎恨七码头兴起陆路交通，导致她探望刘文生却气死丈夫卢木头。一直以来，以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勾连出宏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迟子建习惯的叙事方式，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女酋长将往事娓娓道来，展示着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对鄂温克部落造成的影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部落不可避免地要遁入历史幕后，但《烟火漫卷》中的人物，对高考恢复、下岗潮等历史事件产生了迥异于大众情感的反应，这使他们的理想难以唤起读者的共鸣。

城市空间的一大核心特质是多样性，“城市拥有众多人口，人们的兴趣、品位、需求、感觉和偏好五花八门、千姿百态”。但对于理想主义者而言，他们棱角分明，并不能兼容世俗的多元化，这一点最明显的是恪守正义的刘骄华。退休后的她对城市中的“小恶小坏、小奸小诈、小阴小损、小贪小占、小抢小夺”“有了陌生感”，施工工人的偷工减料、广场舞大妈的扰民行径令她大为光火。而在熟悉城市世态的作者张爱玲看来，这些小市民的秉性是“奇异的智慧”，是“坏得有分寸”，谁也无法在道德制高点上苛责别人，“谈到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

城市文化同样是兼容并包、雅俗相济的，优秀的城市文学往往能够以平民化的趣味体察市井风情，而《烟火漫卷》中的人物更多体现着对雅文化的崇尚。小说中的老哈尔滨人多身处中上阶层，又有外国侨民后裔的身份，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贵族的遗风。于大卫抱怨市民剜蒲公英和荠荠菜，使城市缺少了野花的景致，而不能理解中国百姓采摘野菜的乐趣，更不理解百姓获得免费食物的喜悦；刘骄华的儿子小李认为贵族的早晨是九、十点开始的，于大卫、谢楚薇夫妇早餐则在江景房享用着咖啡，和作者希望塑造的为哈尔滨破晓的百姓生活分外疏离。他们有着较高的精神追求，如于大卫生活节俭，车是二手的，烟也要抽农村旱烟，但对音乐、摄影等高雅艺术一掷千金，似乎现代都市的物欲对有着虔诚信仰的他们毫不奏效。

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崇尚高雅与热爱自然，这是《烟火漫卷》中人物的核心词汇，在生灵昼夜奔波不息的哈尔滨，他们超凡脱俗，仿佛“喧嚣都市的局外人”。有学者将这些人物总结为“善的共同体”，这自然是妥当的。但就城市文学文本而言，我们能在老舍笔下看出老北京人的顺适与忍让，能在王朔笔下觉察新北京人的局气与痞气，在张爱玲笔下窥见上海人的势利与精明，武汉人则被池莉写得乐天而又泼辣，而《烟火漫卷》只是写到了哈尔滨人爱好音乐或热爱建筑，哈尔滨人与西方宗教有难解之缘，也确乎写出了人们内心的良善。但我们很难简单地用一个“善”字去归纳一个城市的人的特点，作品终究未能描摹出独属哈尔滨人的城市性格，难以定义哈尔滨的城市精神，致使人物形象沦为执着于空洞理念的木偶。

三、顽疾：城乡二元对立的观念

《烟火漫卷》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迟子建的写作惯性。例如以一年四季结构小说的方式最早在《北极村童话》中就初现端倪，第一部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晨钟响彻黄昏》始于早春终于年关，和《烟火漫卷》的时间布局一致。《起舞》《黄鸡白酒》《白雪乌鸦》等书写哈尔滨的作品中也有季节的痕迹。将自然时间引入城市生活，可以有效避免对陌生且固化的酒吧、咖啡厅、摇滚乐等现代城市符号的复写，也能将城市书写拉回自己熟悉的自然领域。再如人物形象上对老人特别是慈祥的老妇人的塑造，亦是在《北极村童话》中的苏联邻居中就有所显现，之后《苦婆》中的苦婆、《晚安玫瑰》中的吉莲娜、《烟火漫卷》中的谢普莲娜都是对这一形象的延续，甚至《烟火漫卷》中的主人公刘氏兄妹、于大卫夫妇等人都是年逾半百的中老年人，这一类人物有复杂的人生经历可供回忆，可以将个人生活与历史叙事相串联，以展现恢宏的社会历史图景。

但迟子建写作最大的惯性莫过于秉持着乡土与自然的观念，来洞察并针砭城市的种种弊病。迟子建曾谈道：“当我童年在故乡北极村生活的时候，我认定世界就北极村这么大。当我成年以后到过了许多地方，见到了更多的人和更绚丽的风景之后，我回过头来一想，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无意之间，迟子建透露出的信息是：北极村永远是她的文学故乡，她始终以乡村的视角看待世界，“即使书写城市，其底色仍然是乡土”。

《烟火漫卷》中的城市空间几乎是灾难与疾病的源泉。小说核心情节铜锤的遗失就源于刘建国由乡村返回城市，才在火车站遭遇变故。黄娥在哈尔滨漫步绘制属于她的城市地图，但她并非本雅明所说的“都市漫游者”，而是以警惕的态度审视城市，认定城市对儿子杂拌儿来说危机四伏。小说中，久居城市的人不同程度上患有各种病症，例如因胰腺癌去世的刘光复、摘除子宫后无法生育的谢楚薇、高血压去世的老郭；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疾病，如刘骄华的偏执及酗酒、谢楚薇在孩子失散后的疯魔、于大卫怀疑自己生育能力等。

这种以二元对立的视角，将城市视为恶与堕落的根源伴随着迟子建城市书写的始终，《晨钟响彻黄昏》中主人公宋加文曾感慨道：“站在城市的阳台上，看不见北斗七星，一颗星星也看不见，我知道天并没有阴，而是因为城市的尘埃烟云挡住了星星。一个不需要神话的城市，到处都流着脓血。”而他自己正在堕落的城市中日渐溃烂。小说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刘天园自杀后，她的姐姐控诉着她死在城市里，她痛恨城里人。另一部以哈尔滨历史为核心的作品《晚安玫瑰》中，赵小娥几经波折终于有了在城市安身立命的房子，但物质的富足却带来了精神的崩溃。《烟火漫卷》的结局或许是迟子建向内心空虚的城市人开出的一味药，众人纷纷离开罪恶的都市返回良善的乡村，告别烦冗的生活在自然中返璞归真。但现实世界中这味药却很难奏效，“对乡野的怀恋只是他们的一种精神需要而不是现实需要”，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矛盾处境”，前往乡村的设定显得荒谬。

将城乡与善恶简单地相互关联，折射出的是迟子建在现实问题处理上的力不从心。就这一点而言，曾镇南为迟子建第一本小说集《北极村童话》所作序言的评价依然适用：“到处有人间烟火，到处有社会性的人与人的冲突。一个真正洞察人间烟火的作家，是不能回避对现实关系、对社会冲突的认识和艺术掌握的。这一方面，迟子建还显得稚嫩了一些。”《烟火漫卷》并未能写出现实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冲突，漫卷着的只能是迟子建以北极村的眼光看到的最为熟稔的自然风韵和人性光辉，而非人间烟火，她为这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留下了她的一滴泪。

但更应看到的是，迟子建在城市书写上的疏漏并非个例，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影响下，这普遍存在于带着乡村经验踏入文坛的作家们身上，“他们不仅仍然固守在过去的乡土中国，对新文明崛起后的现实和精神问题有意搁置”，他们仍心念于乡村桃花源，而不愿将城市空间作为审美对象，将良善、自然等一切美好的词汇赋予乡村，而全然不顾在现代化的冲击下，田园牧歌已成一种虚无的乌托邦。

就现实层面来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城市化迅猛发展，中国正和全世界共同迎来一场爱德华·格莱泽口中的“城市的胜利”。但就城市文学而言，城乡对立的顽疾却依然萦绕在作家笔端，作家们对城乡巨变带来的感触有些迟缓，除却北京、上海等地城市文学取得一定成绩，其他城市在文学中依然风貌不清，我们期待未来文学中能有更多独树一帜的城市空间、城市人物、城市精神的书写。